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脾胃病为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涵盖西医学中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西医学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时，习惯将其分为食管病、胃病、小肠病、结肠病等不同内脏器官的病变，独立地治疗某一器官。而中医认为，人体是有机整体，五脏六腑均有联系。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之病与各脏腑均有关系，如常见的胃脘痛可由胃失和降、脾失健运、肝失疏泄等引起，治疗上往往兼顾其他脏腑的病变，注重全身调理，效果明显。
脾胃属中焦，位于人体中央，脾气主升而胃气主降，相反相成，是人体脏腑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杨华治疗脾胃病首重脾胃的升降功能，尤其重视胃的通降功能。追根溯源，中医有关气机升降的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如《素问·经脉别论》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水精四布，五经并行。”饮食物及水谷精微的受纳、消化、吸收及分布有赖各脏腑的协调配合，其中脾胃的升降功能作用尤为重要。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强调中焦脾胃的生长和升发，认为只有脾气升发，谷气周布，元气才能充沛，反之则百病丛生。叶天士提出滋胃阴以降胃气的观点，补充了东垣脾胃学说中的不足，如《临证指南医案》中言：“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如脾气不升，“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水谷精微不得运化输布，而发生脘腹胀闷不舒、四肢无力、大便溏泄等。如胃气不降，“浊气在上，则生！胀”，皆因胃气上逆而致呕吐、呃逆、反酸、嗳气等。
杨华同样十分重视脾胃，在治疗上重视胃的通降功能。认为气机升降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基本形式，脾胃又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在生理活动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治病应当顺应脾胃气机升降之性。胃的生理功能包括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和胃主通降，其中胃主受纳腐熟水谷的功能是否正常必须依赖胃主通降的功能情况，水谷纳入胃腑后，只有通过胃气的下降才能将腐熟的水谷向下传导至小肠泌别清浊，同时胃气的下降功能还能帮助大肠传导和排出糟粕；所以胃腑的功能可概括为以通为用、以降为和。同时针对胃气的下降功能，杨华强调胃在生理上重降，主张日常生活注意养护以保证胃气的通畅，饮食上主张合理有节，避免暴饮暴食，避免过于辛辣、刺激的饮食、药物，避免引起胃气上逆，如情志刺激等，从而达到胃以降为和的目的。另外，杨华强调不同的脾胃病，往往多可导致胃气上逆这一共同的病理结果，所以治胃要重通。但同样是胃气上逆，根据其病因病机的不同，需要应用不同的通法，如燥热内结大肠之阳明腑实证，可采用清热通腑之法，用承气汤类治疗；如为胃阴不足致胃腑失养，导致胃主通降功能不能正常进行，可采用润降之法；对于冷积内结肠腑之证，则可采用温通之法。另外，在治疗脾胃病时，杨华主张搭配调理气机类药物，以此来保证脾胃的升清和通降功能正常。在遇到某些腑气不通的情况时，需根据病因病机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通法，如泄热通腑法、润降法、温通法，来保证胃气通降功能正常，这样才能切中病机，药到病除。
脾为太阴湿土，属脏，胃为阳明燥土，属腑，脾胃同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在生理上主运化、主统血、主升清，喜燥而恶湿，为胃的继续受纳提供条件及能量；胃在生理上主受纳腐熟水谷，主通降，喜润而恶燥，为脾主运化提供前提。二者在食物的受纳、消化及水谷精微的化生、输布等生理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脾胃虽同居中焦、共主消纳，然其生理功能各有偏重。此外，脾属太阴湿土、胃属阳明燥土，病症特点亦不尽相同。
杨华主张脾胃分治是指根据脾胃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的辨证治疗方法，这并非生硬地把脾胃分割开来，相反是重视脾胃间有机的联系，既脾胃分治又密切协同，二者并不矛盾。具体到治疗上强调脾病多虚、脾病多湿和脾气易陷下，治疗多取温补、燥湿以及升提等方法；强调胃病多燥、胃病多实和胃气易逆于上，治疗多采用润燥养阴、通便泄热以及理气降逆等方法。
杨华认为，脾胃之病当分而治之，调气理血并用。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中，认为脾胃属太阴、阳明二经，并以提纲证“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呕，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和“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开宗明义揭示出二者虚寒与实热不同的证候特点。杨华认为在临床上不仅要重视脾胃的整体性，重视其气机升降枢纽的作用，同时还要认识到脾胃二者生理、病理上的不同之处，辨证施治，如脾属太阴湿土，阴常有余，阳常不足，故脾之为病多是脾气虚寒证，治宜温中健脾，“宜服四逆辈”；胃属阳明燥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胃之为病多表现为实证、热证，治疗多用承气汤及白虎汤类。脾胃分属太阴、阳明二经，治法方药不同，启示后人脾病与胃病有异，需辨证分而治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脾胃也有相统一的一面，诚如李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云：“夫饮食入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脾禀气于胃，而灌溉四旁，荣养气血者也。”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可以说脾胃为病，也是气血为病。脾胃的受纳及运化功能失常，水谷则无法正常受纳腐熟，气血化生乏源，兼之脾胃运化失常，精微物质生成不足，故引起气血亏虚；脾胃升降失司则易导致气血运行逆乱等。脾胃之病常为气血之病。因此，杨华在治疗脾胃病的同时，常常调气理血并用，并视气血状况加减用药。若气血不足则补气生血，若气滞血瘀则行气活血，多配以益气养血、理气活血等药物。
气机升降出入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重要功能。气机升降出入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都会导致人体功能障碍，引起疾病，严重者可危及生命。脾胃是维持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功能的重要脏腑。脾脏生理上主升清，主输布水液上输于肺、主输布水谷精微至脏腑及四肢百骸。胃腑生理上主通降，包括降浊和降气，胃气以降为和。病理上脾病不能升清，导致清气下陷；脾不能输布水液，导致水肿、水湿困脾等病证；脾不能输布水谷精微，导致脏腑、四肢百骸失养，出现后天不足之虚劳等病证；胃气不能正常通降则胃气上逆，导致呕吐、呃逆、反酸、嗳气等病症。杨华强调治疗脾胃病必须重视气机升降出入，认为任何脾胃病都涉及气机升降出入的某一环节，遣方用药必须合理配置调理气机类药物，这样才能切中病机。
临床诊治疾病，或繁简不同，或轻重不一。其病情单纯、病变部位局限者治之犹易，若有上下交病、病变部位广泛者，治疗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周全，治之甚难。《黄帝内经》论“下病取上”“上病取下”和“中病旁取”者不少。而直言“上下交病”的治法者鲜矣，惟温病名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明确提出“上下交病，治在中焦”，本为叶天士治疗上下失血之法，然杨华总结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此法不仅可以治疗上下失血，更是辨治复杂病证的重要方法，概而言之为“上下交病治其中”。此法强调了中医的整体观念与中焦脾胃的重要性，为治疗疑难杂症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上下交病”到底是何处为病呢？我们不应该单纯的以字面之意理解为“上”与“下”之病，它应该更加广泛，可以是“上”“中”“下”之病。根据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各脏腑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方面依靠各脏腑本身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要依靠脏腑间的相互协调，这奠定了上下交病治其中的理论基础。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气血生化之源。治在中焦可以使清升浊降、阴阳相循、各司其用，脾升胃降，气机调畅，疾病渐愈；亦可运化水谷，传输精微，布散周身，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使正气充，邪不可干，这便是治在中焦的原理。
