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家医学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技艺传承现象，是中医学术传承和进步的活态和动态载体之一。浙派中医的发展和世家医学的传承模式相互依托，并承载于浙江独特的自然气候环境、个人体质禀赋、生活习俗的地域特点之上，逐渐形成了浙江本土世代相传的中医文化。浙派中医内科的世家医学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了家学精神的砥砺，家传经验的世代传承，又包括了家学的变迁与发展。
浙江的家传中医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钱塘著名医家徐之才，从他的五世祖徐熙以下传至他的兄弟，六代人中就有11位名医，是国内中医史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世医家族的实例。这些世家各怀绝技，他们所创的行之有效的家传医学经验与方药，有流传达40多代、绵延1000多年者，充分反映了地域特色，为浙派中医的宝库增光添彩。
姚氏世家是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县）地区的世家大族，其家族传承延续数代而不衰，而医学一术，以姚菩提为始，姚僧垣为盛，姚最为承，三世传承。创始人姚菩提，史料记载不多，为南朝人，曾在萧梁时期担任过交州高平县令，《周书·姚僧垣传》载其“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从学习《内经》《难经》等典籍入手，并深入民间医治疾病，积累了诊疗的知识经验。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净业赋》中记载梁武帝“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从以上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姚菩提常与梁武帝探讨医理，深受梁武帝信任并为其诊病，姚菩提的医术可见一斑。
姚僧垣（499—583年），字法卫，姚菩提之子，《周书》卷四十七为其列传，是记录姚僧垣生平事迹的重要参考。姚僧垣幼年时便天资聪慧，年二十四，即传家业，综合史料记载，此“业”即医术，可见姚僧垣24岁时开始学习医术。36岁时，正式步入仕途，任临川嗣王国左常侍，几经辗转，至45岁时回到政治权力中心，被任命为殿中医师。2年后，姚僧垣凭借过硬的医术，被提拔为太医正。他身处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之后几十年，他曾为梁武帝与叛军英勇作战，最终兵败为叛军所俘，也曾因战乱避世，携妻儿暂避一隅，曾遭遇侯景之乱、荆州之围，也曾两度封公封伯。但无论世事命运如何起伏，姚僧垣始终凭借卓越的医术受到尊重优待，从南齐、梁、北周到隋，历经九位君王，担任了数个大小官职，85岁逝世，官至从一品，死后追封荆、湖二州刺史。有关姚僧垣政绩的史料不多，他名留青史的是精妙绝伦的医案、精湛的医术及他虽已散佚但依然被视为珍宝的十二卷《集验方》。《周书》载姚僧垣“僧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
姚最是姚氏内科的第三代传人，任隋蜀王司马，随父入关中，他习医道，可以说是“被迫”。《周书·姚僧垣传》载“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因当时的社会重义理而轻“杂艺”，世家大族的子弟以学习医术等艺为耻。至天和中，北周齐王宇文宪奏高祖，“遣最习之”，姚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造请，效验甚多”。后隋建立，姚最也因家族和自己的医术得到隋文帝的重视。著有《本草音义》三卷。
因所处年代久远，姚氏内科的学术及临床特色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史料中窥得一二。且姚僧垣的代表著作《集验方》原书已散佚，幸而在《外台秘要》《医心方》等方书中有部分收录，通过对姚氏医案及著作的研究，现将姚氏内科的学术理论及临床特色总结如下。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辨……脉证并治”体现的以辨病机为主的体例不同，姚氏内科所展现的辨证论治思想是准确精妙的。
