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焦虑症（焦虑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表现为在日常情况下的过度担忧和恐惧，并伴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运动障碍、睡眠障碍等症状。该病起病隐匿，难以诊断，且病情缠绵，常因不能早期发现并接受治疗致使病情恶化。焦虑症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及较低治愈率等特性，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

“焦虑症”这一病名的提出是在1869年，距今不过百余年时间，但中医对于这一疾病的认识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在《难经》中，记载有“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以“奔（贲）豚”为名出现。该时期对病机的认识则主要是从阴阳、气血、脏腑这些宏观的角度，认为气血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是导致该疾病发生的机制。治疗上，通过方药、针灸、心理疗法治疗焦虑症。《金匮要略》中创立了奔豚汤、桂枝加桂汤、百合知母汤、滑石代赭汤、百合鸡子汤、百合地黄汤等治疗焦虑症的经典方剂。在《黄帝内经》中，大量的篇幅记录了治疗恐证的针刺、放血法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为后世“针灸与方药主治之”的治疗观点奠定了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根据五行生克规律创制的“以情胜情法”，是极具中医特色的心理疗法，在治疗焦虑症方面发挥着较好的补充作用。

隋唐时期，医学发展迅速，丰富了中医神志病的内容，为中医治疗精神疾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时期认为焦虑症多由伤寒大病后失调，形寒饮寒，纵志放情、惊恐忧思等所引起。对“奔豚、恐症、惊病、百合病”等常见疾病的症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其食饮辄呕、胸中狂痴不定、吸吸短气、心中踊踊、五脏觉不安、心中善恐怖、虚悸恐畏、悲思恍惚、目视䀮䀮、默默欲卧复不得眠等伴随症状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该时期焦虑症的治疗以中草药为主，《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对方药的适应症状及处方剂量等进行了详尽的记载。除此之外，也注重非药物疗法，在《千金翼方》中提出以针灸治疗奔豚气。针药联合治疗焦虑症，在今天仍值得广泛研究和探讨。

宋金元时期，社会动荡频繁，对情志类疾病的关注较前增多。中医对焦虑症的认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时期有了小儿、妇女焦虑症的专科记载，如《御药院方》详细记载了小儿恐证的临床表现，而《太平圣惠方》记载了妇人血风惊悸的临床表现。该时期医家注重从虚论治，《太平圣惠方》也在《诸病源候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五劳六极七情的内涵，并可以使用薯蓣散、白茯苓圆治疗五劳六极七情引起的虚劳诸证。该时期也注重情志类疾病的鉴别诊断，对于惊与悸的鉴别诊断、奔豚之痞块与五积的鉴别诊断等都有详细的阐述。该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心理治疗的雏形，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记载卫德新之妻案，对于外界所致惊者，他遵循“惊者平之”的原则，采取了类似于现代心理治疗的暴露疗法，使患者逐渐适应外界刺激而不再复惊。

明代在对焦虑症的精深理解和治疗策略上展现了一段辉煌的探索与积累期。在该时期的焦虑症临床实践中，尽管病名沿用了前人的术语，如“惊悸与怔忡”“卑惵”和“脏躁”，但对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和病理机制有了更为细腻的描绘与理解。明代医家普遍认为，焦虑症的产生与心、脾、肾、胆、肝等脏腑功能失调紧密相关。在治疗上，明代医家提出了诸多方剂，如《鲁府禁方》中的安神丸、宁神定志丸，以及《松厓医径》中的金箔镇心丸，都体现了平肝潜阳、重镇安神的治则治法。明代对于焦虑症的研究与治疗，不仅体现了对心理疾患的深刻认识，更展现了传统医学中调和阴阳、整体观念的治疗哲学。

在清代时期，考据之风盛行，诸多医学大家纷纷投身于对古代医学经典的严谨考证与精细注疏之中，有大量的注本涌现于世。清代医案较前代有大量增加，许多医案都对焦虑症的理法方药做出了详细描述。对于产后出现的惊悸，《女科经纶》中医家认为其病因与“产后脏虚，体虚心气不足”密切相关，当补血气为主。由于对“脏躁”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在临床治疗中，不仅灵活运用甘麦大枣汤、淡竹茹汤等经典方剂，“自拟方”也被应用于临床实践。清代医家还完善了针灸治疗焦虑症的方法，如《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中治疗奔豚病：“先灸核上各一壮，继与桂枝加桂汤。”

中医治疗焦虑症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中药治疗、针灸疗法、推拿按摩、情志疗法等，旨在通过调节人体内在平衡，恢复心肝功能，从而缓解焦虑症状。

中医对焦虑症的认识和治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随着焦虑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中医治疗焦虑症的优势逐渐显现。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中医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在不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未来，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将进一步推动中医在焦虑症治疗领域的应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