那么何为“上下交病治其中”之理？如若饮停痰阻，咳喘上逆，肺病日久难愈，必先治痰，而后方能气顺咳止；因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治脾清源，则气顺咳止；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有赖于后天之本的充养，肾水之病，多用培养脾土之剂，以收气行水化之功。心主血藏神，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心血不足容易出现怵惕不安、夜卧难寐，这便是“胃不和则卧不安”。健脾生血，营血充足则心病得愈，因此调治中州是治疗心病的重要方法之一。肝性喜动，得脾土抑制，加之营血柔润，则肝木自平。凡久病沉疴、病情复杂者，宜辨体质，阳虚者治脾，阴虚者治胃，使中土气足，脾胃强健，诸病得愈。上下交病取其中，是辨治复杂病证的较好方法，但仍需谨守病机，辨证而施。
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为多气多血之脏腑，脾胃病是因为脾胃的受纳、运化、升降功能失常所引起的一类疾病。从脾胃病的定义可以看出气血几乎涵盖了脾胃病发病的各个环节。如脾胃受纳失常，则水谷不能正常受纳腐熟，导致气血化生原料不足，引起气血亏虚；脾胃运化失常，则水谷不能正常化生为精微物质，导致气血化生不足，进而导致气血亏虚，脏腑经络失养；脾胃升降功能失常，导致气血运行失常而出现气滞、气逆、气陷、血瘀、出血等病证；脾胃病日久，久病易入络而出现瘀血病证。因而杨华治疗脾胃病时常加用理气活血药物。
杨华论治疾病强调与西医学概念中的辨病治疗相融合，挖掘中医的辨证论治和西医学的病理机制的潜在联系，在疗效观察中，既要注重证候的变化，也要注重影像学和各项生化指标的变化。
中医学认为，病即疾病，是在特定病因的影响下，人体正气与之抗争而引起的机体阴阳失调、组织损伤、脏腑功能失常或心理活动障碍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体现了疾病发生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有原因、有发病机制、有突出临床特点和有预后可测的。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是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疾病的具体性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情况的总结。辨病论治就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针对病的整体性和特异性做出诊断，并确定治则、方药的思维过程。
辨证论治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系统提出来的，它是指医者根据患者的症状、舌脉、治疗、体质等情况，经过综合分析，对患者总体情况进行概括，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处方用药的过程。杨华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单纯指中医的病证结合，而是强调西医学辨病治疗与中医学辨证论治相结合。中医学与西医学二者的理论体系差异巨大，但是二者有一个契合点，那就是人体本身。无论用何种方法认识疾病、治疗疾病，最终目的都是人的健康。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各有长短，临床上二者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辨证着眼全局，善于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但针对性不强；西医则从微观出发，重视实验室检查，认识深入，定位精准，针对性强，但容易忽视人的整体性。要做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一方面，不妨把西医学的检查手段当作中医四诊的延伸，见以往所不见，知以往所不知，更可避免中医“无证可辨”的尴尬境况；另一方面，在西医学辅助检查无阳性指标而“无病可治”时，重视人的整体性，使用中医辨证论治往往可以收获良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能够更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疾病的个性与共性，为临床提供有效的诊疗方案，更好地使患者获益。
注重患者体质状态，如面色苍白、形体肥胖者多为中阳不足，面色萎黄、形体纤瘦为中气虚缓；舌苔红润、有液者为阴液未伤，舌中光剥或舌红碎裂为气阴不足，兼有苔厚腻满者为标本同病。
将脾胃病分为三大类：气化失调类、功能受损类、器质病变类。根据不同类型拟定治法。
1.胆汁反流性胃炎 胆汁反流性胃炎多由于胃肠结构异常和幽门功能紊乱所致，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胃，破坏胃黏膜屏障，导致胃黏膜慢性炎症。该病病程较长，迁延难愈，容易反复。胆汁反流性胃炎的病因尚未十分明确，胃幽门十二指肠协调运动失调被认为是该病的主要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多为胃部有灼热感及疼痛，或胃部不适或有饱胀感。西医多采用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肠动力、应用胆汁吸附剂等治疗，但容易反复发作，较难治愈，疗效并不理想。
中医历代医家对本病有不同的称谓，如“呕胆”“胃脘痛”“胆瘅”等。如《灵枢·四时气》：“善呕，呕有苦……故曰呕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云：“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痛，膈噎不通，食饮不下。”其中既表述了“木郁之发”的病机，又描述了“胃脘当心而痛”的病名，胃脘痛是胆汁反流性胃炎比较公认的中医病名之一。张璐在《张氏医通》中云：“若胃中湿气郁而成积，则湿中生热，从木化而吐酸。”说明胆木郁热犯胃是吐酸的主要病机；现代中医学将胆汁反流性胃炎归属为“胃脘痛”“痞满”“反胃”等范畴。
杨华擅长用中药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在多年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经验基础上，总结出几个对该病疗效比较显著的方剂，其中包括半夏泻心汤、小柴胡汤、四逆散、乌贝散、左金丸等。在上述方剂的基础上结合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创立三清汤，是杨华多年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经验总结。命名“三清汤”，其意有三：一是清解肝（胆）郁，郁为热之因，热为郁之极，所谓“气有余便是火”，方中柴胡、郁金、枳壳等通过解郁而清火（热）之源，郁解而热自散；二是直清其热，肝胃郁热已炽，急则治其标，以黄连、黄芩、蒲公英、浙贝母等苦寒直清肝胃之郁热，则热盛所致烧心、吐酸、口苦、呕吐等症随之而解；三是返浊为清，正本清源，即清热疏肝不忘顾护脾胃之本，脾胃为横逆之肝木、肆虐之郁热所伤，必虚而不健，酌加干姜、党参、大枣、甘草等健脾之药，使脾胃健运，以法半夏助胃腑通降，赤芍通胃络，脾升胃降而清浊自分。方药组成：黄连15 g，黄芩15 g，法半夏15 g，柴胡10 g，郁金20 g，枳壳15 g，赤芍30 g，干姜5 g，党参15 g，大枣10 g，蒲公英30 g，浙贝母15 g，甘草10 g。
