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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44年后的1989年7月，不顾邻居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师生及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简称“预研所”，现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在细菌战部队大本营、新宿区户山前日本军队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强行开建。
“预研所”是在WHO（世界卫生组织，译者注）基准下设立的P3（实验室安全基准3级。2015，在东京武藏村山新建设施为4级）设施，针对鼠疫、恙虫病、斑疹伤寒、出血热等由危险病原体引起的感染症进行基础性研究，原本不应建在闹市区。1989年3月，128名新宿区居民因担心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终止“预研所”的传染性试验并进行搬迁。11年后的2000年7月，此案结束审理，2001年3月27日，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的判决 （注1） ，认定该研究设施不存在向周边地区泄漏危险性病原体的危险。原告居民对此判决不服，继续向高一级法院申诉。
人们在东京新宿区户山建筑工地开挖地面的现场发现了100具以上的人骨。为调查这一事件，以神奈川大学的常石敬一教授为代表成立了“军医学校原址所发现人骨问题研究会”（以下简称“人骨问题研究会”，译者注）。常石敬一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调查、发掘731部队的真相，并不断地将调研结果发表。这次发现人骨的地方位于陆军军医学校内，又与作为细菌战研究网络控制中心的原防疫研究室所在地相邻，距离石井四郎的若松町住宅非常近。对于知道这些的人来说，自然怀疑这次发现的人骨是当时被731部队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中国人的遗骨。
为使遗骨返回故土并查明真相，中国方面与日方签订了共同调查协议。通过协议，日方与活体实验牺牲者的家属展开会面，在平房区开展小规模731部队展，还兴起了主张开展全国规模的731部队展览的市民运动。正是这些进展带来了继畅销书《恶魔的饱食》热潮之后改变战后世代日本人认识的划时代的机会。
在这期间，围绕人骨的保存与调查，厚生省和新宿区进行了多次交锋。1993年3月，新宿居民发起了“要求停止火化和埋葬人骨的新宿居民诉讼”。但是，与要求保全人骨、查明真相的市民运动相反，东京地方法院连同高等法院驳回了居民的正义诉讼。1996年2月，居民上诉至最高法院；2000年12月，最高法院下达了维持原判、居民败诉的判决，居民的诉讼再次被驳回。虽然败诉了，但遗骨的火化问题并没有判决，事实上因居民提起诉讼，这12年间停止了遗骨的火化进程，这成为居民诉讼带来的实质性意义。
其间，作为人骨出土地管辖方的新宿区要求土地管理者厚生省对人骨进行鉴定并确认人骨身份，厚生省以“与犯罪无关、不属于出土文化遗产、无认领人要求”为由予以拒绝，并要求新宿区立即火化和埋葬。发现人骨之初已站在对立面立场的新宿区决定独自组织专家进行人骨鉴定，并于两年九个月之后发表了鉴定结果（即佐仓鉴定）。鉴定结果明确了如下事实：
（1）人骨埋藏年数为十年至百年间；
（2）单是前头骨就有62个，人骨总数有100具以上；
（3）四分之一为女性，包括未成年人；
（4）遗骨中混杂着蒙古等多个民族人种，不是普通日本人的随机性标本；
（5）多个人骨上留有用钻头穿孔、切除、锯断、外力导致的破损等人工加工的痕迹；
（6）有开颅、砸裂、破损、刺伤、切割的痕迹。
这些人骨到底是不是细菌战研发中活体实验的牺牲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人骨应该成为揭露日本帝国部队反人道的残暴行为的直接证据，这一点最为重要。正如数位挺身而出的军医的证言那样，为了给没有战场应急处置和外科手术经验的军医进行实战训练，将俘获的中国士兵和在农田中耕作的农民绑上手术台用作训练的“教材”，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曾十分常见。
上述背景下，细菌战部队在关东军建立的傀儡国——“满洲国”内开始进行细菌战。他们将被称为“马鲁他”的人体实验者关押在充斥着用“马鲁他”做实验的病毒、毒瓦斯的实验场所里。专家判断，那些头骨上钻开的孔、被锯过的痕迹等都是当时还未成立的脑外科手术练习留下的痕迹。
曾于1938年起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工作了4年的伊东荣三证实，防疫研究室的屋顶上曾摆放着10个装有福尔马林的陶瓷水缸和金属大圆桶，陶瓷水缸里装有人头，金属桶里浸泡着身体和四肢。据说能有五六十具，都是被处决的伪满洲国土匪的尸体，但其中也有女人和孩子。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石井开发的装有滤水器的供水车