姚僧垣最著名的一个医案体现了分阶段辨证的思想。公元575年，姚僧垣随周武帝于文邕东讨伐北齐，武帝突然出现口不能言、脸（睑）垂覆目、一足短缩的症状，急召姚僧垣诊病。姚僧垣诊察后判断武帝为诸脏俱病，不可一同医治。按照行军的轻重缓急，先治其口，武帝服药后很快便可以开口讲话。然后又治好了武帝的眼睛、腿。其他人都以为周武帝的身体康复了，但姚僧垣预判了武帝的疾病预后不佳，果然不久后武帝便去世了。周武帝所患的疾病，根据描述的症状很有可能是中风，对于复杂的病机，姚僧垣根据病情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分阶段治之，药之所至，病之所愈。
另一个案例是北周武帝保定四年，时任金州刺史的伊娄穆患了怪病，从腰部到脐部的身体好像有三条绳索束缚，下肢痿痹疼痛不能行走。姚僧垣为其切脉诊察后开了三剂药。伊娄穆服第一剂后上缚即解。服三剂后上、中、下三缚全部解除。但两腿仍然痹痛，挛弱无力。姚氏改用散剂，伊娄穆双腿便稍能屈伸。姚僧垣嘱其“终待霜降，此患当愈”。果然，霜降之后，伊娄穆便行走自如。两个医案虽然都没有留下具体的方药，但是从姚僧垣诊疗疾病的过程可以看出他辨证之精准，遣方用药疗效之迅奇，剂型变化之丰富，判断预后之神妙。
而在《集验方》中，这种辨证分型论治的思想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姚僧垣将淋病分为五淋，即石淋、气淋、膏淋、劳淋、热淋，且详细描述了各种淋证的症状。治疗痢疾载有赤白痢、冷痢、水谷痢、杂痢、泄泻不禁等诸方，如治热水谷痢用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栀子、乌梅、黄柏）清热涩肠，治疗杂下用乌梅丸（黄连、黄柏、熟艾、附子、甘草、干姜、乌梅）。难怪任应秋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中，将姚僧垣《集验方》列于“六朝诸家经验方”之一。
梁武帝曾赞赏姚氏，说他“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对姚氏诊病辨证的功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和认可。
姚氏内科家传医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用药的精准把握。梁武帝曾经因身体发热，欲服大黄以泄热。姚僧垣劝诫道：“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但自信的武帝并未听从，还是服用了大黄，遂致病情危笃。《周书》又载，梁元帝曾患有心腹疾病，众医生讨论诊治之法，皆认为皇上至尊至贵，不可轻率用药，宜选用平和的药物，以渐渐宣通。姚僧垣则通过元帝洪实的脉象，认为是内有宿食积滞之故，劝告元帝“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梁元帝服药之后，果然泻下宿食，因而痊愈。同样一味大黄，姚僧垣面对两位皇帝，根据他们不同的病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最终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正如姚氏所料。
可见，姚氏在遣方用药上，根据不同的疾病、证候、体质有不同的见解，心思细密，用药得宜。
温胆汤是治疗胆寒痰郁的经典名方，此方据考证，其源头正是姚僧垣《集验方》第五卷，原书虽已佚，但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及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收录了此方，二者对《集验方》温胆汤的组成和主治描述基本一致，《外台秘要》载其“疗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宜服此汤方。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橘皮二两，竹茹二两，枳实二枚，甘草一两。（《备急千金要方》作橘皮三两，枳实二两，余相同）”。胆为清净之府，喜静而恶扰。故温胆汤原方以生姜为君，温散少阳胆腑之虚寒；半夏、陈皮性辛温，理气化痰、燥湿和胃止呕，竹茹性甘、微寒，可清热化痰、除烦止呕；佐以枳实导滞化痰；甘草为使，调和诸药。全方虽性偏辛温，但有寒凉之制，温凉并用，理胆和胃，通利少阳枢机，使痰浊得去，则胆无邪扰，如是则复其宁谧，诸症自愈。
