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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创作了《交友论》，这或许是他在跨文化交流中最大的成就。利玛窦1582年就来到中国（彼时明王朝统治已进入第三个世纪），在致力于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他熟练掌握了中国语言和文化。《交友论》征引了欧洲经典中的百条格言，展现异国文化魅力的同时，论述了明代精英感兴趣的主题。在家族、宗派及地域的竞争中建立并保持正当的友谊对明代精英而言，意义极其重大。该文本广为人知也被广泛探讨，尽管汉语圈以外的读者直到2009年才有了新版本的译文。 [1] 过去，人们可能低估了《交友论》献辞的重要性，以及利玛窦对献辞原委的自述。就致献之人而言，这篇关于友谊的论述正是为一位友人而作的。他并非我们熟知的中国精英中的一员——既非士大夫，亦非文人或是官员，这几种身份地位的获得都基于对经典文本的精通或在帝国的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这位友人是一位宗室贵族。
他名叫朱多㸅。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只知他于1573年被册封为“建安王”，于1601年薨逝。 [2] 他的封号被利玛窦同时代的译者译为“建安皇孙”（Prince of Jian’an Commandery）。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译法是否确切，首先只需了解它表明了朱多㸅的宗室身份。在利玛窦所处的年代，宗室即指那些人数庞大的、能证实自己是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图1］——后代的男女。与此前历代的做法截然不同，明太祖诸子（除被立为皇太子的长子）被分封于帝国境内的各区域中心。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文化中，到1600年为止，约有十万人可以被认定为他们的后代，或后世皇子的后代。这群宗室成员，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图1 《明太祖坐像》，14世纪，绢本设色，立轴，270厘米×163.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他们在历史上的评价不佳。明显的标志之一或许是现代用英文写作的作者通常把他们的爵号译为“皇子”或“皇孙”（prince）。尽管如利玛窦这样的早期现代欧洲的观察者（比我们更为熟悉复杂的身份等级），通常乐于称他们为“国王”（king）；又尽管“王”字可以追溯至汉字的最早形态——甲骨文，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应的都是“king”。 [3] 因此，如果在经典《孟子》中遇到“梁惠王”，学生应该将其译为“King Hui of Liang”，但在语境相似的明代文本中，梁庄王却被译为“Prince Zhuang of Liang”。这样的译法使明代词语中涉及明代皇子分封制度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王”的古韵完全丧失了。其本意在呼应黄金时期周代（约前1046—前256）——明代人诸多政治和道德典范的渊源。“王”字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神圣的力量，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光环到两千余年之后的明代已经完全失去意义，显然过于轻率。对汉代经学家董仲舒（前179—前104）而言，正如最早的汉语词典（在明代仍然被使用）中对这个字的解释，“王”三横一竖的笔画结构说明：王联系和结合了天、地、人三个宇宙层次。“王道”代表的是以仁德治天下，这是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词语，有着比武力和权力更多的含义。虽然此后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更显赫的“皇”“帝”或“皇帝”称号，作为有德之主的“王”这一理想模式仍然能唤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种更为纯善的关系，以及与往昔的联系——在周代的“封建”制度中，被“分封”的王互为宗亲。 [4] 到了20世纪，“封建”被用于翻译西方的政治概念“feudal”，可想而知，这对该词的含义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词直到今天仍然带有落后和压迫的意味。 [5] 周代的政治秩序究竟是否“封建”（feudal）还需要专家的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其近千年的统治中，至少有部分时期，周代的政体被大家想象为这样一种模式：享有“天子”称号的皇帝占据了“典范中心”（exemplary centre），簇拥着他的是众多的领主，其中一些是他的血亲，最年长者拥有“王”的封号。这种理想——中心被包围和保护——在最古老的儒家经典《诗经》中得到了体现，在有明一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也余音不绝：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6]
明太祖诸子的角色被设想为“藩屏”，他们的集合就是宗藩，即（皇室）宗族的藩篱。他们作为藩王，定居在各自的封地（appanage）。“封地”是来自欧洲史的错时概念，此处的借用是有意为之，但也相当谨慎。 [7] 在本书中，他们始终会被称为“王”（kings）。如果这种做法产生了突兀不和谐的效果，那么可以说作者有意为之，意在使人注意到明代社会景观中这类人物的显赫和中心地位。
屏风有两个功用：它可以遮挡我们的视线、掩藏物品，但同时它的表面也可以作为图像的载体。 [8] 这种既显又隐的双重效果中的某种特质同样适用于明代的藩王。我们熟知的一手史料证实了他们曾经显赫一时。但在我们目前认可的明代论述中，他们处在相对被遗忘的状况，这正说明了我们对于历史是有所取舍的，也可以说这掩盖了明代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因此，这部关于明代中国的著述有意成为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学的作品，特别是要对本书作者此前出版的关于这一时期的部分著述进行修正。将藩王置于故事中心就是尝试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关于明代中国的共识。这些认识本身就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很多观念恰恰构成了“西方世界”这一概念。正是在明代，欧洲的读者和思想家通过像利玛窦这样的文化使者，得以充分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从而形成一系列对其本质的认识。这些早期认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在“西方”这一概念形成中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且它们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一概念。但如果这些认识中有根本性的错误会怎样？