关于此问题的近况研究表明，与1989年人骨发现地军医学校旧址相邻的即为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的细菌战大本营中枢机构防疫研究室。“人骨问题研究会”和之后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旧址的一角很有可能掩埋着在战败时保存在防疫研究室中大量的人体标本。因为东京为建设户山公园箱根山地区多功能体育场正在积极推动对该地区的装备，“人骨问题研究会”赶在这之前继续将防疫研究室标本资料的发掘调查结果向东京和新宿区进行说明。在证言中多次提及的死于鼠疫的黑色尸体标本、死于霍乱和伤寒的尸体标本，可以成为细菌战部队研究实情的确凿证据。
东京关于是否构成文化遗产的判断标准为：江户时代的遗迹可被认定为文化遗产，而明治之后的时代产物则不予认定。这是否意味着，即使是江户时代杀人留下的遗骨也是文化遗产，而在这之后（因已过起诉时效而不能起诉）的发现就应该执行“与犯罪无关，进行火化掩埋”的命令？这是在漠视想要确认遗骨身份是否为自己亲人的人们的诉求。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外务省仍花费国家预算，向亚洲各地和南海诸岛派遣遗骨收集团，收集散落在各地的日本人遗骨；在军国主义日军铁蹄踏过的亚洲各地建立慰灵碑，建造战死者墓地，将出身不明者就地安葬。各国政府也都在征得市民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这一工作。千鸟渊战死者公墓园早已人满为患。对于能查到一点身份线索的遗骨，由外务省进行调查的同时负责进行保管。这种希望至亲魂归故里的思念之情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恐怕都一样。
医学的进步使得DNA鉴定技术成为可能。无人保证这些人骨中没有一个日本人，更有证人证实因从事危险作业而被细菌感染的部队工作人员也被用作活体实验材料。这样看来，被审判的“战争罪犯”与事实上免罪的“战争罪犯”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但凡是在战场上战死的士兵，不论是被冠以“玉碎”之名自杀还是死于饥饿和疾病，均被后世奉为“英灵”，但世人却忘掉了所谓“英灵”生前虐杀的生命。战后的日本就在这种既自相矛盾又符合时宜的“健忘症”中走到了今天。
2001年6月，日本厚生省终于公布了在新宿市户山防疫研究室旧址发掘出的人骨相关的调查认定报告。这份由厚生省对原陆军军医学校相关的368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的报告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遗骨与731部队的活动有关”，人骨属于“昭和二十年八月前，原陆军军医学校的标本以及为进行医用教学而搜集的尸体的一部分”，提出“由国家进行保管和安葬”。在保管方面，“要在充分尊重死者的基础上建设保管设施”“要怀着哀悼之情进行建设”。基于此，政府在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内部建立了“纳骨堂”，用以保管和存放这些人骨。
但是，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在战后由盟军最高司令部领导，是从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分出的厚生省下属学校外部组织，其前身预防卫生研究所曾为细菌战部队输送了多名细菌学者，初期的历代所长均是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若遗骨中有曾被当作细菌战实验品的中国牺牲者遗骨，日本政府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处理，结合遗骨发现的经历，可以说是历史的报应。
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笔者从电视上看到伊拉克路边躺着死于毒瓦斯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画面以及头戴防毒面具的以色列小孩的画面时，才震惊地得知现在地球上依然在制造和使用毒瓦斯武器这一事实。随着对日军在中国遗留的毒瓦斯武器的调查不断深入，时至今日日军毒瓦斯武器依然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事实逐渐明朗。曾作为日军制毒工厂的广岛县大久野岛工厂和寒川町相模海军工厂的工人们，如今饱受后遗症的折磨，这逐渐引发了社会关注。
战争结束50年后的1995年，在北海道屈斜路湖底发现了废弃的毒气弹。时年88岁的民间人士证实这是当时战败后基于军部提出要消灭证据的要求而被强制胡乱丢弃的。与这位勇于站出来做证的老人相反，当时指挥丢弃的、时年75岁的前陆军下士则以“不想引起骚乱”为由拒绝公开姓名和住址，甚至对《北海道新闻》称：“（把毒气弹）拉上来存在泄漏的危险，而我们肯定希望采取一种最安全的处理方式。（留在湖里的话）假使毒气泄漏了，对那么大湖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不如让这些东西就这么沉睡下去更安全。”（《北海道新闻》，1995年9月21日）
