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藩屏》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4年。在超过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作为作者的一个习惯是不去回顾已经写下的东西，在完成一个题目后头也不回地转向下一个。因此，让我回顾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再次思考其中提出的关于明代艺术与文化的课题，对我而言是个有点令人畏惧的任务。明代是我作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但不是唯一的焦点。然而我并不畏惧，反而十分高兴能有机会对本书的出版方、编辑与译者表达诚挚的感谢。他们看到了再版《藩屏》的价值，并且十分温和且高效地修正了我的一些错误，令此书能够以更好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我非常感谢他们。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所有书（自然）都是以英语写就的，最初面向的是英语读者。这个读者群很小，主要由中国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家组成。这反映了我研究的课题在英国的语境中是很晦涩的。在这里关于明代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并不普及，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名字与历史常识，在英国却只有极少数专家才会知晓。如果中国读者能通过翻译从我的思考中汲取对你们而言有意思的内容，我当然会感到开心与荣幸。但似乎有必要强调，在我最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西方读者知道（或不知道）什么。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至少能让英国读者以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获得一定对明代历史文化的了解（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有所了解）。

我想首先讲讲我是如何“发现”明代藩王及其文化角色的。最肤浅的答案是：我根本没有“发现”他们，他们其实一直都在那里。但在一定程度上，在我接触的有关中国艺术或明代历史的英文学术文献中，明代藩王可以说是一个“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课题。这样说的意思是，当文献中提及藩王时（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少见），他们通常被认为无关紧要，或是被丑化为那个时代里完全负面的角色，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编纂中的“黑洞”。在本书的第一章，我解释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以及直到目前为止藩王在明代综述中被忽视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较为容易理解）。1991年，我开始研究明代园林文化。早在那时，我就惊讶地发现明代北京城内的一些名园不属于士人精英，而属于世袭贵族。因此，我心中一直都知道，文人并非唯一值得关注的群体。 ^[1]

回顾笔记，我意识到自己首次公开讨论这个课题是在2005年5月。当时，我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就明代贵族的文化赞助这一主题发表演讲。而早在同年2月，我就已经开始记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了，包括当我们谈论明代统治者的儿子时，为什么应该将“王”翻译为英语中的“king”（国王）而非“prince”（皇子）。如读者所知，我没能成功地说服西方的历史学者，在几乎所有英文明代论述中，“prince”仍然是“王”的标准译法；所幸这对中国读者而言不成问题。2004年初，我出版了一本以文徵明（1470—1559）的生平与艺术事业为主题的专著。从那年起，我还做了一系列公共讲座，讲座内容构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专著的基础。这本专著从小的视角（一个明代人的生平）转向了对明代视觉与物质文化的更宏观的探讨。在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过程中，我显然开始思考明代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局限于在历史上处于明代论述中心的江南文人，即便当时我自己也倾向于只关注江南文人的著作与艺术作品。我开始探索江南大都市之外的明代文化，并且很快就发现，江南与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特点在于，这里的社会景观中完全没有贵族人物。宗室成员生活在帝国其他地方。我开始好奇我们能从这些贵族阶层身上了解到什么，毕竟我所读到的丑化藩王的单一叙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藩王一定不止如此吧？于是，我展开了调查。

回顾2005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讲座的讲稿，我发现自己当时阅读的是一些权威的明清史料，尤其是当时的画论。诸如17世纪《名画录》的这类文献让我知道了明代宗室成员会进行艺术创作。但我很快意识到还有许多更加具体的资料可以查阅，比如内容更为丰富的《藩献记》。《藩献记》引领我注意到了一部15世纪时作于太原的丛帖——《宝贤堂集古法帖》。200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这部丛帖做了讲座，并围绕讲座内容于2010年发表了论文。 ^[2] 《藩屏》中第三章的内容同样是以此为核心的。这一过程反映了我的工作方法。我会围绕一份关键性证据（一件艺术品、一篇文本、一个事件）使更多想法逐渐汇聚。出版之前，我总喜欢通过讲座来发展我的想法。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听众会指出我的错误，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听众理解了或未能理解哪些我所讲述的内容，从而认识到哪些部分的阐述是不够清晰的。因此，在我开始思考藩王和最终于2013年出版英文版《藩屏》之间的时光中，我对许多地方的听众讲过这个主题：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宫廷研究学会（对我而言的重要之处在于，这个学会并不专注于中国历史）、加拿大亚洲艺术协会、布里斯托大学、比利时中国研究所，以及位于台北和剑桥的大学与博物馆。两个学术工作坊对我思想的形成尤为重要。其中之一于2011年在德国沃尔芬比特尔举办，主题是“统治者、宫殿与更大的世界：礼仪与文化联系”（Rulers, Palaces, Wider Worlds: Ritu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探究了一系列不同的地区和历史时期。这个工作坊迫使我在比较的框架下去思考和阐释我的材料。第二个工作坊更加聚焦，以“明代的省级宫廷”（Ming Provincial Courts）为主题，由美国顶尖明史学者鲁大维（David Robinson）在他任教的科尔盖特大学举办，汇聚了一小批专家。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中国研究明代宫廷文化的重要学者赵中南，以及其他就这个课题展开各角度研究的中国和西方同僚。我不想让读者误认为我是那时唯一一个关注藩王和藩王文化的人。事实上，正是其他学者对藩王的宗教赞助与出版活动的关注，让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主题，一个我作为艺术史学者应该注重的主题。