黄连苦寒，归心、脾、胃、肝、胆、大肠经，功效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现代药理提示黄连有抗病毒、抗肿瘤，改善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黄芩苦寒，功效清热解毒，主治温病发热、肺热咳嗽、湿热泻痢、黄疸、血热吐衄，以及疮疡疖肿、胎动不安等。现代药理提示黄芩有抑菌、解热镇痛、保护细胞、抗肿瘤、利胆、保肝、降脂等作用。枳壳的现代药理研究提示，其含有的挥发油可发挥抑菌作用，还具有祛痰和镇咳作用，另外可调节消化道运动的幅度以及节律。柴胡的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具有抗炎、护肝、利胆、抗菌等作用，与消化系统关系密切。半夏在药理上与脾胃有密切关系，功效包括抑制消化腺分泌和镇吐。赤芍的药理作用包括改善心血管舒张功能、粥样硬化，降低门脉高压，保护肝脏。现代药理研究提示浙贝母有明显的吸附胃蛋白酶、中和胃酸、镇痛、保护胃黏膜等作用。蒲公英能治肠痛、湿热黄疸，现代研究提示蒲公英具有胃肠保护、抑菌、抗炎、利胆保肝等作用。甘草对消化系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甘草甜素浸膏及黄酮苷对大鼠实验性溃疡的明显保护作用，此外甘草甜素、甘草次酸盐尚有抗炎症及抗肝损伤作用。
刘宜峰等采用杨华所制自拟经验方三清汤治疗肝胃郁热型胆汁反流性胃炎，将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海南省中医院门诊所收集的60例肝胃郁热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观察组口服三清汤，每日1剂，6周为1个疗程；对照组给予铝碳酸镁片，每次1.0 g，每日3次，餐后1小时嚼服；莫沙必利片，每次5 mg，每日3次，餐前30分钟口服；6周为1个疗程。观察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胃镜情况，结果2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显效率为76.6％，总有效率为9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0.0％和7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胃镜情况显示总有效率为9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果提示三清汤治疗肝胃郁热型胆汁反流性胃炎具有明显临床疗效。杨华所制经验方三清汤临床疗效显著，该方配伍严谨，思路合理，值得深入研究及推广运用。
2.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用药分析 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是胃肠综合征的总称，主要指因胃肠动力紊乱引起的以各种消化道症状为临床表现的胃肠道疾病。胃肠运动异常主要包括胃_食管反流、胃排空延迟、小肠通过时间延长及结肠推动性运动过强或减弱等。胃肠动力障碍可导致胃食管反流病、胃轻瘫、功能性消化不良、胆汁反流性胃炎、习惯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等诸多疾病。属中医“痞满”“纳呆”“嘈杂”“反胃”“呕吐”“呃逆”“胃脘痛”“腹痛”“便秘”等范畴。王芳等认为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中医病因包括饮食劳倦、情志失调、邪犯胃肠、中气不足等，病机主要为脾胃虚弱，气机失调。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是一类严重影响人类健康、降低人民生活质量的疾病，这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中枢神经系统、肠壁神经系统及众多神经递质均参与胃肠运动功能的调节。Hongo研究发现的精神情感刺激可诱发一系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与中医病因中的情志失调，木郁土虚而出现消化道症状内涵相一致。
杨华运用中药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效果显著。刘宜峰等收集2012年8月至2015年1月杨华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910张处方，分析、总结其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中医遣方用药规律和特点。910张处方对应12种治法，分别为疏肝理气、疏肝健脾、清胃泻热、温补脾胃、滋阴益胃、疏肝泄热和胃、活血化瘀、疏肝和胃、健脾益胃、理气化痰、健脾利湿、消食化滞。
统计分析显示910张处方中，涉及经方366次，占37.2％；涉及时方454次，占46.2％；涉及自拟方163次，占16.6％。根据涉及经方、时方及自拟方分别计数，疏肝理气涉及四逆散、柴胡疏肝散；疏肝健脾涉及小柴胡汤、痛泻要方、逍遥散20次；清胃泻热涉及玉女煎、清胃散、大柴胡汤、大黄黄连泻心汤；温补脾胃涉及理中汤、小建中汤、吴茱萸汤20次；滋阴益胃涉及益胃汤、一贯煎、麦门冬汤、芍药甘草汤；疏肝泄热和胃涉及左金丸、化肝煎、半夏泻心汤、乌贝散、逍遥散；活血化瘀涉及丹参饮、失笑散、少腹逐瘀汤；疏肝和胃涉及柴胡疏肝散、半夏厚朴汤、四逆散；健脾益胃涉及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小建中汤；理气化痰涉及半夏厚朴汤、启膈散；健脾利湿涉及平胃散、藿香正气散；消食化滞涉及保和丸、枳实消痞丸、大承气汤、枳实导滞丸。
胆石症是指发生在胆管或胆囊内的结石，临床以口苦、腹痛、发热及黄疸为主要症状，是以B超检查为诊断标准的胆道系统常见病、多发病。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学“胁痛”“黄疸”“腹痛”范畴。
外科手术是胆石症的首选治疗方法，尤其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被认为是治疗胆石症的首选。由于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以及手术对本病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且具有患者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势，越来越多的患者在不了解自身病情以及其他治疗方案的情况下，盲目选择外科手术治疗。胆石症在内科治疗的基础上需要考虑外科手术的情况有：疼痛无缓解或反复发作，影响生活和工作者；胆囊壁逐渐增厚达4 mm及以上，或胆囊壁局部增厚或不规则，疑似胆囊癌者；胆囊壁呈陶瓷样改变；胆囊结石逐年增多和增大，或胆囊颈部结石嵌顿，合并胆囊功能减退或障碍者。
外科手术治疗胆石症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有学者统计，即便是保胆手术，患者术后5年结石复发率可达20％～40％。在微创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部分手术适应证把握不严，治疗不够规范，并发症处理不够及时、不合理等情况，且手术治疗只是去除了胆石症的病变，缓解或解除胆石症的临床症状，但病因仍然存在，加上手术创伤，本就失调的脏腑更是雪上加霜。调查研究指出，胆囊病外科手术后10％～50％的患者出现胃肠道症状，进而引发新的病症——胆囊切除术后综合征，这又会为患者带来继发的病痛。
胆石症形成的病因病机复杂多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医主要从七情内伤来论述，肝为刚脏，喜条达而恶抑郁，肝主疏泄，调节气机，肝气条达，气机通畅而不郁滞，规律调节胆汁排泄；肝失疏泄，气机紊乱，胆汁不能规律排泄以促进食物消化吸收，郁久形成结石。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藏象何如……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外科术后患者正气虚弱，肝胆络损，血瘀气滞，胆病及肝，胆病及脾，损伤多个脏腑，可出现诸多术后病症。对此现状，杨华从整体出发，以六经八纲辨证为基础，结合多年临床实践，认为本病少阳、阳明合病多见，创立了大柴胡汤合四金汤，简称柴胡四金汤。方中柴胡用于肝病，为疏肝解郁，调达肝气之要药，《雷公炮制药性解》曰：“柴胡气味升阳，能提下元清气上行……凡胸腹肠胃之病……得柴胡引清去浊而病谢矣。”且引诸药归少阳之经，以治肝胆之疾，引清去浊。《本草备要》曰：“郁金……行气，解郁；泄血，破瘀；凉心热，散肝郁。”故同用郁金行气疏肝解郁。鸡内金、海金沙、金钱草为清利肝胆，化石排石之经典用药，清半夏、枳实共用入脾胃经，可清热降逆，除烦止呕，以调和脾胃，复其升降之职。对不同胆石症患者进行辨证论治，因人而异，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法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不仅可以缓解胆石症患者的临床症状，使部分患者排出结石，还可以从病因上根除结石，调理脏腑，以恢复各脏腑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升降协调，疏泄畅通，防止胆石症复发。