1996年10月，陆军自卫队特殊潜艇部队打捞出26个毒气弹，但这与当地居民已知情况并不同。通过民间组织“知床历史说明会”（代表，森亮一）的调查发现，还存在其他丢弃毒气弹的史实，日本战败投降前海军航空队厂美幌分厂的补给班曾动用8辆4吨卡车向屈斜路湖中丢弃毒气弹。
日军配备使用被明令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并用于大规模杀戮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公然违背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相关规定。
化学战的相关研究始于大正末期（20世纪20年代）。1933年8月，广岛县大久野岛陆军兵工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的成立标志着毒瓦斯武器生产体制的整备。同一时期在千叶县成立了以培养化学战官兵为目的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该所学校在二战期间为化学战专门培养了约10000名将佐和下士官，还有约10000名士兵。这期间，日军在1938年的武汉战役中进行了大规模毒气战。1939年，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扩大，日军将齐齐哈尔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独立分出，成立了关东军化学部（即516部队）。化学战的研发与细菌战的扩充同步，516部队和731部队在使用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方面进行着紧密的联系和合作。
1983年，在神田的旧书店发现的图书《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里《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文中，负责人处用毛笔签有池田少佐的名字，此人即731部队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黄弹”是一种气体，因呈淡黄色而得名，又因散发出芥末的臭味而被称为芥子气。皮肤染毒后如火烧般糜烂、坏死，吸入肺中可致全身中毒而死。
在这份报告书中，还记录有1940年9月7日至10日进行的黄弹人体投射试验和黄弹及路易斯毒气水溶液人体饮用试验等五种人体试验结果 （注2） 。实弹试验中使用的“被实验”的“马鲁他”共计16人，经配置衣着、脸部装备（是否蒙面）、场所等不同条件后暴露于毒气中，观察经历4小时、12小时、24小时、两天、3天和5天后，出现的包含神经损伤在内的一般症状以及皮肤、眼睛、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症状，以明确试验效果的差异性。这种将被试验者捆在木桩上进行实弹人体试验的标准“配置”，被后来的证人证言证实 （注3） 。
被实验者被剥夺了姓名，全部用3位数的数字所代替。731部队还将含有毒气溶液的饮用试验称为“原水攻击效力试验”；对束手无力的被实验者强行灌入含有毒气溶液的试验，却被称为“攻击试验”，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即使是当年目击这些试验的人们，在60年后回忆这些事情时仍然心有余悸。
1942年4月，731细菌战部队和516毒气战部队在海拉尔进行了合作演习，在近3天的所谓演习中就使用了近100名“马鲁他”。他们设置了三角形的碉堡，并在其中设定了测试脉搏的装置，之后将被实验者即“马鲁他”，每两三个人推入其中，然后投入装有窒息性毒气溶液的圆形弹筒，直到被实验者死亡后，他们将遗体搬入附近的帐篷中，进行解剖并记录各脏器的变化。此外，被实验者的血液将运回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和记录。
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搜集被侵华日军遗弃的瓦斯弹
在该次所谓演习中，调任大连支部途中被拉来参加此次演习的目黑正彦，目睹了731部队的病理学者冈本耕造在像野战医院一样的帐篷中熟练地进行解剖的情形。目黑回忆道：“冈本一直嚷道，大家动作都快点，这样的话每天可以解剖100具。”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毒气试验中，731部队派出了解剖领域的精英冈本医生和技师等，并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日军为进行细菌武器、毒气武器的研发，在中国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反复进行人体试验、开发和实战，以至于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日军在中国各地留下了许多毒气武器。这些毒气武器中除有窒息性毒气溶液外，还有装在铁桶中的糜烂剂、喷嚏剂、催泪剂等。战后日方推测遗留在中国各地的这种毒气武器约有70万发，而中方则认为日本遗留下来的这些毒气武器包括炮弹200万发、毒气溶剂100万吨。