我学习中国文学出身，文本一直是我工作的中心。但我在职业初期担任策展人的经历显然也影响了我做事的方法，让实实在在的物质在我的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开始着手研究明代宗室这个课题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幸运的巧合——梁庄王墓这一五十年来最重要（且最相关）的考古发现被出版成书。《梁庄王墓》出版于2007年3月，分上、下两册，我第一时间从伦敦的专业书店里入手了这部精美的大作。我甚至说服英国的艺术期刊《阿波罗》让我为此书撰写书评，因为我深信它将是明代文化研究的分水岭。早在1986年我还在博物馆工作时，我发表了一篇短文论述金银贵金属器的低留存率扭曲了我们对明代物质文化的认识。 ^[3] 而贵金属器正是为明代精英所广泛使用的。文献资料告诉我们金银曾在明代享有重要地位，但物质史料讲述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故事。梁庄王墓中的考古发现（将在本书第五章重点论述）印证了文献资料的记载，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也让我开始关注过去几十年中明代考古的丰硕成果。

2009年春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国家学术院的学术互访项目中赴中国考察。这次经历对本书的形式与内容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于2008年夏天申请访问中国，于次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得到了中国同僚无比热情与慷慨的招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向我展示各种东西，讲解各种事情。我选择访问山西和湖北，因为这两个省份在明代都是藩王最为密集的地区。山西是《宝贤堂集古法帖》诞生的地方，而湖北是梁庄王墓的所在地。我深感这两个地方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双星”。考察期间，我去了北京、太原、五台山、武汉、襄阳、钟祥、荆州，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我尤其感谢湖北的院文清，他对当地考古与文化的知识无与伦比，让我认识到了其丰富和复杂。如今回忆起我们探访梁庄王墓的难忘之旅，我仍会感到激动不已。我的日记告诉我，我在2009年去往中国时就想好了《藩屏》的英文书名，因此我那时显然已有写作一本研究专著的计划；但日记中还说，我不确定我经常合作的出版方是否会愿意出版这个似乎十分小众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之旅以及我在旅途中建立的人脉，使许多中国机构慷慨地借展支持我于2014年在大英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展览“明：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这场展览令伦敦观众得以欣赏许多明代早期与藩王和藩王文化相关的珍宝。

2009年，本书作者在梁庄王墓所在地

本书作者欣赏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文物

接下来我想反思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贵族与王室相比，明代藩王有何特别之处。就这个问题而言，考古学和物质文化在我们的理解中扮演的角色，比我在2013年出版《藩屏》时更加令我震撼。直截了当地说，明代贵族有大量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种类繁多，但我始终认为这证明了明代文化中极大的多样性，并且是个人品味的表达。可以合理地推测，考古证据只会越来越多，而这必然会以新的方式影响我们对这一主题的把握。梁庄王喜欢镶有南亚和西亚宝石的奢华服饰，与帖木儿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英格兰等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贵族相似。一些学者甚至设想，当时有一种松散的贵族文化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然而，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论述的，明代中国的宗室贵族文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在于他们对当时最具盛名的文化形式——书法——的参与。明代早期的贵族和同时代的英国贵族都喜爱打猎和使用大量金银餐具，但作为中国“高雅艺术”的书画在西方却没有直接的对应之物，当然也没有西方贵族投身于书画之中。

