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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授传承是指师徒相授的医学传承模式，在浙派中医的学术特色形成和传承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浙江中医内科的师授模式自南宋开始出现，这种师带徒的模式打破了“医术秘不外传”的局限，扩大了医学流传的范围，培养了更多优秀的医家，传播各地进而惠及百姓。具体包含了师授教育、院校教育的不同模式，本节分别以丹溪学派及国医大师何任为例进行介绍。
师授教育最典型的就是丹溪学派，由朱丹溪创立新说，自成一家之言为开端。丹溪学派的成功不仅源于其学说本身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师授教育的传承方式。自元代以来，丹溪学派的入室弟子传承有序，经过多代传承，形成了丰富的学术内涵。同时，众多医家私淑丹溪学派，盛极一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创新，使得丹溪学派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使得丹溪学派得以广泛传播，其学说成为明清时期各个医学流派之源。丹溪学派的形成与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仅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其学说也为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浙江省义乌市南部的赤岸镇因一位曾居住在这里的名医而闻名天下，他就是朱丹溪。朱丹溪（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出生于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他不仅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也是滋阴派的创始人。
朱丹溪自幼好学，天资聪颖，能日记千言，读书即了大义，声韵诗赋刻烛而成，老师长者咸器重之。30岁时，因母亲患病而开始粗略学习医术。《格致余论·序》说：“震昌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这段文字描述了朱丹溪学医的第一阶段。他的目的是治愈母亲的病，形式主要是自学。除了学习《素问》等中医基础理论，他还学习了当时盛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学。经过五年多的刻苦学习和实践积累，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疾病，这也为他日后的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北宋时期开始，浙江婺州（金华）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氛围就十分浓厚，许多儒家学者都来这里讲学。南宋后期，赤岸镇的朱氏家族便开始在当地开设学堂，讲授六经。朱丹溪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朱氏家族的长辈们寄予他厚望，希望他能够通过考试取得功名，为家族争光。36岁时，为了考中举人，朱丹溪拜了学者许谦为师。许谦被尊称为文懿公，为朱熹五传弟子，通贯经传，教授弟子并潜心著述，提倡程朱理学的圣人“心传”之说。宋濂云：“时乡先生文懿许公，讲道东阳八华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传之学，授受分明，契证真切，担簦而从之者亡虑数百人。先生叹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乃抠衣往事焉。先生之年，盖已三十六矣。”这是丹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许文懿“公为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先生闻之，自悔昔之沉冥颠济，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体肤如觉增长”，有了大彻大悟的体会。由此，“每宵挟朋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抑其疏豪，归于粹夷。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朱丹溪在这个学习阶段中不仅经历了道德修养上的重要转变，同时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提升，这为他日后阐述医学理论、为病患治疗提供了思想基础。
40岁时，朱丹溪已经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科举上的一再失利，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无自我解嘲地说：“不仕固无义，然得失则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虽然仕途无望但是他仍然保持信念，认为学医救人也是很好的选择，不当良相，便当良医。此时他的老师许谦已因病卧床许久，他认为朱丹溪比常人更聪慧，是学医的“好材料”，便想鼓励朱丹溪去学医，于是许谦对他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丹溪闻许谦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
朱丹溪曾专注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学习，手抄口诵，日夜揣摩，逐渐在实践中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即所谓“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然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朱丹溪当时已经年过四十，毅然决定出门拜师学习医术。他四处打听名师，只要听说哪里有名医，就会前去拜访，但这条路并不顺利。直到元泰定二年（1325年），他听闻武林（浙江杭州）有一位名医罗知悌，精通医学，不仅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还通晓张从正、李东垣之说，于是前往拜见。但是罗知悌性格高傲，朱丹溪几次拜访都没能见到他。于是，朱丹溪每天都会在罗知悌家门口拱手而立，无论风雨，都不动摇。最终，他的决心感动了罗知悌，成为了他的弟子。朱丹溪的这一拜师经历，宋濂所叙尤详，丹溪独疑《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学，“于是寻师而订其说走吴，又走宛陵，走建业，皆不能得。复回武林，有以罗司徒知悌为言者。知悌，字子敬，宋宝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元素之学，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谒，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将议君后矣”。“罗遽修容见之，一见如故交。为言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书详于内伤而日，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朱丹溪未拜师前，罗知悌就已经知道他在医学领域颇有声望，于是将刘、李、张等诸家的著述传授给他。在罗知悌门下学习三年，朱丹溪不仅继承了刘、李、张三家的学说，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未来形成自己的医学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朱丹溪学成归来时，已经47岁，开始在家乡义乌行医，编写医书，授课传艺。他的医学思想与陈、裴（即陈师文、裴宗元等校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者大为不同，这引起了他们的惊奇、反感甚至嘲笑，称他的理论不过是“空谷足音”。但是，朱丹溪很快以实际效果征服了众人，特别是他的师父许谦，在患有肢端疾患卧床10年之久后，经过朱丹溪精心治疗，最终痊愈。吴之器描述说：“学成而归，每治往往以意为之，巧发奇中，按之书，无有也。诸医皆惊，已而讪且排者，卒乃大服，愿为弟子。其名藉甚遍，浙河东西，以至吴中，罕不知有丹溪生者。”戴良云：“遇病施治，不胶于古方，而所疗皆中。然于诸家方论，则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则操纵取舍，而卒与古……于是诸医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誉。数年之间，声闻顿著。”宋濂《石表辞》载：“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耳？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朱丹溪每天都面对着源源不断的求诊者，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尽力帮助他们。当遇到一些贫穷的百姓需要治疗时，他从不收取任何诊费，还会自掏腰包为他们购买所需的药物。他高超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让他在当地受到了极高的尊重。
