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埃里克·邓宁

一

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已经在别的地方发表过。然而，这是它们第一次一起出现，且其中一些文章也是第一次以完整版本发表。这些文章一起出现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事实，特别是向读者展示：这些文章都是从一个单一的理论与研究的体系——诺贝特·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过程及国家形成的开创性研究 ^[1] ——系统发展出来的。事实上，这些文章是对这一理论及研究体系的例证和补充，同样，也是埃利亚斯所提出的独特的社会学“型构”及“发展”取向（figur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 ^[2] 的代表。

由于有些时候，好像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家 ^[3] 对埃利亚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充耳不闻，我希望借此时机将这本书放在他的整个研究框架之中。然而，首先我要采用“埃利亚斯式”的取向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体育运动与休闲，特别是前者，作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往往会被忽视？接下来，在提供埃利亚斯的一些生平细节并简要地将其社会学视角定位于“社会学地图”之后，我将阐述我所认为的埃利亚斯取向的首要显著特点。最后，我将用三言两语说说构成了现在这本书的文章。

二

尽管体育社会学已经试图通过引用“经典”社会学家，诸如韦伯在作品之中的偶尔论述，来给自己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源流， ^[4] 但体育社会学相当晚近才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就不再那么薄弱了，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然而，就它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社会学仍然主要是体育教育家们的创造。这群专门人士在体育运动领域有实际投入，因此有些时候，他们的研究首先会缺乏一定程度的疏离，而疏离对有成效的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必需的；其次，还会缺乏所谓对社会学中心关怀的“有机”嵌入。也就是说，体育教育家的多数写作主要关注体育教育、体育文化及体育运动的特定难题，而未能展示更广泛的社会关联。此外，他们的研究往往具有经验主义的特点 ^[5] ，不过亦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然而，我确信多数社会学家都会赞同：到目前为止，体育社会学中的多数研究不大可能激发体育教育领域之外的兴趣，也不大可能吸引“主流”社会学家的注意。

这枚硬币的反面则是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足球流氓行为吸引了越轨理论研究者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 ^[6] 这个显而易见的例外——很少有主流社会学家对体育运动的任何方面进行理论化概括或者开展研究。即便体育运动在社会学一些特定的专门人士所关注的制度——比如教育 ^[7] ——之中似乎不可或缺，但情况仍然如此。下述情况可能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61年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交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体育社会学，但在那之后——彼时他已经建立了作为英国一流社会学家的声望——他显然没有再重返体育运动领域，也没有在任何一本理论著作中将体育社会学作为值得系统讨论的研究类别。对吉登斯及其他人来说，社会学的价值以及其中的机会结构已经指明要在更常规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就将对体育运动的社会学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留给了非社会学家。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8] 、格雷戈里·P.斯通（Gregory P. Stone） ^[9] 都对这个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实情仍然是：很少有主流社会学家对体育运动进行过系统研究，或在他们编写的教材及其他作品中对此进行过理论化提炼或讨论，或将对体育运动的研究整合到授课之中。

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忽视的可能原因并不难发现。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关于为什么“种族这个概念没有在现代社会理论发展之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推断，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线索。洛克伍德主张，“这是不可避免的，种族不能作为社会学解释的中心概念”，因为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生物及其他形式的非社会的还原论，并反而引导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系统的基本且普遍的方面，如宗教和劳动分工……”。洛克伍德指出，这种趋势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复杂：“没有能与今天的种族难题相提并论的难题，它将自己呈现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得以形成的历史状况之中。” ^[10]

无论这一推测式的论断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适用于对种族及种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乍一看，它似乎潜在地适用于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忽视。跟种族一样，在现代社会学基本轮廓形成之时，体育运动不是——或者更恰当地说，不被社会学的“开创者们”认为是——当时的严重社会难题的发生地。此外，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体育运动也不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属性或普遍属性，但这其实更值得商榷。正因如此，尽管这些活动的结构及其对参与者的含义各有不同，但没有哪个人类社会不存在相当于现代体育运动的一些活动。更重要的是，许多体育运动都部分地具有宗教根源，而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宗教仪式所产生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nce）的分析——进行适当修正后（ mutatis mutandis ）——可转换为对现代体育运动事件中产生的情感及兴奋的讨论。 ^[11] 尽管这些事实在表面上不容易引起争议，不过，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社会学家尝试将体育运动研究整合到宗教研究 ^[12] 或社会分工研究 ^[13] 之中。这表明：成为现代社会学关注的基本焦点的那些事物，其出现存在一个过程；与洛克伍德的分析所暗示的相比，这个过程更不能摆脱埃利亚斯所说的“他律评价”（heteronomous evaluations）的影响。 ^[14] 简单来说似乎是这样的：大多数社会学家表面上承诺了“伦理中立”（ethical neutrality）或“价值无涉”（value-freedom），并承认“社会学是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这一愿景，但是，当今的社会学家所坚持的主导范式将其视野限制在了范围相对狭窄的社会活动之中，这一事实揭露了他们的价值承诺。后果之一就是对体育社会学的忽视。另一个后果则是几乎也不存在战争社会学。再则，社会学往往被限制于生活之中严肃且理性的一面，结果在社会学理论及研究中，快乐、愉悦、玩耍、情感，还有男性与女性的非理性及无意识的倾向，得到的关注都不足。 ^[15]

