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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各政权对峙，其间既有战乱频仍造成的社会动荡，也有科技文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宋室南渡形成的文化交融，我国古代科技水平在宋金元时期一度达到巅峰，并推动中医学术取得长足发展；加之政府对基础理论、临证各科、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医药学术蓬勃活跃，医家各立其说，争鸣创新，医学门户肇始于此。中医情志病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在此时都发展到了新的水平，陈无择“七情”学说、刘完素“五志化火”观点、朱丹溪“相火论”及“六郁”学说，都进一步完善了情志病理论体系。
得益于宋金元时期经济文化的繁盛、印刷技术的发展及政府对编修医学典籍的重视，情志病相关文献资料颇丰。通过梳理归纳，发现这一时期情志病诊疗具有如下特点。
1． 对症状的描述更加详尽 本时期对于情志类疾病的描述较前更加详尽，比如《严氏济生方》详细记载惊悸的主要表现为“或因事有所大惊，或闻虚响，或见异相，登高陟险，惊忤心神，气与涎郁，遂使惊悸。惊悸不已，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体倦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详细阐述了“恐证”的发病表现：“志意不定，惊悸恐怖，悲忧惨戚，虚烦少睡，喜怒不常，夜多盗汗，饮食无味，头目昏眩……”《太平圣惠方》也详细地记载了鬼魅致病的主要表现：“夫鬼魅者……则好悲，或心乱如醉，如狂言惊怖……此魅之所致也。”
在本时期也有了小儿、妇女的专科记载，如《御药院方》记载“小儿精神不爽，寝寐多惊，心忪恐悸，四肢战掉，举动欲倒，状类暗风，或烦躁而多啼”。《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了妇人血风惊悸可出现“言语谬误，恍恍惚惚，心中烦闷”的表现，妇人产后脏虚心神惊悸则会“不自觉知，言语错误，志意不定”。
2． 完善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宋金元时期，陈无择七情学说的提出，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广泛应用情志相胜疗法，推动了对情志病证的进一步认识。①情志因素。陈无择在前人七情理论基础上提出“七情内伤病因论”，情志过极则会引起疾病，创方“大七气汤”用于“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太平圣惠方》也在《诸病源候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五劳六极七情的内涵，并用薯蓣散、白茯苓圆治疗五劳六极七情引起的虚劳诸证。②气血阴阳脏腑虚损。宋金元时期医家注重从虚论治，《太平圣惠方》指出：“夫心虚则多惊，胆虚则多恐。此皆气血不实，腑脏虚伤，风邪所干，入于经络，心既不足，胆气衰微，故令神思恐怯而多惊悸也。”《圣济总录》中也提到风惊邪乃因“心气虚则神不宁，风邪乘虚而干之”。③其他因素。《伤寒百证歌》记载“伤寒何故生惊惕，吐下温针或火力。或因吐下，或因温针，或因火劫”，说明伤寒后失治误治也可能引发情志类疾病。
3． 注重疾病的鉴别诊断 本时期也注重情志类疾病的鉴别诊断。对于惊、悸的鉴别诊断，在《金匮要略》寸口脉动则为惊、弱则为悸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惊者，恐怖之谓；悸者，怔忪之谓”，并指出治疗惊病与豁痰定惊之剂，悸病与逐水消饮之剂。陈无择首次指出了鉴别惊悸与松悸，即“惊悸……名曰心惊胆寒，在心胆经，属不内外因，其脉必动”。元代《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总结奔豚“缘思伤脾，以所胜传肾”，其痞块易于转动，可以与五积相区分。
4． 治疗方法多样 通过统计本时期的方剂发现，本时期多使用远志、茯神、甘草等补益药配伍行气药和化痰开窍类药物，常用酸枣仁汤（散）、茯神汤（散／丸）等方剂治疗情志类疾病。但本时期的治疗手段不仅仅局限于汤药，也注重针灸对于情志病的治疗。比如在奔豚的治疗中，《针灸资生经》中记载：“贲豚腹肿，灸章门百壮。贲豚，灸气海百壮，或期门，或关元百壮。贲豚，抢心不得息，灸中极五十壮。贲豚上下，腹中与腰相引痛，灸中府百壮。贲豚上下，灸四满一七壮。”根据奔豚的不同病症，选取不同的穴位灸治。针刺疗法往往和灸法相结合，促进疗效。如《窦太师流注指要赋》记载奔豚水饮内停时“当针期门，使经不传。针入四分，可灸五壮”；在《扁鹊心书》中记载“当服睡圣散，灸巨阙穴二百壮，鬼气自灭，服姜附汤而愈”，强调针药结合在情志病治疗的重要作用。
本时期还出现了现代心理治疗的雏形。张从正提出运用以情胜情的方法治疗情志疾病，在《儒门事亲》中记载卫德新之妻案，对于外界所致惊者，他遵循“惊者平之”的原则，采取了类似于现代心理治疗的暴露疗法，使患者逐渐适应外界刺激而不再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