朱丹溪67岁时，应众多弟子的邀请，他着手写作书籍，其中除了医学外，还广泛涉及历史和地理等领域，著作有《伤寒论辨》《金匮钩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门人所辑》《局方发辉》《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发挥》等书。这些著作简洁深刻，包含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朱丹溪因此备受赞誉，被誉为四家学说之长，意为其学术造诣超越了刘、张、李三家。
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也是中医滋阴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源于《内经》，师从罗知悌，同时继承融合了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等前辈的学术精华。此外，他曾向理学大师许谦求学，故还受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学习医学必须深入探究医理，言：“读前人之书，当知其立言之意。苟读其书，而不知其意，求适于用，不可得也。”通过其主要著作《格致余论》可以将其学术思想和贡献总结为“阳有余阴不足”“相火论”“气血痰郁四伤学说”。他还创立了众多流传百世的处方，如大补阴丸、二妙散、越鞠丸、保和丸、左金丸等，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1）阳有余阴不足论： 人之阴阳动静，动多静少，动者为阳，静者为阴。朱丹溪的阴阳动静观源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故《相火论》开篇即指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和。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强调人体常居于阳动的状态之中，故精血津液最易耗伤。他明确指出“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的观点，即“动则苛疾起”。病理状态下“阳有余”，即为相火妄动、虚火上炎。强调了人之阴阳动静平衡的重要意义。从而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告诫人们要修身养性，动静得益，“主之以静，动而中节”是维持健康的关键，提出“收心养心”，通过高尚的道德修养来克服各种私欲妄念。七情五志不宜妄动，远嗜欲才能保持阴精秘固。
该学术思想的另一层含义为“气血阴阳”。朱丹溪提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认为人体气血阴阳的状态为气有余而血不足，就人体生理状态而言，不是气多血少，而是指体内的精血津液每易耗伤。同时他认为：“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气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病理状态下，气血虚是导致外邪侵袭、痰客中焦等病证的原因。同时，该理论也体现在疾病的治疗上，如认为“血以摄精”“欲得子者，必须补其阴血”。难产责之气虚不运，用大达生散方“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
（2）相火论： 是丹溪学派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纲领性学术思想，与“阳有余阴不足论”相互补充。朱丹溪认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将火分为君火和相火，人体内之动气即为火，君火指心火，解释了相火是根藏于肝肾之火，与心之君火相对应，也与其天人合一的易理思想相符合。并强调了相火对人体生理功能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生理状态下，相火具有维持机体生命活动、推动脏腑功能运行的作用，“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相火是生命的动力，阴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两者互根互用。病理状态下，“相火主动”“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是“元气之贼”。朱丹溪认为相火主动，易动难静，五志劳欲过度，过亢之相火为邪火，灼伤阴津，损耗元气，从而产生阴虚火旺的病证。
朱丹溪用相火理论指导治疗时，重视节制情绪以静心，保持理智以克服人欲，以静制动，将“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与“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相结合。“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火郁可发，当看何经。凡气有余便是火，火过甚重者必缓之，以生甘草兼泻兼缓，参术亦可。”强调滋阴降火、培补肾水，使相火“禀命守位”。如朱丹溪所创的典型滋阴方剂大补阴丸，滋阴与降火并用，补肝肾之阴虚，降离位之相火。同时，饮食养生上主张清淡，少食肥甘厚味，不宜饮酒，多食瓜果蔬菜及谷类以补阴。
（3）气、血、痰、郁四伤学说： 是朱丹溪学术思想的另一精髓，是形成丹溪学派辨治内伤杂病理论体系的重要特色。《丹溪心法》中提到：“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强调了气血郁滞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丹溪心法》中还引用严用和的思想，同时提出了“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腑，结而成痰”的观点，强调了“痰”在病因病机中的重要角色，并且与气机的调畅密切相关。气血痰郁共同组成了后人所谓丹溪学派的“四伤学说”。
朱丹溪灵活运用四伤学说指导内伤杂病的辨证和治疗。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总结其师的四伤理论治病用药方法，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准确地指出了气血痰郁所对应的经典治法和方剂，补益气血，温散痰饮。其中，越鞠丸是朱丹溪对郁证的进一步发挥，气血痰结聚而不得发越，升降失司，传化失常，气、血、痰、湿、热、食积聚，以方中六味药针对六郁散邪，其方之精妙、其医理之经典，让四伤学说、六郁理论成为丹溪学派的学术思想核心，也使“杂病宗丹溪”之说广为流传。
朱丹溪作为明代浙派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远不止他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还包括他在“授业而不拘一格”的师授教育模式影响下，形成的广为推崇的丹溪学派。受当时时代环境、理学氛围及丹溪个人经历、师传熏陶等因素的影响，从元泰年间丹溪学成归乡，诸医相率为其弟子，丹溪学派开始形成。到明代中后期，尊崇丹溪推行其说者不绝于世，学派绵延300多年，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遍布全国的门生中涌现出了诸多优秀者，嫡传的丹溪学派以赵震道、赵以德、戴思恭、王履、刘纯为代表，他们不仅完整地继承了朱丹溪的医学思想和临证经验，而且是其学说的传人。作为朱丹溪的亲授弟子，他们宗朱丹溪的学术之旨，又不拘门户之见，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赵道震是朱丹溪的亲传弟子，字处仁，原籍金华（今浙江义乌）。据了解，他至少经历了元朝至正，明朝洪武、建文、永乐四代。在洪武己巳年（1389年），他迁徙至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直至去世，享年84岁。尽管生卒年份无法确定，但可以确认他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医学家。赵氏与朱丹溪是同乡，早年就对医学颇有研究，精通《内经》及其他医学经典。后来，他拜师于朱丹溪，得到了深刻的指导和启迪。在丹溪的其他弟子中，戴思恭在洪武年间被征为御医，治疗效果显著，朱元璋非常重视他；王履在洪武初年担任秦府良医正；而赵以德因为张士诚踞吴，屡召不赴，最终隐居华亭乡间，从事医学活动，没有被迁移户籍，后来又回到吴中，占据常州，高寿而终。1403年，明成祖继位，年号“永乐”，永乐三年，赵氏被召入京编修《永乐大典》中的“五运六气”部分，并担任主编，历时数年，直到书成，但未被重用，又返回家乡。赵氏运气学的研究，从《素问》七篇大论开始，涉及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物象学和历法学，是《内经》中最深奥的一章。赵氏的才华因坎坷的经历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他在定远居住时，“讲授子孙医术，治愈不少，却未曾谋取利益”，思念家乡，就唱《楚辞》来自我安慰。根据丹波元简在《中国医籍考》中所载，赵氏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至今未发现传世本，他的学术思想也无法得知。