体育运动、战争和情感，可能像是被忽视的主题的大杂烩，但如果对此稍微进行反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重合，而这也许是很重要的。体育运动和战争都涉及一些形式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形式与相互依赖、合作、“我群”（we-group）及“他群”（they-group）的形成等形式微妙地交织在一起。 ^[16] 此外，两者都可以激发令人愉悦的情感，还有痛苦的情感；而且两者都包含理性行为及非理性行为的复杂且多变的结合。另外，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一方面强调体育运动可能成为战争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体育运动可以提高参与者的坚韧及攻击性，是军事训练的理想载体——进一步表明了两个领域有类似特征，可能还有相互关联。当然，在更高的概况层次上，这个讨论的一个隐含含义是：影响了当代社会学主导范式的这种价值导向，往往将“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等同于当代民族国家，而且相应地，导致了对国际关系作为理论化及研究的焦点的忽视。现在让我来推断一下限制了社会学家视野领域的那些他律价值以哪些方式导致了社会学对体育的忽视。

三

到目前为止，我的论证中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学家忽视了体育运动，首要原因是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充分地将自己从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及思维方式之中疏离出来，从而把握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体育运动所提出的社会学难题，或者体育运动所提供的探讨社会结构及行为的范围，而这些结构及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常规理论所忽视。更具体地说，体育运动似乎一直被忽视，未成为社会学反思及研究的对象，因为体育运动被看作常规所理解的相互重叠的一些二分法（dichotomy）复合体之中价值负面的那一方，诸如“工作”与“休闲”、“心灵”与“身体”、“严肃”与“愉悦”、“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按照西方普遍的还原论及二元论思维（reductionist and dualistic thinking）的倾向，体育运动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愉悦导向的休闲活动，它锻炼的是身体而不是心灵，而且也没有经济价值。作为结果，人们不认为体育运动提出了与经济、政治生活的“严肃”事务相关的那些难题具有同等意义的社会学难题。然而，尽管体育运动相对而言被忽视了，但它仍然构成了具有相当社会意义的领域。至少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学家会严肃对待这样的声明：他们的研究是关于社会的 全面的 （comprehensive）科学，要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运动领域也需要社会学的理论化及研究。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了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例如，至少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男性圈子中，体育运动是可以与性匹敌的兴趣及讨论的主题。此外，体育运动现今几乎是在世界各地都无处不在的休闲活动。劳伦斯·基钦（Laurence Kitchin）甚至认为有一种体育运动，也就是足球，是“科学之外唯一的全球习语” ^[17] ，而且很少会有人怀疑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及足球世界杯这些事件的国际重要性。它们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将抵制体育运动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武器也是如此。还值得调研的，兼具历时性（diachronic）与共时性（synchronic）的，是这样一些领域：体育作为“休闲”（leisure）与体育作为“工作”（work）；体育运动中以及与此有关的雇佣模式与社会流动模式；体育运动中的业余主义、专业主义，还有“用职业选手假冒业余选手的做法”（shamateurism）；体育运动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体育运动的经济学；体育运动的商业化；体育运动中的国家角色；政治与（and）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中的（of）政治；国际、国家及地方的体育运动组织的管理、组织及控制模式；这些不同层级组织实体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对体育运动组织进行控制的模式，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体育运动组织的产权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运动；大众媒体与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教育；体育运动与阶级；体育运动与种族；体育运动与性别；体育运动的伦理；体育运动与暴力；体育运动人群以及他们有些时候会参与的无序行为；诸如此类。最后，体育运动可以被视作“自然实验室”，用来探讨社会关系的一些属性，诸如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和谐。这些属性在逻辑上、按照当前的价值来看，好像是相互排斥的，但由于体育运动的内在结构，它们在这个情境之中都很清楚地显示出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

我现在已可以对埃利亚斯独特的社会学理论的首要特点进行总结。如下文将展示的，其核心的理论尝试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他律评价的枷锁，打破了流行的二元论及两分法的思考倾向，以便通过埃利亚斯所称的“通过疏离的迂回”（detour via detachment）来提高我们对人类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的理解。此外，正如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所清晰展现的，该理论使人们能够赞赏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它还尝试在这种关联中为一种情感的社会学理论奠定基础。这一理论也强调了对暴力的个人控制及社会控制，强调在这方面能够观察到的长期的过程。简而言之，它首先是一种 发展式的 （developmental）理论。然而，在详细阐述这些以及相关议题之前，如本文开篇所言，我应当提供一些埃利亚斯的生平细节，并将他的理论定位于“社会学地图”之中。

四

诺贝特·埃利亚斯出生于1897年，是德国犹太人后裔。1925年，他在海德堡开始了他的社会学生涯，先是作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朋友及合作者，随后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曼海姆的助手。 ^[18] 当时和现在一样——尽管既在同一幢大楼，又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类似的难题 ^[19]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及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更知名的社会研究所是分离的，后者是人们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制度基础。我提及这一点，仅仅是为了将埃利亚斯的发展式综合（developing synthesis）放置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历史—政治交汇以及社会学发展的特定阶段。更具体地说，正当埃利亚斯要在法兰克福发展他的理论之时，纳粹开始上台掌权。此外，埃利亚斯开始进入他社会学生涯中一个关键且成果丰硕的阶段，即德国人所说的“方法论之争”（ Methodenstreit ）——“就方法进行的战斗”——中的一个特定的交汇点。“方法论之争”是一场持续的争论，不同学派讨论了许多年，试图确定“科学的”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人类及其组成的社会，并试图确定哪些概念及方法在这一点上最为恰当。