战后50年的岁月中，因日军遗留下来的毒气武器就使得2000余名中国人受害。这些在建筑工地现场、河底、农家庭院等处发现的毒气武器，被中国政府先后运到了吉林省敦化市一座远离人烟的山里。这些毒气弹就是当年日军所遗留下来的毒气武器，直到战后50年，这些原日军士兵还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
据中国新华社电，2001年3月上旬，河南省淮阳县的建筑工地现场，发现了原日军遗留下来的毒气弹72发以及普通炮弹130发。在工地现场发现这些炮弹时，突然一个毒气弹冒出了白烟，周边弥漫着刺鼻的臭味。
早在1995年，日本政府批准了《化学武器禁止条约》，该条约于1997年生效。为此，日本决定在今后10年间，对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毒气武器进行处理。人们认为，到2007年4月的10年中，要处理近70万发毒气弹，单从数量上就不太可能，更何况初期试验发掘中出现的70万发毒气弹仅仅是这些毒气弹中的1%而已。而为了处理这其中的70万发毒气弹，经费总预算就从数千亿日元增加到1兆亿日元。
顺便提及的是，根据2000年春的调查，二战末期日军遗弃在南京市的毒气弹就有17612发，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想。其中近2000发毒气弹破损严重。这些毒气弹在当年夏季前发掘出来后被运到了南京郊外的一个临时仓库中。
2000年夏天，黑龙江省北安市也进行了原日军遗弃毒气弹的发掘工作，在进行安全处理后，毒气弹被运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外保存起来。在发掘的毒气弹中，有糜烂性毒气弹733发、喷嚏性毒气弹154发，合计887发。换而言之，在2000年9月开始的第一次毒气弹处理中，花费了10亿日元和两周的时间，发掘的毒气弹仅有不到500发而已。2001年，日本为修建处理毒气弹的化学工厂间的公路以及处理在南京的毒气弹，编列了近54亿4500万日元的预算。
毒气弹的处理需要开发安全处理技术、修建废弃气体设施等，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当然，拿出诚意做最大的努力是日本政府的义务。同时我们也希望人们能够看到没有处理核武器的能力，却能生产核武器，用自己生产的毒物毁灭人类自己的愚蠢性，以此有反省的机会。
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奥姆真理教相关事件中，我们最为震惊的是，他们对731部队大量杀人和制造、使用细菌、毒瓦斯的资料大量搜集并进行研究。教主麻原对埃博拉出血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据说他甚至曾专程赴刚果进行研究，为埃博拉病毒医学研究机构捐款以期拿到菌株，但最终被拒绝。
战后，建立起大型制药公司——绿十字公司的内藤良一，曾作为当时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所属军医，为拿到黄热病病毒，于1939年访问了设在纽约的洛克非勒研究所。这件纠缠不清的事件仿佛还在眼前 （注4） 。事实上，在使用细菌和毒气为武器、以大量的无差别式的杀戮（恐怖主义）毁灭敌人、打着守护教徒（日本人）的名义欲取得战争胜利的恶魔一般的想法上，奥姆真理教和731部队以及沉迷于使用毒气的陆军指挥部有着极高的相似性。笔者曾几次听闻曾从事细菌战研究开发和实战的人以半嘲讽般的口气提起“奥姆真理教的信徒简直就是60年前的自己”这种言论。区别就在于是麻原教还是天皇教而已。
首都东京早高峰时的地铁和平静的松本市街道发生的散播毒气事件，令习惯了和平、失去了危机意识的日本人手足无措，无异于晴天霹雳。各种分析佐证能力和新闻敏感性欠佳的综合节目蜂拥而至，加上充斥着煽情主义的媒体，使得事态持续恶化。松本沙林事件中由于警察追踪的方式使得无辜的人成为新闻暴力的受害者，这是痛苦的教训。到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为止，媒体不仅没有起到反击的作用，反而不顾向社会发出警告的媒体的使命，将一系列奥姆事件作为源源不断的新闻素材进行持续追踪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日本TBS电视台为了在诸多新闻报道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关媒体与奥姆真理教方面沆瀣一气，直接导致了坂本律师一家被杀，甚至将还未公开播放的坂本律师采访录像提供给奥姆真理教这一事实隐瞒了6年之久，并且在坂本律师一家失踪后持续对其进行追踪报道，TBS的行为简直罪大恶极。我对TBS这一行为以及其在真相曝光后的反应深感失望。置身电视媒体行业，我有一种崩塌式的绝望感。
以“艾滋病药害事件”为顶点的日本药害事件，与使用细菌、毒气等武器进行人体实验，开发制造并且使用的医学人员、科研人员犯下战争罪最终却并未被追究的战争史在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管辖市场上出售的全部药品的厚生省是怎样的单位呢？医学人员和军医以细菌战毒气战和人体实验的名义进行杀人，法庭裁定犯罪时以“反人道”罪名定罪。与“战犯杀人数据”相反，战胜国美国对这些医学人员、军医免除了罪名，而日本国内在战后为这些被赦免军医提供保护和优抚待遇的机构便是厚生省。