整体观是指以整体观念为指导，四诊合参，进行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理论的特点，也是治疗的核心思想。把四诊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分析和综合，立足整体，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根据辨证的结果立证选方，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药物和药量的加减，调整方药之间的配伍关系以适应病情。胆石症发病率越来越高，病因病机复杂多样，中西医治疗方案也日益增多，但临床治疗应该做到因人而异，从整体出发进行辨证论治。胆石症不仅仅只是解决小小的石头这么简单，医生应该换位思考，要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治疗方案。
失眠，中医称“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证，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甜，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彻夜不眠，患者常伴有多梦、畏声、畏光、白天精神体力差、头昏沉等症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普遍压力增大，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
失眠多因情志所伤、劳倦思虑过度、饮食失节、久病体虚等因素，引起脏腑功能紊乱，气血失和，阴阳失调，阳不入阴而起病。
1.情志失常 情志过极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不寐；或由暴受惊恐导致心虚胆怯，神魂不安，夜不能寐，正如《沈氏尊生书·不寐》言：“心胆俱怯，触事易惊，梦多不祥，虚烦不眠。”或由情志不遂，暴怒伤肝，肝郁化火，扰动心神而不寐；或由高兴过度，心神激动，神魂不安而不寐；或五志过极，心火内生，心神不安而不寐。
2.劳逸失调 劳倦过多则伤脾，过逸少动也易致脾虚气弱，运化失司，气血生化乏源，以致心神失养而失眠；或因思虑过多，耗伤心脾气血，心伤则神不守舍，脾伤则营血亏乏，正如《证治准绳·不寐》言：“思虑伤脾，脾血亏损，经年不寐。”
3.饮食失节 暴饮暴食，宿食停滞，损伤脾胃，化生痰热，壅遏中焦，胃气失和，痰热上扰心神，而致不寐，诚如《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
4.久病体虚 年迈血亏，病久血虚，心血不足，心失所养，心神欠安而不寐；年迈体弱，阴阳亏虚亦致不寐，如《证治要诀·虚损门》说：“年高人阳虚不寐。”又如《冯氏锦囊秘录·卷十二》亦提出：“壮年人肾阴强盛，则睡沉熟而长，老年人阴气衰弱，则睡轻微易知。”
失眠病因虽多，但病理变化不外乎阳盛阴衰，阴阳失调，或为阴虚不能纳阳，或为阳盛不得入阴。病位虽在心，但与肝、脾、肾密切相关。
杨华认为，失眠以心脾两虚，气血不足为多，临床以归脾汤加减治疗。归脾汤首载于宋代严用和《济生方》，方药组成为白术、人参、黄芪、炙甘草、茯神、酸枣仁、木香、龙眼肉、生姜、大枣。后明代医家薛己在上方基础上加远志、当归，组成今日之归脾汤。方中黄芪补脾益气，龙眼肉补脾气、养心血，共为君药。人参、白术与黄芪相配伍，补脾益气之功更强；当归、酸枣仁与龙眼肉为伍，养血安神之功益著，共为臣药。茯神养心安神，远志宁神益智，木香理气健脾，与补气养血诸药相伍，使本方补而不滞，再以炙甘草调和诸药，兼以补益心脾，共为佐使。最后以姜、枣为引，调和脾胃，以资化源。全方诸药相合，心脾同治，气血双补，以补脾为主，以补气为重，脾旺则气血生化有权，气旺更易于生血，心脾补，气血养则失眠可改善。
刘正旺等分析了杨华使用柴芩温胆汤加减在高血压合并肝郁痰火型失眠患者中的应用效果。选取2019年1月—2021年6月海南省中医院收治的80例高血压合并肝郁痰火型失眠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高血压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柴芩温胆汤加减治疗。比较两组的失眠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积分及睡眠参数。结果提示观察组的失眠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前，两组的症状体征积分及睡眠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两个月后，观察组的症状体征积分及睡眠参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提示柴芩温胆汤加减在高血压合并肝郁痰火型失眠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且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参数。
高血压在临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本类患者具有较高的失眠发生率，失眠的存在对患者血压的控制极为不利，因此对患者进行失眠的干预与改善极为重要。对于高血压合并失眠患者的研究显示，此类失眠患者中较多为肝郁痰火型，因此在对其进行失眠状态的改善过程中，对肝郁痰火进行针对性改善的需求较高。高血压的临床危害显著，患者血压水平的变化波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睡眠较差是对其水平影响较大的方面，血压的异常升高又可影响睡眠状态，二者相互影响，失眠是亟待改善与控制的方面。与高血压失眠相关的研究显示，患者的失眠类型中较多为肝郁痰火型，此类失眠的发生主要为肝失条达，肝气郁久，化火上扰心神等。
该研究就柴芩温胆汤加减在高血压合并肝郁痰火型失眠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睡眠参数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加用柴芩温胆汤加减治疗的患者临床效果相对较好，表现为治疗后的失眠治疗总有效率相对更高，同时治疗两个月后的症状体征积分及睡眠参数均相对更好。分析原因，可能是柴芩温胆汤起到了调畅气机的作用，对于肝气不舒及郁久化热等具有针对性疏导作用，对肝郁血瘀、累及心神等具有较好的效果，而这均为不寐的病机。
杨华在心系疾病的治疗中，立足于整体思想，强调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特别是对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的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预防与治疗，以及糖尿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最能体现杨华的上述思想内涵。
心力衰竭是多种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也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具有高致死率和致残率的特点。胸腔积液是心力衰竭的主要并发症之一，是心脏泵功能衰竭的具体体现。由于胸腔积液会挤压肺脏，造成呼吸困难，所以一旦心力衰竭患者出现胸腔积液，其1年内死亡率高达50％。目前，西医治疗胸腔积液的方式主要有胸腔引流和使用降低容量负荷药物。然而，胸腔引流属于创伤性治疗手段，极易引起感染和气胸等并发症；降低容量负荷药物则容易产生抗药性，而且会引起电解质紊乱，诱发恶性心律失常。所以不少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患者积极寻求中医治疗。
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属于中医“水气病”“饮证”范畴，是由于心肺、脾胃、肾脏功能失调，导致津液输布失常，滞留不行引发的疾病。所以，大多医家治疗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往往以调整脏腑功能为主。杨华指出，气不利则水不行，肝主疏泄，条畅气机在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治疗过程中不应被忽视。
1.从肝论治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的理论依据 杨华认为，调肝之所以能治疗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其核心在于肝主疏泄，条畅气机。这在津液和血液的输布中，以及肺、脾胃、肾发挥水液代谢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
