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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和文化
北宋时期，浙江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学术和文艺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达到高度昌盛时期，成为全国发达地区，浙江水利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已开始向商品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手工业亦居全国前列。北宋时期的杭州已经成为东南沿海的大城市。
南宋时期是中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南宋浙派中医外科的发展，为中医外科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1138年，南宋基于军事政治因素，以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正式定都临安。由于北方地区长期战乱，政治重心南移，许多北方居民也南迁，临安成为南宋都城后，本城及周边城镇有大量北方人流寓于此。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教育文化兴盛，成为中医发展的重要条件。另外，浙江地区气候宜人，也为中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南宋浙派中医外科的医学思想、诊疗技术和药物应用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惠民福利的中医政策
北宋政府颁布许多医学诏令，内容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改革与普及中医教育，到提高医学与医生社会地位，改良旧习俗和禁巫医，开办卖药所，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法令，包罗万象。同时北宋政府建立中医药管理与教育机构，如建立统一管理中医药行业的机构翰林医官院，成立中医教育机构——太医局，发展中医教育，并开展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及自学为主的中医教育模式；建立国家制药厂及药店，生产中成药，保证用药安全，直接为广大民众服务。此乃北宋政府的一大创举，对后世影响很大。并成立校正医书局，集中全国著名学者与医学家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纠正谬误，并由国子监刻版印刷发行。
3.对外的医药交流
得益于浙江交通的发达，明州、越州和温州等地的商品经济也越发繁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中外医药交流日渐频繁，为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南宋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而且，从蛰居临安的南宋朝廷到浙江地区政要均直接插手这项工作，客观上推动了双边贸易。浙江中药材的外销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对促进浙江地区与海外物质文化交流和海外各国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南宋时浙江具备了上述社会经济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进而也促进了浙派中医外科的发展。
1.重视医学，儒医人才辈出的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统治者非常重视医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编纂本草及方书，大量校勘医籍，发展医学教育，提高医生的地位，造就了许多儒医，因而中医理论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
儒医的出现是北宋时期的最大特点。宋代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文人知医、尚医成为一时风尚。文人竞相集方著书，其盛行之风为历朝最甚。浙江文人荟萃，尤以北宋著名文化巨匠苏轼和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最为名扬。后人将沈氏的《良方》与苏轼的《苏学士方》（又名《医药杂学》）合编，易名为《苏沈良方》，是书为医学随笔体裁，谈及不少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小儿科等各科简易疗法，附以验案。《苏沈良方》记载的川楝散，治小肠气（疝气）、臁疮，今世外科亦用之，得下立瘥，每奏奇功。沈括《梦溪笔谈》中载有秦皮在外科皮肤疮疡中的使用：“予家祖茔，在钱塘（今杭州）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癞也。’取木皮煮汁，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就不知天蛇何物。”以儒通医者，在当时的文人中有很多，虽然其人不完全以医为职业，但他们在整理医学著作及传播医药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除此之外，有史可溯的北宋医家还有宁波潘殿直，其在外科治疗方面很有经验，平时经常施疮药，还被史源请去为其母医治背疮，“施疮药每效”；此外，宋金以降，宗教活动与中医药学也关系甚密。
2.政治南迁，医事发展空前的南宋时期