以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修正主义的叙述，不仅是要把明代藩王置于此前被文人士子占据的地位。后者被研究得更充分，获得的颂扬也更多。即使我们能通过对该时期更全面的叙述来证实藩王不容否定的显著地位，这一地位无疑仍然与他们在国家机器运行方面的重要性不成正比。直到明代晚期的1595年，他们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曾经拥有的军事控制权也被逐渐剥夺。明代的宗室一直被大多数作者视为“髹漆鎏金牢笼”中的囚犯，消耗大量国家资源，过着毫无意义的平庸生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观点或许具有代表性，他在关于明代灭亡的鸿篇巨制中如此形容晚明的宗室贵族：“即便是那些上层的宗室也处于斯文扫地的状态，任由他们的宅邸荒废，或者在淫乱酗酒中浪掷余生。” [9] 虽然我并不想证明每一个末代宗室成员都保持绝对的清醒，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描述从一开始就是丑化的，其深入人心的影响力可以归于几种不同来源的历史叙述，它们都意在诋毁王公贵族。同时代的历史记载，即那些成书于明代的著作，大多出自有科举功名的精英之手（虽然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并非所有记载都是如此）。它们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方面，同样也体现在地域上——现今的史学研究依赖的书面材料大多出自江南地区，即整个帝国中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也是明代第一个帝都所在地。 [10] 明太祖没有把任何一子封在这一敏感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之地。江南没有任何藩王封地，因此，在我们今天认为的“明代文化”中，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对藩王都知之甚少，或是无视他们的存在，或是对他们抱有一定的敌意。明王朝在17世纪中叶经历了漫长的灭亡之痛，中国的评论家在寻找王朝覆灭的原因（清兵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时，首先注意到了明代藩王扮演的不太光彩的角色。1644年之后，藩王试图在南方延续明代统治，他们的软弱和贪婪被认为是导致了明代溃败的影响因素。 [11] 人们同样注意到了因供养宗室而亏空的国库。宗室拥有大片的庄田（无须缴纳任何土地税赋），还可以获得以谷物、银两以及其他礼物支付的俸禄。这样的观点从整个清代（1644—1911）直到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都普遍为人接受。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中日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认为宗室是虚浮臃肿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恶劣的一部分。即便他们出现在历史研究中，也仅仅以农民辛苦劳作成果掠夺者的身份登场，或者只是农民愤慨的对象——农民才是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推动者。
这意味着世袭贵族在明代历史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或仅仅是更受人关注的研究对象故事里的脚注。在现代主要的参考文献《明史》中，藩王仍然占据着这部巨著的列传部分第四到第八篇的位置，地位仅次于皇后。《明史》成书于1735年，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明代史料，但它仍然体现了一些明代的身份次序。其中收入了七十余篇主要传记，以及更多的附属条目。
然而，现代主要的参考书、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编纂的《明代名人传》，除明代诸帝，只收入了朱氏家族六位成员的传记。
借用西方史学界明史研究泰斗贺凯（Charles O. Hucker）的话，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总的来说贵族只是明代社会场景中的装饰品，于国家治理无足轻重。”
[12]
我们在下文还将回到“社会场景”和“国家治理”的对立这一问题上，但在这里指出这一对立是为了说明，它对理解明代中国而言通常是不可靠的。
[1] Matteo Ricci（利玛窦）, On Friendship: One Hundred Maxims for a Chinese Prince, trans. Timothy Billing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Ricci, On Friendship , p. 66.
[3] Ibid.毕墨惜（Timothy Billings）就朱多㸅写道：“利玛窦注意到他有着‘王’（king）的封号，但更为通用的译法‘prince’在此既符合惯例，且或许更为准确。”
[4] Julia Ching（秦家懿）, 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 The Heart of Chinese Wis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37.注意秦家懿用“prince”来指代一位明代的藩王（第122页）。Léon Vandermeersch（汪德迈）, 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 Tome 2（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0）, pp. 11–12.汪德迈认为“王”的传统词源学“完全错误”。
[5]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173.
[6] 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665页。英译文转引自Lothar von Falkenhausen（罗泰）,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A, 2006）。
[7] 《牛津英语大辞典》（ OED ）中的释义为“给国王非长子的配给”；“appanage”和“apanage”都是辞典认可的拼写。
[8] Wu Hung（巫鸿）,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9–28.中译本见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9] Frederic Wakeman Jr.（魏斐德）, The Great Enterprise, Volume 1: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333.
[10] 参见Craig Clunas（柯律格）,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John Meskill（穆四基）, Gentlemanly Interests and Wealth on the Yangtze Delta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4）；Timothy Brook（卜正民）,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Craig 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11] 经典的论述见Lynn Struve（司徒琳）,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Charles O. Hucker（贺凯）,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1.另见Charles O. Hucker,“Ming Government,”in 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and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105（pp. 25–27）。我将避免使用贺凯所用的“显贵”（nobility）一词，而代之以“贵族”（aristocracy），前者意味着一种“正式的法律身份”，而后者则是“与统治者家族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宗族（lineage），这一区分见Hamish M. Scott,“‘Acts of Time and Power’: The Consolidation of Aristocrac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c. 580–1720,”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Bulletin 30, No. 2（2008）, pp. 3–37（p.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