赵良仁，是宋太宗赵炅第八子周王元俨的后裔，字以德，号云居。他的先祖本为汴京开封人，后迁至浦江浦阳城内得仁杏巷定居，为浦阳赵氏的始祖。其父必俊，字用章，以医处官，娶妻朱氏生育四子，其中良仁是幼时就学习儒术的。元至元三年（1343年），赵良仁与兄良本、戴元礼学习医术，十年后尽得朱丹溪所传，治疗多有奇效，声名远扬。后赴吴中从官宪司，并再次拜访朱丹溪，窥探医学奥秘达两年之久。《丹溪药要或问》一书后所附赵氏自述，言：“初授以《素问》《难经》，读之三年，尽以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后随朱氏临证视药，切脉处方。又两年，令其诊视辨证，告以某是某非，详加校正。悬壶三年，往还论难又两年。”可知其尽得赵氏真传。元至正十七年（1357），赵良仁在苏州长洲寓居，著有《医学宗旨》和《丹溪药要或问》等书。赵良仁的家族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因高超的医术而备受尊敬。朱丹溪对《金匮要略》推崇备至，称其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但同时认为“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编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无疑”。赵良仁在学习期间深受朱丹溪的影响，并接受了其系统的医学思想。当时，《伤寒论》是当之无愧的医学经典，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而《金匮要略》则被冷落。但赵良仁专注于研究《金匮要略》，他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文字功底，使其在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其师朱丹溪思想的指引下，赵良仁最终撰成了《金匮方论衍义》，这是一部对《金匮要略》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戴思恭，字元礼，元泰定元年（1324年）出生于浙江浦江，家世儒学，同时对医学有浓厚兴趣，为丹溪弟子中医术最精者之一。他在义乌朱彦修先生门下学习，因其聪慧绝顶，朱彦修先生尽心传授其医术和治疗经验。朱元璋看中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御医。戴思恭著有多部医学书籍，包括对朱丹溪所著《金匮钩玄》三卷的订正，附加了自己的见解，以及《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类方》四卷（1955年商务印书馆将两书合刊书题名为《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推求师意》三卷，还有《类证用药》《戴复庵方书》等。这些书籍都是在对朱丹溪所著书籍深入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上撰写的。戴思恭生前在医学领域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逝世，享年82岁。戴思恭是一位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医学家，他深受刘河间、朱丹溪、李东垣、张子和等前辈的思想启发，特别是在朱丹溪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丹溪学术，展现出自己的创新思维。他反复强调学医需要用心，而行医则更需要谨慎。在继承传统基础的同时，他深入分析了郁证和痰饮证，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他所著的书籍精准有序，包括《证治要诀》十二卷、《证治类方》四卷及他校补的《金匾钩玄》三卷。他的《推求师意》两卷论述各类病、脉、因、证、治等内容，以朱震亨之意为本，进行推求发挥。同时，他对朱氏养阴学说及临床运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戴氏学术思想中，尤为强调“火”的危害，且认为人身之火，除君相之外，各脏皆有。他还对朱丹溪关于“久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观点进行了发挥，对气郁、湿郁、痰郁、血郁、热郁、食郁“六郁”之病的辨证治疗阐述和体会较多，反对用燥热、温补之药，倡用滋阴降火治法。可以说，戴氏作为丹溪的嫡传弟子，是丹溪学派的中坚力量。虽然他的《复庵方书》《类证用药》等著作未传世，但现有的资料足以反映出戴思恭的学术思想。正如胡潇（明代官至礼部尚书）说：“味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着奇见于理趣之极，观其随病加减之妙，不特药之咸精，抑亦治疗之有据，诚医门之规矩准绳也。”
丹溪的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大概分三种类型：一是如程充、杨楚玉、卢和、方广、高子正等人，私淑丹溪之学，编纂修订丹溪著作而成“丹溪心法”系列，影响深远，但往往述而不作，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不明晰，可称为“心法派”，是传播丹溪之学的功臣；二是如虞抟、王纶、汪机等，私淑丹溪之学，发扬光大丹溪学说并参以己见，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取得成就，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可称为“创新派”，使丹溪学说继续提高和发展，并对明清时期的其他医学流派产生了影响；三是如蒋用文、王世相、卢铣等私淑丹溪之学，并在实践中运用体会，有心得经验，也能在著作中有所体现，是丹溪学派的群众基础，可称为“基础派”。可见，丹溪学派私淑弟子人数众多且默默无闻，学术建树虽不出众，但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丹溪学派具有了实践和理论的生命力。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现宁波市慈城镇）人，生卒年不详。据《慈溪县志》载：王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中进士，曾任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后擢都御史，巡抚湖广。王纶年轻时，因其父病，求医罔效，遂研学医道，之后虽入仕途，但仍奋读医籍，且常于闲暇时为亲友治病疗疾。《明史》记载他为“士大夫以医名者”“精于医，所在治疾，无不立效”，《慈溪县志》有“朝听民讼，暮疗民疾，历著奇验”的记载。其代表作有《本草集要》《名医杂著》。他学各师之法，临证尤宗丹溪，提出“杂病用丹溪”的观点。他在《明医杂著·医论》中以“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论”为题，道：“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又云：“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他对气、血、痰、郁的认识尤为全面而深刻，最早明确提出以气、血、痰、郁为丹溪的杂病纲领。同时他在继承其六郁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血痰郁关系论”，对六郁病证的治法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对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补充道：“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主张“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既朱丹溪的学术思想一致，又有自己的独到看法，突出“养生护阴”这一主旨。王纶的学术师于丹溪，博采诸家，论病定方不泥于古，将金元诸家的学术思想有机结合，提炼成自己的观点。如结合李东垣的思想阐述内伤杂病的病机，认为“益气补阴，皆内伤证也。一则因阳气之下陷，而补其气以升提之；一则因阳火之上升，而滋其阴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矣”。
卢和，字廉夫，号易庵。生于明正统十四年（1440年），系雅溪卢氏第15世孙，排行第三；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根据家乘中的记载，卢和“少游南都，与鲁都谏诸公，同从罗公崇岳习举子业”“为文尚理致，充然有得”“寻厌科举，遨游四方，周览其胜，以大所见闻”“以先大父（即卢洙）为医误，早世。痛自愤激，乃旁通内难，穷极指归，由是医道闻于海内，余润所及，全活者甚众”。父亲因痢疾得庸医误治，让卢和发愤习医，以医道闻名。卢和跟随太医章溍济学医，虽未直接师从朱丹溪，但他精研丹溪医理，认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滋阴派”理论，主张补阴为主，滋阴降火，并编撰了《丹溪纂要》《丹溪先生治法心要》等著作，故被认为是朱丹溪的私淑弟子。卢和认为程充校订的《丹溪心法》遗漏尚多，于是和叔父卢涛一起，在丹溪遗稿的基础上，将朱丹溪的各种医著如《丹溪衣钵》《丹溪荟萃》《丹溪钩玄》《丹溪心法》等删正裁取，加以润色并附己见，编撰而成《丹溪纂要》两卷，另著有《食物本草》《儒门本草》等。
虞抟，字天民，浙江义乌人，自号花溪恒德老人。虞抟家世业医，其曾叔祖父虞诚斋与朱丹溪为同乡，曾拜于朱丹溪之门。自虞诚斋始，世代相传，都以丹溪为宗，故受朱丹溪学术思想影响颇深。《义乌县志》评曰“丹溪之后，唯抟为最”。充分说明虞抟是继承和发扬丹溪学术思想之典范。他勤于治学，纵贯诸说，端本澄源，正传医学，精研医理，博采众长，注重实践，继承创新，医术精良，施治讲究实用，其法其方，务求效廉。《医学正传》是虞抟在晚年集毕生所学及临床实践体悟所著，他在序中云“愚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对丹溪的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著作“皆所以折衷前哲，尤足以救偏门之弊，伟然百世之宗师也”。《医学正传》中多列有“丹溪要语”“丹溪方法”“丹溪活套”，即丹溪对每一病证的理论阐述、治疗方法与方剂化裁。不但见其对丹溪学说的敬仰之心，而且确得真传。
例如，他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发挥，倡言“阴阳气血有余不足论”，独具心得。丹溪认为“人有气如火从脚下起，入腹者，此虚极也，盖火起于九泉之下也，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汤加降火药服之，外以大附子末，津调贴脚心涌泉穴，以引火下行”。虞抟本人曾患此病，因冒雨涉水，衣湿而得，自用清利湿热法治疗，以苍术、黄柏加牛膝、防己为丸，服后即愈，后用此法治疗同样患者数人而获效。故认为此类患者，与体质因素有关，体质不同，则病机有别，治疗迥异，“如果劳怯阴虚之人有此，固当作阴虚治；若壮实之人有此，则是湿郁成热之候也”。可见，虞氏崇尚丹溪，但并非盲目崇拜，而是以实践为准则，在继承中创新。