设在GHQ（美军占领军司令部，译者注）的公众卫生福祉局（PHW）之下的厚生省将细菌战部队研发的疫苗直接应用，以全国婴幼儿为对象进行了半强制性的预防注射，这给731部队相关人员带来了巨大利润。作为细菌战研究中枢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一部分作为厚生省旗下的国立卫生研究所独立出来，前细菌战部队的医生有多人在其中担任要职。随后在这里继续进行为美军的生物战研究，又作为广岛、长崎原爆失踪者调查机关而设立的核爆灾害调查委员会（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简称ABCC）与美军联合运营。
该机构改名为放射线影响研究所后，日方的责任人大多为现在的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大多数原爆受害者进行包括健康障碍在内的长时间观察诊断。以自己的国民作为“实验动物”进行的钚试验，与被视为核试验“实验动物”的核辐射士兵和南太平洋核试验场岛屿住民，成为广岛、长崎原爆人体试验说的依据。现有数目庞大的放射线医学、军事医学的研究论文无不是建立在广岛、长崎原爆受害者牺牲生命和健康的基础上写就的。虽然研究机构形式变化了，但围绕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队—科学家—实验者这一结构与战前相比并无变化。
以天皇为首，一部分军人及教育界、商界人士未曾因为在战争中犯下“医学伦理”相关的罪行而被问责。因此在“艾滋病药害事件”中作为刑事诉讼案被告人的日本帝京大学原副校长安部英，并不怕其作为军医的经历在新闻报道中被提及。这一情况与战后德国完全不同。在战后的德国，使用犹太人进行人体试验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注5） 臭名昭著，即使只是门格勒的同事，想要刻意低调隐匿仍很难生活。
安部英作为血友病治疗权威，临床治疗血友病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引发艾滋病的危险性，如果还有身为医生的良心，就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安全的加热制剂，但他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阻止这一做法带来的更大影响，而是开始策划以此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扩大名望。
作为厚生省艾滋病研究班班长的安部英，于1983年7月18日的第二次班会中，欲将自己收治的因美国原产非加热血液制剂而感染的血友病患者作为日本的第一号艾滋病患者而公之于众，但因与厚生省意图相违背而计划流产。这时厚生省的意图是，献血（虽然实际上是由于卖血导致使用美国原产的输入性血液）带来的错误被发现就会导致应进口加热制剂的呼声高涨，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蔓延到血液事业，因而在那个时间点并不能承认是血液制剂的原因导致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时任厚生省药物局生物制剂科科长的郡司笃晃如是证实。
如此，国家和医学权威共同隐瞒的后果导致日本第一号艾滋病患者的公开发布推迟至两年后的1985年5月 （注6） 。安部作为艾滋病研究班班长，利用受厚生省委派主持进行加热处理制剂的临床试验这一权力推迟加热制剂的研发，增加非加热制剂的库存，为日本绿十字社牟取私利，拖延其他公司的研发进程，并且人为调整绿十字社和其他公司之间研发结果的差异。结果使得日本加热血液制剂获得许可比美国落后了两年四个月。安部出席国际研讨会的费用均由绿十字社等血液制剂大公司承担，并从各企业为自己的财团法人私募捐助，与血液制剂界沆瀣一气。
因为与战时东大医学部时代的对手、顺天堂大学名誉教授盐川优一的竞争得失，以及在执行厚生省意图方面的失意，安部离开了艾滋病研究班，但他野心未减，与弟子联合署名于1988年在《日本输血学会杂志》第34卷第3号上发表了名为《血友病患者（特别是抗HIV抗体转阳的AC、ARC及AIDS）中抗HIV抗体及HIV抗原的变化检索与临床的有效性》的论文。文中跟踪研究了帝京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七位血友病患者的症状，用多种方法测定HIV抗体。其中有两人在测定时并未感染HIV，治疗过程中使用非加热性制剂使其感染了HIV，以便观察抗体转为阳性的时间节点 （注7） 。
这种行为与细菌战部队的医学人员用监狱里的“人体小白鼠”进行活体试验的做法何其相似。患者因信赖其在医疗界和学界的权威慕名就诊，却在治疗过程中背负双重病症折磨的痛苦。“血友病患者所用血液制剂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简直成了“战后合法进行的大规模人体试验” （注8） 。