南宋朝廷对医药事业给予的关注是空前绝后的。南宋期间，战乱频繁，劳役严重，患疡、疮、痈、疽等外科疾病者众，因此外科医家在医学界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此时的浙江作为宋室南渡后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正朔所在，医药学家辈出，位列全国前茅，南方医学舞台上的外科亦是百家争鸣。
南宋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地区）出现了以陈无择为代表的浙江早期医学流派——永嘉医派，其学术成就可与河间、易水鼎足而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学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
陈言，字无择，号鹤西道人，宋绍兴人，至淳熙年间（1131—1189）曾任四明（今宁波）医学提举。陈氏聪敏好学、善于方脉、治病立效、长于医理，善执简驭繁，其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是书18卷，180门，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方1500多首。本书在继承医圣张仲景病因三因说的基础上，重点论述致病的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强调明确区分3种不同的致病因素，以求得治病求本为特点所在。其中，卷十五、十六分别论述阴疽、附骨疽、肠痈、五痔、肠风、疮疡、癣、斑疮、丹毒、瘾疹、胡（狐）臭等外科常见疾病，内容丰富充实，分析病理细致详尽，主张从患者的脉象、临床表现入手，根据发病原因来诊断疾病，方药简明而精要，后人多有称赞。
宋朝政府在古医籍的整理与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贡献突出，南宋时期的外科专著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景象。南宋时期浙江比较著名的外科医家还有浙东的史源，史氏字建安，精于治疗背疮证，著有《治背疽方》一卷（已失传），在理论上发展了痈疽的针灸疗法，阐述了背疮的病因及临床常用治法，系其多年临证经验的总结。史氏于该书自序云：“听庸医用寻常赤肿敷贴冷药以消散之，此借寇兵也。源痛自咎，为人子不晓医药，致亲疾危甚。”可见其对当时某些庸医的治法深有不满，故而编写此书以济世。另有南宋鄞县（今浙江鄞州区）李世英，字省颖，号雪岩，曾任太医，李氏世业外科，治痈疽多有神效，李氏参考古来诸名家之论及前辈诸先生之教，于宋淳祐二年（1242）编《痈疽辨疑论》2卷；金华谢天锡，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著《疮疹证治》1卷，在当时较为闻名，然而后世佚失未见，殊足叹惜；史弥宁，鄞县（今浙江鄞州区）人，曾任邵阳知事，寻知泰州，兼任淮安提举，史氏平生奋力著书，写成了《友林乙稿》，诗笔清癯，出尘萧然，他精通医术，著有《治背疮方》1卷。宋嘉定丙子年，温大明辑《助道方服药须知》，后改名《温隐居海上仙方》，分述77种病证，涉及金创出血、口疮、小儿疮疹、痔疮等许多外科病，因机症药切实，如运用硫、矾外治酒渣鼻；鄞县（今浙江鄞州区）魏岘在《魏氏家藏方》首提枯痔法治疗痔疮，将砒、矾、朱砂、斑蝥、巴豆置于痔核表面，借药物腐蚀、收敛之性，促进局部坏死、干枯脱落，首开枯痔法先河。
南宋时期，外科医事快速发展，众多外科医事、病案记载诸见史料。南宋时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个短指畸形家族：“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节，外甥亦或然。或云襄阳魏道辅家世指少一节，道辅之姊嫁子宣，故子孙肖其外氏。”陆游对这一短指畸形的临床症状的描述是少指端一节，这种遗传方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这一临床病例报告距今78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短指畸形的病例报道；另有秀州（今浙江嘉兴）张小娘子辨治背疽一案：“吴人章县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发于背，邀治之。张先溃其疮，而以盏贮所泄浓秽澄滓而视之，其凝处红如丹砂。出谓丞曰：‘此服丹药毒发所致，势难疗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吃一服暖药，况于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闻之亟呼曰：‘其说是已。我少在汝家时，每相公饵伏大丹，必使我伴服一粒，积以数多。故储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张谢去，章母旋以此终。”此外，南宋临安（今杭州）人曹五，曾用取痔千金方为南宋高宗治愈痔疾，被提拔为观察使，这说明南宋时期浙江已出现了治疗痔疾的专科及医家。
宋代虽然外治法已逐渐衰退，内治法日渐起用，但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没有停滞，本时期出现了世界医学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药方。南宋山阴人窦材，撰有《扁鹊心书》，其中载有山茄花和火麻花配制用作全身麻醉的药方——“睡圣散”，这是现今已知世界医学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药方。山茄花，亦谓之曼陀罗花，《本草纲目》有云：“七月采火麻子花，八月采山茄子花，阴干后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窦氏经过亲自实践“饮须半酣”“昏昏如醉，割疮、灸火不觉苦痛”，证实疗效可靠。当时外科所用麻药即此散，服之于人无害。