虞氏虽学宗丹溪，却博采众长，他提出：“丹溪之书，不过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备耳，若不参以诸贤所著，而互合为一，岂医道之大成哉。”因而他阐述医理，既以丹溪之说为立论依据，又采历代名医可法之语阐发之。《医学正传》中共计1000余方，“其伤寒一宗张仲景，内伤一宗李东垣，小儿科多本于钱仲阳，其余诸病悉以丹溪要语及所着诸方冠于其首。次以刘、张、李三家之方，选其精粹者继之于后。外有诸家名医有理妙方，又采附于其末”。所辑之方，大多力专效宏。
何任是首届国医大师，曾任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院长，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是著名的中医教育家、理论家、临床家。何任临床精于内伤杂病、妇科及肿瘤，对于湿温时病也多有研究。凡重病大病，常以金匮伤寒方取效；疑难杂症则以历代医家名方选而用之；肿瘤治疗首倡“扶正祛邪”大法，并探索出“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原则；妇科法宗陈素庵、傅山，以健理法治经带，益调奇经法治崩漏，运利经脉法治癥瘕；治疗湿温病时宗江南温病学派，以轻清渗解为上。
何任世居钱塘，精研金匮，与北京刘渡舟先生并称南何北刘，开浙江中医药大学学院教育之先河，桃李无数，师授嫡传，亦是枝繁叶茂。
何任（1921—2012年），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人。父何公旦，为当时名医，誉满江南。何任医学得自家传，并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59年参与浙江中医学院的筹建，遂从教不止，直到生命最后亦在指导工作室的学术继承人。何任精研仲景学说，尤其是《金匮要略》，被日本学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国医大师”称号。
何任一生热爱中医，对中医的执着和信任，使他虽90岁高龄仍然不舍离开临床一线。何任家本是杭州城里的一个世医之家，祖父亦懂医道，父亲何公旦更是一位名中医，誉满江南。还在何任总角之年，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观止》《史记》等书。他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已经记得家中每天上午都有二三十个患者，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及至垂髫，父亲觉得他天资聪颖，更有“普救含灵之心”，便开始刻意栽培，在诵读经书之余，又让他逐渐接触《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心悟》等中医入门书籍，而每次诊病，也多让何任侍诊左右。几年之间，何任对这些入门书籍已然能熟读背诵，加上父亲医术高明，遣方用药恰如其分，疗效卓著。当年诊室里，患者赠送的银盾（当时患者感谢医生是送银质纪念牌的，类似现在的锦旗）不下数十架，因此何任的临床技能和理论水平日渐增长。
1938年，何任以祖传家学的医学基础和中学毕业的学历，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二年级插班生，这所学院是老一辈名中医朱南山等私人集资创办的，汇集了当时上海滩的名医。在这里，何任系统地学习了医经、医史通论、中药、方剂、伤寒杂病、温热病、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生理学、解剖等中西各门临床课程，并进行见习、实习，使他对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1941年，何任学成归来再随父行医，由于战乱，当时患者很多，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另外还有内科、妇科、儿科诸病，使得他在短期内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医案，而他的医术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何任感到，医道渊深，学海无涯，学校毕业不应该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是自己独立进行艰深研究的开始。于是，在临证之余，他依然孜孜于中医学术的精研细究。四大经典、金元诸家、明清专著，无不批阅摘记。虽年岁增长，但并没有影响他对学术勤奋刻苦的追求。即使耄耋之年，他依然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令人赞叹的是，从1977年《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第1期开始，何任每期都有学术论文刊出，30多年来从未间断，在其他杂志中亦可常见到他的精深医论。
优秀的家学传承，正规的院校教育，赋予了何任坚实的中医基础，而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让他对中医经典及各家学术又有了独到的见解。综合各家，何任以中医第一部临床内科杂病学专著、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1958年，何任编撰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金匮要略》辅助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以白话形式对《金匮要略》原文进行了全面译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该书也是第一部《金匮要略》的全文白话解。接着，何任又整理出版了《金匮归纳表》，第一次以图表示例的形式全面阐述了《金匮要略》的学术体系与要点，提纲挈领，精要独到。1982年，由何任编撰的《金匮要略新解》正式出版。此书以《金匮要略》历代注家为依托，结合自己30余年的《金匮要略》研究、临床实践之经验，并纵横联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同时也为《金匮要略》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1985年，何任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二书，分别由北京科技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供西学中及短期学中医使用，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深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由此他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1991年，他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最权威的版本。由此，也就正式确立了何任《金匮要略》学术权威、《金匮要略》第一人的地位。同年，《金匮要略新解》日文版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1992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为学习者更好地将《金匮要略》之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提供了直接借鉴的途径。而之后收于《何任临床经验辑要》一书中的“金匮燃犀录”，通过摭拾历代名家探究《金匮要略》之灼见，并酌加按语，把《金匮要略》的研究推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
何任九秩高龄，依然工作在临床一线。四世同堂，儿孙皆有自己不错的事业，他们一次次劝阻何老在家休养，共享天伦。但是他做不到，说：“我热爱中医，我的生活离不开中医，更加离不开病人。”正因为对中医有如此的忠诚之心，当几次中医学面临发展瓶颈的时候，何任总是走在最前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
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不但均列其中，而且第一次他还是发起人，这足以显示他对中医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念。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他高瞻远瞩，毅然联合成都中医学院李克光教授、南京中医学院丁光迪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和徐国仟教授、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欧阳琦研究员、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教授、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任医师十位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书呈国务院总理，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中写道：“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落实了各项政策，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也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但中医政策的贯彻阻力很大，始终没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很好地落实，之所以阻力大，主要是由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没有组织保证，没有中医药的管理系统，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极少中医内行担任领导，中医政策的贯彻没有保障。