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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这一时期的浙江外科医药的发展史，是一段充满困难却又不断改进、革新的历史。民国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以及民国的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汉医成功的影响下，民国政府限制中医发展，甚至听任废止中医，致使中医教育被摒弃于官方学制之外。为此，中医药界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抗争，中医药承受着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和外来医学的冲击，内忧外患，前所未有。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后，我国原有学科开始脱离传统模式，向西方科学融汇，大多数传统学科或被外来科学所取代，或被肢解成新式学科中的构件。只有中医药学，虽然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压，甚至险遭取缔，但总体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学术风貌，可谓一枝独秀，这得益于民国时期中医药界的抗争图存和自强发展。
由于遇到了西方医学的碰撞与挑战，清末民初的中医改革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中西医融合的新方法应运而生，一些西方传教士利用西医药学在浙江定居办医办学，打破了传统中医药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西医医院、学校、报刊等相继出现，出国学习西医的国人明显增多，早期以外国医学传教士为主体的西医医护队伍，后来中国人比重逐渐增加，队伍不断壮大，并成立了学术团体和职业团体，在客观上形成了中、西医学并存的局面。
辛亥革命先驱者，余杭章太炎于1936年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时，在《三三医报》《中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百余篇倡导国医改革、兴办中医教育的论文。平阳徐润之，向民国教育司建议“为今之计，务须各省创办中西学专科学校，或附设为中学，添聘中西教员，将国内医生统加考核……”由于国内知名人士的呼吁，民国时期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10多所中医学校，形成了近现代浙江中医教育的高潮。此时期中医院校普遍编有外科教材，例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杨则民编《外科学讲义》、傅崇黻编《外科要旨讲义》等。
虽然浙江的西医药教育事业起步较晚，但进入民国时期后发展迅速，大有与中医药教育事业抗衡的势头，对中国中医学教育方式、观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喜的是，中、西医学教育在浙江这块学术氛围浓重的地域出现了汇通的苗头，一些中医药界的名流俊彦主动吸收西医药学的科学蕴义，从而使许多学子能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患者的顽症，提高了当地的整体医学水平，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自20世纪20年代起，尤其是在余云岫等人的倡议下，西方医学渐为当地人民所接受，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试图废止中医，使中医医院和诊所呈现出萎缩趋势，西医医疗机构随即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省各地出现，其规模、数量大有逾越中医之趋势。尽管如此，在民国这一时期，浙江依然存在规模可观的中医医疗机构，它们主要云集在杭州，为近代浙江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贡献。以杭州地区为例，杭州市内中医院及诊所有保庆医局等100多家，这些医院的相继建立，突破了浙江中医历朝以来坐堂门诊的简单模式并注意吸纳西医药技术，有的还添置了西医的设备，不少医院在科室设置与管理制度上已有相当水平。但可惜的是，中医院和诊所多以内科为多，外科科室设立不及同一时期西医医院及诊所完善。
1940年6月，根据浙江省55个县上报的材料，卫生部做了官方统计，这些县公私立医院达177家，诊所达199个，产院所达11个，病床数达3799张，每月诊病平均人数95306人，每月住院人数19713人。
虽然近代浙江医疗事业的发展充满了坎坷，但是进入民国时期，浙江省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初具规模，省政府对这一领域的工作颇为重视，机构建置比较周全，医疗卫生防疫制度逐步完善，近代浙江中、西医院和诊所的规模、质量和数量均处于全国比较领先的地位。
民国时期，浙江中医药学术团体的规模、数量及辐射范围皆堪称于世。这些团体弘扬中医学、悉心培养传人、全力拯治民疾、奋力捍卫中医药业、精心创办学术期刊，在近代中医药族谱上写下了绚烂的一章。
