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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和文化
1366年，朱元璋派大将常遇春进攻杭州，激战3个月才从东青门而入，因此后人把此门改称庆春门。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杭州仍为浙江省省会，此后700年一直未变。明代，浙江社会发展迅猛异常，区域性的社会性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诸如由蚕桑棉麻的革新所引起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农村阶级的分化、市镇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明末清初有十多位传教士来浙江传教，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在传教士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中西方文化在这里初步交融，近代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花蕊徐徐绽开，传统的中医药学在宋金元时期深厚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
2.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明代浙江的医政机构已渐趋完善，设置的普遍性高于宋元两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医政管理的最高水平，各府州县基本上建立了医政机构，设立了医政官员。明洪武初年（1368），原分水县设立“医药局”。洪武三年（1370）朝廷命令全国州县建立惠民药局，诊疗贫病军民疾患，每局设官医提领，在医户内选拔。浙江省各级官员积极响应，杭州置惠民药局8所，后并为1所，万历年间，改惠民局为医药署，掌管考试医生、审查编辑医药书籍、考查辨验药材，直至清朝。浙江一些大中城市的惠民药局均创设于明代初期，机构均蛰居县城，其主要职能是为民服务，治疗贫穷患者，这反映了浙江各地政府官员比较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关心民瘼。同时，绝大多数府州县设置了医学署和官员，管理医药行政事务及医学教育。这一时期的医药学家学问渊博，文化素养很高，名医荟萃，世医众多。由于这时期浙江疫情猖獗，对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的研究和防治，直接促进了临床各种医学的发展，正是在防治疾病的临床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医界高手，浙江籍人士供职朝廷御医的有20多人，太医院院判吏目30多人，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3.对外的医药交流
明代，浙江与海外诸国交流频繁，是我国中医药学传播的高峰期。对外贸易口岸局限于宁波一隅，葡萄牙等国从这里运往欧洲的商品中有大黄、土茯苓、桂皮等中药。浙江的商人也把药材等物贩卖到广东，然后运往国外，加强了中外药学交流。国外的医药学也纷纷传入浙江，给浙江的医药学增添了新鲜血液。明代时期，日本的鹿茸、茯苓、硫黄等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宁波等地。1622年，瑞士人邓玉函来杭州，把瑞士教授包因著的《解剖学论》口译出来，由在场华人笔录，遂成《泰西人身说概》2卷，惜未出版，这是西方解剖学说最早传入杭州的史实。明末，西医开始传入我国，杭州人赵学敏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中、西医内容取长补短，他根据《泰西石氏本草》一书（墨西哥人石振铎的《本草补》），首先使用碘酒、奎宁等西药，为后来西药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贡献。
4.佛道教医药