（1）肝气调达，津液得行：正所谓“气能布津”，在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病程中，由气主导的津液输布障碍是病情发展的关键。如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说：“元气足则运化有常，水道自利。”津液的生成、输布及排泄都有赖于气的推动、固摄及升降运动等。一旦气滞，气不布津，则会引发水湿停留。无怪乎唐容川有言：“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医学实在易》谓：“水气同源不必分……气滞水亦滞，气行水亦行。”理气无外乎疏肝，正如《读医随笔》记载“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借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以及《血证论·脏腑病机论》说“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
（2）木气疏泄，瘀滞乃消：《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有言：“血不利则为水。”也就是说，当血液运行迟缓，甚至凝滞不前，则会溢出脉外，形成病理之水。此外，血不行则成瘀，瘀血与已形成的水饮相互作用，形成瘀水互结之象，往往使水饮难以祛除。所以《血证论》中有“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水病而累血，血病而兼水”之言。
气为血之帅，治血必理气，气畅则血行。所以调肝能通过梳理气机，促进血行，以减少血水转化。譬如《血证论》曰：“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
（3）助肺宣降，通调水道：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是人体水液代谢的核心脏器之一。肺通调水道之功，依赖于肺气。王肯堂提出：“肺通调水道，故五脏之液注下。”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也指出：“肺居最上，为诸气之总司，而通调水道。”
肺气的正常运转有赖于肝，所谓肺居于上，为阳中之阴，其气肃降；肝居其下，为阴中之阳，其气升发。《素问·刺禁论》载：“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左升右降，气机乃顺。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肝、肺升降有序，协调制约，则宣发肃降有度，身体气血流通，阴阳平和。《本草述钩元·卷三十一》记载：“木主升，金主降，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合，则血得归藏于肝矣。”
（4）扶土制水，水湿得散：正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胃居于中州，主运化水湿，向来被认为是水气病的关键所在。首先，“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水谷精微是通过脾散布于全身，若脾失健运，则水湿停滞，化而为饮；其次，脾胃属土，脾气健运则能克制水湿。如张景岳所说：“水惟畏土，其制在脾。”肝与脾胃同居中焦，脾气健旺与肝的疏泄密不可分，即《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土得木而达”。脾为阴土，其性滞，滞则易郁，必须依赖肝脏疏泄方能不致壅滞。正如《读医随笔·卷一》所说：“脾主中央湿土，其体淖泽……其性镇静……静则易郁，必借木气以疏之。”
（5）肝肾同源，两气相求：肾主水，全身水液循环代谢依赖于肾气蒸腾气化。《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肾的水液代谢功能正常发挥，亦有赖于肝脏。首先，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互化，如《张氏医通》所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为清血。”若肝藏血功能失调，血液大亏，则会导致肾精无所补充，肾精亏耗，继而影响肾的水液气化。肝的疏泄与肾的封藏是对立统一的，如《格致余论》所载“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若收藏太过，则水液循环产生的剩余物质不得外排，则会引发水气病，所以在封藏的同时也需肝气疏泄，以防封藏太过，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载“肝气能下达，故能助肾气之疏泄”。
2.肝失疏泄的原因 从肝对水液代谢的各个环节影响来看，肝疏泄功能的正常发挥无疑是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发生与否的关键。之所以发生肝失疏泄，杨华认为，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首发因素在于心力衰竭，心脏是核心病变脏器，“肝受气于心”，心病必累及于肝。具体来说心病及肝的原因有五点。
（1）阴阳相关：心、肝同属阳脏，心为阳中之太阳，肝为阴中之阳。肝体阴而用阳，心阳旺盛方能输出阳气，供肝为用，所以心、肝的阴阳属性决定了心、肝同气相求。
（2）五行相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从五行属性而言，肝属木，心属火，木生火，心、肝为子母关系。一旦心脏病久疴沉，必定累及其母。
（3）神魂相牵：心藏神，肝舍魂。神与魂生理上相互协调，是人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这同时决定了病理上也会相互影响。
（4）经络相连：足厥阴肝经和手少阴心经，在经络循行分布上均过胸胁。肝经与心包经交会于天池穴，与同名经经气相通。如《医贯》所说：“肝、脾之系俱连系于心。”二者在经络上的相互连接，是疾病传导的物质基础。
（5）君相互制：心为君火而居上，肝藏相火居下。若君火旺盛，则相火必守本位而司其职；若君火衰微，则相火会越俎代庖引起灾病。如《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记载：“盖相火藏于肝肾阴分，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
3.调肝之法 杨华认为，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病程中肝失疏泄，枢机不利的原因，不同于常见的由情志因素或肝脏自身病变导致的肝气郁结，肝失疏泄，而是由于子病及母，母子俱虚导致的肝气虚或肝血虚，无力维持疏泄之功。所以，在治法上当补肝养肝。
（1）补肝应顺肝之性：肝脏其性升发，喜条达而恶抑郁。补肝应当遵循《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记载的：“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以甘味之药调之。”在药物选择上，酸枣仁性酸甘平，入心、肝经，能养血补肝，《本草汇言》曾说酸枣仁能“均补五脏”，是养血补肝之良品；黄芪味甘，性升发，与肝之秉性相似，能大补肝气，且具疏肝之效，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的“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达，黄芪性温而上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
（2）虚则补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肝为肾之子，精血同源。肝所藏血液除供给人体其他脏腑所需外，还会化生为精，供养肾精，而肾精也能补养肝血。所以基于“从虚则补其母”理论，补肾亦能补肝。特别是心力衰竭晚期患者出现神疲乏力、四肢厥冷、面色白等肾虚表现时，更应注意补肾以养肝。
4.从肝论治心力衰竭并发胸腔积液的西医学依据 作为人体的血流动力器官，心脏功能衰竭造成的血流动力学紊乱必然会对其他脏器造成损害。其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高耗氧量的新陈代谢活动的肝脏便是受害对象之一。心力衰竭对肝脏造成损伤的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缺血性损伤，因为心力衰竭时血液氧饱和度下降，肝细胞对缺血缺氧极为敏感，所以肝细胞会迅速坏死。此外，当心力衰竭缓解氧供恢复时，从缺氧环境中幸存的肝细胞又会遭遇缺血再灌注损伤。这种双重打击对肝脏无疑是巨大的。二是淤血性损伤，心力衰竭时心脏泵功能衰竭，人体容量超负荷，肝静脉回心血流受阻，肝脏充血继而发生肝窦淤血扩张，甚至出血。这会刺激肝脏胶原组织增生，导致肝脏纤维化，最终引起肝硬化。
由以上原因造成的肝脏损伤，会直接导致肝脏白蛋白合成能力下降。白蛋白是一种维持人体胶体渗透压至关重要的蛋白质，主要存在于血浆当中。正常情况下，白蛋白在血管内部通过渗透压差促使组织间水分重新进入血管。当白蛋白的浓度降低时，血浆渗透压下降，会导致水分从血管内部渗出到组织间隙，从而引起水肿和胸腔积液。
