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数字大潮下的产业发展新机遇

目前，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法规，逐步构建了数字经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为数字经济的安全和规范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数字经济各产业深入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孕育了新机遇。

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推动力

国家级创新发展试验区擘画数字经济发展新蓝图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发布《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重庆市、四川省等地作为试点，在数字经济要素流通、新型生产关系、资源配置、产业集聚等方面先行先试。2020年11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2021年11月，深圳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结合各地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的五个重要趋势：一是数据中心和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地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选项；二是产业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迭代发展的压舱石；三是鼓励研发资源共建共享，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布局；四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城乡建设规划及产业规划深度融合；五是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开辟数字经济新蓝海。2025年3月，公开信息显示，国家数据局函复同意天津市、河北省（雄安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等7个地方开展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和实践创新持续推进。

地方立法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制方案

2020年12月24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条例》重点明确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保证存量与增量并重；二是建立省市县联动机制提升数据资源管理、安全预警和安全处置响应能力；三是鼓励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试验区建设；四是推动治理、产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发展；五是在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融资贷款、人才供给等方面创新政策工具，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从产业发展环境来看，《条例》为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纳入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地方相关的产业规划也会进行相应调整，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2021年9月1日，《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为破除阻碍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作出了进一步探索。

“十四五”规划明确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

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数字中国”单列一章，明确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的“四位一体”布局。四个部分既有逻辑上的递进，又有建设内容上的深度融合。《纲要》提出了七类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纲要》还提出了十类数字化应用场景：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及水利、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文旅、智慧社区、智慧家居和智慧政务。目前来看，数字经济七大核心产业的产业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十大应用场景发展程度不一，有的处于探索期和起步期，有的较为成熟，总体来看，依托我国庞大的市场，上述应用场景发展潜力巨大。

关键生产要素支撑力

打造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数据中心体系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根据数据中心整体布局要求，到2025年，东西部数据中心要实现结构性平衡，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运行电能利用效率降到1.3以下，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使用率明显提高，公共云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社会算力获取成本显著降低。从数据中心建设现状来看，一方面，如何根据实际建设需求和能耗约束优化数据中心布局面临重大挑战；另一方面，符合规划要求的数据中心建设有望获得能耗等政策支持。

数据交易所探索新型数据交易模式

随着大数据的广泛普及和应用，数据资源的价值逐步得到各行业的普遍重视和认可，数据交易需求也在不断增加。2021年3月31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成立，北京数据交易系统同步上线。同年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成立。2022年11月15日，深圳数据交易所成立。数据交易所的基本定位是数据中介服务商和代理人，主要职能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交易所中介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五种核心能力的打造：数据信息登记服务能力、数据产品交易服务能力、数据运营管理服务能力、数据资产金融服务能力和数据资产科技服务能力。

重构数字时代的人才培养体系

2021年4月19日，人社部发布《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提出要重点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同年11月5日，中央网信办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人才需求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人才培育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传统的就业管理和服务模式、人才评价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必须加快形成涵盖数字化综合管理人才、数字化应用人才、数字技术研发人才以及掌握通用数字技能的劳动者的数字人才体系。

数字市场的牵引力

国企数字化转型打造智慧产业新增长极

2020年8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就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部署。2021年10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央企业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制造类、能源类、建筑类、服务类等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和路径不同，应牢牢抓住国企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管理、数据、安全四方面市场机遇，见表1.1。

数字产业链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2021年11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涵盖数据生成、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安全等关键环节的大数据产品图谱，构建稳定高效的大数据产业链，延伸行业价值链，加强行业大数据开发利用。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环境来看，我国数字产业链上、中、下游均面临严峻挑战，如表1.2所示。应加强点线面贯通，加快补齐数字产业链短板，打造产业链数字化协同体系，形成多生态跨产业链新格局。

新型城镇化孕育多层次数字市场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重点强调以人为核心，并对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和目标。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持续推进，农业人口的转移将带来数字市场的新机遇。城市群和都市圈需要构建全新数字空间动力系统，韧性、人文等城市建设的新理念和智慧县城海量需求将催生数字经济的新场景。

专栏：数字蓝海驱动人力资源素质模型系统性重构

人才需求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是政府对数字治理人才需求强烈。数字经济引发的新模式、新业态对传统经济形态产生巨大冲击，对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监管重点会逐步转向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对人才的需求也从适应传统人力监管向适应数字化监管转变。

二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应用人才需求强烈。传统企业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管理数字化、生产智能化、服务平台化的变革需求，正在谋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维护、物流仓储、上下游供应链等各个层面的数字化融合。人才需求重点聚焦于将数字化专业技术与企业转型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

三是科技企业对数字技术研发人才需求强烈。科技企业聚焦于信息、电子、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产业领域的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探索融合技术、搭建底层架构、开展产品研发，具备专业素养的数字人才或高端领军人才是企业抢占数字技术高地的关键。

四是个人对数字技能和新兴技能需求强烈。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带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将减少简单劳动需求。人工智能等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广泛应用，在替代大量中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将创造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为避免“技术性失业”风险，数字技能提升成为个人应对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

传统人才培养管理模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需求

一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当前，我国数字人才培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尚未完全匹配，“两张皮”问题普遍存在，亟须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提高行业企业参与教育办学程度，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需求导向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高水平创新人才供给不足。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拥有大量数字人才资源，但目前数字人才分布存在断层现象，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高尖端核心技术人才、领军型人才、卓越工程师以及基础研发人才供给不足。

三是就业服务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驱动力的经济形态。传统的就业管理和服务模式、人才评价制度已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就业存在一定制约，亟待完善升级。

多方联动重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对政府而言，应强化政策的有效供给，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政策体系。加大产教融合引导力度，统筹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的协同规划与落实，围绕政策规划、体系架构、应用实践等核心内容，指导发布分区域、分层次、分行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指南，编制数字经济系列培训课程体系。依托各类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分级分类开展线上线下培训，将数字技能培训全面融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在岗教育，加快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体系建设，培养一批数字产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对企业而言，应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建立数字人才引进、培育、激励的人力资源体系。以需求为准则，统筹推进企业数字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基于企业数字化战略发展需求，建立匹配企业业务需求发展的个性化、精准化、敏捷化、动态化的数字人才画像库，针对不同层级的数字人才制定系统化的培养方案。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和薪酬体系，加强校企深度合作。针对数字技能劳动力供应缺口，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联合培养机制和共享机制，构建开放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对个人而言，应着力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打造在数字时代综合运用数据资源的新型能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个人在数字交流、数字消费、数字安全、数字健康等数字技能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从供给侧来看，应依托现有教学资源，围绕数字技术重点领域，开设并推广人工智能、大数据、基础软件等“新工科”专业，重构数字人才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机制，提升系统化数字技能供给能力。打造基于互联网的多学科联合、多方参与的开放式培养平台，面向高校学生、科研人员以及企业实践人员等，开展数字经济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实践教学，促进人才培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实现全方位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