明代浙江一带寺院僧侣兼医者，颇不乏人。僧希遁，嘉兴僧，精通养生术，有所疗治择用日辰，不必药饵。普陀寺内建有药师殿，明代万历年间僧海仲居此，普陀寺僧精医者世代有传人。湖州道场山碧琅湖僧，以集珍膏治恶疮颇有名气。后有皈云僧，其精通医学，尤精外科，医技远近闻名，求治者颇多。其多年不辞辛苦，弥留时将修炼升、降、膏、丹方药的经验秘藏抄本，传给当地费姓子弟，该抄本就是著名的《方外奇方》。中外精通佛教的医药学家们不仅为本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鞠躬尽瘁，还漂洋过海交流医技。陈元赟，字义都，杭州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在医药、针灸、气功、武术、饮食诸方面多有建树，后以擅长伤骨科闻名。1619年东渡日本，他在日本期间与当地医药界人士交往酬答，对日本的医药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明代时期，浙江医、道兼精的人物仍很多。明代万历时嘉兴人周履靖，别号梅巅道人，精通养生学，所辑《夷门广牍》丛书，以养生、导引、气功、食疗为主，共录有《胎息经》《赤风髓》《益龄草》等14种。道号通一子的绍兴人张介宾和道号医巫闾子的宁波人赵献可均在医药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代中医外科的发展达到了历史鼎盛时期。不仅外病内治方药丰富，中小手术技法巧妙，而且著作涌现、名医辈出。
明代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梅毒病的专文书籍。陈司成，明崇祯年间在世（1621—1644），海宁人，陈家世以业医，尤以疡医闻名，迄至陈司成，已逾八代。陈司成少时攻科举，后继家业。博涉诸科证治，善治老人、妇女、婴儿疾病，尤精于外科。约在15世纪时梅毒（初名“广疮”）从国外传入广东一带，陈氏悉心体察此病，研究治疗方药，1632年撰成《霉疮秘录》，其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而资料翔实的梅毒病专著，全书2卷，该书分总例、或问、治验、方法及宜忌5个部分，叙述了梅毒的性交传染、非性交传染、遗传、在体内的传播、预防、治疗等内容。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同时，陈司成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反对内服汞剂和滥用剧毒药品，防止因此发生他症，治疗需辨证施治。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此外，书中还首创了用丹砂、雄黄等含砷药品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应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陈司成是我国第一位梅毒学专家，其书传到日本等国，对世界医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医药发展史中，绍兴温补学派于明代已成一统，对后世的医学流派影响深远，其中浙派中医张景岳等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张介宾（1563—1640），明代山阴（绍兴）人。张氏早期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中期受《内经》以及张元素、王冰等人影响，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观点，成为“温补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张氏著有《类经》《类经附翼》《景岳全书》等。在《景岳全书·外科钤》中博采众长，抒发己见：辨证首分内外、别阴阳、识深浅；论治重元气，又不偏废他法；候脉定治则，测预后。张氏虽以“温补”见长，但临证并不偏执己见，治外科疾病多用清热解毒之法，书中指出“疮疡之治，有宜泻者，有宜补者，有宜发散者……因症用药，各有所主”。
此期外科疾病诊治发展迅猛，世家医派百舸争流，成果迭出。明初余杭陶华，生活于明洪武时期（1369—1463），字尚文，别号节庵、节庵道人，我国明代杰出医家。陶氏精通内外科，认为内科“古有方书专著，传与后世，然疮科或有所遗”，遂集历代医家所传及自身数年临证经验，著成《痈疽神秘验方》。他据痈疽的若干兼证制定了内服和外用方70多个，如内疏黄连汤、托里荣卫汤、加味解毒汤等，后收录于《薛氏医案》，为后世治疗痈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陶氏后为太医院院判。
另有，秀水（今属浙江嘉兴）陈文治撰《疡科选粹》。陈氏，明代神宗万历时人，号岳溪，自幼饱读诗书，少年时学武，继而习医，陈文治精通骨伤科及外科疮疡疾病的诊疗。彭宗孟《疡科选粹·序》略曰：“吾郡岳溪陈君，工轩岐业，所著《疡科秘旨》，兼总百家，抉微聚要，与王太史《外科证治准绳》足相羽翼，而精简过之。”陈氏著有《疡科选粹》8卷，本书辑录外科各家学说参以作者经验编成，共分111篇，包括乳腺科、皮肤科、肛肠科、五官科及伤科的各类病症，选方精要，切于实用。而后，仁和（今属杭州）卢万钟著有《医说佛乘》。卢氏，号觉迟子，明代人，年少时因母亲的缘故，立志学医，穷究《素问》等古典医著，兼习近时名方，达40年之久，于痈疽、梅毒、咽喉急症有异方，治之有奇效。是书已佚，甚为可惜。