接下来，我将聚焦于埃利亚斯提出的所谓社会学的综合属性。而在转向这些议题之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埃利亚斯个人是厌恶暴力的人文主义者，而且他对暴力与文明之间关系的持久兴趣，并不仅仅是“学术的”或“智识的”。相反，这至少部分源自他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在德国的经历，源自他的母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丧生这一事实，还源自他的流亡经历——先是在法国，后来到了英国。也就是说，他对暴力——对暴力的所有形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社会学兴趣来自这样一种深层的渴望：推进我们对暴力的社会根源及心理根源的理解，希望这种理解将帮助人们安顿他们的生活——人与人“共同生活的模式”——以避免多种形式的、让人类饱受折磨的暴力悲剧。但是现在，让我转回对埃利亚斯的综合属性及其所包含内容的考量。

在一篇令人信服的总结陈述中，约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已经准确地观察到，埃利亚斯“关心的是‘全面地’对人类进行研究，而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具体方面，诸如观念、价值与规范、生产方式，或者本能与情操以及它们的升华” ^[20] 。也就是说，埃利亚斯清楚地将优先权给予综合（syhthesis）而非分析（analysis），并且努力避免将人及社会按照“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这样一些范畴进行分区——按照这种分区，仿佛“经济”及“政体”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社会”的部分；他也避免按照“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这些范畴进行分区——按照这种分区，仿佛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离开身体而存在，仿佛他们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身体或生物现象，或者仿佛“社会”可以按某种方式独立于组成它的男性个体与女性个体并与他们分离。然而，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埃利亚斯的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得不包括努力解决各种二元论，这些二元论不断困扰社会学及相关学科，也构成了“方法论之争”中的张力主轴（principal axes of tension）。我意在指出这样一种倾向：在概念上将对人及社会的研究，简化为部分重叠的一组二分法的两面，并一再导致各种学派的形成。这些学派或多或少明确且直接地就以下议题进行争论，如“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对“反自然主义”、“能动性”对“结构”、“唯意志论”对“决定论”，诸如此类。这些学派往往坚定地支持尽管相异但同样仅是多维社会世界中一维（或两维）的看法，而埃利亚斯的观点之一是：消除作为这些学派基础的二元论——这个任务只有通过理论推理及经验研究的持续交叉融合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在社会学发展的当下阶段是必需的，有助于社会学的进一步成长。这种成长将包含理论及模型的发展，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更加契合的理论及模型，将有助于对抗研究的分裂及碎片化致使学派相互冲突这一趋势，而这已经成了社会学，可能还有与人类研究相关的其他科学发展之中反复出现的趋势。埃利亚斯式的综合是引导人类科学走出迷宫的一种努力，而这个迷宫正是通过相互冲突的这些一维或两维——至少部分是一维或两维——的问题—解答所呈现的。更具体地说，埃利亚斯的目标有助于发展出更客观准确的综合——受到理论与观察同等影响的综合——并有助于描绘人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的图景，按照他们真实的样子描绘，而不是按照政治家、理论家、哲学家、神学家或普通人的强制命令生成的样子。埃利亚斯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目标，是推动一种适合处理人类—社会层次上的自然整合的方法的发展。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主义”的；在“科学主义”意义上，某些方法会被错误引入，仅仅因为它们被证明适宜研究其他层次的自然整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埃利亚斯看来，首先必须发展出与迄今为止的既有概念相比，更密切适应人类及其社会的动态和关系特征的概念装置及术语。让我稍微具体展开，并讨论埃利亚斯新兴理论的一两个方面。鉴于本文的篇幅所限，我可能只能讨论这个复杂且发展中的整体的一两个小部分。

以埃利亚斯对于“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二分法的立场 ^[21] 为例。他指出：人类及其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自然”并非无缝之网，而是由一系列生发式的层次所组成的分化且结构化的整体。这些层次相互关联但相对自主。它们各有差异，首先是根据这些层次所包含元素的结构化程度，其次则是根据这些元素及它们所形成的模式的变化及演化的速度。基本上有三个这样的层次：无机层次、有机层次、人类—社会层次。这些层次都经得起科学研究的检验，但是适用于某个层次的方法并不必然适用于另一层次。因此，人类—社会层次出自无机层次及有机层次，也就继续受到这些层次中的过程（比如万有引力，出生、成长和死亡）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层次也有相对的自主性，而且有一些独特的突出属性，比如语言、道德准则、国家、罢工、亲属关系、婚姻、经济、经济危机、战争、“前体育运动”形式的争夺式比赛，还有体育运动。在埃利亚斯看来，自然整合中的人类—社会层次的这些独特的突出属性，是以其自身的规则性为特点的，不能以还原的方式来解释，即不能根据对无机及有机层次的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概念及模型来解释。