虽然《宪法》有了规定，但没有具体实施办法，致使中医事业财力、物力极度困难。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中医的医、教、研单位名不副实，大多数单位中，中医在科技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如此下去，中医事业的前景是不堪设想……为此，我们恳切地希望：①加强党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②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③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必须由中医药内行担任领导。④制定中医药实施法。⑤给予中医药事业财力、物力的支持，以保证按比例的发展。正是这一批全国顶尖老中医的力推，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府行政机构。1990年，在获知有关部门准备精简中医药管理局的关键时刻，有识之士公推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执笔，何任同其他六位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方药中教授、路志正教授、步玉如主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教授，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一道呈书党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到保留，其职能得到加强，并相继成立了省、市级中医药管理局。此时，何任也终于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虽然何任幼年时候家境殷实，生活富足，但是他同样经历过山河破碎、举家飘零的日子。“七七事变”后，淞沪会战发生，日本侵略者将战火延烧到浙东地区，何任一家被迫避难到浙南严州、处州等地。几年后重返浙东时，抗日战争尚处在胶着阶段，浙南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还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痢疾、伤寒、副伤寒、肺痨等急慢性传染病和各种杂病蔓延。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何任更加感受到患者的痛苦和凄凉，在实际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
1942年至1943年，日军发动细菌战，丽水、云和、龙泉除了各种急性传染病流行外，还有鼠疫流行。在龙泉，何任每天都能听到鼠疫感染者死亡的消息，他当时业医不久，明知此病凶险，弄不好自己也会被传染上，但面对如此惨境，他怎能袖手旁观？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中西医资料，拟定治疗方法。并亲自诊病，与当时驻龙泉的一个二战国际组织医疗队合作，治好了很多患者。何任通过清代余伯陶《鼠疫抉微》认为鼠疫即《诸病源候论》所谓的“恶核”。由于疫毒入血，瘀阻不行以致病，据此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治法。先期药用玉枢丹加连翘、金银花、板蓝根、蒲公英、生甘草、当归、桃仁等治疗。后期据《金匮要略》阴阳毒病，酌参升麻鳖甲汤加藏红花化裁治疗，多得效验。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如链霉素等西药是否问世姑且不论，即使已有，在我国民间亦不可能得到。磺胺药亦稀少，且昂贵难得。故全赖中医药治疗，既能控制，也能治愈，足见中医药对急症重症的确切疗效。当时，无明确原因的高热不退、头痛类似重流感等症流行一时，何任创制了治疗这类流行病的经验方“青苏散”，交到当地药铺按方制作，价廉效高，治愈了不少患者。
作为临床大家，何任在临证辨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足可让后学效法。
（1）临证之时，全神贯注：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的记载。何任认为此中虽然是说针刺之时，然医生临证，亦全应如此。疾病表现，隐奥细微；医生临证，审谛覃思。若医生临证时稍有不慎，疏漏万一，便会错失全局，而危及患者生命。故他每次临证，从不带手机，也不允许别人高谈阔论，接听电话。其诊病开方之时，学生也不能随便提问。“病人找你看病，就等于把他的生命完全交给了你。作为医生，此时只应全神贯注，竭尽全力救治病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医生这一神圣的称号。”这就是何任经常告诫我们的感人之言。
（2）诊病之时，四诊合参： 《难经·六十一难》载“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何任认为，《难经》将望、闻、问、切并列论述，亦明示四诊合参之意。在诊病之时，因疾病各异，望、闻、问、切虽时有侧重，但四诊合参，仍为必然。古代医著、现代教材虽屡有舍症从脉、舍脉从症之谓，有些医生、老师亦常将此挂在嘴边，以示不凡，甚至单凭脉症治病，但这毕竟是极少数，或可说是四诊合参之后的一种选择，并非诊病之初就可持有舍症从脉或舍脉从症之心。而且，在更多时候，当症、脉不一致时，其表明的是病证复杂，或虚实夹杂，或寒热交错，或表里同病，此时更应四诊合参，综合考虑。
（3）辨证之时，首重八纲： 近人祝味菊《伤寒质难》有云“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古昔医工观察各种疾病之证候，就其性能之不同，归纳于八种纲要，执简驭繁，以应无穷之变”。何任认为，辨证之法，除八纲之外，还有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等方法，但临床运用最多、最有指导意义的还是八纲辨证。因此，他辨证首重八纲。他认为，现在教材、临床上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即辨证越分越细，以为辨证越细就越精确，其实不然。辨证过细，就可能一叶障目，顾此失彼，丢失整体观念这一中医精髓。
（4）治病之时，兼顾邪正： 《素问·评热病论》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此二文，为历代关于疾病发生之最经典、最精要的论述。何任对此深有感悟，并时时运用于临床实践之中。他认为，祛邪与扶正，两者方法虽然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扶正，可以补益正气，增强机体抗御和祛除病邪的能力；祛邪，能消除病邪对人体正气的侵袭与损耗，有利于正气的保存与恢复。特别是对于肿瘤等慢性危重疾病，他对扶正祛邪兼而顾之更是强调有加。“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这是何任治疗肿瘤的十二字原则，即“治病之时，兼顾邪正”的最好体现。
（5）用药之时，力求准确： 清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有云“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故正确辨证之后，处方用药，又为临证之关键步骤。何任认为，用药之时，必须力求准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以经方治病，须按原方配伍，力求准确。何任临床常用经方，用药味少而效宏。他认为，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他常举例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看待这个问题日本汉医比我们认真。”意思是说要准确地运用经方，要有针对性地辨病、辨证，否则就不要说是经方，只能是个人的经验方。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减，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如用复脉汤治“脉结代，心悸动”，9味药中，不能少麻仁的滋养，且应于全方之外视患者习惯，适当加酒煎煮，如此收效要好得多。又如用经方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痹证，断不能在方中加甘草，因为本方是桂枝汤去甘草、倍生姜、加黄芪而成，是治疗由阳气不足、营卫不和所致的痹证的。如本方加甘草，效果常不好。可见只有用方用药准确，方能切中病机，这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②用时方或其他医家方，必须掌握其方特点，正确使用。“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的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整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至于内科、妇科等其他方，都融合当时医家之探索经验，方始形成。如妇科中的完带汤，是很典型的例子。此方是明末医家傅青主经验之结晶，用于治疗脾虚带下确有显效。而方中白术一两、山药一两都较其他药为重，用此方则必须用全方，白术、山药亦必须用足，即各30g，疗效方明显。又如用千金苇茎汤，除了照原方比例薏苡仁半升（现用15～30g）、瓜瓣（即冬瓜子）半升（15～30g）、桃仁30枚（9～15g）外，主药苇茎原是用苇的嫩茎二升煎汁放入他药，像这种现在已难配到的药，则可以改用鲜芦根30g以上煎汁代替。总之，有些古方经过无数次实践，其结构配合甚好，还当推崇使用全方。