此外，陆承宣、丁凤梧、邹观、姚应凤、徐待征等，皆为明代浙江外科名医。陆承宣，字风山，嘉兴人，曾居武职，后隐于吴，精刀圭术，著有《济人说》，子拱台，字明三，承其业。丁凤梧，字敬山，嘉善人，精于外科，擅治无名肿毒、咽喉诸疾等疑难杂症，曾任太医院吏目，72岁卒，子孙传其术。邹观，临安人，精于医术，尤善治疔毒，曾有凤亭贫民患疔毒，观疔之即愈，其人以一牛为谢，辞勿受，越二年，道经凤亭，夜遇虎，人马皆惊，忽有牛自灌莽中逸出抵虎，遂得免难，后牧者寻牛至，询之即前患者所馈之牛也。姚应凤，字继元，钱塘人，以治疗疮毒溃疡出名，《钱塘县志》称其“割皮刺骨，一见洞然知表里……人皆以为神”，治疗外科奇疾，妙手回春，人称“华佗”；明崇祯年间，巡抚喻思恂住在温州，背上长毒疮，疼痛难熬，召姚应诊，姚将其腐肉割下两大碗，致以丹药，不几天病愈，名声大振，后官至太医院判，崇祀乡贤，享年77岁。徐待征，字邃云，嘉兴人，幼遇名医，授以青囊秘术，遂精外科，曾任太医院吏目。明朝卓越医家，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外科学方面，明代是浙江外科医学甚为兴旺的时期，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明代外科医学继承了宋元时代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陈司成所著的《霉疮秘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梅毒的专著，该书不仅详细描述了梅毒的传播途径、症状、遗传特性，还提出了“解毒、清热、杀虫”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在毒性矿物药物（砷剂）的运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治疗白血病、肝癌等恶性疾病新药的研制提供了借鉴。在《痈疽神秘验方》一书中，陶华汇集了历代医家所传及自身经验，收载了根据痈疽的若干兼证制定的内服和外用方，书中强调了饮食调养在痈疽治疗中的重要性，提倡患者应根据病情选择适宜的食物以助药物发挥更好的疗效，为后世治疗痈疽等外科疾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陈文治所著的《疡科选粹》是一部集历代外科各家学说并结合作者临床经验编纂而成的外科学著作；《疡科选粹》因其实用性和系统性，在后世被广泛流传和引用，被《医藏书目》等近20种各类书目著录，显示了其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此外，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对《疡科选粹》进行了批点，进一步增强了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祁坤作为“正宗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外科正宗》的基础上结合家学经验，潜心考究历代外科名著撰成《外科大成》，书中倡导脓肿切开引流和针灸治疗，为后世医家带来启发。此外，明代医家不仅外病内治方药丰富，在外科手术技法上也有所创新，十分巧妙，为后世医学开展外科手术治疗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如钱塘人王茵用杭州丰富的桑树皮制成外科手术缝合线，就地取材，独具一格。
1.政治、经济和文化
清代早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浙江传统经济自然日渐枯萎，商品经济却十分活跃。随着小农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等诸多因素深刻地影响到这一区域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在这一时期，浙江地区的史学、经学、医学，以及教育事业盛况空前。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中医外科学术思想也在活跃发展，至清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外科三大学术流派均已成形，浙派中医外科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渐趋成熟。而至清朝后期，政治腐败，国力衰竭，欧美资本主义在清王朝日趋没落之际通过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烟台条约》和《马关条约》之后，把魔爪伸向东南沿海各省。浙江社会经济开始半殖民地化，浙江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随之变化，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明显落伍，浙江乃至全国中医药未能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迈向现代科学行列。
