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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儒先生在1965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并于1982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成为广西地区的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担任了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中医师、中医科主任，以及广西中医学院院刊编辑、研究室副主任、科研生产处副处长等职务，工作辛勤，成绩显著。
黄汉儒先生于1943年1月31日出生于广西忻城县遂意乡堡流村一个壮族农民家庭。他6岁时就进入初小，10岁时自己挑着柴火和干玉米翻过几个山坳，前往离家20多里外的古蓬镇读高小，并在那里继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由于幼年丧父和家庭变故，黄汉儒早年就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但也激发了他的进取精神。1961年，黄汉儒在忻城县古蓬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位于首府南宁的广西中医学院，从此踏上了从医之路。
当时，广西中医学院聚集了一批全区有名的中医教师和医师。在四年的大学时光中，黄汉儒如饥似渴地学习中西医知识，有幸直接聆听了韦来庠、庞仲越、林沛湘、班秀文、秦家泰、梁锡恩、梁鹏万、徐守中等老一辈中西医专家的教导和指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中西医理论基础。特别是1964—1965年在自治区中医院实习时，直接师从广西著名中医内科专家、中医教育家韦来庠副院长，侍诊数月。临别时，韦教授亲笔赠书：“从辨证到辨病，从辨病到辨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书此与黄汉儒同学共勉。”韦来庠先生早在1945年就创办了广西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并担任校长，学贯中西，德高望重。老前辈语重心长的教诲，更加坚定了黄汉儒攀登中医学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毕业在即，黄汉儒主动要求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因为他知道那里最需要医生，最缺乏医药。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九万大山下仫佬族聚居的罗城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
当时，中医科只有一间门诊室，没有中医病房，诊疗条件很差。当他看到基层中医由于条件太差而无法开展许多业务时，便主动向县政府、县卫生局和县医院领导提出创办中医病房和在乡镇卫生院建立中医门诊的建议。在得到领导的支持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和同事一道亲手创办了县医院25张床位的中医住院病区和该县龙岸中心卫生院的中医科。1977年下半年，为了摸清全县的民族民间医药情况，他受县卫生局的委托，带领一个三人调查组，在数月之内走遍了罗城县一百多个村屯，采访并造册登记了该县的一百多名民族民间医生，收集验方秘方近千条，受到地、县卫生局的表扬，并在《广西日报》进行了宣传报道。
从1969年12月开始，黄汉儒作为三线建设医疗队成员和团部卫生所负责人，参加广西6927工程铁路建设，奋战在桂、黔交界的荒坡野岭和深山老林之中。工地的艰苦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增长了他的才干，特别是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的实际本领。他经常亲自带领各营连的医务人员上山采药，加工并配方使用，有效地防治了流脑、乙脑、流感等传染病和一般常见病，曾创造了所在团队数千民工每人每月只花8分钱医药费而能保障健康的纪录。同时，他也从原来在学校只认识一二百种草药，增加到能认识和使用三四百种草药，并取得了许多新的临床经验。
四年半的艰苦野外生活，对黄汉儒而言，并非“惩罚”，而是一次宝贵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他除了尽力保障民工健康，还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重要著作。此外，他还涉猎了不少经济学、历史和文学等领域的著作。1977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好——学习列宁〈怎样组织竞赛〉一文的体会》的文章，在《广西日报》理论版上发表。该文被罗城县相关部门印发给全县各企业，供学习参考。黄汉儒的扎实专业基础和广泛知识储备，为他未来的深造和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工作考验中，黄汉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准成为中共罗城县委预备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入党意愿。这使他在人生道路上更加坚定了奋斗目标，并对知识追求和事业发展充满希望。1979年4月，他成为广西第一个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幸运地成为著名医史文献专家马继兴教授和余瀛鳌教授的学生。这条求学之路对黄汉儒来说越来越宽广。
马、余两位导师是医史文献方面的专家，他们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学风严谨，而且对学生要求很高。在这里，黄汉儒得到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医史文献研究方面的科学训练。导师为黄汉儒和另外两位中医药文献研究生安排了一年的基础理论再学习，特许他们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库房进修1个月，还亲自带着他们到上海图书馆查阅1个月的资料。导师要求他们每天至少浏览40本专业书籍，能熟练掌握《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其他重要工具书。同时，他们还要协助导师进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科研项目。医史文献研究所还设有民族医史研究室，由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教授担任室主任，向研究生讲授少数民族医药发展史。通过大量阅读和导师的指导，黄汉儒加深了对中医药和各民族医药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在倾听导师讲授民族医药发展史、感受民族医药这个伟大宝库的同时，黄汉儒的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隐痛：在中国，许多人虽然知道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等，却鲜有人知道壮医药。而广西作为壮族聚居的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区，壮医药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却远不及壮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众多人口和发展水平应得的应有之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壮医药从未得到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也未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作为壮族有文化的后代，作为广西第一个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汉儒自觉地肩负起了责任，认为必须回广西带头开展壮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并使古老的壮医药尽快由经验上升为理论。这样，丰富多彩的壮医诊疗技术和方药才能通过标准化、规范化而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从而造福人类。他想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为壮医药在民族传统医药中立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82年10月，黄汉儒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完成研究生学业，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当时，只有3名学生从这个专业毕业。黄汉儒的导师和院领导希望他留在北京，而其他单位也希望能“挖”到这样的人才。由于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黄汉儒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倡议性文章，如“为近代医家立传”“应当重视卫生经济史的研究”，引起了卫生部政策研究室的关注。相关领导希望他留在研究院，或调动到卫生部工作，但这些都不能改变黄汉儒回到广西从事壮医药研究的决心。广西中医学院和相关部门也非常希望他能够回到家乡工作。因此，他告别了导师和研究院，回到母校广西中医学院，并被安排在科研生产处工作。