至南宋时期，陈无择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温胆汤化裁运用，在卷九、卷十中论述“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寒故也，此药主之。又治惊悸”“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在药味变化上，首先是减少了生姜的用量，由四两改为五片，减弱了温胆散寒的功效，并增加了茯苓、大枣，增强其安神宁心、和胃燥湿之功。在病机的认识上，指出“心虚胆怯，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并扩展了主治病证。汪昂在《医方集解》中评论此方，曰：“此足少阳、阳明药也。橘、半、生姜之辛温，以之导痰止呕，即以之温胆；枳实破滞；茯苓渗湿；甘草和中；竹茹开胃土之郁，清肺金之燥，凉肺金即所以平肝木也。”以达不寒不燥而胆常温的功效。
现代医家所言之温胆汤，多指衍化后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的组成，多用于治疗少阳胆腑不宁，中焦痰阻气滞产生的诸症，如惊悸怔忡、失眠眩晕、呕吐纳差等。此方也被收录于《中医内科学》《方剂学》《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等书籍中。
“崔嵬怪石立溪滨，曾隐征君下钓纶。东有祠堂西有寺，清风岩下百花春。”这是初唐四杰的王勃在路过楼塔时写下的赞美诗句，楼塔位于浙江萧山最南端的丘陵地区，地处萧山、浮阳诸暨之要冲。据《仙岩楼氏宗谱》记载，楼塔“楼氏始祖楼晋于公元897年，从义乌迁居于此”，在唐末形成了集镇，此后楼氏一族在这里定居，受两浙文化博纳兼容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慢慢形成了儒而通医的家风，楼塔也逐渐成为滋养孕育名医的土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被民间尊称为“神仙太公”的楼英。
楼氏家族是非常庞大的氏族，楼英的曾祖父楼文隽（1221—1295年），字元英，号澄斋，家中排行十七，聪慧好学，精通经史、天文、历算、阴阳、医药。宋开庆中，秘书少监洪公荐于朝，授登仕郎行在院检阅，称检阅公，不久，因父病辞官，回到家乡业医。
楼英的祖父楼寿高，字云齐，号云斋、南山。他同样才华横溢，却不愿做官，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明道达行”，于是隐居楼塔，嗜学业医。《仙岩楼氏宗谱·云齐公列传》载：“公天资挺出，目之所阅不忘，笔之所撰不加其点，元世祖至元己卯科，年二十四，以尚书艺捷浙闱，如公学业魁元天下，勒名元廷，犹如拾芥。特慨先人世受宋恩，不旦争分闰位，甫掇科名，终成灰冷，专以读书、谭道、奉亲、课儿为乐，潜隐不仕，而家资累万。”他建了“排翠楼”供子孙读书，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并聘请名儒教授子孙课业，此后楼塔的几代人都因此受益，读书氛围浓厚，书香代代传承，为楼氏世家崇学重道的家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楼英之父楼友贤（1298—1359年），后改名咏，字信可，号仙岩耕耘叟，喜《易》善诗，尤精于轩岐之学，楼氏至楼友贤一辈于医药学研究更有造诣，他曾说，贫欲资身，贱欲救世，莫如行医。《仙岩楼氏宗谱·处士友贤公传》记载楼友贤美髯长身，仪表非凡，与里人胡允文、杨维祯、郭思道同学于乡先生胡思梅先生门下，人称“浙东四俊”。其余“三俊”皆走上仕途又官运坎坷，楼友贤因此对入仕途更无念想，他的连襟戴士尧与名医朱丹溪是挚友，戴士尧之子戴思恭（字原礼）拜朱丹溪为师，因此友贤常与朱丹溪切磋经史、医学，成了师友之交。因此，楼友贤贯通《内经》之旨，深究丹溪之学。《仙岩楼氏宗谱·处士友贤公传》提到，楼友贤“处心慈良乐施，与喜交游，好积阴功，家虽穷，未尝一毫妄取于人”。