2.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浙派外科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发展有着独特的特点。清代前期，受战乱动荡、满汉交融的社会影响，浙江各府州县惠民药局锐减，医学署的设置也寥若晨星，但清代前期全省各府州县的医学官员设置较为完备，职掌分明，医学训科这一职官的设置遍及各地。同时，清代统治阶级为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大力倡导尊经复古，以至于在医学教育上，明清政府都偏于经典医著考试，不再重视医疗技术的考核。医学科目的设置从明初的11科竟减至清末的5科，与医疗实际大相径庭，严重阻碍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而清末浙江的西医药教育模式则经历了教会医院收授学徒、青年学子留洋学医、创办多种形式的培训机构、建立完整的西医药院校诸多途径，培养新兴的西医药人才，颇具完整意义的现代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及中、西医医院也随之开始建立。各色思想在学堂和医院里碰撞、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浙派中医外科的发展。
3.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刊物
浙江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当推光绪年间成立的杭州医学公会，会中善于外科者就有袁春泉、泮子久、许祖香、陈绍裘、陈子琴、王鹤庭、沈吉人、陈子修、王朗庭、傅品元、徐万清、沈荫甫、姜延龄、陈少卿、陈寿田等众人，真正做到了博采众长。1909年前，绍兴医药学研究社也已成立，该学术团体注重中西医结合治病，将西医融汇入浙派中医体系之中。清末中医药学术团体和刊物也纷纷创办，社会各阶层的加入使浙江的中医药学术团体在规模、数量、波及的地域等方面堪称于世。浙江的中医药学术刊物起步早，其数量和质量名列全国前茅。1897年，温州府前大街创办《利济学堂报》半月刊也在此时出现，同年即于杭州、宁波、兰溪、衢州分设报馆，其刊物发行全国各地及港、澳等地，其中医学论著文章约占2/3，都是学堂教习、医院医师与学生撰写的文章，还辟有“文录”“院录”“书录”3个栏目，这曾对推动浙派中医外科学术研究，鼓励医生总结与撰写临床经验，丰富医学宝库，起过很大的作用。
1.尊经复古，外科技术发展放缓的清代早期
清代早期，浙派外科医学技术发展放缓。这一时期，浙江外科名家受时代环境影响，对外科医疗技术和学科理论有着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少外科医家放弃外科的操作手法及外治特色，片面强调以内服方药为主，使外科病内服药治疗取得了很大进步。受这股思潮的影响，阻碍了外科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浙江的外科医学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浙派中医外科在继承前代医学的基础上仍医学人才辈出，著述繁多，他们在学术思想上较为成熟，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观点。
从山阴（今绍兴）陈士铎的外科专著中，亦可了解到清朝早期浙派中医外科医家所处环境、接触病种、个人经验体会及思想方法、师承授受等多种因素。陈士铎，明末清初人，字敬云，号远公，绍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治病奇效迭出，在医学方面造诣颇深，精于内、妇、儿、外等科的治疗。他治学严谨，著作均系临床验案的总结，其著作之丰，当为浙中之佼佼者，堪称著述等身。在外科方面，陈士铎著有《洞天奥旨》16卷（又名《外科秘录》），立论精辟而创新，别具一格，多发前人所未发之论。他临证病机重视火毒，治疗擅用内消，方药平稳量重，其虽有“疮疡贵内外兼治”之论，但对外治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认为“塌浴、熏炙、照点、追蚀、蒸、吸、烙，尽非良法”，用之得宜，皆可奏功，用之失宜，皆能败绩，并非万全之法，故一概弃而不用，提出“争先之法，莫妙用内治为良”（《洞天奥旨》），显然这种意见具有消极和主观的一面，但他并不废弃刀针，且善用刀针。至于敷药之法，他强调辨证与实效而对其他外治法，则选其确效、万全者，方予应用，在《洞天奥旨》疮疡敷药论中曾说“疮疡之缓急不同，火毒之冷热亦异，必须敷得其宜，而后效验始速”。