然而，哲学家往往不承认这一点。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他在一些社会学圈子里仍然受到高度评价，他认为只有按照“一般”或“普遍”法则进行的解释，才能获得科学地位。 ^[22] 埃利亚斯从多个方面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表明，普遍法则（universal law）这一概念是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的，更确切地说，在那个时候，经典物理学刚好处于将自己从神学及形而上学的概念之中剥离出来的过程。 ^[23] 埃利亚斯指出，正如神学及形而上学的概念，普遍法则这一概念是在可观察的变化背后找出一些不变及永恒事物的一种努力，但是它缺乏客观准确性，因为要解释任何变化，都必须援引某种之前的变化（change），而不是借助某些静态、不变且永恒的“第一原因”。然而，在埃利亚斯看来，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宣称，法则这个概念在某些总体意义上缺乏客观准确性。相反，就结构松散、演化缓慢的现象（诸如气体运动）而言，“类法则”的解释是相对客观准确的；但是，就结构化程度更高、演化更迅速的现象（诸如有机体和社会）而言，这些解释就缺乏客观准确性了。在这里，结构的模型和／或过程的模型必须优先于“类法则”的一般概括，例如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模式、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还有埃利亚斯自己关于文明化过程与国家形成的关系理论。

在埃利亚斯看来，就人类—社会的层次，普遍法则这个概念缺乏客观准确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这是一类高度结构化的现象——发生的相对速度正因如此，普遍法则这个概念意味着对 相应层次 的知识的阻碍。另一个相关的阻碍来自语言的某些特定特点。譬如我们在表达持续的运动或持续的改变时，往往会先指明存在一个孤立的、处于静止状态的客体，然后加上动词来表述这个孤立的客体运动或改变的事实。例如，我们说“风在吹”，好像风是个实际存在的静止事物，在给定的时间点才开始吹。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述听起来好像风跟吹是分开的，仿佛即使不吹，风也存在。 ^[24]

在社会学中，“结构”与“变化”、“结构”与“过程”、“结构”与“能动性”或“行动”这类概念分离，就是语言障碍的例证。例如我们会这样表达，“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英国体育运动的结构改变了”，仿佛这个“结构”是个“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进行体育运动的人分离的，是与这些人的体育运动实践方式的变化分离的。这类二分且物化的概念化形式意味着：无行动、无变化、非过程的社会结构能够存在，这与人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背道而驰。埃利亚斯使用了一个德文术语“Zustandsreduktion”来指称这种倾向，其字面意思是“状态简化”（state-reduction），也就是将可观察的过程从概念上简化为稳定的状态；门内尔（Stephen Mennell）和莫里西（Grace Morrissey）将这个概念翻译为“过程简化”（process-reduction），也不是没有道理。

埃利亚斯指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概念倾向：将思想的“客体”，包括人，与他们所卷入的关系分开。这两种概念倾向——“状态简化”或“过程简化”以及将客体与关系分开——给社会学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具体来说，它们造成了一种双重不准确的概念化方式，即一方面将社会学思想的“客体”概念化为静止的，另一方面又将其概念化为与所处关系是分离且分开的。埃利亚斯认为，将个体及社会都物化并在概念上分离，同时将个人及社会都简化为处于静止状态的孤立的客体，这是一种普遍的倾向。为帮助应对埃利亚斯创造了有联系的概念：“型构”（figuration） ^[25] 和“开放的人”（open human beings，拉丁语表达为 homines aperti ）。前者指相互依赖的人们的一张网，人们在多个层次上并以不同的方式彼此联结。后者指组成这些型构的个体具有开放、过程式、内在的“他者指向”（other-directed）的特征。 ^[26] 这两个术语并不是指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表明人类世界不同但不可分离的层次。然而，型构并不是“他者指向”的个体原子的简单聚集：相互依赖的人们是多元的，他们的行动彼此交错，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一些突出的属性，诸如权力比率、张力轴、阶级及分层系统、体育运动、战争与经济危机。由于在埃利亚斯看来，权力是任何型构的基本属性，因此我将挑出他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并给予特别关注。之后，我将简要考察埃利亚斯“型构的固有动态机制”（the immanent dynamics of figurations）这个概念。

埃利亚斯已经提出了彻底的关系型的权力概念，这个概念摆脱了对待权力的普遍倾向：将权力物化，将权力当作一些人在绝对意义上占有而另一些人被完全剥夺了的“东西”。 ^[27] 此外，埃利亚斯的概念是以坚定地承认权力的多样态、多面特征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它可以纠正将权力简化为这样或那样的单一维度概念这类普遍倾向，比如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权力简化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及控制。埃利亚斯的这个概念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纠正“类法则”理论的建构。“权力”，如埃利亚斯所说，

是所有人类关系的……结构特征……我们依赖其他人，其他人也依赖我们。只要我们对其他人的依赖要甚于其他人对我们的依赖，那么，那些人就对我们施以权力，无论我们依赖他们是由于他们使用了赤裸裸的武力，还是由于我们对被爱的需要，我们对金钱、治愈、地位、职业或仅仅是兴奋的需要。

只要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有功能，也因此有价值，那么，他或她就不是无权力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比率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

