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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又名《唐柳先生集》、《唐柳河东集》、《河东先生集》、《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另有外集二卷、补遗一卷)。唐柳宗元著。通行本有:一、南宋庆元六年(1200)以前刻《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集》;二、南宋世彩堂刻《河东先生集》;三、南宋原刻、清《四库全书》抄本《五百家注音辩柳先生文集》;四、明正统十三年(1448)刻《增广注音辩唐柳先生集》;五、明嘉靖(1522—1566)年间刻《唐柳先生集》;六、明崇祯六年(1633)刻《韩柳全集》本;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柳河东集》;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柳宗元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进士。历任校书郎、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永贞元年(805)起与刘禹锡等参加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革新运动,任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被贬为邵州刺史,又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撰写《贞符》、《非国语》等。后迁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刺史,故又称“柳柳州”。在柳州撰写了《天说》、《天对》、《答刘禹锡天论书》、《封建论》等哲学著作。在政治上,主张巩固皇权,抑制藩镇割据;打击宦官,罢禁宫市;明赏罚,任人唯贤;废止苛捐杂税,免除积欠课税租赋。在哲学上,主张世界万物由“元气”产生的“元气”说;批判天命鬼神,坚持天人“各不相予”说,强调“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提出“合焉者三,一以统同”的宇宙运动规律;认为历史发展由“生人之意”乃由此产生的“势”所决定;主张儒、佛、道三教调和。在文学和美学上,提出“文以明道”、“因人而彰”和“奇味”等思想。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思想对后人影响较大。事迹见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等。

《柳宗元集》为柳宗元作品的总集。有《文集》四十五卷。卷一为雅诗歌曲,卷二为古赋,卷三为论,卷四为议辩,卷五至卷六为碑,卷七为碑铭,卷八为行状,卷九为表铭碣诔,卷十为志,卷十一为志碣诔,卷十二为表志,卷十三为志,卷十四为对,卷十五为问答,卷十六为说,卷十七为传,卷十八为骚,卷十九为吊赞箴戒,卷二十为铭杂题,卷二十一为题序,卷二十二为序,卷二十三为序别,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五为序,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为记,卷三十至卷三十四为书,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为启,卷三十七至卷三十八为表,卷三十九为奏状,卷四十至卷四十一为祭文,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三为古今诗,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五为《非国语》。《外集》二卷。卷上为赋文志,卷下为表启;《外集补遗》一卷包括志、启、状、表、诗、颂、注等。《附录》收录自唐至清的学者有关柳宗元的传、年谱、纪、墓志铭、祭文、庙碑、序、题、叙、跋、书志、解题等,另有辨伪杂录。

在《天对》中,以回答战国屈原的《天问》的形式,明确提出唯物主义的元气论,认为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晣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这就是说,宇宙是悠远渺茫的,那些关于天地宇宙起源的传说是不可信的。昼夜的交替、万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元气运动的表现。惟有元气是唯一的存在。

在《天说》中进一步认为元气和天、地、阴阳一样都是物质:“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地、元气、阴阳虽大,本质上“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这就肯定了元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并无神秘的地方;天地、阴阳均由元气统率,万物统一于元气。

有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元气,那元气又是怎样产生万物和使万物运动变化呢?《天对》指出:“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原来元气中的阴、阳,加上天,三者结合,由元气统帅,元气缓慢地吹动,造成炎热的夏天,疾速地吹动,造成寒冷的冬天,炎热和寒冷即阴阳互相作用,使万物的产生和运动变化。

在《非国语》中,柳宗元进一步对元气运动的规律作了探讨:“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以 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同时《非国语》认为天地是无限的:“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天对》也认为:“无极之极,漭游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具有世界在时空上无限的思想。

在《贞符》中,对“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作了批判:“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岃岃,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后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在对神学思想批判之同时,《非国语》还用人来打击“神”:“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谓“受命”,就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贞符》)。因为“人”、“神”是两回事,所以“天”、“人”也不相预,人事的功、祸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说》)。

在《封建论》里,认为社会制度的形成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并认为部落、国家均是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由这种“重势”的观点出发,《封建论》认为“封建制”的产生也是形势所决定,不是以汤武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是“私其力”的“封建制”被“公之大者”的“郡邑制”所代替。

有关《柳宗元集》的研究有南宋《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其注本中保存了前人沈晦、任渊、孙汝听、刘崧、韩醇、童宗说、张敦 、文谠、陈颚等人对柳文的训诂、考证,其中所列的注释者还有李石、冯时行、李焘、洪迈、张孝祥、吕祖谦等人;南宋《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柳州文可疑诸篇》;清陈景云《柳河东集点勘》;清吴汝纶《柳州集点勘》;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等。

(于鹏彬)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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