清初外科学家由于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制约，一般在学术思想上都比较保守，外科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清代浙江正宗派的代表是祁坤，其在前人基础上作了新的探索，以精良的外科学修养和技术，独树一帜。祁坤（1610—1690），山阴人，字广生，号槐庵，于康熙初任职清太医院，后升为太医院院判，1665年撰有《外科大成》4卷一书，在外科领域有过许多精辟的理论论断。例如他在论述脓肿切开引流的原则和方法时，指出“针锋宜随经络之横竖，不则难于收口，部位宜下取，便于出脓。肿高而软者在肌肉，针（切开）四五分。肿下而坚者在筋脉，针六七分。肿平肉色不变者，附于骨也，针寸许。毒生背、腹、肋、胁等处，切开刀宜斜入，以防透膜之害”。以上情况，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检验，也是完全符合人体解剖、生理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其对浅部、深部脓肿，胸部、背部脓肿切开的术式要求，现代的外科医生也并非人人都可以掌握得很好。又如其对脓肿，特别是深部脓肿手术切开后的引流问题，也创造性强调“随以绵纸捻蘸玄珠膏度之，使脓会齐，三二时取出捻，则脓水速干矣”。使得外科脓肿之切开引流的理论和医疗技术达到清以前的最高水平，这种设计和所用引流条、油膏等，在理论和方法原理上与现代基本相同。绵纸捻即现代的纱条，玄珠膏与现代的凡士林以及合了消炎药物的凡士林药膏也没有原则的区别。除此之外，《外科大成》曾指出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乃疡科中四绝症，是对此类外科病的最新阐释。乾隆年间，国家编纂《医宗金鉴》，其中《外科心法要诀》即是以《外科大成》为蓝本，故正宗派在清代影响极大，可谓中医外科的正宗。然而，《医宗金鉴》的外科部分虽源于祁氏的《外科大成》，但在主张外科手术的治疗思想上则不如祁氏明显。
2.走出低谷，外科名家繁星璀璨的清朝中期
清中叶，浙江的外科医学开始走出低谷。康乾盛世时期，朝廷取消明朝的医户制度，推行医家经考试合格后方准行医的制度，职业行医者甚多，浙江各地稍有名望的医家多自立门户行医，而一般职医则多依附于中小药店应诊。本时期的浙江外科医学逐渐走出涸辙，不仅出现了一批外科名医，而且产生了许多外科专著，外科医疗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
清朝中期，浙江籍医药学家辈出。上虞许凤麟长于望诊在外科中的应用，《余姚县志》收录有他望面色而断肺痈的一则验案；萧山陈锡灿所撰的《青囊准绳》《痈疽虚实寒热辨》记载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外科医疗经验。比较闻名的外科医家还有桐乡胡吉士、张千里等人。胡吉士，字祥甫，以疡医名于时，有华佗复生之誉，徐明曾经患背疮，形如覆盂，胡吉士取刀纵横划疮行，嵌药线，燃以火，调治一月而瘳。嘉兴的张千里，字广文，号梦庐，擅长诗文书法，医学造诣精深，所遗医案丰富多彩，著有《珠村草堂集》《菱湖棹歌百首》《闽游草》《四时感证制治》《外科方案》等；他推崇《内经》理论，治四时感证多吸取吴又可、叶天士及喻昌的方法，调理杂病则师承张仲景，推崇张景岳，选方配药经、时方并重，能根据南方气候特征重视湿、热二因，辨证论治，其平生与浙江名士唱和，与孔广富、僧越林等人共称“乌镇派”，和僧越林、吴芹一起被称为“西吴三杰”，在浙江一带医名显赫。此外，归安（今湖州）高振扬，《归安县志·艺术》曰：“高精疡医，临诊但持人脉，即能道其病原，无毫发爽，故所治辄效，惜无嗣，其术不传。”乌程钮芳鼎、钮福保，钮氏父子精外科术，乐善好施，贫者求治不取钱，制药不惜重值，拯治危症甚多，为乡里所敬服；另有，长兴杨道芳，德清柴鲁儒，钱塘（今杭州）张灏、余以庠；松阳刘士俊；宁波汪少东、张金铉；海宁许楣等医家，均上探典籍之奥，博采诸家之长，著书立说，誉满杏林，为清初、中期浙派中医外科的代表人物。
外科专著左右图史，数量颇丰。如孙震元的《疡科会粹》，孙氏鉴于王肯堂《外科准绳》采辑虽富，然于医籍所载犹有遗漏，乃集王肯堂之后诸家论述及《外科准绳》未收之方，依类补入，间附有孙氏个人临证心得。其书内容繁杂，除外科以外，尚有经络、藏象、解剖、运气等内容，书中记载有各种形制的金属针具，并绘制了烙铁图像，形象完备，收罗资料详备，是继《外科准绳》之后，反映清代乾嘉以前外科学成就的专著。叶氏的《七十四种疔疮图说》，本书有论有图，专门介绍外科疔疮肿毒的诊断与治疗。庐真人的《疗疮紧要秘方》，道士庐真人以擅治疔疮而负有盛名，其治疗之法以穴位挑治为主，根据所患疔疮之部位不同挑治相应穴位，多用泻法清热解毒，泻其恶血，收效颇速，再配合内服汤药，外敷草药，疗效益佳。另有沈志裕的《疡科遗篇》、王绍征的《外科图说》、袁峻的《外科验方》、曹光熙的《外科要览》等。