绿十字社社长松下廉藏是从厚生省调入的负责人，还有5名公司干部也是从厚生省药务局调入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绿十字社早已与厚生省形成了利益共享机制。事实上手握审批实权的日本血液制剂协会中有3位专任理事也是厚生省空降干部。在这样官商勾结的背景下，面对危险的非加热制剂，厚生省非但没有下令回收，反而任由制药公司继续销售。结果使日本血友病患者中4成约1800人因输入血液制剂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近500人因此丧生。
原产地的美国防疫中心（CDC）发出警告后，明知制造过程的非加热制剂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污染，还仍然销售的企业，就是日本大型企业绿十字社。日本绿十字社的创立者内藤良一原来就是自称为石井四郎的骨干、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的中枢成员的原军医中佐。
以制造和生产输血用血液制剂而成为日本大型医药公司的绿十字社，本应该因生产血液制剂而消亡，但在内藤良一这样血液制剂第一人控制的背景下，还掌握了使用冷冻真空干燥技术提取干燥血浆的技术。内藤在陆军军医学校的防疫研究室工作期间，开发了日本第一台冷冻真空干燥机。由此冷冻真空干燥机这一技术成为了细菌战的关键。这种技术概括起来就是，将细菌加工成粉末状，以便长期保存，便于运输，并使得细菌在装入陶土罐中从空中投放后又能爆裂，使得粉末细菌能够在空中撒播（目黑正彦证言）。
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均未受到揭发和制裁，身份由军人转为商人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将血液和胎盘商品化，操纵遗传基因研究和脏器移植，将丝毫不顾及生命尊严和医学伦理而建立的企业包裹在商业外表下，本质上却有着细菌战部队狂妄的战争基因。所以才发生了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用于进行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实验这种现象 （注9） 。
在此次“艾滋病药害事件”中，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原预防研究所）负有重大过失责任。预防研究所改名为传染病研究所后工作内容除进行病毒研究外，还负责检查抗生素和血液制剂、为合格品贴“国家检验合格证”的工作。实际上，作为艾滋病感染源的污染血液制剂是由预防研究所审查，并代替厚生省颁发“国家检验合格证”，保证品质，允许出售。
早在1982年，美国防疫中心就在其周报中向世界发出重视“血友病相关的艾滋病”警告。日本范围内最早得知该消息的就是预防研究所。如名所示，预防研究所应担负起对国民健康负责的重要使命。作为负责血液制剂品质检查的“血液制剂部”部长的安田纯一，虽然是厚生省艾滋病研究班成员，但在加热制剂得到认可的1985年7月以前，一直为遭到艾滋病病毒污染的非加热制剂粘贴合格鉴定书并推向市场。
追求金钱、名誉、权力等而利欲熏心的医生、制药界、厚生省官僚们在将近20年间放任和掩盖所涉及的药品和职务犯罪。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学家都没有顾及医学伦理，没有阻止危险的非加热制剂出售，也没有任何想要减少无辜者死亡的劝诫和行动。这样的国立预防研究所如何担当得了专业机构的名声呢。
持续进行人体实验的毒气战、细菌战的日本医学界应负起重大战争犯罪的责任，但却从未因此获罪。对日本医学界来说，人权意识是距离相当遥远的战前的意识形态和博弈关系，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反省。一方面打着治病救人的名号接受人们的信赖和尊敬，另一方面，频繁发生的医疗事故在某些条件下将这种机制暴露出来。日本医学界与企业和官僚的勾结行为与日本帝国陆军时代的腐败和结构何其相似。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及患者遗属曾将绿十字社三代历任社长——帝京大学原副校长安部英、郡司笃晃、厚生省原生物制剂课课长松村明仁以刑事罪告上法庭。
2001年3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以职业过失致人死亡嫌疑被逮捕并起诉的安部英作出了无罪判决。针对一名患者死亡，安部英是否该承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这是基于法律的最终判决。这将近乎人体试验而致人感染死亡的事实，甚至连“过失”都难以认定。在法庭上争论的焦点中，因不是安部本人注射，不是实施犯，故此不能判处有罪这样的争论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现代医学思考会”的代表山口研一医生认为，“艾滋病药害是以731部队为起端的医学、企业、国家三者间所组成的共同犯罪”。在关于安部的审判中，“如果判处安部有罪的话，那么医学的代表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企业（绿十字社）以及国家（厚生省官僚和政治家）就都有罪。鉴于这一问题的重大性，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就说明是法院屈服的结果”。 （注10） 此前，日本法院对于绿十字社的三任社长，均作出了没有缓刑的实刑判决，三任社长均不服判决进行了上诉。2001年9月29日，判决安部被告无罪的东京地方裁判所永井敏夫审判长，对厚生省生物药物局原生物制剂课课长松村明仁作出了监禁1年，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如果这是司法指出了不能裁决的行政的错误的话，应该对这一判决给予高度评价。但同年10月，松村被告的律师不服从判决，进行了上诉。