从目前的讨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埃利亚斯的型构及发展理论拒斥更常见的分析（analytical）取向。按照分析取向，社会被分解成一组组的“因素”“变量”或“领域”，诸如“政治因素”“教育变量”或“经济领域”；而且，分析取向还试图评估这些“因素”“变量”或“领域”在社会过程或其中一些方面的相对“因果权重”。然而，埃利亚斯的理论隐含的，与其说是对“因素理论化”（factor theorizing）的全面拒绝，不如说是一种呼吁，要改变社会学中分析与综合的平衡，以利于后者。这意味着：与目前为止很多社会学理论中已经很明显的关注相比，还要更加关注在更广泛的型构之中的特定具体“因素”的结构位置，以及这些型构本身的结构。实际上，这里正在主张的，是更敏感且有意识地看到这一事实：就像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沃森（James Dewey Watson）研究得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一样，它并不简单是特定组成成分及其数量的一个函数，而是它们双螺旋排列的函数；人类型构——比如他们结合成为部落、城邦或民族国家——的结构，不但是定量特征（诸如这些型构的大小，或组成这些型构的男女个人独特性的多少）的函数，而且是这些型构的个别组成成分的结合方式或排列方式的函数。此外，与物理化学的对应物不同，在社会型构中，其组成成分的性质，更倾向于根据他们作为一部分所构成的“总体”的函数而变化。

由此可知，我们不能进行普遍的一般概括，例如关于“经济领域”或“生产方式”在社会动态机制中的首要位置，起码不能做出超越“人需要吃饭”这类表述的非同义反复的普遍一般概括，因为“经济领域”和“生产方式”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型构之中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它们会因其与“政治领域”及“宗教领域”在制度上的分离程度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根据它们的相对自主性而有所不同。它们也会因明确的暴力及武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有所不同。但是，就目前的目标而言，这并不比下述事实更有意义：尽管批评了单一维度理论，但不能认为埃利亚斯式的综合构成了一种“空洞的互动论”的形式。“空洞的互动论”的立场断言，在人类社会及社会过程之中，“所有的事物都跟所有其他事物一样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了，因为埃利亚斯式的立场实际上坚持的是：具有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是一个经验议题，必须在结构及关系上进行界定，比如，根据特定的具体制度在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和处理反复出现的难题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来进行界定。由于这些资源、难题及制度在至关重要的方面具有发展式特定性，就不可能对它们做出有意义的、普遍的一般概括；正因如此，国家在工业社会中是一项策略性的制度，但在特定类型的部落社会，国家甚至不存在。另外，在工业社会中，为控制国家——具体而言是对武力及征税的双重垄断——而进行的斗争，是社会过程的关键部分；不过，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社会位于国际网络之中，所以国家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或生产方式等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也就是说，埃利亚斯对以下倾向持批评态度，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特定的具体社会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并能按照其内生的动力独自发展。特别是，埃利亚斯已经表明：将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形成了“进攻—防御”或“生存”的单元，而这也成为了国家出现的基础之一。 ^[28]

在埃利亚斯看来，可以这么理解：与控制工业、金融及教育制度——在更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之中还包括宗教制度——的斗争一起，控制国家的斗争是国家—社会动态机制的首要持续特征之一。这一斗争现在跟过去一样，受到一个社会的“型构解剖”（figurational anatomy）的引导，也就是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它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或者用埃利亚斯更准确、更不经济主义的术语“相互依赖链条”（interdependency chains） ——的长度和结构；（2）其内部的“向心”压力与“离心”压力之间的平衡，即已经出现的稳定的、国家的中心化所具有的有效程度；（3）国家（不管是，例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还有国家对其他制度的渗透程度；（4）社会是否有例如物物交换或货币经济，且如果是后者，经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整合进了一个社会之间的框架；还有（5）它的各组成群体之间的、由结构决定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从根本上受到相互依赖链条（chains of interdependence）对“功能民主化”（functional democratization）——即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对等控制的实施——的推进程度的影响。 ^[29] 这种平衡还受到另一种影响：群体在整个相互依赖系统中的位置对群体成员的沟通及组织的推动程度，还有给予这些群体成员接触关键制度及其资源的程度，包括接触在策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

“型构的固有动态机制”这一表达指的是从这些斗争中获得其多数推动力的那个持续过程。这一过程由社会型构的结构所引导，但同时也改变了这些型构。从长远来看，它具有“盲目的”或“无计划的”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是无意地相互依赖的无数群体及个人的有意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意外结果。 ^[30] 然而，尽管是无计划的，它仍然有可确定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之中呈现为“文明化过程”的形式。这个文明化过程的中心元素有：（1）国家形成，也就是说在国家控制之下增长的政治及行政的中心化与和缓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垄断了使用武力及征税的权利，这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2）相互依赖链条的拉长；（3）社会阶级及其他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一种均等化的变化，也就是“功能民主化”的过程；（4）行为举止及社会标准的拟定与改善；（5）社会压力的相伴增长，这种社会压力要求人们在性、攻击等方面实施自我控制，对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以及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领域实施自我控制；（6）在人格层面，良知（“超我”）作为行为监管者的重要性有所提高。由于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理论有些时候会被诠释为指称一个简单的、单线的、进步的且不可逆的趋势，在对本书内容进行讨论以结束这篇前言之前，我应该说说这个理论。