外科病的临床外科手术实践也在不断施行发展中，清代外科手术虽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仍可列举若干以窥其全貌。清代王孟英根据祖父的资料记述了一个在18世纪中期进行的脾切除手术：浙江吴兴汤荣光，从树上坠地，腹着枯椿而破，伤口长二寸余，已透膜内，只见红肉（可能是脾脏），不见肠。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处，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见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也（由于久患疟疾引起脾肿大，中医称之为疟母），始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另有《清稗类钞》记述18世纪有关张朝魁的若干外科手术事迹：“乾隆时（1736—1795），辰貉（今湖南辰溪县）有毛矮子者，本姓张，名朝魁，年二十余，遇远来之丐，张待之厚，丐授以异术，治痈疽疮疡及跌打损伤危急之证，能以刀割皮肉，去瘀血，又能续筋正骨。时有刘某患腹痛、骤扑地、濒死，张往视曰：‘病在大、小肠，遂开其腹二寸许，伸指入腹理之，数日愈。’”历代中医论述肠痈（急性阑尾炎），均述其在大、小肠间，因此这段文字概是论述一例阑尾切除手术。此外，阑尾周围脓肿切开引流，在清代外科著作中并不罕见。1822年，钱思元记载一名浙江口音的佚名外科医学家，在17世纪时为一位患者做过阑尾切除术的事迹：“予家赁春人，夜患腹痛，论曰：‘非药石所能疗。’使卧榻上，投入麻药，僭然若睡，切开胸肉，随割镶鸡血滴入，有蜈蚣昂头出，急将刀钳去之，以药线缝其口，病若失。”
3.方兴未艾，名家世医人才辈出的清朝末期
清末至民初，浙派中医外科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学术水平达到了较高的层次，不少方面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清代末期，外治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外治法专著之最，莫过于吴尚先撰的《理瀹骈文》，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理疗性外科专著。吴尚先，字师机，钱塘人，1834年中举人，后随父迁居江苏扬州，以诗文自娱，工书法，兼精医药学。时值太平天国战争之际，药物供应十分困难，为了不使患者因缺药而误治，他潜心研究外治之法，其言：“治得其道，而所包者广，术取其显，而所失者轻。”为此，吴氏设“存济堂”药店，专门研制膏药等外治法用药。吴氏不但擅长用外治法治疗疮疡等体表疾病，对内科、小儿科等疾病也采用外治法治疗，从而获得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求治者络绎不绝。晚年吴氏集二十年之经验，系统总结了清光绪以前历代外科医家及民间流传的外治方法，编撰成《外治医说》一书，由于正文用“骈文”形式撰写，故改名为《理瀹骈文》。吴氏强调“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外治必先治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吴氏在此思想指导下，总结出敷、熨、熏、浸、洗、浴、器、照、擦、漏、坐、嚏、冻、刮痧、火罐、推拿、按摩、灌导、割治等20余种外治法，其中许多方法属于现代物理疗法的早期成就。该书流传甚广，对中医外科理、法、方、药的完善和外治法的广泛流传及普及应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于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继《理瀹骈文》之后，对外治法做出新贡献者，是邹存淦的《外治寿世方初编》，邹氏师承吴尚先，仿《理瀹骈文》体例，辑录了历代有关外治法的论述、方药，包括内、外、妇、儿科的内容，共分68门，载方2200余首，其收录内容虽鲜有超出《理瀹骈文》者，然选方有其不同之处，且较简明扼要。邹氏认为外治法不仅可作救急之用，且对某些内科和妇儿科疾病也有着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汪祝尧乃名医吴师机之妹丈，其亦精医术，曾与吴师机擅以“薄贴法”治病，著《外科易知》，此书将外科疾病分为痈毒、疔疮、疮毒、大麻风、丹毒、风疹、瘤、阴疽、杂证9类，简要论述诸病证治，并附方药。