楼英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卒于明建文三年（1401年），字全善，一名公爽，号全斋。《仙岩楼氏宗谱·全善先生楼府君墓铭》描述楼英的生平，曰：“先生儒学子，少嗜书尚志，揭其室曰真实心地，于道早有所闻，专尚力行于经史、天文、地理，无所不习，而尤邃于医，唯不好佛老书。”性格“素厌寰尘，轻财帛，隐居元度岩，读书采药”。楼英自幼聪颖，得益于家学渊源及优良的家风，博览群书，潜心医道，4岁识字，7岁读《周易》，12岁读《内经》。13岁时，孝顺的楼英见母亲之病被名医戴思恭治愈，更是坚定了他行医的理想，于是拜师戴思恭学习。20岁时，楼英开始正式行医。“隐仙岩洞，勘李东垣、朱丹溪不传之秘。”31岁时，他广泛收集资料，于清燕楼研习经典，接诊患者，收集病案，收徒授业，会客交流，编撰《医学纲目》等书，历经30余年，终成大器。
《仙岩楼氏宗谱·全善先生楼府君墓铭》还提到明洪武十年（1377年），楼英曾被朱元璋召见治疾，曰：“遨游金陵，明太祖高皇帝闻名召见，调治俱合上意，命官医院，固辞还。”“其自得之功，殆过于古之以医名家者，声誉播于江湖，闻于朝署，朝廷将遂用之，以老得赐归。”楼英闻名的不仅是他的医术著作，更有他高尚的医德，他曾说：“吾之医得于天授，将以济吾欲，乃今不俾于行，是达于天也。又曰世人得一秘方，往往靳而不以示人，盖欲为子孙计也。吾今反之，将以惠天下，非求阴骘也。”
楼氏著作甚丰，除最具代表性的《医学纲目》外，还有《内经运气类注》《仙岩文集》《参同契药物火候论释》《江潮论》《仙岩日录杂效》《守分说》《正传录》等著作。其中，《医学大纲》全书结构紧密，条理清晰，博采群书并结合楼英本人的临床经验，集《内经》及历代医家方书、文献之大成，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楼英之后，楼氏家族的医学传承并未中断，跟从他学习医术的主要是楼氏本族后生。楼氏有三子，长子名“衰”，次子名“裿”，三子名“师儒”。幼子楼师儒，自号“水南先生”，跟随楼英学医，继承其父之志，终生致力于医术，德艺双馨，闻名乡里。师儒著述甚丰，撰有《水南文集》《丙申吟稿》《正草辑要》《稽源备考》等著作，传于后人，惜均散佚。楼英之侄楼维观也自幼跟随楼英学习，学问渊博，名扬浙东，后与师儒共同编纂了楼氏宗谱。其余楼氏后人如楼克明、楼岩、楼启元、楼邦源、楼忠显、楼铭璋、楼延臣、楼国楝等均以医为业，大多是根据楼英的《医学纲目》自学成才。楼塔镇自楼英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医药氛围浓郁，小小一条街上就同时存在着5家药铺，即天元堂、回春堂、万裕堂、同仁堂、义信堂，虽然这些药铺今已不存，但走在楼塔古街上，参观药铺遗址，仍能感受到楼英的济世精神在当地的延续。
元末明初，正是局势动荡的时代，楼英及楼氏家族于仙岩宝地，读经问道，行医济世，造福一方百姓，他精湛的医术、集大成的医学著作、“惠天下”的济世精神都流传至今，成为宝贵的知识及文化财富。
楼氏自幼攻读《易经》之学，除医理之外，亦善易理。在他的著作中，《内经运气类注》对《素问》中关于运气条文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注解，并配以图画帮助理解，见解独到。另有“周易参同契药物火候图说”“江潮论”“守分说”专篇，也体现了楼英深厚的易学思想。
阴阳五行的易理也被楼氏融入他的医学思想中，在其代表作《医学纲目》的自序中写道：“盖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其禀于人身者，阴阳之气，以为血气表里上下之体；五行之气，以为五脏六腑之质。由是人身具足而有生焉……故禀阴阳五行之气浓者，血气脏腑壮而无病；薄者，血气脏腑怯而有病。阳多者，火多，性急而形瘦；阴多者，湿多，性缓而形肥。阳少者，气虚、表虚、上虚，而易于外感；阴少者，血虚、里虚、下虚，而易于内伤。”指出了阴阳五行是人体的物质基础、体质形成和致病特点。
同时，楼英将阴阳五行之理统领气血、表里、上下，以指导临床诊治疾病，明确了调和阴阳脏腑的治疗原则，他强调凡诊治疾病“必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倾，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病所，使之痊安而已”。他昼读夜思，废餐忘寝者30余年，“始悟千变万化之病态，皆不出乎阴阳五行。盖血气也，表里也，上下也，虚实也，寒热也，皆一阴阳也；五脏也，六腑也，十二经也，五运六气也，皆一五行也”。足可见其对阴阳五行之理的尊崇。