壮医药的研究需要基地和必要的物质条件。黄汉儒建议广西中医学院成立医史文献研究室和壮族医药研究室。国医大师班秀文教授担任这两个研究室的主任，而黄汉儒则被任命为专职副主任。他牵头承担了由广西卫生厅下达的《壮医研究》科研课题。自1983年至1984年，黄汉儒和他的课题组全力投入文献搜集、文物考察及实地调查采访，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靖西县壮族民间医药情况调查报告”“初步探讨壮族医学史”“岭南地理环境与壮医学”等。逐渐有人认识到壮医药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黄汉儒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不加速研究进程，没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就很难适应形势需要，也难以和其他兄弟民族医药并驾齐驱。这需要一个更大、自主性更高的研究机构来实现。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向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民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一些好心的同志提醒黄汉儒要慎重再慎重，因为筹建省级科研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能会没有回头路。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学院科研生产处副处长兼党总支书记，只需按部就班地工作，他的前途应该不错。然而，黄汉儒看重的是做事而不是做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选择了背水一战，即创建一个以壮瑶医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独立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值得欣慰的是，黄汉儒的建议得到了自治区主要领导陈辉光、韦纯束、覃应机、甘苦、金宝生等同志，以及卫生厅和自治区民委领导的赞同和支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金宝生颁布了相关批示，黄汉儒被调到自治区卫生厅负责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1984年，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召开并得到国家的部署。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国办发〔1984〕102号）。自治区领导为此指示，并由黄汉儒带领的筹备组在“只争朝夕”的精神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他们就完成了有关研究所的申报、审批、选址等基建前期准备工作。黄汉儒本人到北京向国家科委汇报，并回答了项目审批论证专家们的提问和质疑。这些努力促成了国家科委于1985年5月31日批复同意成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该研究所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重点建设项目，得到了专款资金支持，并于1988年12月建成。研究所一边上基建，一边开展科研医疗业务，人员编制从建所时的30人，在2年内增加到100人，成为全国规模较大的专业民族医药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决定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定为该院的民族医药研究基地，并挂上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牌子。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至今已承担和完成了200多项各级各类民族医药科研课题，并取得数十项科研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卫生部崔月犁、陈敏章、张文康部长，国家民委李德洙主任等部委主要领导，以及全国人大甘苦副委员长等都曾到该研究所视察指导工作。
黄汉儒作为该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连任研究所所长长达16年。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撰写了《壮医研究的现状及2000年设想》（详见中国科协《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60集），并提出了广西壮医药1985—2000年的发展规划。他倡议成立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并担任法人代表，创办全国独家、全国发行的《民族医药报》，兼任社长（法人代表）。从1986年到1992年，广西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黄汉儒是自治区卫生厅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直接组织和具体指导了这次普查整理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广西民族医药的历史和现状、特色和优势，为壮瑶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广西的大部分县市都留下了他的调研足迹。作为这次普查成果之一的百万字专著《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由他主编出版，并陆续建立了广西民族医药陈列室和广西民族医药标本室。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教授在谈到广西民族医药事业时指出：广西的壮医药能得到较快的持续发展，原因当然很多，但一开始就成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民族医药报社等一批民族医药专业机构，并获得事业编制和事业经费的稳定支持，有自己的宣传舆论工具，肯定是一个成功的经验。黄汉儒关于发展壮医药事业的设想、构思和实践，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展现出活力，为事业的发展赢得了主动权。
自治区政府批准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更名为“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并且该研究院的升级扩建项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已被列入《中国·广西壮瑶医药振兴计划规划纲要》。