宋以前杭州医药学家镶嵌史册的人数寥若晨星，闻名全国者更少。随着宋室定都临安，浙江便成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医药机构相当完备，这导致浙江医药学家辈出，浙派中医外科学也在医药理论与实践上多有发展与创新。而大批儒士涌入医门，亦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广博的优秀人才，他们的道德修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有别于大多数墨守成规的家传者，这无疑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条件，也对金元及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众多的医药学家不仅享誉两宋医药界，而且余音波及当今医药领域，堪称大国医，如永嘉陈言（字无择）等人，陈言著《三因方》一书，由于医学分科精细，在外科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如对痈疽、疮疡、五痔、肠风等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更为深刻，使临证施治益趋进步，方剂中药有所更新，治疗手段愈加充盈。窦材著书记载的“睡圣散”，作为当时外科所用麻药名方，对后世中医外科手术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医药学家阐发中医药理论，酷似千峦竞秀、百舸争流。所有这些表明南宋时期浙江籍中医药学家群星璀璨，携手推动了浙江乃至全国的中医药学嬗进。
1.政治、经济和文化
1276年，元军分三路攻占临安（今杭州），不久南宋灭亡。元代降临安（今杭州）府为杭州路，作为江浙行省省会所在地。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元代统治者强令各州县拆毁城墙，杭州城墙亦在此时被毁。此后多年，政治上杭州退为东南第一州，经济上仍雄居全国乃至世界第一大都市。浙江地区相对来说战火兵燹较少，在南宋基础上经济有所复苏与发展。元代时期江浙行省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平均亩产量维持在南宋水平上，浙江的丝织业、造船业、陶瓷业、印刷业、制盐业、冶炼业等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商业也极其繁荣，海外贸易从贸易口岸和贸易品种来看超过了宋代。元代在全国设立7个市舶司，浙江独占4个。资本主义萌芽已在这里滋生，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幼芽也在此萌发。浙江的书院达67所，位居全国第一，学术、文学艺术达到了繁盛，医药界人才济济，成果颇丰。
2.医药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元代是我国古代医政机构最为庞大的一个朝代，设有太医院、官医提举司、广济提举司、广惠司、回回药物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惠民药局、御药院、尚药局、典药局、修合司、药政司14个医药机构，有各级医官数百人。这一时期浙江的医政机构渐趋完备。至元初（约1264），杭州改施药局为医学提举司，掌考校诸路医生、课艺、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辨验药材。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浙行中书省置官医学提举司。1341年倪居敬被荐补杭州路医学正、旋升江浙官医副提举。元代宁波、温州、富阳、临安等多县亦相继设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浙江有些路设置了惠民药局，内设医学提领一员，掌管医政。政府设置机构管理医药，致使浙江医疗事业颇有起色。据马可·波罗记载，杭州城内有戍兵巡逻，发现有残废或患了某些疾病留宿街头的人，即将他们送入医院，城里每个地区有公立、私立医院，痊愈后要求他们从事某种职业。此外，埃及富商在杭城内开办阿拉伯医院，直接把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医药学传入杭州等地，推动了杭州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
3.对外的医药交流
元代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颇为频繁，从元代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超过传入的规模，朝廷到浙江政府直接插手这项工作。同时，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漂洋过海传经送宝的人数十分可观，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元代，中国向外输出的药物主要有大黄、干良姜、川萼、白芷、樟脑等，这些多从浙江的几个大港输出。据《高丽史》载，元惠宗年间，浙江、江苏一带的地方官张士诚、张国珍、王晟等人经常向高丽赠送沉香等南国药物，烧酒蒸馏法也于元代传到朝鲜。元末，西域人丁鹤年、盛熙明在四明山及浙东采药、制药、卖药，并将回回医学传入宁波。元代时期，浙江仍设有杭州、澉浦（今海盐）、庆元（今宁波）、温州4个市舶口岸，直接从国外进口药材阿魏、血竭、白豆蔻、五味子、没药、茯苓、茯神、黄芷、泽泻、桔梗、红花、杏仁、胡椒、高良姜、桂皮、檀香、龙涎香、螺纹香、沉香等。同时，也有医疗技术舶来，陶宗仪《辍耕录》卷九记载广惠司卿聂只儿治疗驸马刚哈刺咱庆王因坠马得的奇症，诸医束手，唯聂只儿先施以外科手术，次涂以药而愈。又《辍耕录》卷二十二“西域奇术”条记载：任子昭在大都亲见邻家儿头痛不可忍，有回族医官用刀割开额上，施以外科手术，头痛即止。上述史实足以说明在元代有掌握阿拉伯外科医术的阿拉伯医生或西方医生在官府或民间进行手术治疗，这对中国外科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4.景教医学