欧洲精英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主流的宗教力量（基督教）坚持一夫一妻制，规定统治者只能有一位女性伴侣为其生育子嗣，因此皇室和贵族世系常因没有男性继承人而面临无以为继的危机。这样的结果在欧洲历史上随处可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英王亨利八世。他的第一位王后没能生下继承人，而罗马教宗不允许他与妻子离婚，因此他不惜在英国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这在明代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前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夫多妻制产生的子嗣过多，而非过少。与之类似，统治者合法和非法子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这在明代中国和大部分前现代文化中却是闻所未闻的。欧洲才是世界史中格格不入的异类，而大部分历史学者由于缺乏对其他文化历史的了解，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一点。 ^[4]

藩王在明代重要吗？我坚持认为，如果你生活在明代的湖北，比起进士，你更有可能遇见（至少是看到）一位宗室成员。诚然，关于宗室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宗禄）的怨言在明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一位作者记录了嘉靖八年（1529）的宗室人口数量。这年，宗人府的档案中记载了8203人，其中30人为亲王。考虑到明太祖分封了25个藩王，这个增长率其实算不上高。一些世系已经绝嗣，平衡了新册的宗藩。这8203人中有203个郡王、438个镇国将军、1070个辅国将军、1137个奉国将军……但人数最多、占据总人数近一半的则是4300个“未名封”的人。这些人虽是皇室后代，但皇族血统已然稀薄，获得的宗禄也相应较少。但如果我们退一步来思考这些庞大的数字，假设嘉靖时期的总人口数为1.5亿，那么这些常被视为多和冗的宗室，实际上只占据总人口的约0.0055%。如果我们以比较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同时期有封号的法国贵族占总人口数的约1%，英国贵族为2%，西班牙和匈牙利均为5%，而波兰立陶宛联邦为6.6%。 ^[5] 如果说贵族是明帝国的财政负担，那么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早期现代欧洲贵族通常也会享受优待地位，使他们能够避免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我不是在为明代社会的不公正辩护，而是要指出，我们需要通过与其相称的方式来认识明代宗室，并且认识到皇朝有责任照顾其子孙，无论这些皇子皇孙的数量有多少。

自《藩屏》的英文版于2013年出版以来（中文版首次出版于2016年），中文和英语的学术界都有了更多关于藩王的研究。我认为，这一群体较以往而言已经不太会被排除于对明代的论述了。2019年，王岗（Richard Wang）以英语写作的关于藩王与道教的著作出版了中文版。 ^[6] 藏于日本的蜀王文集孤本近年也在中国出版，就藩王的文化生产提供了更多材料。西方与中国的青年学者同样愈发认识到，藩王这个研究领域内容丰富且大有可为。 ^[7] 而在藩王的角色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勋臣等其他曾经研究不足的明代统治精英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明代藩王在当今还有意义吗？在我2009年的中国之旅中，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及其各种形式的历史遗迹仍然是地方自豪感与地方记忆的焦点，并且证明了其藩国所在的地方在中国历史框架中的地位。虽然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努力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尽可能审慎地理解在当时有意义的概念，但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现代人，必然与明代那些有意义的概念相隔甚远，将永远是藩王所处世界的局外人。这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要面对的悖论。现在，请作为读者的你来判断我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处理了这个悖论。

柯律格
2024年10月于牛津

[1] Craig Clunas,“Ideal and Reality in the Ming Garden,”in L. Tjon Sie Fat and E. de Jong eds, The Authentic Garden: A Symposium on Gardens (Leiden: Clusius Foundation, 1991), pp. 197–205.

[2] Craig Clunas,“Antiquarian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quarianism in Ming Regional Courts,”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229–254.

[3] Craig Clunas,“Some Literary Evidence for Gold and Silver Vessels 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in Michael Vickers and Julian Raby eds., Pots and Pans: A Colloquium on Precious Metals and Ceramics, Oxford 19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3–87.

[4] 这种情况或许已经开始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会更多地从比较视角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可参见Robert Bartlett, Blood Royal: Dynastic Politics in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5]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I, p. 215.

[6] Richard G. Wang,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中文版参见王岗，《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7] 例子参见Aaron Throness,“A Critical Biography of Zhu Zhanshan, Prince Xian of Xiang（1406–1478）,” T’oung Pao 109, No. 1–2（2023）, pp. 86–141 and“A Prince and His Polity: Dynastic Affiliation in the Poetry of Zhu Youyuan（1476–1519）,” Asia Major 36, No. 2（2023）, pp. 8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