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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僧垣（498—583年），南北朝时期医家。据《后周书》记载，姚僧垣是吴兴武康人（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出身于一个世代簪缨的江南贵族之家。八世祖姚信曾任吴太常，曾祖姚郢为员外散骑常侍，封武成侯。其父名姚菩提，曾任梁高平令，因“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由此可见研习医药是一种业余爱好。梁武帝萧衍也有同样的爱好，据《南史·梁本纪》记载，箫衍的第七个儿子萧铎（即梁元帝）生下来就患眼病，找医生医治反而加重，“武帝自下意疗之，遂盲一目”。故萧衍常找姚菩提“谈论方术，言多会意”。父亲与梁武帝的关系决定了姚僧垣的人生道路。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他24岁就继承家业，被梁武帝召入宫中，“面加讨试，僧垣酬对无滞”。直到22年后，姚僧垣46岁时，才成为“殿中医师”，48岁时，“转领太医正”。
从37岁到57岁，姚僧垣先后担任过临川嗣王国左常侍、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殿中医师、太医正、文德主帅、直阁将军、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戎昭将军、湘东王府记室参军、中书舍人、晋安王府咨议等职。他给梁武帝、梁元帝治过病，而且与这两位皇帝共同经历过两次事变。第一次是侯景之乱，侯景本是北朝魏尔朱荣手下将领，后投奔高欢。高欢死后又转投梁，被封为河南王。547年，他举兵叛变，围攻建康。姚僧垣乃弃妻子赴难，受到梁武帝嘉许，授戎昭将军，湘东府记室参军，但未能阻挡侯景叛军的攻势，宫城陷落后，姚僧垣回到吴兴老家，还没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吴兴就被侯景叛军攻破。姚僧垣辗转逃亡中，被侯景军俘获。侯景手下的将领侯子鉴早就听说姚僧垣的大名，“深相器遇”，姚因此得免于难。
后来梁元帝萧铎平定了侯景之乱，派姚僧垣赴荆州，授晋安王府咨议。555年，北魏大军攻占荆州，酷爱古典文化的梁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姚僧垣一直不离左右，被军人制止后才泣涕而去，这一次救了姚僧垣一命的是他的医术。后周燕公于谨年事已高，“疹疾婴沉”，对姚“大相礼接”。就连周太祖派人去接姚僧垣，他都不放行。姚僧垣诊治燕公的案例，记载于《集验方》“治水肿方”中。
姚僧垣在历代名医中是爵位最高的，在后周时两度被封为“伯爵”爵位。公元559年，62岁的他治愈了燕公于谨的病，到长安后，被授予“小畿伯”。571年，他又被封为“遂伯”。578年，姚僧垣以80岁高龄致仕。579年被封为长寿县公。在《集验方》中记有“周大候郑将军于礼，患气兼水，身面肿，垂死。长寿公姚僧垣处二方，应手而瘥”。581年，姚僧垣83岁时，隋文献封他为北绛郡。公身为公爵，耄耋之年还能从事医疗活动，说明他并不把显贵的地位看得太重，表现出了一个医生的本色。
姚僧垣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贵族，又以医术获得贵族头衔的人。他除了两度封伯爵、公爵外，还有许多显赫的头衔，如戎昭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华州刺史等，死后追赠荆、湖二州刺史。
姚僧垣所著《集验方》，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方书，对唐宋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据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记载：“诸医及针学，各分经受业。医学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可知宋仁宗天圣七年修成的《天圣令》中明确规定，《集验方》为医生兼习之书。宋臣孙兆在校正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亦云：“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方》，最为名家。”可见，在北宋时期，《集验方》曾与仲景著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周书·姚僧垣传》载其医案十二则，称“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
《集验方》虽已亡佚，但其文字散见于《外台秘要》《证类本草》、日本《医心方》、朝鲜《东医宝鉴》等医书中。其中《医心方》为日本医家丹波康赖所编的医学著作，成书于982年，于984年上呈日本天皇，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医书，该书系统而全面地收集了中国大量的医学文献，使不少己经散佚但极为珍贵的古医学文献得以保存，且标注原文出处，未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校订，在中日两国医学交流传播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目前存世的《医心方》版本较多，但目前保存比较完整，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者是半井家旧藏本《医心方》，1991年由日本出版社影印出版。
姚僧垣十分重视辨证论治，用药精当，注重因人因病而异。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姚僧垣在宫中担任殿中医师。当时武陵王的生母葛修华长期患积滞病，多方治疗无效，梁武帝便让姚僧垣诊治。僧垣逐一说明疾病的本末增损，梁武帝因而赞叹曰：“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梁武帝曾因为患发热病，欲服大黄。姚僧垣诊后劝止曰：“大黄乃是下利之药，然皇上年事已高，不宜服用。”武帝弗从，遂至危笃。梁元帝曾患有心腹疾病，于是召众医商议治疗之方。众人均以皇上至尊至贵，不可轻率，宜用平和之药。姚僧垣则认为“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元帝从之，进食大黄汤已毕，果然痊愈。
这些事例说明姚僧垣善于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梁武帝自谓颇通医术，且曾对姚僧垣赞赏有加，但当疾病在身时却乱了方寸，“自用意而不任臣”，导致病情危笃。可见知医固难，而任医更不易。而梁元帝在群议用“平药”之时，偏能力排众议，听从姚僧垣而服用大黄，因而疾愈。父子行事相反而结果大不同。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说：“病家之要，虽在择医，然而择医非难也，而难于任医；任医非难也，而难于临事不惑，确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为更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