有一个概念给诠释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理论投射了光亮，它是埃利亚斯在《社会学是什么？》（ What is Soiology? ）一书中介绍的，作为确定并衡量一个社会已经达到了的发展阶段的方式，他把这个概念称为“基本控制的三位一体”（the triad of basic controls）。更具体地说，埃利亚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根据以下三点来确定：

（1）其对人之外的关系节点进行控制的机会的范围，也就是对我们有些时候相当宽泛地所指的“自然事件”进行控制的机会的范围；

（2）其对人际之间关联的控制的机会的范围，也就是对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的关系节点”进行控制的机会的范围；

（3）其个体成员从童年开始就已经习得的进行自我控制的范围。 ^[31]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应这些基本控制中的第一项；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应第二项；文明化过程对应第三项。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三项在它们的发展之中以及在任何阶段的运作之中都是相互依赖的。然而，埃利亚斯也提醒我们警惕“那种机械论的看法，即认为这三种类型的控制的相互依赖可以理解为所有三者的平行增长”。 ^[32] 更具体地说，这三种类型的发展并不是以相同的速率出现的，而且，一种类型的发展可能会抵触、阻碍或威胁与其他类型的发展。例如，埃利亚斯指出，“与它们对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节点的控制机会相比，它们对人之外的自然的关系节点的控制机会范围更大，发展也更快”，“这是现代社会的明显特征”。 ^[33] 或者换句话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比“社会”科学更远更快，其结果是我们控制人之外的关系节点的能力也要远强于我们控制社会的能力。由此可以推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领域的事件越不容易受人类控制，人对它的思考就越倾向于情绪化且更充满幻想；而人对一个领域的事件的思考越情绪化且充满幻想，就越没有能力建构关于这个领域更加客观准确的模型以形成关联进而对其进行控制。简而言之，人们陷入了负反馈过程，或者埃利亚斯所称的“双重束缚型构”（double-bind figuration）。 ^[34] 的确，所谓的“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发展得更迅速这一事实——通过加快科技及社会变化的节奏，并由此加剧了人们的不确定感与焦虑——已经积极地促成了我们正困于其中的首要的“双重束缚型构”之一。它也加剧了恐惧及紧张，因此导致对武器制造——生化武器，还有核武器——的许可，如我们所知，这些武器具有毁灭文明的可能，而且有可能通过“核冬天”完全毁灭地球上的生命。这类武器的存在强化了当前“冷战”中的相互恐惧以及对敌对方的怀疑，这样一来甚至更牢固地将了人们锁定进了相互升级的恐惧及敌意的“双重束缚型构”中。人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及怀疑越强，就越要武装自己，由此又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敌意及怀疑，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当然，关键是，在较先进的民族国家之中，“暴力垄断”可对社会关系产生缓和及文明化效应，而在国际上却并无此类垄断可与之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在很多方面继续被“冻结”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文明水平上。也就是说，作为国际关系缺乏稳定且有效的暴力垄断的结果，与较先进民族国家的“国内”社会关系相比，国际关系将以程度高得多的不受控制的紧张为特征。而且，就像时有发生的那样，当这些紧张爆发而进入公开战争，就会产生带有广泛衍生后果的“去文明化”（de-civilzing）效应，这些效应不仅会影响直接参战者及其直接受害者，而且还会影响后方待在家里的人们，美国人在越战中的经历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就目前而言，这里对埃利亚斯提出的“型构”及“发展”理论的简要且必定相当抽象的概述应该足够了。现在让我转向本书之中的文章，以此作为这一独特取向的示范及补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一个中心观点屡次出现，它涉及将会在体育运动之中发现的“被控制的紧张”与前述的“不被控制的紧张”之间的对比。

五

《在休闲中追寻兴奋》与《业余时间光谱中的休闲》这两篇文章，以两个主要方式示范了研究社会学难题的“埃利亚斯式”取向。首先，因为它们都摆脱了强加于对休闲的理论化及研究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源于（1）传统的“工作—休闲”二分法；（2）将紧张理解为仅有负面影响，是完全“坏”的事物的流行倾向。其次，它们展现了如下取向：为了给更准确的休闲理论奠定基础，它们试图逃离当前学术劳动分工所强加的制约，特别是将对人类的研究进行分区化这一趋势所强加的制约。而研究的分区化则是由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这个难题及相关难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且不协调的。埃利亚斯的研究取向指出：只有摆脱了这些限制，且卷入其中的人是被“完完整整”地研究的，才能准确地接近“休闲”这个难题。也就是说，只有将多种类型的休闲活动不仅与职业工作联系起来，而且与业余时间的例行活动联系起来，这些休闲活动的独特性及功能才能被理解。此外，由于休闲活动的主要功能似乎是唤起令人愉悦的兴奋形式，要正确地理解这些活动，就不能只借助忽视了心理及生理维度的社会学取向。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为多学科的——社会学、心理学及生理学的——情感理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展示社会对文明化过程所产生的例行化应对方式，这两篇文章也对文明化过程的理论有所贡献。