水道不利，虽主责在肺、脾、肾，但五脏六腑荣损与共，所以有不少医家已开始意识到五脏六腑皆可令人肿。特别是遇到心力衰竭并发顽固性胸腔积液患者时，治疗思路更不应狭隘。肝者将军之官，其性升发，疏泄全身气机，以气祛水之功应当被重视起来。
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主要包括室性心动过速、心室扑动和心室颤动（简称室颤）。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可导致突发性血流动力学改变，引起严重症状，甚至猝死。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约为15％。如何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风险是心血管内科医师及患者最为关切的问题。
目前，西医预防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方式主要有植入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ntracardiac defibrillator，ICD）和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包括钙离子通道阻滞剂、钠通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手段虽然丰富，但均有较大缺陷，例如ICD植入费用极高，大多数患者难以负担。抗心律失常药物大部分不适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同时伴有心力衰竭患者，但急性心肌梗死会导致心肌部分坏死，心力衰竭几乎难以避免。
针对现状，从中医经典理论出发，杨华提出预防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并发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可基于“出入废，升降息”理论，从调理脾胃论治。该方法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效果。
1.“出入废，升降息”的内涵及其与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相关性
（1）“出入废，升降息”的内涵：“出入废，升降息”出自《素问·六微旨大论》，全文记载如下：“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出入在中医学中常用于描述气的活动形式，“神机”和“气立”较为少见，但经典中同样有所论述。
何谓“神”，《灵枢·本神》有言：“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也就是说，“神”是由阴阳二气交汇融合而孕育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物质。《灵枢·天年》中还对“神”做了进一步描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由此可见，在人从胚胎到生命发育的整个过程中，神是否内藏于心是人生命是否形成的关键。也就是说，“神”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所以《灵枢·天年》又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何谓“机”，根据《尚书大传》记载：“旋机者，何也？传曰：旋者还也，机者几也，微也。其变几微，而所动者大，谓之旋机。”用于表示事物的变化活动。《黄帝内经》中“神”“机”相连，意在概括人体所有生命活动过程。“气立”被认为是人体生命过程中与自然界进行的气的互换沟通过程。所以，整段话的意思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与气的升降出入密切相关，因为气的升降出入是人与自然的沟通途径。所以，一旦气的升降出入活动出现障碍，那么人的生命也将受到影响。
（2）“出入废，升降息”与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相关性：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从临床表现上来讲，大多表现为突然发生的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心慌、眼睛黑矇、呼吸困难、胸痛，甚至瞬间呼吸心跳骤停。这与中医范畴的“厥证”极其相似，厥证者表现为骤然昏仆、不省人事、四肢逆冷，轻者短时间内即可苏醒，重者一厥不醒。正如《素问·大奇论》所言“暴厥者不知与人言”，以及张璐在《张氏医通》里描述的“厥之为病也，足暴清，胸将若裂，肠若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寒热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
厥证，核心病机为气机升降乖戾，致使气血阴阳不相顺接。这与“神机”理论中的“出入废”“升降息”一致，由此导致的结果也与“神机”的“化灭”“孤危”相似。
人体之气有宗气、元气、营气、卫气以及诸脏腑之气。具体是何种气“出入废”“升降息”，导致“神机”的“化灭”？杨华认为是宗气。《灵枢·邪客》有言：“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也就是说，人体气血运行和呼吸均由宗气推动。张锡纯也有言：“宗气即是大气，其为后天生命之宗主，故又尊之曰宗气。”正是宗气承担着这些作用，所以其“出入废”“升降息”才有可能导致“神机”的“化灭”。
2.从脾胃论治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理论依据 宗气与心脏同居于胸中，宗气虚衰，无力维持升降出入，进展为气机升降乖戾，应及时扶助宗气。杨华指出，当从脾胃论治。
（1）宗气大伤，需脾胃充养：“脾胃者，仓廪之官”，《素问·经脉别论》载：“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脾胃能通过摄取水谷之中精微物质以供养人之所需。宗气同样需要脾胃之给养，《灵枢·邪客》记载：“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对该条文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宗气者，胃府水谷之所资生，积于胸中，为脏腑经脉之宗，故曰宗气。”所以，宗气来源于脾胃，脾胃衰则宗气损，脾胃盛则宗气荣。
（2）脾胃枢机，宗气之通道：脾胃居于中州，历来被认为是气机枢纽，人体之气皆通过脾胃升降出入。《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所谓“使”即差遣，“市”即贸易、集散之处，清晰表明了脾胃的枢纽作用。“土位于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五行之升降，以气不以质也。而升降之权，又在中气，中气在脾之上、胃之下，左木、右金之际。水火之上下交济者，升则赖脾气之左旋，降则赖胃土之右转也。故中气旺，则脾升而胃降，四象得以轮旋。中气败，则脾郁而胃逆，四象失其运行矣。”
（3）心脾母子，心伤脾亦损：心属火，脾属土，《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心生血，血生脾。”两者为母子关系。此外，心、脾经脉相牵，络脉相系，《灵枢·经脉》载：“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脾足太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正是心、脾两脏间的密切联系，注定了脾在心脏受损后，难以自保，必受牵连。
（4）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防大于治：正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特别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此乃心血管之重症，应着重于预防。对此杨华进一步指出：“厥证者，发病时阴阳五气离散无所依，三魂六魄分别无所定。尽力医救，复苏之后仍会机体大伤，实乃医者所憾。”所以，只有通过补益脾胃，充实宗气，使宗气升降出入有序，不致逆乱，才能达到上工治未病之效。
3.从脾胃论治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方药选择 在方药选择上，杨华喜用升陷汤加党参。升陷汤乃张锡纯为治大气下陷证所创，原方由生黄芪、知母、柴胡、桔梗、升麻五药组成。杨华认为，方中黄芪为君药，既可补气亦可升气，臣以党参，能大补周身之气，助黄芪以培气本，且两药都可入脾经，能助脾复健运之功，有既补宗气又补脾胃之妙。虑两药同用温热有余，故用知母以凉润济之，一升一降，有翻云覆雨之妙；柴胡为少阳的引经药，能引大气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为阳明经引经药，能引大气下陷者自右上升；柴胡、升麻合用有助脾胃枢机之效。桔梗为药中之舟楫，能载诸药之力上达于胸，为舟楫之要药。