黄汉儒主任医师是广西的第一位中医硕士研究生。他具有多年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并得到过广西和北京的多位名医、名师指点。在中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广西罗城县工作期间，他创建了县医院中医病房，并亲自主持治疗疑难重病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他还创建了罗城县龙岸中心卫生院中医科，该科室日门诊量经常达百人以上。他还成功与西医同道合作，抢救治愈了烧伤总面积达95%、三度烧伤面积达33%的特重瓦斯爆炸烧伤患者（见《广西中医药》1978年第4期《中西医结合治愈大面积烧伤9例的体会》）。这项治疗在广西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大面积烧伤的新纪录。
作为中医医史文献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黄汉儒曾为广西中医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中国医学史》和《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他以第一点校人的身份，完成了原卫生部下达的中医古籍整理科研项目——我国大部头的中医古医案专著《续名医类案》（110多万字）的点校注释整理任务。该书经过他的点校整理后，已于1997年5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广西高校科技成果奖三等奖。
黄汉儒主任医师在学术上的建树，更多地体现在壮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提高和推广应用方面。
1．壮医史研究的突破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壮医药也不例外。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割断历史，壮医药研究更需要依托历史。为了确证壮医药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发展水平和重要贡献，探寻壮医药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黄汉儒以医史文献专业科技工作者的学识和敏感，在壮医药发掘整理的起步阶段，就把医史研究作为重要的科研任务来抓，务必要有所突破。
他带领自治区卫生厅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办公室的同志，以及广西中医学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的科研人员，通过查阅数以百计的历史资料和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先后发表了《靖西县壮族民间医药情况考察报告》《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壮医源流初探》《壮药源流初探》《土司制度下的广西民族医药》等多篇医史论文。
他们以大量确凿的文献、文物以及实地调查资料，证明了壮医药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治疗常见病症方面的较高发展水平。例如，在针刺治病、使用和制造金属针具、应用毒药和解毒药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的学术突破，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壮医药事业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并为壮医药的推广应用扫除了学术上的偏见和障碍。
1999年11月，黄汉儒主任医师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壮族医学史》一书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公开出版，获得桂版图书特别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被同行专家誉为“壮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壮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 经过20多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黄汉儒主任医师所编写的《中国壮医学》一书于2000年12月公开出版。在此之前，黄汉儒主任医师首次在1995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全国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了长篇论文《壮医理论体系初探》，提出壮医的基本理论框架；随后于1996年6月，在《中国中医药报》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详尽介绍壮医理论体系的万字论文《壮医理论体系概述》。2002年2月2日，由黄汉儒主任医师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试验研究》科研成果在南宁通过了专家鉴定，并在当年获得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壮医理论体系得到了同行专家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实现了壮医药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历史性飞跃。
壮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将壮医药引进了当代高等教育，为编写壮医本科教材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体系的形成促成了全国首家省级壮医医院——广西壮医医院的诞生，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10家民族医院之一。另外，壮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还促成了原卫生部正式批准壮医开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推动了《广西壮药质量标准》《广西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的颁布实施。此外，该理论对于壮医药科研、诊疗规范化、标准化和壮药产业的开发，也有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3．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的突破 壮医独特的一种诊疗技法——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原来只在广西柳江县（今柳州市柳江区）一家名为龙氏家族的民间传承中流传，难以推广应用。1985年年初，黄汉儒主任医师和广西中医学院黄瑾明教授等人为了发掘这种简便廉验的壮医治疗方法，前往柳江县多次拜访该疗法传承者——当时担任柳州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后来任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的龙玉乾同志，学习该技法，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随后，1986年3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一书。接着，他们首先在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进行了大量推广应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在几年的临床实践检验之后，于1990年1月出版了《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治验录》一书。同时，组织科研人员对该技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1992年，由广西中医学院和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发掘整理及疗效验证研究》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得了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如今，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已在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甚至传播到国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它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在全国推广的实用诊疗技术，是我国民族医实用诊疗技法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的成功范例。