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两篇文章《作为社会学难题的体育运动生成》和《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也以多种方式对文明化过程的理论有所贡献。前者着眼于古希腊的游戏—比赛，表明它们与现代体育运动相比更不文明化。考虑到古希腊城邦国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并不具有对暴力手段的相对牢固且稳定的中央（也就是国家）控制，而现代民族国家享有这种控制，这也是文明化过程理论会带给人们的期待。在《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猎狐的分析，文明化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猎狐是会被今天的许多人认为代表了这种理论的矛盾的一种体育运动。然而，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精心分析，埃利亚斯展示出：当猎狐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发展起来时，作为文明化趋势的一部分，它发展出了其当时的存在形式。埃利亚斯还将新的光亮投射进了这一趋势的社会前提，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英格兰体育运动的发展。最后，通过阐释在《在休闲中追寻兴奋》与《体育运动群体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关于足球》这两篇文章之中最初提出的那些洞察，埃利亚斯阐述了更一般的体育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要素。

《中世纪及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一文呈现了对现代足球及拉格比球的发展先例的相当全面的社会学记述，这篇文章也对文明化过程理论有所贡献。《体育运动群体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关于足球》这篇文章当然也对这一理论有贡献，它批评了将诸如合作与竞争、和谐与冲突这些社会过程视为二分式对立的流行趋势；还将体育运动群体概念化为“处于受控制的紧张中的群体”，其中“紧张—平衡”必须在处于“相互依赖的两极复合体”中的对立之间达成。《现代体育运动的动态机制》一文力图补充这个体育运动理论，但它主要意在尝试构建出对现代社会中体育运动社会意义不断提高的型构及发展的解释，并对体育运动在以“成就—努力”为特征的这些社会之中的持续增长趋势提出型构及发展解释。

《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纽带与暴力》这篇文章提出了关于暴力的初步类型学，并对西方国家体育运动中长期的、可观察的一个转换提出了型构解释。这种转换发生在“感性的”（“表达型的”）与“理性的”（“工具型的”）这两种形式的暴力之间的平衡中。《足球比赛中的观众暴力》一文（由埃里克·邓宁、帕特里克·墨菲和约翰·威廉姆斯撰写）运用了“埃利亚斯式”的视角来研究英国的“足球流氓行为”这一难题。这篇文章发展地看待这个难题，并对下层工人阶级社区之中的“攻击型男性特质风格”的社会生成提出了型构解释。这篇文章认为，这种风格在英国已经更为通常地与足球联系在一起。最后，在《体育运动作为男性的保留地》一文中，对两性间动态权力平衡的型构解释的框架有所发展，并被用于说明男性特质认同及行为中特定的可观察的变化。文章假设，这些变化可以集中地追溯到父权制的减弱以及女性权力的增长。

六

本书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在任何意义上打算成为其所研究类别的“最后定论”，任何一篇也都不应被这样看待。它们都源自一种新兴的综合，这种综合力图为一般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及研究开辟新的前进道路，而不仅是关于休闲与体育运动这个类别。这是推进社会学难题研究的一种方式，希望它能够减少过去经常成为社会学特征的那些分裂且终无结果的争端。它或许也同时可以增加我们聚焦于社会学研究“客体”的机会，这里的研究“客体”就是人类及其形成的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只要目标达到，它就将有助于揭示真实人类—社会世界复杂性的更多方面，而且更不会轻易使用不必要的行话及诡辩，这些行话及诡辩直到现在都经常倾向于损害一些所谓社会学视角的作品。

当然，宣称埃利亚斯的新兴综合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全新的，是很荒唐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具体的强调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正是如此，与型构取向类似的元素，可以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一些研究中看到，最近还可以在“网络分析”的一些形式中看到——尽管在这两者中，这些元素更为静态。与此类似，就社会学与历史学综合的需要而言，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相比，今天的社会学家已有了更广泛的共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功能主义的静态形式以及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所称的“抽象经验主义”往往占绝对优势。 ^[35] 这种综合之中的新东西是：将一系列研究系统地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一致的整体。这一系列研究：（1）是由一个中心理论——也就是文明化过程的理论——引导的；（2）同时且同样是理论的与经验的，就其均超越了理论与研究、推理与观察的意义而言；（3）既是型构的，也是发展的；（4）它们“完完整整”地对待人类以及他们的社会，因此有助于避免当前学术工作往往会造成的分区化与碎片化。希望目前这本书中的文章有助于向更大范围的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家澄清迄今为止的情况：“埃利亚斯式”的综合所宣称的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什么样？也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有助于说服更多“主流”社会学家：体育运动、休闲，还有它们的社会场景及相互关联，是社会学理论化及研究的有趣且重要的类别，以此帮助休闲社会学及体育社会学摆脱它们直到现在还仍然处于的不确定状态。

[1]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 Oxford, 1978;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 Oxford, 1982.