清朝在医药传承过程中，还涌现了一批著名专科世家。浙江的家传世医始于元代，延至清末，浙江外科世医已遍布全省，专科发展遍及内、外、妇、儿及骨伤等专科。这些外科世家在医术上各有千秋，他们或以刀法独特著称，或以辨证精确闻名，或以方药灵验享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一直延续至今，为当代浙江中医外科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医名较盛、影响较大的有湖州“潘氏外科”，德清“俞氏下高桥外科”和“吕氏外科”，桐乡“张氏外科”，宁波“张懋炽外科”等。略作描述如下。
（1）潘氏外科，源于德清曲溪湾，清乾隆间，由潘鼎创基立业，尤为重视外用药品的炮制，经长期积累而自成一套方法。至清道光间，潘氏迁居吴兴（今湖州市），之后有潘旭，字东阳，尤精其业，以薄贴和散剂应用见长，且钻研内科，亦擅治热病，故内、外科兼之。其后裔吉甫、申甫、澜江、春林均秉承家学，并有入室弟子数百人，如魏伯琴、潘韵泉、俞步卿等，皆出于该流派。潘氏外科的学术观点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兼取温病学说，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和6代发展，曲溪湾潘氏杏林茂盛，医著甚丰，形成了浙江省中医外科学中的“曲溪湾潘氏外科”流派，学徒遍及湖州、德清、吴兴、长兴、安吉、孝丰，乃至安徽、浙江、上海等外省市，为江南外科大派之一。
（2）俞氏下高桥外科，始于明崇祯年间，世居德清下高桥。相传俞氏乐善好施，曾得一道长传授炼丹之术，七传至燧田。俞燧田，生于1855年，卒于1931年，享年76岁，持祖业而更精，擅用消、散、箍、托治“痈疽”，探病源长以察舌，内治重视脾胃，故主张忌口适应病情，不可偏执，否则反伤胃气。声名远播湖州、杭州、安徽等地，里人恒呼为“下高桥外科”。后又传子俞海门，亦善于“炼丹”，迄今尚有海门之子、女继业。其与潘氏、张氏并称“浙北外科三大流派”。
（3）张氏外科，世居桐乡晏城，系“疡医世家”，始于清乾隆年间，家传六代至张辉。张辉，字卓然，生于1877年，卒于1950年，享年73岁。张辉父早亡，从母习业，以善治“疔疮”“瘭疽”而闻名，后徙秀水（今嘉兴市），其子文冲承其业。
（4）吕氏外科，吕梦飞，生于1872年，卒于1940年，德清人。精外科，负盛誉于余杭、德清、桐乡、吴兴（今浙江湖州）一带，受业者达数十人。梦飞弱冠从师，临床每多创新。如分析痈疽特点，对脓腔大者，则扩大创口，不断改进小升制剂的吊毒方法等。德清吕氏外科临证强调内外并治，消托相配，擅长以小升制剂的吊毒治法治疗痈疽。常与同乡俞海门交往切磋，改进制升术，使之更为切合临床实用。吕氏家传治湿性溃疡的三黄麻油膏、治干性皮炎的三品散等，择药精良，在新市、塘栖一带为妇孺皆知的妙药。
（5）张懋炽外科，张懋炽，号纯粹，镇海城关涨鑑碶村人，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卒于1921年，张氏外科传至张懋炽已三代。幼年殁父，从祖父张立魁习内、儿科。后随同乡郑门学医，改入外科，兼参以西学新说，以外科闻名于时，尤擅长治疗喉症、痈疽疮疡。其治痈疽重内托与刀治结合，排脓疡，提倡大切口，与历来主张相殊，而收效甚佳，医业鼎盛，叩者如市，收入甚丰。而自奉节俭，对公益事业从不吝啬，与里人共创“公善堂”，首创镇海义诊。先后授徒20多人，其中多负有盛名。长子张子平继承父业，行医50余年，亦以外科、喉科名于世。其门生汤福荪，再传弟子包杏畊，都在医坛将医术发扬光大。
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了独特的历史人物，清代浙江中医外科在学术思想、方药和外治应用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之前的突出贡献，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凝练成了一部部外科专著，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洞天奥旨》一书虽所述为外科，但重视辨证论治，尤其重视辨明经络、阴阳，强调辨标本审阴阳，治以补法为要，内外兼治，注重调护，在辨识疮疡吉凶顺逆及治疗疥癣、痈疽、疮疡、梅毒等外科疑难重症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经验，对外科疮疡，辨证、处方多验，内容丰富，体现著者治病必求其本的学术思想，用药颇有独到之处。再如《外科大成》分述人体各部位小疵治法，以脉为首务辨痈疽，以八纲辨证为佐，并重经络辨证，提倡刀针外治，为外科疾患的外治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清代同样是浙派中医外科流派飞速发展的时期，学术流派众多，并形成了以家传数代为特点，遍布全省的外科世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一直延续至今，为当代浙派中医外科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