1996年夏，日本
市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感染者达到6000人以上。仅1996年夏天，日本全国大肠杆菌O-157感染者便达到约1万人，死亡12人。
如果对日军细菌战情况有些许了解的话，看到
市医院横七竖八躺在走廊里痛苦不堪的孩子们时，不禁就会想起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有证言称，他们在水井和河流中倒入伤寒的培养液，给难民收容所中饥饿的难民提供掺有细菌的馒头，在中国的城市、村庄上空播撒鼠疫菌污染的病毒。在这些目标区域中生活的人们无不死于细菌感染。日军野战部队攻入村落，确认细菌是否奏效，并将活着的感染者直接解剖，将村落烧毁以销毁证据。
O-157感染期间，因不能确定感染源的时间，使得我们感受到半世纪前细菌战部队的卑鄙做法。时至今日，炭疽菌仍给美国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哈尔滨，面向日本人开设的富士女校宿舍中流行鼠疫病菌，数名女学生和老师合计20人以上感染后死亡。该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源于开设在女校附近的苏联商店售卖的糖中含有细菌所导致。但据仍活着的证人称，他们确信该事件是由于学校食堂所采用的青菜来自哈尔滨郊外731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村落。当我得知这一事实时，内心无比震惊。
市的此次疫情也是因为学校和养老院的餐饮中心将含有病原菌的食物配送到各设施，才引起了这种疾病的大流行。
在确定感染源时，花费了太长的时间，不仅如此，地方当局在确定感染源时将萝卜误认为是这起流行病的感染源，以至于受到巨大打击的萝卜种植农户愤而提起了诉讼。O-157其威力过于强大，可以和细菌武器中没有得到应用的肉毒菌匹敌。这种病原菌在美国被发现时是1982年，和艾滋病病毒的发现为同一个时期。1990年，日本
玉县浦和市的幼儿园曾经发生了两人死亡的事件。为此，厚生省在这一时期，组织专家组对发生这种病的实际情况、预防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报告，从1988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间里，该疾病患者有508人，其中有23人死亡。
在该项报告中，学者们从遗传基因学的危险性角度，指出了O-157存在以下事实。
痢疾实际上有许多种类。其中的志贺痢疾菌，为日本志贺洁博士所发现的痢疾菌。该细菌可能引起出血性痢疾，有时会引起肾脏不全或脑膜炎。最近我们了解到，病原性大肠杆菌O-157实际上与志贺痢疾菌的毒素相同。目前为止的大肠杆菌是不具有引起肾脏或脑膜炎症状的毒素，但在突然的数年间，出现了能够产生强力毒素的大肠杆菌。据我们推测这可能就是原来的痢疾菌遗传基因开始向大肠杆菌转移所致。事实上，志贺痢疾菌的毒素氨基酸组合和病原性大肠杆菌O-157所带有的贝罗毒素的氨基酸组合有着非常的相同性。我们取出志贺痢疾菌和O-157毒素遗传基因，进行盐基组合分析后发现几乎100%相同。也就是说，遗传基因不仅是父辈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这样垂直的遗传，而且也进行同种的固体间、异种的生物固体间遗传。遗传基因学就是将遗传基因间的水平遗传如何进行富有效率的和强力推进的技术。如将A细菌中仅仅移入B细菌的遗传基因中，却无意间将C细菌也移入了进去，这样，就存在以下问题：这一移动期间，遗传基因乃至于遗传基因群，如果有病原性的东西混入其中，该如何处理。还有在研究室中，在某病原体的毒素中发现遗传基因，如果将此进行克隆，并作为研究材料大量保存；或者研究者因操作失误，将其外泄，或拿出实验室 （注11） 。
市流行病发生后，有关新病原性的危险性的文献陆续出版了。其中，预研疫苗的负责人根路铭国昭，在
市O-157大流行期间，于《文艺春秋》9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O-157和病毒大流行时代》的论文，提出了O-157病毒的出现为从事遗传基因学研究中人为带出来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有从实验设施中进行遗传基因试验中出现的新病毒泄露到了外面的可能性。对有关艾滋病病毒和731部队的关系进行详细说明的《猎人病毒》中，许多专家也对此作出了同样的解释。
