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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1324—1405年），字原礼，号肃斋，明初浙江诸暨人，世居诸暨兴贤之马剑九灵山下，为当地望族。1342年起随父与姻亲赵良本、赵良仁一起拜于朱丹溪门下，深受朱丹溪赏识，得其倾囊相授，成为得意门生和传人。1358年朱丹溪逝世，次年起戴思恭游学民间，传医论道，将其所学得的丹溪学术思想及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广为传播，深受浙东、浙西习医者仰慕和追从。1374年，戴思恭被招贤入京后，先后为燕王朱棣、晋王朱棡、懿文太子朱标诊疗。1392年寻授太医院御医。1398年夏，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擢思恭为太医院院使”。1399年，戴思恭“及任院使，订正古今方三百余”作为太医院用方。1404年，“三月致仕，驰驿而还”。
戴思恭现存著作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推求师意》、校补《金匮钩玄》，残存或仅存书目的著作有整理《丹溪医按》《证治用药》《类证用药》《戴复庵方书》。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即《秘传证治要诀》和《证治要诀类方》。《秘传证治要诀》12卷，书以丹溪学说为本，集《内经》《难经》直至宋元诸家学术经验，参以戴思恭的心得见解，论述多种内科杂病及疮疡、妇科、五官科等常见病的证治，分诸中、诸伤、诸气、诸痛、诸嗽、诸热、寒热、大小腑、虚损、拾遗、疮毒、妇人共12门，分门列证。先论病因，再叙病源，依据征象，分析病证候，最后介绍治法。《证治要诀类方》4卷，取《证治要诀》中各门病证所引诸方，分汤、饮、散、丸、丹、膏六类，简要地说明其主治、配伍及用法等。
《推求师意》共2卷，分杂病、小儿及妇人三门，论述了50多种病证的病因病机、脉证及治法等，并附医案若干则。书中内容不仅阐述了朱丹溪的学术观点，同时根据临床实际，结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等诸医家的学术思想，进行阐述与发挥，言辞有据，见解独到。
《金匮钩玄》为戴思恭订正其师的遗著，全书3卷，卷一、卷二以内科杂病为主，兼述喉病及部分外科病证，卷三为妇人、小儿病证。分证论治，条理清晰，词旨简明。该书充分反映了朱丹溪在补阴和治郁证方面的经验。
戴思恭在临床中谨遵“医时务须用心，行医尤当谨慎”的戒律，且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能融会贯通诸家思想。临证十分重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对各种临床症状详加分析，探求病因病机，然后确立相应的治则治法。他临床阅病无数，经验颇为丰富，辨证精准，用药精当，善治疑难杂症，往往仅数味中药，每获奇效。
戴思恭认为六郁中，最容易出现中焦气机的郁滞。故治郁证尤重中焦，以梳理气机、开泄解郁、升降兼施为大法，用药尤为推崇苍术、香附、川芎三味。兼升降的阳明之药苍术以“强胃健脾，开发水谷气”与阴血中快气药香附子，一升一降以散其郁，“况苍术尤能径入诸经，疏泄阳明之湿”，手足厥阴药川芎，“直达三焦……疏通阴阳气血之使”，如此则“不专开中焦而已，且胃主行气于三阳，脾主行气于三阴，脾胃既有水谷之气行，从是三阴三阳各脏腑自受其燥金之郁者，亦必用胃气可得而通矣，天真等气之不达者，亦可得而伸矣”。对于七情所伤而郁结不舒、痞闷壅塞的诸气病证，重视详审起因，明辨何经，根据病变上下、脏气之不同而随经选药，分清利弊。如认为枳壳利肺气，多服则损胸中至高之气……同时从气化火的学术思想出发，指出诸气不能混作寒而类聚辛香燥热之药治之。
戴思恭在治病时强调顾护胃气的重要性。在中风的治疗上，主张宜大补气血，特别是谨养胃气，调理脾胃，言：“中后体虚有痰，不可峻补。热燥者，宜四君子汤和星香饮，或六君子汤和之。”在疟疾的治疗上，指出疟作之际禁用针刺，以免伤及胃气，待阴阳并极而退，胃气继而复集，邪留所客之地，然后治之；或当其病未做之先，迎而夺之。指出疟为外邪所致，必用汗解，但虚者先以人参、白术实胃，然后加药取汗。对妇人生产，也注重调理脾胃，补益气血。
戴思恭十分重视未病先防，针对天地间唯风无所不入，风邪易导致人生病的现象，在《秘传证治要诀》中提出“避风如避寇，盖欲窒源以防患”的病因预防观。对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尤其强调要注意预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及方法，对当今一些急性传染病的预防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