《医学纲目·自序》言：“英爰自髫年，潜心斯道，上自《内经》，下至历代圣贤书传，及诸家名方。”深厚的家学底蕴、丰富的藏书，以及“设义仓、立义学、延名师、奖才俊”的家风，使楼氏之学，严谨而明辨，他既有扎实的《内经》基础，又博采诸家之长。“凡经有衍文错简脱简者，一以理考而释正之。传失经旨，众论矛盾者，各以经推而辨明之。”不盲从一家一派之言，以理推之，以实际临证效果论之，求真务实，皆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从《医学纲目》的编撰体例中，亦可窥见楼英的学术思想。每部之中，病证、治法、方药，各有区别；治法皆以正门为主，支门为辅，如心痛为正门，卒心痛等为支门；凡门分上下者，其上皆《内经》之原法，其下则为后贤之续法，诸家之异同得失，得以触类旁通。
同时，楼氏的学术思想受到丹溪学派的深刻影响。《仙岩楼氏宗谱·宗望公列传》记载：“全善公之学，得于朱丹溪友益为多，因嘱公必住从事，故得其真传。”虽楼英并未直接拜朱丹溪为师，但戴思恭为丹溪弟子，并与楼英父亲关系密切，因此由于师从戴思恭的缘故，楼英得以了解朱丹溪，并私淑丹溪的学问。楼英在书中大量引用丹溪的思想观点，涉及后者的著作包括《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如《医学纲目》卷四、卷九引用了丹溪的“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同时，对于金元四大家其他三位的学术思想也多有借鉴。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非常繁盛的时期，呈现出医学大家众多、医学派别林立、学术流派争鸣的盛况，医家各有所长，各有其理，楼英言：“仲景详外感于表里阴阳，丹溪独内伤于血气虚实，东垣扶护中气，河间推陈致新，钱氏分明五脏，戴人熟施三法，凡历代方书甚众，皆各有所长耳。故后世用历代之方治病，或效、或不效者，由病名同、治法异，或中其长，或不中其长故也。”
楼英认为，诊治疾病应以辨证论治、审证求因为本，主张同一疾病须明晰辨别，证不同治则不同。“病有同其门者，立枝门以附之；法有同其标者，立细标以次之。”如他提到：“恶热病，热病之名同，但治法异，四君治血实之热也，四物治血虚之热也，白虎治气实之热也，补中治气虚之热也，麻黄治表热也，承气治里热也，四逆治假热也，柴胡治真热也，泻青、导赤、泻白、滋肾、泻黄治五脏热而各异也。”抓住不同的病机，分析不同的证型，同时明晰脉证，那么诊断必然有法度，治疗自然有效果。
余杭姚派中医内科是杭嘉湖一带重要的中医流派之一，在浙北、上海、苏南有较大影响。
姚梦兰中医内科以余杭仁和永泰姚梦兰为奠基人物，传承至今170余年。奠基人姚梦兰，名仁，字仁斋，号梦兰，以号行，清仁和永泰钱家兜（今余杭区獐山镇）人。姚梦兰为晚清浙江四大名医之一，擅治温病、虚劳、湿热，精内、妇、儿诸科。初习儒，年长后患肺痨病，垂死。被瓶窑镇回龙寺老僧接至寺中，授以气功，每夜相对静坐，年余病愈。又授以技击，竟成伟丈夫。从此改学医术，刻苦钻研，终成良医。40岁后，医名大振，在杭、嘉、湖一带享有盛誉。远近求医者，日逾百人。平时乐善好施，贫病者求治，不收分文。
姚梦兰受业弟子颇多，遍及江苏、浙江两省。其子姚耕山、良渚莫尚古、平宅马幼眉，声名尤著，人称“三鼎甲”。名医叶熙春师莫尚古，史沛棠师姚耕山，高如章师马幼眉皆姚梦兰之传人。姚梦兰著有《医学大成》手稿，惜遗失，现只剩其子姚耕山抄录的医案手稿数页。姚梦兰早年习儒的启蒙老师俞生辉之子俞奕侧从姚梦兰习医，他为答谢师恩，悉心传授，始终不以师徒相称。俞氏擅治痨病，行医乡里，也颇有声誉。后自成一支，然与姚氏内科渊源甚深。
170余年来姚派中医内科已相传七代，传人辈出，迄今已有三百余人，其中第三、四代传人中叶熙春、史沛棠、李学铭、史奎钧均是国家级名中医。现存著作有《姚梦兰医案》和手抄《医灯集焰》。姚梦兰中医内科于2009年获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鲁硕彦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俞建卫、王建定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姚派中医内科运用中医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以温病学说为基础，秉承清初名医叶天士思想，吸取伤寒、温病家之优点，又博采众长，熔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主张祛邪为先，邪去则正安；以胃为本，注重后天调摄；用药主张轻灵等。姚梦兰独有的“香炉烛台”型处方书写格式带有传奇色彩，成为姚派的特征。历代传人宗其温病之旨，又代有发展，到第三、四代达到鼎盛，影响遍及浙江省内外。