随着中医药学术团体的创立，浙江中医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协同创办了一批优质的中医药期刊。尽管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大多数期刊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在维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实行刊学相辅、推动中医理论实践、普及中医药知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真实见证了我国中医药事业在“西学东进”“扬西废中”的背景下，创新发展的历程，逐渐成为医史文献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时期，浙江省创办中医药期刊数量众多，许多中医外科名家如曹炳章、张山雷等积极创办期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06年裘吉生与何廉臣等绍兴医界同仁组织成立了绍兴医药学研究社，1908年以研究社的名义组织创办了《绍兴医药学报》，此刊自1908年发行创刊至1911年因“光复事起，国事蜩螗”暂行停版，再至1914年裘吉生返回绍兴的再次发行，成为近代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期刊。1927年时任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张山雷成立“中医求是学社”，并创办《中医求是月刊》。此外，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中发表有一些外科论著，其中一些重要的外科著作常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如《中国医药研究月报》刊载的主编汤士彦辑录的《外科实用良方》是关于方药整理的专著，每期一方，把功用、药品、治法、用法一一列出，共27期，主编在导言指出中医外科“尤称奇绝乎”，希望能“引起读者对中医外科之兴趣”；另如《光华医药杂志》“医学研究”栏目第1卷第3～5期连载叶劲秋的《中医灌肠法考》等外科史的考证文章等，而“临证各科医案”栏目以内科居多，其次是流行疫病，外科、妇科等也有涉及。
民国时期，浙江风云变幻，政局动荡，受此时期历史条件局限的影响，浙江医药学发展虽然较为缓慢，但也涌现众多至今仍具影响力的中医大家。
浙北名医四大家之一的杨詠仙。杨詠仙早年受业于吴兴后坛名医李梦莲门下，19岁便独自设诊所于湖州圣堂湾。杨詠仙重视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从事中医外科50多年，先后培养100多名学生，分布江、浙、皖三地，成为当地中医外科的骨干力量。杨詠仙经过几十年临床学术经验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创立了杨氏外科流派。其精通内外方脉，专长外科，刀法娴熟，自制外用药，价低效高颇有特色。同时，他为后世留存了众多手稿、医案，晚年由其子杨泰生及其门人将其珍藏多年的40多册医疗记录和外用药配制秘方总结整理成《杨詠仙外科医案》出版。
广栽桃李、称誉浙东的严海葆。严海葆早年偶游浙东天童寺，遇一医僧。此僧见其资质聪颖朴实，遂将他收为门徒，将医学知识，尽传于严，尤其是生平疡科精技。3年后严海葆学成而归，悬壶甬上。严氏行医40年，积有丰富之外科经验，凡遇险重之症，每内服、外敷并用。广栽桃李，称誉浙东，创严氏外科流派。
中国近代中医教育家、著作家、中药学家张山雷。张山雷学富五车，儒、医兼通，经其著述或改编的中医药著作或讲义达30多部，为浙、闽、苏、沪、赣、皖等省市培养中医药人才达556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年的部分学生有的成为浙江省中医院校教授或讲师，有的成为各县市医院的中医医疗或教学骨干，有的成为全国名老中医。八婺地区后世的许多医家亦受其影响，形成了八婺汇通学派。
浙江省中医外科第一人余步卿。余步卿早年受业湖州外科名家费元春，尽得费氏真传，22岁悬壶小河，1943年迁至杭州，设诊所于皮市巷内，名噪一时，为杭州四大名医之一，有“浙江省中医外科第一人”之美誉。余氏在杭州从医50余年，乐善好施，免费为穷苦患者看病，医德崇高，深受百姓敬仰。
此时期，医学著作也具有时代特色。宁波陈颐寿撰《痈疽集方》，为当时陈氏收集历代医学以及民间各种痈疽经验单方、验方等，书中分汤剂、丸剂、散剂、酒剂等内服药；外用有洗法、艾灸法、捣汁外敷法、箍药、药膏外贴等诸治法，并附有痈疽常用之丸散膏丹制作方法及用途；1916年温州平阳徐润之在办学时著《华佗疡科拾遗》，将疮疡按部位分列，每部病症，先用三字经概述，再分症论治，简述病名、病因、病机、症状、治疗，随后分部位列方；鄞县（今浙江鄞州区）胡安邦著《中西外科大全》，成书于1942年，为外科专著，全书分为痈、疽、疮、发、风、毒、杂、方剂、手术等10部分，其诊断方法、疾病名称、辨证施治均为中医传统方法，除总论中西理论及各论病症外，另载有多种中西外治法，特别是手术方法；傅崇黻、郑祖合编《外科要旨讲义》，刊于1938年，是选编历代外科学名家的经典论述和治法，并结合临床经验体会写成的授课讲义，是《浙江中医专校讲义三十三种》之一，曾由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印行；曹炳章著《外科膏丹丸散验方》，约成书于1936年，收载膏贴名方66首，丹丸散名方160首，专治外科及五官科病症，另附杂方75首，通治各科疾病，共验方301首。
民国时期，随着西医传入中国，中西医汇通逐渐兴起，使得中医外科处于西医外科学的强烈冲击和中医外科学术传承发展的夹缝之间，步履维艰。但尽管西医技术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多有优势，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中医外科学术新作所见不多，但浙江各地一些外科医家的学术思想及其论著仍旧对浙江地带中医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后世许多浙江中医外科流派均创始于这一时期，为后世的学术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