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苑集

〔唐〕陆 贽

《翰苑集》（或称《陆宣公奏议》），十卷。唐陆贽撰，唐权德舆编。有清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刻本、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和《全唐文》本等。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市）人。唐朝大臣、政论家。大历进士，中博学宏辞科，授华州邓县尉。德宗李适为太子时便知陆贽才德出众，即位后不久，召贽充任翰林学士，参与机谋。建中四年（783），朱泚叛，他随德宗奔奉天，转为考功郎中，时朝廷文件诏令，多由他起草。李怀光叛，德宗被迫逃往梁州，陆贽扈从，转谏议大夫。德宗还京后，转为中书舍人。贞元七年（791），拜兵部侍郎，知贡举，余职皆解。次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意两年之后，便为户部侍郎裴延龄所谗，罢相，贬为忠州别驾。十年后，顺宗李诵即位，欲诏还，诏未至即卒。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旧唐书》卷一三九、《新唐书》卷一五七有传。陆贽有著述多种，除权德舆《序》称“制诰奏议”而外，曾有《诗文赋集》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议论表疏十二卷”、“备举文言二十卷”、“遣使录一卷”、“集验方十五卷”。

《翰苑集》所收制诰属贞元中叶以前的诏诰文书，涉及当时诸多政治事件，对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以至民族关系，颇有价值，奏草与中书奏议均属陆氏个人奏疏。因陆氏出入禁闱，掌握巨柄，所条陈之事，亦涉及当时政治生活重心，为研究唐史的珍贵资料。《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录贽文十余篇。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之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

《翰苑集》主要内容着重是关于时政方面，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流传甚广，古今评论甚多，如《新唐书》称：“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新唐书·陆贽传》）本书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如下。

一、先德后刑。《翰苑集》是唐中期一部儒家代表作。特别是表现在德与刑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承袭了儒家德刑兼用、先德后刑的思想。认为人君治国，根本问题在于掌握权柄；而掌握权柄的关键，则在于“明其德威”和“审其轻重”：“夫人君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国之权，在审其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也，轻与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恃威则德丧于身，取败之道也；失重则威轻于己，启祸之门也。”（《论关中事宜状》）德和威二者虽不可偏废，但并非齐头并进，不分主次。认为德教优于刑罚，所以主张先德后刑。“政理之体，先德后刑。礼义兴行，故人知耻格；教令明当，则俗致和平。然后奸慝不萌，暴乱不作。古先哲后，莫不由斯。”（《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这是本书对于封建治国之道的总结。

二、约法省禁。《奉天论赦书事条状》篇指出：“刑谪太峻，禁防伤严，上下不亲；情志多壅。”其结果必然是社会危机的加深。于是奸人乘机起事，皇帝也不得不远迁奉天。朱泚叛乱平定后，由皇帝出面，承认过去所设繁法严刑的举措失当：“夫人情不常，系于时化；天道既隐，乱狱滋丰。朕既不能宏德导人，又不能一法齐众，苟设密网，以罗非辜，为之父母，实增愧悼。”（《奉天改元大赦制》）于是决定必须约法省禁，削除苛法：“朕既不德，致寇兴祸，使生灵无告，受制凶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择？或亏废名节，或贪冒货利，陷于法网。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抚之以道，乃欲绳之以刑，岂所谓恤人罪己之诚，含垢布和之义？涤清污俗，咸与更新，可大赦天下。”并且规定：“自兴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这虽然只是就朱泚叛乱事件中附逆的那些人而说的，但反映出当时刑事政策的变化，即由严刑峻法到除苛省禁。

三、严明赏罚。唐德宗怀疑心重、刚愎自用，常以意代法，赏罚任情。“人君运意出于法外”，以致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法律成为具文，国法军令不能贯彻。“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奉，以苟岁时”，甚至“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新唐书·陆贽传》）。长此以往，势必国将不国。《翰苑集》认为赏罚是人君之二柄，凡欲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莫不恶诛罚而喜庆赏。因此，圣明的君主应据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据民之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人君只有出以公心，信赏必罚，方能治理天下：“信赏必罚，霸王之资；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信赏在功无不报，必罚在罪无不惩。非功而获爵则爵轻，非罪而肆刑则刑亵。爵赏刑罚，国之大纲，一纲或棼，万目皆弛，虽有善理，末如之何。”（《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所以说，一定要明正赏罚，严肃地维护赏和罚这种国家的纲纪。

四、轻徭薄赋。在治国理民方面，《翰苑集》强调民为邦本，“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所以重视人民生计，主张轻徭薄赋。然而，当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统治者骄奢淫逸，地主豪强“厚敛促征，皆甚公赋”。官税每亩收五升，地主豪强却私收租税“殆有至一担者”，二十倍于官税，极不合理。因为“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在《优恤畿内百姓并除十县令诏》、《请谴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等篇中，反复申述轻徭薄赋的主张。特别是在“四赋”中，强调提出“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佣，估商贾以均利”，即根据年成丰歉、收入多寡和劳力强弱等，来确定赋税徭役轻重，不难看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

《翰苑集》提出的许多政见，当时虽未能施行，但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评曰：“其文多出于一特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这个评论是较为中肯的。清人张佩芳有《陆宣公翰苑集注》，附年谱一卷。今人则有刘泽民校点《陆宣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王素整理《陆贽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等。

（杨鹤皋） kQDdGcksMhrq+neO7v1ngbppNOmXqDRrTFp8zrXe6ukn3useVgBBLlKDcOSw/K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