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衡州集

〔唐〕吕 温

《吕衡州集》，一名《吕和叔文集》，十卷。唐吕温撰。宋本与《骆宾王集》十卷、《李元宾集》六卷，合而为《唐人三家集》；另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述古堂精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标点本等。

吕温（722—811），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思想家。从陆贽治《春秋》、梁肃为文章。唐德宗贞元末擢进士第。历任左拾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等职。与韦执谊厚，因善永贞革新集团主要人物王叔文，永贞革新败，王叔文等坐贬，吕温因随张荐出使吐蕃未还，得以免受牵连。宪宗时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举发不实，贬为均州刺史，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状，世以吕衡州称之。《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传。

《吕衡州集》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如下。

一、宽猛相济。《吕衡州集》继承了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在德刑关系问题上，认为必须坚持“导之以德”，以期使人“迁善远罪”。至于刑罚的宽和猛问题，要求做到相互为用，“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务期达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要求（见《人文成化论》）。

二、反对法律特权。唐代法律，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等级特权法，同一犯罪，因身份贵贱而刑罚有轻重之别；犯罪者如在“八议”之列，则享有更优的法律特权。《吕衡州集》倡法律平等之说，反对政治上的特殊等级得享法律宽恕。对当时“功臣恕死”，即对有功勋的大臣预先免除死罪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讨有罪，不可以不刑。盖刑者，圣王所以佐道德而齐天下者也。功济乎物，不可以不赏，赏劝乎功，不可以不信。盖信圣王所以一号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则恕死之典，弃信而废刑，何以言之？……若乃猾如狗盗，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许其慕生廉耻，自周名节，非所以导之以德，而劝小人之善也。”（《功臣恕死议》）圣明的君主，对有功之臣，应“安之以爵禄，护之以纪律，明之以好恶，耸之以祸福”，以使其“迁善远罪，保勋全名”。恕死的规定，“挠权乱法，以罪宠人，堕信赏必罚之典，亏昭德塞违之道”（同上），实为圣明君主所不取。

三、反对纳粟除罪拜爵。认为赏罚乃国之大本，应严肃对待。喜必待功而赏不僭行，怒苟得罪而罚无轻赦。今许纳粟除罪、拜爵，乃废法以罚人，废功以赏人，使忘其本业，沮劳而惠奸。“何以言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而班爵于并兼之家，析圭于滞积之室，使屠沽贱隶凌驾英豪，苟有怀于廉耻之心，岂复致患难之死？虽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赏不足以劝矣。天讨有罪，刑兹无赦，而挠权于残贼之徒，屈法于奸宄之党，使凶人酷吏言暴无伤，苟开必免之门，孰惩罔极之恶？虽临以斧钺，驱于鼎镬，而刑不足以威矣。”（《复汉以粟为赏罚议》）造成赏不足以劝、刑不足以威的局面，是由于纳粟除罪、拜爵的实行，致使刑赏二柄被弃置于无用之地。另一方面，国家的爵位和刑罚，如果可以用粟米换取和免除，则贪生爱利之徒，有谁不愿“空陇亩而贷圭组，竭仓廪而救死亡”？这必然导致农业荒废的恶果：“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业；免罪者如释悬磬，曷保其生聚，虽使三公九卿躬执耒耜，而啬不可以务矣。”（同上）所以，这种纳粟除罪拜爵办法的实行，是“习近古之失策，采庸臣之诡论”，不利于国家，亟应废除。

（杨鹤皋）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