[2] 关于这种取向的一般特征，可参见Norbert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London, 1978;Johan Goudsblom, Sociology in the Balance , Oxford, 1977; Peter Gleichmann, Johan Goudsblom and Hermann Korte (eds.), Human Figurations , Amsterdam, 1977。

[3] 有一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认为《文明化的过程》（ The Civilizing Process ，编按：另译《文明的进程》，本书选择参考译后记）是“近来将社会与个人包含在统一的社会学分析方案之中的最引人瞩目的努力”，参见氏著 Historical Sociology , Shepton Mallet, 1982, p. 231。也可参见Zygmunt Bauman, “The Phenomenon of Norbert Elias”, Sociology , 13 (1), January, 1979, pp. 117-125。对鲍曼这篇文章的批判性评论，可参见Eric Dunning & Stephen Mennell, “‘Figurational Sociology’: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Zygmunt Bauman’s ‘The Phenomenon of Norbert Elias’”, Sociology , 14 (2), July, 1979, pp. 497-501。

[4] 参见例如John W. Loy and Gerald S. Kenyon, Sport, Culture and Society , Macmillan, London, 1969, p. 9。

[5] 作为这种经验主义倾向的一个例证，列出《体育社会学国际评论》期刊中一期的文章标题，在当前的情境中应该就足够了。参见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Sociology , 1 (17), 1982。它们是：《影响工人阶级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因素》《体育运动事件在波兰及匈牙利的社会角色》《体育运动与青年文化》《儿童游戏及运动行为的发展有赖于他们所处环境的既定社会—空间条件》《公民生活中的体育运动活动》《作为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化机构的体育运动俱乐部与家长》《佛兰德人社区及其体育运动新闻》《揭秘体育迷信》。

[6] 参见如John Clarke, “Football and Working Class Fans: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Roger Ingham (ed.), Football Hooliganism , London, 1978; Ian Taylor, “‘Football Mad’: A Speculative Sociology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in Eric Dunning (ed.), The Sociology of Sport: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 London, 1971；及“Soccer Consciousness and Soccer Hooliganism”, in Stanley Cohen (ed.), Images of Deviance , Harmondsworth, 1971。

[7] 英国教育社会学家对体育运动的忽视，与美国的情况相比，要更为常见。下面这些美国学者的研究对体育运动有相当长篇幅的分析：Willard Waller, 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 , New York, 1932; James S. Coleman, The Adolescent Society , New York, 1961。

[8] Pierre Bourdieu,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 vol. 17, no. 6, 1978.

[9] 参见例如Gregory P. Stone, “American Sports: Play and Display”, in Dunning , The Sociology of Sport , London, 1971。

[10] David Lockwood, “Race, Conflict and Plural Society”, in Sami Zubaida (ed.), Race and Racialism , London, 1970, pp. 57-72.

[11]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 London, 1976.

[12] 下面这个研究可以看出这种努力：Robert Coles, “Football as a Surrogate Religion”, in M. Hill (ed.), A Sociological Yearbook of Religion in Britain , no. 3, 1975。

[13] 关于体育运动与劳动分工的讨论，参见Bero Rigauer, Sport and Work , New York, 1981。

[14]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Norbert Elias, “Problems of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7, no. 3, 1956, pp. 226-252；也可参见Norbert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15] 在下列文献中可以看到打破这些方面某些常见模型的努力：Christopher Rojek, “Emancipation and Demoralisation: Contrasting Approaches in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Leisure Studies , vol. 2, no. 1, 1983, pp. 83-96; John D. Ferguson, “Emotions in Sport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Sociology , 4 (16), 1981, pp. 15-25。

[16] 埃利亚斯在《社会学是什么？》一书中介绍了这些术语。Norbert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pp. 122 ff.

[17] Laurence Kitchin, “The Contenders”, Listener , 27 October 1966.

[18] 参见Johan Goudsblom, “Responses to Norbert Elias’s Work in England,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France”, in Gleichmann, Goudsblom and Korte, Human Figurations , pp. 31-91。

[19] 参见IIse Seglow, “Work at a Research Programme”, in Gleichmann, Goudsblom and Korte, Human Figurations , pp. 16-21.

[20] Goudsblom, “Responses to Norbert Elias’s Work”, in Gleichmanm, Goudsblom and Korte, Human Figurations , p. 79.

[21] 参见例如Norbert Elias, “The Sciences Towards a Theory”, in Richard Whitley (ed.), Social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London, 1974, pp. 21-42。

[22]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 London, 1957.

[23] Elias in Whitley, Social Processe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p. 23.

[24]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 112.

[25]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 15.

[26] “他者指向”这个术语是以一般意义在这里使用的，并没有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 The Lonely Crowd ）一书中的特定含义。

[27]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pp. 74 ff.

[28]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p. 138-139.

[29] 参见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p. 63-64, 99-100，其中讨论了“功能民主化”这个概念。

[30] 首先参见埃利亚斯《文明化的过程》与《国家形成与文明化》（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中对“盲目的”或“无计划的”社会过程的分析。

[31] 参见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p. 156-157，其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为了保留埃利亚斯的表达方式，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于原始的德文版本。Elias, Was ist Soziologiel , Munich, 1970, pp. 173-174.

[32]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 p. 157.

[33] Was ist Soziologiel , p. 173.英文版中的相应讨论出现在第156页。

[34] 埃利亚斯在他的一本德文著作中介绍了这个概念。Norbert Elias, Engagement und Distanzierung, Frankfurt, 1983, pp. 79 ff.英译本计划于1986年出版。

[35]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 Haraiondsworth, 1970, pp. 60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