③熟习方药，运用时才能得心应手。何任常说：“药物之能治病，总离不开祛除病邪，协调脏腑，纠正偏颇，和调阴阳，恢复元气。故而识习药物，先当明白标志药物性能之性和味，反映药物作用部位之归经，指示药物作用趋向之升、降、浮、沉以及有毒、无毒、用量等。这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熟习和一定时间的实践，方能了然。”“对于方剂，从古到今，医书所载，何止千万。即从《内经》的半夏秫米汤、四乌鲗骨一藘茹丸，至《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至今仍为现代医家常用。医生应熟记各家名方，用时方可探囊取物，信手拈来。我们常用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二陈汤、逍遥散、参苓白术散，刘河间的天水散，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朱丹溪的越鞠丸、保和丸、大补阴丸等都是配伍极好的名方。至于明清各医家的名方，更是不少。如王清任的诸逐瘀汤，其组成药物、用法、功效、主治、适应证和方义都应熟悉了解，运用自能准确。用的恰当，远比临时凑合的方剂效果好。”
何任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不但自己术业精深，对学生的成长也是谆谆教导，他倡导“五宜三忌”自学方法，深刻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中医学子。
1947年，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并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亲身临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了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中医学院院长等职，但他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育岗位，为浙江乃至全国的中医学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刚起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何任亲临教学第一线，大胆探索高等中医教育教学规律，重视基础与经典教学、临床能力培养和学术理论研究，先后发表“谈治学”“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等学术论文，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学风与教风。
1997年担任院长后，何任更加重视专业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浙江中医学院成为华东地区《金匮要略》教学牵头单位，全国首批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全国中医妇科进修基地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2年，他本人也被推选为全国高等中医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精心育才，诲人不倦，竭其所能，倾囊相授，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是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和实践者。长期的临床、教学经历，使他声誉日隆，但他没有忘记根本，自己是一名医师、教师。1990年，何任被确定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招收了2名中医高徒。对于自己的弟子他尽其所知，倾囊相授。如今弟子都已颇具声望，在中医教育、临床、科研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为何任颁发了“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一代大医，光彩照人。而让人至为敬佩的是，何任不仅是位中医深有造诣的专才，更是一位古今中外兼修的通才。他对西方的文艺情有独钟，《简爱》《仲夏夜之梦》，他百读不厌；《魂断蓝桥》《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几度肠回。正是这博大的国学西艺，让何任感悟了天地之广袤，汲取了东西之智慧，从而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儒医大质。
何任从医从教70多年，从1991年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带高徒”项目开始，陆续建成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工作室、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等，其间培养工作室传承人。何任是现代中医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此之前，中医历来强调家族传承，不传外姓，或者囿于门户之见，只可亲传。但在工作室建设期间，何老大胆创新，以大师情怀对待每一个学生，耳提面命，亲身示教。学生都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学习抄方，当面求教，时间或长或短。跟师时间最长的嫡传弟子有何若苹、范永升、金国梁、徐光星、陈永灿、顾锡冬，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作出了不俗的成绩。
何若苹出生于中医世家，作为何任的女儿和学术继承人，可谓深得家传，何若苹幼承家学，弱冠之年，随父襄诊，耳濡目染，至今已独步杏林40余载。父亲常教诲其心诚行正，思贵专一，学贵沉潜，多读书、多临床。何若苹数十年来恪守教诲，孜孜汲汲，亦步亦趋，丝毫未曾怠慢。现如今，口碑传颂，誉满江南，求诊者络绎不绝。虽如此，她仍然笔耕不辍，学习不止，在承其家学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和体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学术特点，尊经典，博众长，融新识，论肿瘤证治倡导“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思想，在治疗肿瘤过程中强调把握扶正与祛邪的先后缓急关系，重视随症加减，并进一步细化出分阶段、补脾肾、固气阴、祛邪浊的具体治法。内科证治善于理脾胃助后天，调肝肾资先天，首用《金匮要略》方兼采各家时方；妇科证治，重视调气血，疏肝健脾，补益其精，主张妇人诸症总以调经为第一，必通晓奇经之理，并在其父益冲任治崩漏的经验基础上，提出“调周复旧以通奇经”的学术观点。
肿瘤的发生符合《内经》提出的内外合邪的发病观，病机主要是正虚邪实。正气能防御外邪，驱除病邪，修复机体免疫功能，维持脏腑功能。正气不虚，病安从来？正气亏虚，百病丛生。正气亏虚在先，加之邪气侵袭脏腑，阴阳失和，气血凝结，聚湿生痰，热毒内蕴，诱发肿瘤。现代医学背景下，一旦发现肿瘤，常经过手术、放疗、化疗等途径，有形癌症虽可去其大半，但正气重伤，此时若不及时培补元气，则残余癌毒仍会漫延、流注，继续攻伐正气，因此治疗上坚持何任提出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原则，强调治疗肿瘤过程中把握扶正与祛邪的先后缓急关系，重视随症加减，以达到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的目的。
何若苹引用刘河间“方不对症，非方也，剂不蠲疾，非剂也”一语，指出是否能蠲疾，全在于对症。要治好病，准确辨证是前提，辨证是决定治疗方法的前提和依据。何若苹喜用金匮方，如百合地黄汤治情志病，半夏厚朴汤治梅核气，半夏泻心汤治脘腹胀痛等，均为常见。又不拘一家之言，融逍遥散、六一散、补中益气汤等后世名方，无不信手拈来，何若苹认为，经方时方之所以沿用至今，均有其独到疗效，更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检验，经久不衰，岂是临时凑方、拼方所能比，医者应了然于胸，融会贯通。可见精辨证，巧用方，为杂病诊治见实效之不二法门。
何若苹临床诊治妇人诸疾，多参考傅青主与陈素庵，认为此二人立论定方均不落古人窠臼，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易于了解，如完带汤治带下，定经汤治月经后期，黑蒲黄散治崩漏等。女子癥瘕，多指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是积聚之有形者，其病因各异，历代医家均有论述。何若苹善用桂枝茯苓丸治疗癥瘕。桂枝茯苓丸为缓消癥块之剂，出自《金匮要略》。方中桂枝温经通脉，消其本寒，化气通阳，行气导滞；桃仁味苦甘平，活血祛瘀。处方之际，若大便不通反生瘀热毒邪，故应保持大便通畅，导瘀积从大便而去，便坚者加大桃仁用量，或再加冬瓜籽；气滞气郁者可用甘麦大枣汤调畅情志，或有少腹胀满不舒，加预知子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痰湿阻滞，常用鳖甲、浙贝母、生牡蛎、皂角刺、海藻、昆布软坚散结；瘀血为患，非破血不可消其瘀滞，常用三棱、莪术。郁久化热，加藤梨根、夏枯草、玄参清热散结。