4.从脾胃论治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西医学依据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肠道的微生物菌落，肠道菌群包含35000个物种以及超过1000万个非冗余基因，被称为人体“第一大免疫器官”。由于肠道菌群在生理病理功能上与中医脾胃学说极其相似，所以也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脾胃学说的西医学解释。根据报道，肠道菌群与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存在着密切联系。
有证据表明，自主神经张力的失衡，特别是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在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份来自武汉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来自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会通过刺激星状神经节途径以及刺激中枢神经途径，诱导心脏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大鼠发生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此外，有研究显示，肠道菌群代谢物亚油酸的血清浓度与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的室颤风险呈负相关，对于高室颤风险的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可食用亚油酸从而避免室颤的发生。
有研究证实，黄芪和党参可加快通过缩短急性心肌梗死小鼠QT间期，和加快心室复极速度，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小鼠的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风险。且不会像阳性药物美托洛尔一样，增加房室传导阻滞风险。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范畴，动脉粥样硬化根据发病部位和症状表现，属于“眩晕”“中风”及“胸痹”等疾病范畴。在具体病位上，两种疾病目前众说纷纭。杨华认为，两病根本病位在心和肾，病机为心肾失交，并提倡以“上下交病，治其中”理论为原则治疗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共病，临床疗效颇著。
1.“上下交病，治其中”的内涵 “上下交病，治其中”取自叶天士“上下交病，治在中焦”，其渊源可追溯至《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素问·五常政大论》有言：“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素问·太阴阳明论》指出：“脾者土也，治中央。”《伤寒杂病论》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头项强痛伴小便不利，是上下交病的一种体现，仲景所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组成为：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白术三两、茯苓三两、大枣十二枚。从方中重用生姜、白术及茯苓等健运脾胃之品，不难看出仲景对“上下交病”也有“治其中”的思想。这种迹象在《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也有体现：“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上下交病，治其中”，有人认为“上”“中”“下”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根据三焦划分内脏部位，其中膈以上者为上焦，包括心、肺二脏；膈至脐间者为中焦，包括脾、胃；脐以下者为下焦，包括肝、肾。杨华认为“上下交病”不应只局限于上、中、下三焦，或是上、下部症状，它的含义应更加广泛，可泛指“上”“下”俱病。不少医家也持相同观点。
杨华认为“上下交病，治其中”是中医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他说：“各脏腑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方面依靠各脏腑本身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依靠脏腑间的相互协调，这奠定了上下交病治其中的理论基础。”之所以“治其中”，在于脾胃为后天之本，气机升降之枢、气血生化之源。健运脾胃可使清升浊降，阴阳和合，各司其用。正如《金匮要略心典》所载：“中者四运之轴而阴阳之机也。故中央立，则阴阳相循，如环无端而不及于偏……是故求阴阳之机者，必于中气。”及李中梓所言：“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
2.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组成的共病是“上下交病”的依据
（1）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位：动脉粥样硬化，从中医角度来说是“脉”的病变。《灵枢·经脉》载：“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脉要精微论》载：“夫脉者，血之府也。”石寿棠在其所著《医原》也说：“夫人周身经络，皆根于心，而上通于肺，以回于下，如树之有根有干有枝。百体内外，一气流通，运行血脉，以相出入。”所以，可以认为动脉粥样硬化是脉的病变，而追溯其源，应该是心之病变。《素问·痿论》有载：“心主身之血脉。”如若心之阴阳和谐，心气充沛，则能推动血液运行无碍，反之则脉道不利。正如黄元御在《四圣心源·形体结聚》中说的：“心气盛，则脉络疏通而调达。”
（2）糖尿病的病位：消渴是指以多饮、多食、多尿、尿有甜味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症候群。从症状上来看，多饮乃口渴所致，阴虚燥热，灼伤津液，津液不得上承，则口渴多饮。如《黄帝内经太素》所言“肺焦为渴，名曰肺消”；多食是由阳盛阴虚，水谷腐熟过度所致，即《灵枢·五邪》所载：“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朱丹溪也曾说“热蓄于中，脾虚受之，浮阳蒸胃，消谷善饥”；多尿，是因阴液亏耗，输布失常，从小便而去所致，即《丹溪心法》所载：“热伏于下，肾虚受之，腿膝枯细，小便多而浊，病属下焦，为之消肾。”尿甜乃肾阴精亏虚，对水谷精微失于固摄，使得水谷精微下注膀胱随小便而去所致，如陈延之所言“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所致，每发即小便至甜”。
从症状上来看，消渴一派阴虚内热之象。肾者，先天之本，寓元阴元阳。《素问·六节藏象论》记载：“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阴亏损，则虚火内生。所以消渴一病，病位之根本在肾，如若肾阴充足，能与阳气相制约，滋润一身之脏腑，则不会发生消渴。正如张介宾所言：“病本于肾而无不由乎命门者，夫命门为水火之脏，凡水亏证能为消为渴，而火亏证亦能为消为渴者何也？盖水不济火则火不归原，故有火游于肺而为上消者，故有火游于胃而为中消者，有火烁阴精而为下消者，是皆真阴不足，水亏于下，消证也。”
（3）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组成的共病是“上下交病”的具体体现：从上述中医经典及中医名家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病位分属心、肾两脏，从心、肾在人体的定位来看一个居上，一个在下，所以非常契合“上下”之说。
杨华认为，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两病根本病位在心和肾，两脏俱病则为“上下交病”。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共病的病机为心肾失交。他说：“古今医家多言，消渴须分上、中、下三消，病位分属肺、脾、肾。至于眩晕、中风、胸痹之病，病位论述之纷繁则更甚。而若究其根本无外乎心、肾二脏，盖因水火不济也。”