吴氏中医是嘉善乃至嘉兴市比较著名的中医流派，其医疗范围广，不仅擅长内科，对温热病、痹证等也有丰富的经验，对舌诊也有独到的研究。吴氏内科创始人为吴炳，字云峰，生活于清代嘉庆、光绪年间，嘉善人。禀性颖慧，15岁就喜好易学、天文、兵法，后跟张希白学医。张希白，名仁锡，清代乾隆嘉庆间人。原籍青浦（今上海市），精于流行病的诊治，后来移居魏塘（今嘉善县），医声更振，晚年著《夺锦琐言》《四言药性》《痢证汇参》等。吴炳以医术济世，享誉嘉善、上海一带，特别注重“学、问、思、辨”四字。光绪二年（1876年），写成《证治集腋》（一名《证治心得》）12卷，这本书内容“半出古人，间有自己论说及半生临证所得”，深入浅出。吴氏治学严谨，主张由博而约，必须“厚积”而得“薄发”，他门人很多，凌文炳、周经魁、莫镛、丁友渔、周倬云等，都有医名，其子树人，继承家业。
吴树人，字仁培，生活于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嘉善人。曾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后不愿当官，于是跟随父亲吴炳学医，他抱有济世之心，德高技精，医名超过其父，学识、经验都很丰富。除纂注《证治心得》外，还有《延陵医案》遗世。
吴树人学生陈良夫，名士楷，号静庵，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逝于1921年，享年52岁。世代居住魏塘（今嘉善县），清光绪十三年中秀才，后弃文从医，师从同邑名医吴树人，吴树人以“良医力同良相”勉励他，传给他希白、云峰的书，陈良夫亲手抄录，早晚诵读。陈良夫行医30多年，因忙于诊务，没有写书。只留下《额川医案》十二册，是其门人徐石年、陈昌年等随诊纪实，后由陈良夫的儿子陈可南整理，用来教学，部分医案秦伯未先生曾选入《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为了系统整理陈良夫的学术经验，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曾组织人员，经两年辑成《陈良夫学术经验（专集）》出版。陈氏弟子先后达30多人，遍及上海、平湖、嘉兴、嘉善等地，如今他再传学生均成栋梁之材，他的学术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浙北医家。
吴氏内科后代有吴啸江，早年师从浙沪名中医朱裴君，出师后在嘉善县天凝镇行医。由于他精研医术，对待病人患者态度和蔼，以其高超的医术深得患者的信赖，在20个世纪40年代就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中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组织成立了天凝镇联合诊所，同时建立了嘉善当时最早的中医医疗机构，有50余张床位的防治血吸虫病的住院部。吴啸江生前虚心好学，对医术精益求精，全身心投入中医事业。他还为该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医人才，不少学生现在已经成为该县中医界的骨干。其子吴静芝，用心刻苦学习，曾整理编著了《类方推演》，合作编写了《王孟英医著精华》，组织编写了《嘉善县名医传略》等著作。吴氏中医内科还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吴氏内科的创始人吴炳，古道热肠，《嘉善名医传略》言其生平淡于名利，为人振奇磊落，或啸傲林泉，或徜徉于山水之间而自乐。《嘉善光绪县志》总编撰顾福仁先生在《证治心得》的序中曾有如下描述：“诸君子篝灯一室，呵毫而笑。”吴炳生性洒脱，本当无所牵挂，然其年幼家贫，深知百姓穷苦，故多有仗义疏财之举。《嘉善县志》记载其“贫病乞诊者，不取其酬，且赠之药，性好施予，凡茕独之抑给予同善会者，每苦额溢，岁暮必筹钱米絮衣择优给之”。先生不仅乐善好施，更以百姓疾苦为己苦，故未及而立之年即已着手将生平所学著作成书，为百姓所用，这才有了“阅二十年，裒然成帙，复为之芟芜订谬，凡三易稿”后，《证治心得》一书的问世。先生本意不为名扬后世，只为集心得传于同道。