黄汉儒主任医师是一位少有的科技人员，他既担任过人大代表，又担任过政协委员。自1988年至2002年，他连续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届和第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以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非常珍视这些参政议政的机会，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医药事业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他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关注社情民意，尤其是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民族医药事业方面的要求、愿望和建议。在每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活动中，他总是选择医药卫生状况较差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他撰写了包括调查报告、政协提案、人大建议在内的多份文件，并向政协和人大提交。他提交的关于加强民族医药工作、在农村和城市社区推广民族医药适用诊疗技术、加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创办民族医药大学、加强民族医药立法工作，保护民族药材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受到了自治区相关部门和国家相关部委的高度关注。他曾多次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前往百色市各县，深入调研壮族聚居区，倾听当地群众对发展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药的建议。当他获悉百色地区的500多名民间壮医每年为群众看病60多万人次，相当于3个中等县医院的门诊量时，他立即向区人大、区政协反映，希望加强对民族医药的扶持与保护，为民族民间医生的合法执业开绿灯，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制定和通过《广西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时，自治区人大多次征询了黄汉儒主任医师的意见，并请他列席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他常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是官员，而是民意代表。如果没有关注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入实际的精神，就不能担当好代表和委员的职责，就会辜负人民群众的厚望和重托。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黄汉儒主任医师在1984年成为广西中医学院科研生产处的副处长，并担任过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广西中医药学会等多个组织的副会长职务。他曾多次被评为广西优秀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和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然而，尽管他是一个出色的医生和学者，到他2003年退休时，仍然是一名副处级干部，有人嘲笑他“20年一贯制”。黄汉儒主任医师对此十分谦逊，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当官，所以只要能够胜任所长这个职位就很不错了。他从不为自己的职位晋升速度慢而抱怨或发牢骚。与他接触过或曾到他办公室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非常朴实。虽然他兼任多个社会和学术职务，如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及广西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等，但他并没有将这些职务看作什么光环。相反，他把它们视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并且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担任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会长时间最长，已经超过了20年，曾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11年，担任会长、法人代表12年。区内的很多民族民间医生都非常愿意与他接触，并把他当作一位值得信赖、可以交心的朋友和兄长。2008年3月，卫生部批准开展壮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自治区卫生厅任命他为专家组长和首席考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咨询民族医药问题，尤其是壮族医药方面的问题。
即使工作非常繁忙，黄汉儒主任医师始终耐心回答民族医药工作者提出的问题，认真向相关部门反映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并尽可能地协助解决问题。他曾连续担任自治区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医药学科组组长超过10年。在评审过程中，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审阅各地上报的评审材料，从实际出发，公正地对专业人员做出评价，及时将符合晋升条件的人员推荐到更高一级的职位上。在他担任研究所所长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期间，许多本所和广西中医学院的优秀年轻人才在30多岁就获得了正高职称。他自己在47岁时获得了正高职称。黄汉儒主任医师把他对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
2001年8月，黄汉儒主任医师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休，担任学术顾问和名誉所长。2003年1月，他正式退休。然而，他仍然为民族医药发展事业不知疲倦地努力。例如，在2007年，他前往北京10次，或者陪同新班子的主要领导前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研究院汇报工作，或者参加由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或全国重点民族医院、重点专科和重点项目的评审活动。他还作为主要讲演者出席了在南宁举办的第九届国际传统药物学大会，并就“壮药的开发利用”发表了专题演讲。最近几年，他已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授予的“全国民族医药先进个人”称号。然而，他对此只字不提，淡然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并没有做得很好。这些荣誉让我感到惭愧！人老了还要不断学习，否则就真的会落后了。”
黄汉儒老师的人生经历对后辈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榜样和启示。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黄汉儒老师的指导下，一批壮族医药的后起之秀必定会茁壮成长，壮族医药事业也必定会迎来新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