3.“治其中”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共病中的意义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曾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杨华认为，脾胃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全身气机升降之枢纽，阴阳调和之关键外，还因为是后天之本，可化水谷而滋养五脏。
心、脾胃及肾分别居于人体上、中、下，心、肾之间的联系必然经过脾胃。脾胃在心、肾阴阳交济的过程中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者，脾升胃降，通过其枢纽功能，疏通气机，使得升降有序，通达而不闭塞，为心肾相交创造条件，如黄元御所说“脾升，肾、肝亦升”“胃降，心、肺亦降”；二者，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为心肾相交提供物质基础。脾胃受纳腐熟水谷，化为精微，滋养周身，其中心之所养——血液亦出自脾胃所化之精微。《灵枢·营卫生会》云：“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只有脾胃所供精微充足，血液化生充分，心脏有所滋养，心之阳气方可充足。此外，脾胃所化水谷精微也是肾阴精生成的必需，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才能保持充盈。无怪乎《素问·玉机真藏论》记载：“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
之所以脾胃职能失司，杨华认为“当究痰湿邪气之罪”。《素问·痹论》有云：“饮食自倍，脾胃乃伤。”现代人随着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往往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腻，这会导致脾胃功能受损。脾失健运，则水湿停滞，日久生痰。水湿痰饮愈重则脾愈衰，如此循环，则脾胃为所困。《素问·奇病论》说：“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症因脉治》也曾提道：“胸痹之因，饮食不节，饥饱损伤，痰凝血滞，中焦混浊，则闭食闷痛之症作矣。”西医学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的发病与饮食结构不良有关。因此，杨华认为“治其中”，首当其冲应健运脾胃，以健脾利湿之品，恢复脾胃之功。
4.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上下交病，治其中”的西医学依据 除了上文提到的饮食结构失调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一些分子生物学证据也表明，脾胃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胰岛素抵抗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靶器官对胰岛素反应下降，从而间接促进葡萄糖摄取和利用的效率下降。胰岛素抵抗不但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也是糖尿病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核心因素。一方面，胰岛素抵抗会促进游离脂肪酸增加，从而提高炎症因子如TNF、IL 1和IL 6等的表达水平，最终诱导巨噬细胞在血管壁中的聚集，并泡沫化形成泡沫细胞，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另一方面，胰岛素抵抗会导致磷脂酰肌醇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被抑制，继而引起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磷酸化水平降低，内皮细胞由于缺乏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而引起功能障碍，最终促进粥样硬化的发生。
由胰腺分泌的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是胰岛素抵抗发生的关键原因。有报道指出，胰腺是中医脾胃的一部分，健运脾胃其实也是对胰腺功能乃至胰岛β细胞的调节。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常见病、多发病。回顾1998年底在华北、东北、西北等地流行，1999年春季在海南省范围内流行的流感，当时经国家流感中心新分离的数十株流感病毒分析，绝大部分属甲3亚型流感毒株所致，且有抗原漂移等情况。该病发病急骤，感染后病情重，病程长，部分病例呈双峰热，若发热超过1周未退或退热后再发，多提示有并发症。杨华采用柴葛解肌汤加味［柴胡10 g，葛根30 g，羌活10 g，桔梗12 g，生石膏30 g（高热加大剂量），黄芩12 g，白芍10 g，白芷12 g，连翘30 g，防风10 g，陈皮10 g，甘草10 g，生姜6 g，大枣10 g］治疗101例患者，并以利巴韦林、清开灵、酚咖片等药治疗105例作为对照。疗效评判标准：服药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内完全退热和临床症状改善者分别判为显效、有效和无效。结果提示治疗组101例中，显效88例，占87％，有效9例，占9％，无效4例，占4％；对照组105例中，显效18例，占17％，有效39例，占37％，无效48例，占46％。经显著性检测，有显著性差异（ P ＜0.01）。
在治疗流感过程中，常用的药物治疗一般见效时间较慢，且头痛、全身疼痛症状难以解除，根据该病的特点及辨治经验，以柴葛解肌汤合正柴胡饮治疗，清热解毒，解肌透表，标本兼顾，故被杨华作为治疗流感的首选药。
登革热以高热或马鞍型热、皮疹、肌骨关节剧烈酸痛为主要表现；登革出血热以发热、出血、休克等为主要表现。登革热及登革出血热起病急骤，热程5～7日，部分患者热退后出现出血表现，少数患者在持续性发热或退热后病情突然恶化，出现呼吸急促、神昏痉厥、肌肤湿冷、血压下降等危重证候，常用药物如吗啉胍、利巴韦林、大青根注射液、柴胡注射液及激素等，治疗见效时间长，疗效不确切，且传变表现多样。按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流行病学情况及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瘟疫”范畴，临床上据温病卫气营血辨证。
登革热辨证分型包括：①卫气同病型，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肌骨关节痛，尿黄、少，舌边红，苔微厚、白或黄，脉浮数。②邪伏膜原型，症见恶寒发热，嗣后但热不寒，头身疼痛，胸隔痞满，呃逆或呕吐，舌红，苔厚、白或腻，脉数。③气营（血）两燔型，症见壮热口渴，烦躁不寐，头痛神昏，斑疹或其他部位出血，舌绛红，苔黄燥，脉数。④瘀热相搏型，症见发热夜甚或身热已退，烦躁或神昏，肌肤瘀斑或其他出血，舌紫暗或有瘀斑，脉沉涩。⑤亡阳外脱型，症见大汗淋漓，四肢厥冷，面色苍白，呼吸微弱，脉微欲绝。
登革热以清热解毒、清暑祛湿、凉血化瘀、清心开窍、固脱救逆为治法，根据不同辨证类型选用不同方药：①卫气同病型，柴葛解肌汤合银翘散加减治疗（柴胡、黄芩、羌活、白芷、香薷、青蒿各10 g，连翘、野菊花各20 g，芦根、葛根各30 g，生石膏60 g）。②邪伏膜原型，达原饮加减治疗（槟榔、知母、青蒿、黄芩、柴胡各10 g，草果6 g，连翘20 g，生石膏60 g）。③气营（血）两燔型，清瘟败毒饮加减治疗（山栀子、黄芩、赤芍、丹皮各10 g，连翘、玄参各15 g，生地黄、水牛角各30 g，生石膏60 g）。④瘀热相搏型，犀角地黄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大黄、桃仁、红花、赤芍、丹皮各10 g，丹参、生地黄各15 g，水牛角30 g）。⑤亡阳外脱型，参附汤合生脉散加味治疗（西洋参、桂枝各10 g，熟附子、麦冬、炙甘草各15 g，五味子6 g）。同时配合液体疗法加吗啉胍、利巴韦林、大青根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激素以及对症治疗。
杨华于该病流行期间，结合夏季发病多夹暑湿之特点，根据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采用中医药辨治登革热102例（其中登革出血热23例），总有效率94.1％；并用大青根注射液、柴胡注射液、吗啉胍、利巴韦林及激素等治疗107例（其中登革出血热17例）作为对照，总有效率40.2％，两组差异显著（ P ＜0.01）；同时，治疗组在截断其疾病的传变途径、减少出血发生及尽早恢复血小板正常方面亦优于对照组。提示运用中医辨治及早有效地顿挫热势，防传杜变，确可缩短登革热病程，减少出血的发生，减少并发症以及尽早恢复血小板的正常，其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医常规处理的对照组（ P ＜0.01），值得临床工作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