吴炳之子吴仁培承父志，济世为怀。据《嘉善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年遭父丧后，仰承先志，仁济为怀。盛夏隆冬，辄至城门口为贫病者施诊给药，或与鳏孤寡独者，给予钱资，从而活人无算。”
《证治心得》全书共12卷，以内科杂病为主，附妇、幼、耳、鼻诸科。全书按人体生理、脏腑表里及疾病性质分类，包括107种病证的诊治方法。首卷以“六淫致病”开篇，其后或以病因，或以病位，或以病情表现将诸病集结成册。具体到各个病证，书中采撷自《内经》以来历代名著有关病证的精论，分门别类，先概述其病因病机、辨证治则，再述其脉法、死候，然后分附方药遣治；其间亦每参以吴氏临证心得，融会贯通于诸病证治之中。对于部分进一步病变可危及生命之证，先生于脉法之前专立死证一项，详细介绍死证的病因、表现、有无施救可能等以警示后学。全书论理透彻，贯穿各家之说，沿流溯源，以穷其变，由博返约而守其常，可资临证启迪思路之一助。此书一经问世，江浙医家皆以珍贵为藏。嘉善一带为医者，治杂病均宗其法。
陆岳（生卒年不详），字养愚，乌程（今湖州）人。少时习儒，后精于医学，《乌程县志》中提到他“嘉靖中名重三吴，外至闽峤粤海，皆敬信之”。陆岳生平与董浔阳、茅鹿门、朱远斋最称莫逆。朱远斋亦是湖州名医，声名与陆岳难分伯仲。朱不事权贵，归安县令屡召不赴，县令借故将其入狱。湖郡乡绅为朱说情者不下十人，终无效。朱妻竟日哀号于陆门。陆岳如坐针毡，计无所出。值按院巡视湖州时患疟疾，陆岳开药方，服二剂，病减十之六七。陆岳乘间说：“老爷症减而脉不退，且恐日后有变。余有师兄朱如玉（远斋名），术高百倍，若得此人商治，百无一失矣。”按院即令人召朱，冤狱始脱。朱远斋诊视后，细谈病情，言之凿凿。服用药剂，疟疾全除。
陆岳晚年采取古代名医方书精蕴，佐以临床经验，著成《红炉点雪》8卷。《乌程县志》曰：“陆岳，子桂，孙士龙。皆能医，著有《三世医验》。其子陆桂，字肖愚；孙陆士龙，字祖愚，都以医学传家，并遗有医案若干，题为《陆氏三世医验》，又称《习医钤法》，有名于时。”
孙衍庆在《陆氏三世医验序》中提到，陆岳“明于九针十二原之论、四时之气、五乱五癃、五阅五使、五变五禁、百病始生之源，覃思数十年，审于未然，决其将然，凡切脉投药之不可为者，得先生治之而辄已”。且陆岳之医术授业于子肖愚、孙祖愚，“皆能世精其艺以进乎道，当时活人无算，缙绅先生咸重之”。
既能抓住主要病证，又能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证。随证处方，灵活化裁。寓变于常，颇有特色。如胎逆则重用大黄峻下，痢疾则用补塞法等。
陆氏内科区别于其他家传中医，其后世传承更为明确。二世、三世托于医以自行其志，从他们的经历和展现的学术成就来看，家学的承传无疑有夯实根基的作用，特别第三世，虽“于《内经》、仲景百家之书，愧无深悉”，然于此中微理耳濡目染有年，庶几略有家学渊源。《陆氏三世医验》又名《习医钤法》，共五卷。是陆岳及其子肖愚、孙祖愚共同编撰，刊于1838年。内载一世医案66例，二世39例，三世63例。附陆氏自制各方，为陆岳祖孙三代治疗验案的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自清代至民国以来，本书是医家必读的著作。书中每论皆以《内经》《难经》《伤寒论》为经旨，成为后人学习应用中医经典著作的楷模。
陆氏在临证时能辨伪求真，抓住疾病的本质加以论治。在“矜惧发病似中风治验”案中，患者林公已逾五旬，病发似有余之中风，但陆氏认为是肝肾二经不足所致，用壮二经之气以治其标，滋二经之血以治其本，患者立愈。在“下消温补治验”案中，患者出现下消之症，通常治以滋肾生津，但陆氏以桂枝、附子、人参益肾中之阳，候下元充足再微升之，病情得以转危为安。
《陆氏三世医验》几乎都是对答体，问诊是陆氏了解患者病情的基本手段。医案详载病状、病因及望、闻、问、切辨证过程。在“烦劳热极胁痛治验”案中，患者头痛身热，其他医生欲散欲补，几致谬治。而陆氏以脉之浮数无力求之，其余外症，悉置勿论，治法用清暑利溲，加人参以培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