作为何任的女儿和学术继承人，何若苹如今亦是声名远扬。2007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医师，2010年被授予“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6年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她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五、第六、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建有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工作室。
范永升是何任的学术继承人之一。1977年至1978年，他作为学校指派的助手，在何任教授身边工作了一年，1978年至1981年，他作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在导师何任的指导下，围绕中医古典医著学习研究了3年。留校工作后，在导师的影响下，围绕《金匮要略》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传承何任学术思想，并不断突破创新，成果丰硕。
（1）界定学科内涵，深入探讨《金匮要略》学术思想： 20世纪末，为改变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过细的弊端，教育部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个学科合并成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为此，范永升对学科的性质、内涵、外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这三门课程既有基础理论的内容，又有临床学科的性质，是基础到临床的桥梁学科。并对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提出了五大发展任务，即加强诊断方法的研究、重视辨证方法及其规律的研究、注重论治方法与规律的研究、把握证治统一规律的研究、充分发挥仲景理论与温病学说在临床中作用的研究。范永升系统研读了中医经典著作，特别是《金匮要略》，他认为《金匮要略》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现代很多病证的辨证论治都未脱离《金匮要略》的指导，其治疗方法都是金匮方或由金匮方所衍生出来的。
（2）主编《金匮要略》教材，专列“辨证思路与要领”栏目： 范永升一直从事《金匮要略》的教学工作，从2002年到2017年，主编了国家中医药行业《金匮要略》第7～10版的本科教材及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的教材。《金匮要略》作为中医临床基础的主体课程，是连接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桥梁，其中包含诊法学、辨证学、治疗学等多方面内容，考虑到中医药院校课堂教学与临床教学存在脱节的现状，他创新编写体例，首次增设“辨证要领与思路”栏目，在每一段原文后都加入这一板块，重点提炼张仲景的临床辨证思维，有利于学生掌握张仲景辨治疾病的规律与要领，有助于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这些提炼总结的内容提纲挈领，使学生能更好地透过条文理解张仲景的深意。
（3）经方与时方相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难治性疾病： 范永升临床功底扎实，在40年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金匮方药的临床应用方面颇有心得。例如，根据阴阳毒“面赤斑斑如锦纹”等症状的描述，结合阴阳毒的病机，认为阴阳毒与西医学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相似，首次提出了从毒瘀虚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中医基本治法——解毒祛瘀滋肾法，并将经方升麻鳖甲汤与时方犀角地黄汤相结合，创立了解毒祛瘀滋肾的基本方及其治疗方案，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经过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证实，解毒祛瘀滋肾方结合西药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具有提高疗效、减少激素用量、减轻激素不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等效果。该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90年，范永升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开设了浙江省内首家中医风湿病专科门诊。200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立了风湿科病房，2007年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2011年获批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2014年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风湿病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牵头系统性红斑狼疮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项目，系统性红斑狼疮还作为医院的重点病种，成为第二批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作为何任的弟子，范永升一直非常努力，在医、教、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他于2001年被评为浙江省名中医，2008年至今先后被确定为第四至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9年，他主持的“中医经典课程传承与创新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获得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从毒瘀虚论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增效减毒方案构建与应用”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3年，范永升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上火的机理与防治研究”，通过5年的协同攻关研究，基本阐明了上火发生的生物学基础，中医药治疗的基本机理，提出了上火的诊断与防治方案，并成为中医行业标准。2016年，范永升获得首届“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2017年被评为首届全国名中医，同时又被教育部授予“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18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岐黄学者。
金国梁从1987年开始跟随何任学习，于1990年正式拜师成为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何老临床和学术经验的继承和整理工作，深得何任器重，在学术和医术上都大有精进。数十年来，金国梁在临床实践中传承和发扬何任的学术经验和临证特色，尤其擅长对癌因性疼痛的治疗，在肿瘤的诊治方面，运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临床效果良好，使广大患者获益良多。
疼痛是癌症的一个症状，尤其是癌症发展到晚期，由于瘤体的增大，使得包膜紧绷或压迫侵犯组织器官或刺激神经，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射产生明显痛感，此时疼痛作为一个主要症状，使患者颇为痛苦。金国梁常用芍药甘草汤治疗轻度癌痛。芍药甘草汤功能和血养阴、缓急止痛，是治疗多种痛证的有效方剂，不但对内科之急性胃肠炎、急性肝炎、胆囊炎、蛔虫病等所致的疼痛有用，妇科之痛经及伤科之腓肠肌痉挛等痛证用之亦有效，而且用于治疗癌症疼痛同样有效。随着癌症病情的发展，疼痛可逐渐加重。对此类癌痛若芍药甘草汤不效者则重用仙鹤草30～120g，白英15～30g，失笑散（蒲黄9g，五灵脂9g）等配伍取效。癌症发展到晚期，尤其是肺、肝、胰等部位，患者有时疼痛剧烈，西药常用阿片类药物止痛。对此类癌痛，可用鼠妇与六神丸等配合治之。鼠妇，酸，凉，无毒，归肝经，功能利水破血、解毒止痛，是一种良好的止痛镇静药。临证时以六神丸加鼠妇，抑制癌症疼痛作用比常用的西黄丸、醒消丸效果明显。
金国梁倡导中医药靶向疗法，以提高中医治疗效果。靶向治疗是近10年来现代肿瘤继手术、化疗、放疗、免疫治疗后又一飞速发展的重要治疗手段。运用中医的病因学说、藏象学说、中药归经理论和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探索总结出治疗肿瘤的靶向中药，并倡导中药靶向治疗的临床应用，如脑胶质瘤用金剪刀草、露蜂房、蜈蚣等，乳腺癌用山慈菇、皂角刺、天冬等，食管癌用冬凌草、斑蝥、守宫等，胰腺癌用蜀葵、藤梨根、苦参等，临床效果良好。
金国梁作为何任的学术继承人，在学术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曾任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中医药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基础医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从医从教40多年来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持浙江省科技厅、教育厅、卫生厅及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课题多项，获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一项。