据《马可·波罗游记》《至顺镇江志》记载，元时有一个从撒马尔罕来的名叫马·薛里吉思的基督徒教士，官至镇江副达鲁花赤，他利用职权于1279—1282年间在镇江城内外兴建了6所景教寺院，甚至将金山寺也改为也里可温（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寺，又在杭州荐桥门建大普兴寺。据载，这些寺院都曾为平民医治疾病。马·薛里吉思生活在一个世医家庭，其外祖父撒必为太医，曾为太祖皇帝的儿子也可那治病。其家族精造舍里八法，舍里八是葡萄、木瓜、香橙等和水调蜜煎成的一种药剂，马·薛里吉思曾得到专司其职的金牌。至元十二年（1275），马·薛里吉思到了闽浙配制出舍里八，可见糖浆制法于元代已传入我国，这是元代时期浙江中医与外来教派医药交流、相互影响的体现。
金元时期，新说肇兴，百家争鸣，开创了学术史上的新局面，元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较历朝为优。
元代继承两宋时期的儒医文化。所谓“儒医”是指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医家，包括先儒后医、先官后医、以儒通医及部分兼通医学者。元代浙江地区知名的儒医有朱丹溪，丹溪其家世习儒，少为举子业，仕途不遂，且其师许谦卧病，乃弃科举，致力于医。朱氏遍寻名师，师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本于《素问》《难经》，兼修仲景、东垣之学，集众家之所长，提出了“相火论”，善用滋阴降火，后世称其为“滋阴派”的倡导者。丹溪一生行医著文，影响深远，不仅熟谙内伤疾病的治疗，而且对疮疡、痈疽等外科疾病亦有研究，素有“杂病宗丹溪”之誉。其理论完备，实践丰富，对宋代陈自明所编撰的《外科精要》进行了评述，畅发外科义理，发挥治疡心得，著有《外科精要发挥》一书，惜已失传，幸有《格致余论》遗留外科治疗心法之一斑，后学所撰《丹溪纂要》亦有诸多外科治疗的内容。丹溪之于外科疾病的论述颇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今世外科用之，亦得下立瘥，每奏奇功：①对“痈疽”论述，丹溪从临床实际出发，体会到疮疡痈疽，虽多生于体表某一部位，但实则与内脏功能失调有关，治疗时应注意整体、内外兼治、注重胃气、当辨经络，如治疗内疽当采用内服汤药，针刺并用。②对“乳岩”论述，丹溪曰：“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丹溪心法》），指出乳岩虽是表现在乳部的隐核，但在病因方面主要是情志所伤，进而累及肝脾两脏，因此治疗当从肝脾着手。③对“结核”“瘰疬”“骨疽”“乳痈”“肠痈”和“疝气”论述，丹溪首次提出此类疾病与痰邪有关，多与饮食厚味、饮食积滞或饮酒过度密切相关，后世医家受朱丹溪认识的影响，多从痰论治本病。丹溪提出了多种疾病从痰论治的理论，初步建立了中医外科痰证诊治的理论体系，丹溪对于外科痰证诊治的认识不仅开创了中医外科痰证诊治的新纪元，而且为后世医家发展从痰论治外科疾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医外科痰证诊治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元代，浙派中医外科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新说肇兴，本时期的外科医家滑寿最早发现麻疹早期黏膜内疹。滑寿（1304—1386），字伯仁，晚号撄宁生，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人，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著有《痔瘘篇》，已佚，此外擅长麻疹的治疗，著有《麻疹全书》，书中前二卷论病候及证治，后二卷为治疗方剂。书中对麻疹的发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候特点与变证均有论述和具体治法。他首先发现了麻疹前期以口腔黏膜内疹为特点，定名为“滑氏斑”，这是世界上关于麻疹的最早记载，对麻疹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西医学对麻疹早期黏膜内疹的论述是1833年丹麦Flinat医生提出的，而滑寿对此作出的阐述比他早了5年。
浙江世医产生于北周之际，兴旺于唐宋时期，延及元代以后，浙江世医向其他的专科发展，浙江的外科世医始于元代，当时医术高超、名盛一时的有钱塘人倪垕、倪居敬父子。倪居敬（1303—1371），字行简，杭州人，父倪垕，疡医巨擘，居敬承家学，精岐黄术。于元至正（1341）荐补为杭州路医学正，后一路升至医学提举。元明之际，兵燹四起，疫病大作，令居敬主事治疗，其主事期间，尽萃于医疗，救活者甚众，有口皆碑，成绩卓著，又升为医学提举，朱元璋率兵初起，士卒多病，遣使邀请居敬，疗疾多愈。明初辞归，优游湖山以老。
金元时期，浙江外科医家开始采用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如四明（今宁波）李生，采用挂线疗法医治痔疮；李氏外科医术神奇，《鄞县志》记载：“余姚应某，目旁生赘疣，渐长，大如核桃，李氏立平之。生为人治病既多奇效而不矜功，不责极，人以是尤重之。”李生在治疗痔疮时采用的挂线疗法，在当时实属创新。
元朝当局重视医生的社会地位，其政治待遇优于历朝，元朝浙江出现了诸多著名医家，医家们医技精湛，深受人民爱戴，纷纷冠以誉称。较多元代浙江医药学家阐发中医药理论，为浙派中医外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朱丹溪对《外科精要》一书行评述发挥，撰成《外科精要发挥》一书，系统论述外科的理、法、方、药，对于外科疾病中乳痈的病因与防治方法，朱氏指出病因是“窍不通而乳汁不得出”，在防治措施上强调“初起应忍痛揉，今稍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失此不治，必成痈”，此类理论和防治方法符合现代科学原则。丹溪强调外科疾病治疗要与内科辨证相结合，治疗痈疽疮疡应明辨经络，用药重扶养胃气。书中精湛论述将外科学术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外科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