徐光星自2003年开始跟何任学习，一直到何老去世，前后长达8年之久，无论是医术、医德，还是治学等方面均深得其传。他从事中医教学及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中医妇科、肿瘤科、内科等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并提出“以病论治、以证论治、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中医临床诊治观。在妇科病的治疗方面，在继承何任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发挥。
月经不调表现为月经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等的异常，何任治疗月经不调常有八个基本方剂，即四物汤、益母胜金汤、逍遥散、定经汤、六味地黄丸、黑蒲黄散、通补奇经丸、香草汤。对于妇女月经不调，徐光星结合何任的经验，拟健脾疏肝益肾之法调经，基本方为柴胡、香附、陈皮、川芎、当归、党参、茯苓、芍药、菟丝子、熟地黄、白术、甘草，常用药物如党参、太子参、北沙参、黄芪、白术、茯苓、白扁豆等益气健脾，柴胡、香附、橘叶、青皮、八月扎、炒荆芥等疏肝理气，熟地黄、菟丝子、枸杞子、女贞子、续断、桑寄生、杜仲、鹿角霜等益肾调冲任。
痛经表现为经期、经前、经后少腹疼痛或痛引腰骶，甚至昏厥、呕吐、腹泻、肢冷等，何任治疗痛经常用三个基本方，即当归芍药散、少腹逐瘀汤及经验方，药用延胡索、白芍、生甘草、蒲公英、沉香曲、乌药、香附等。徐光星治疗痛经秉承何任经验，常以《金匮要略》温经汤加减，以吴茱萸、黄连、姜半夏、当归、川芎、桂枝、麦冬、炒牡丹皮、生晒参为主。痛甚则加延胡索；疼痛欲呕者合橘皮竹茹汤；疼痛滞胀则合柴胡疏肝散；月经色暗夹瘀血，则调入失笑散；伴见头昏腰酸者，予天麻、杜仲、续断、桑寄生等，并酌加合欢皮、柏子仁等养心安神。
作为何任的学术继承人和博士后，徐光星在中医教学、科研及临床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中医药大学何任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献与流派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常务理事、编辑出版分会常务理事。曾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陈永灿作为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于2009年开始跟随何任抄方学习。陈永灿立足中医临床，勤读中医经典，广取各家所长，基础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崇尚仲景学说，善用经典方剂，尤其擅长采用经方治疗时病，在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疑难重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并形成了诊治脾胃病和神志病的特色。
陈永灿临证涉及的消化系统疾病颇多，擅长诊治以痞满为主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等。陈永灿灵活应用何任经方，常用栀子豉汤、小建中汤、四逆散、甘麦大枣汤、瓜蒌薤白半夏汤、芍药甘草汤、旋覆代赭汤等，尤其善用泻心汤类方治糜烂性胃炎。
临床中，脾胃病合并神志病的患者往往病情复杂，缠绵难愈，治疗容易顾此失彼，颇为棘手。何任治疗脾胃病和神志病，主张调和、疏通、清润、宁神，善用经方，活用时方。陈永灿在此基础上，对于消化道肿瘤患者并发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变化时，提出“气血怫郁持续，当取芳化清宣”的理念，并尝试制定效方治之，已取得初步成效。如消化道肿瘤术后的患者，气血怫郁在其发病及病情发展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消化道肿瘤患者原本就有情志怫郁的表现，手术后不良的情绪影响仍将延续，而手术创伤可致脾胃功能受损，运化乏力，升降失司，气血不足，气机紊乱，血行不畅以致产生湿浊、痰饮、瘀毒、郁火等病理产物，形成虚实兼具、寒热并存的复杂局面。此时通过培补脾胃、扶阳滋阴、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解郁火、化痰渗湿等治法，可以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不理想，临床表现为形体偏瘦，面色萎黄，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哭笑不得，肢倦乏力，夜寐不安，饮食不香，口中黏腻，时觉口苦，咽干口燥，脘腹隐痛，全身酸楚，症状反复，迁延不愈等，病程超过3个月者，进补则碍胃，温养易上火，消导则伤正，即使阴阳并调，诸法同进，还是诸症蜂起，顾此失彼，治疗颇为棘手。对于这种病程长，病情缠绵，经多学科诊治，中西药物并用的消化道肿瘤术后患者，陈永灿经过反复实践摸索，提出尽管患者虚实夹杂，病情复杂，但辨证要抓住气血瘀滞这一关键病机，治疗借用清代王孟英“轻可去实”的原则，不用重剂破气逐瘀，而以芳化清宣为主，流通气血，使之条达。主方当以芳香平和之品为主，如百合、小麦、陈皮及花类中药。陈永灿自拟三花百草饮，药用绿梅花、玫瑰花、代代花、野百合、台乌药、广陈皮、缩砂仁、白芍药、怀小麦、大红枣和生甘草，意在芳香悦神，清润宣通，调和气血，开胃醒脾，看似平常之物，但常收意外之效。
作为何任的学术继承人，陈永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研修人才，浙江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常务委员、仲景学说分会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经典与传承研究分会主任委员、中医诊断与方剂学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曾获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全国中药科普金话筒奖，现为《浙江中医杂志》和《养生月刊》常务副主编，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心理学学术带头人，浙江省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医案学学科带头人。
顾锡冬，男，1982年5月出生，浙江余姚人，医学博士，浙江省中医院乳腺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2008年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七年制专业，同年开始跟师何任，2010年开始作为学术继承人参与“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跟师期间，每周3次跟师出诊，一方面作为助手，协助何任门诊；另一方面耳濡目染，系统学习何任的临床经验。在跟师期间，老师对他是垂爱有加，经常耳提面命，悉心指导。除了发表一系列关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经验总结的论文，还结合本身的专业特点，重点钻研何任对中医乳腺病的学术经验，并在临床上能领会要旨，发扬光大。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与中医学的“乳岩”相似，按辨证分型可分为肝郁气滞型、冲任失调型、热毒蕴结型，病至后期正虚邪盛、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何任提出“扶正祛邪”的治疗大法，扶正贯穿始终，适时使用对抗肿瘤的专药以祛邪。顾锡冬在临床上效法何老，用党参、黄芪补气健脾，女贞子、枸杞子滋补肝肾，猪苓、茯苓祛实邪而利尿消肿，并使滋阴之药补而不滞，全方共奏益气养阴、滋补肝肾、利水渗湿之效。适时以三叶青、猫人参、白花蛇舌草三味抗癌专药对抗肿瘤，祛除邪气。放化疗或手术耗阴甚兼有咳嗽者予止嗽散治疗，易感外邪者玉屏风散主之。大便艰涩，腹胀气滞者小承气汤参之，心神不附，夜寐欠安者，夜交藤、酸枣仁投之。
乳癖的常见辨证分型很多。何任认为“治乳证，不出一气字定之矣”。乳癖病因病机为肝郁气滞、痰凝血瘀、冲任不调等，故治以从肝从脾调冲任为主。一般用逍遥散加青橘叶、娑罗子、郁金、路路通等均能见效。顾锡冬在临床上也善用逍遥散，对于时日较久，增生结块较坚硬者，则常以土贝母、炮穿山甲、山慈菇、红花、柴胡、法半夏、蚤休、鹿角霜、青橘叶、郁金、王不留行、夏枯草，或加用小金丹治疗，多能见效。
作为何任最年轻的学术继承人，顾锡冬非常勤奋，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为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乳腺病分会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分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围手术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乳腺病分会青委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外科分会青委委员，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项，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