这样，在性质上、危险度和治疗方法等未知的病原体激增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正因为如此，东京的居民们才发起了在东京电车线山手线内的市中心地，竟然有培养和实验这些未知的危险性病原体的“预研所”设施的反对运动 （注12） 。即使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但在东京的市中心设立这样的危险设施，东京对当事者也应该有一个逆向的启蒙教育。进而，既然根路铭国昭自己本身就是病毒专家，如果能够了解病毒对于家人和其所在地区带来的危险性的话，也就不会实名发表那样的论文了。
美国女医学媒体人罗宾·马兰池·黑尼在其著作《病毒的反叛》 （注13） 一书中，就指出了新病原体的出现以及进行该项试验的设施的危险性。
事实上，遗传基因试验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YIH）。为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制定了安全防疫指南后才开始进行系列试验。美国俄亥俄州和新墨西哥州，最初发生O-157集体中毒事件是1982年，病因均为汉堡中的肉馅儿所致。这一期间，也是美国进行遗传基因试验的普及期，各地进行了许多生产病原体的遗传基因试验。这些细菌在遗传基因试验中是人为产生的还是自然界偶然引起的遗传基因转换，截至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发生和流行时期看，也不能排除人工进行转换而产生的可能性 （注14） 。
原准备征服地球的人类，也许有一天会被自己所创造的科学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击溃。一味求高的20世纪的人类遗产，需要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们重新进行一次检验。在何为幸福的质朴的疑问下，我们需要创造新的价值观。
“9·11”当天，因为台风没法出门，所以少见地坐在家里看到了晚间10点新闻。新闻开始没多久，就插播进一条一架客机猛然撞进世贸中心大楼并起火的新闻。从看到那条新闻起到第二天早晨5点，我都没有换台，目睹了整个经过。
如果将爆发性的暴力破坏行为称为战争的话，那么当天这件事情无疑就是战争。时值本书第一稿已经校对完毕，笔者亲眼所见的景象以及布什总统的复仇宣言使得我所论述的“战争观”的前提受到冲击。我曾认为，在有生之年不会再次见到世界大战的爆发，至少在曾品尝过战败滋味的日本，日常生活中不会发生再次被卷入战争危险的事件。在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前提下，我对战争中一代进行了批判。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体会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走上谁也无法阻止的战争道路的。战后的60多年中，被毫无反省的战中一代养育长大的新一代人，对于残酷、残暴的战争记忆已经毫无感觉。就连仍存有战争记忆的我本人，在面对真实的战争场面时都只能茫然呆立。
既已发誓“永不参战”，那么就应维持中立，不加入任何阵营。“后方支援”也好，“护卫”也罢，无不是从当事方美国当时的立场制定的。崇高的宪法第九条的框架下，去除日本复苏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这源于美国的意图。但冷战格局已经确立，在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形势下，美国出于提升日本军事后备能力的需求，建立了“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永不参战”的誓言就此被打破。
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刚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曾把自卫队译为“军队”，为此收到了来自政府机关的投诉。自卫队并非军队，而应译为“自我防卫机构”。但是，最近这种事情已经不足以成为话题，现实情况是，将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国家意志作为人类的崇高追求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感觉不到。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恐怕会变得不安定。在这种连和平的未来都无法传承给下一代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挫败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细菌战的研究者，深切地感受到细菌战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战术”。一日之间改变美国人民命运的“恐怖袭击”之后，炭疽菌带来的恐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心理战。电视台和国会议员先后成为目标，甚至导致议会被迫关闭。
防卫厅设有从事防疫工作的“防卫科部队”和处理化学武器的“化学防护队”。2000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有关处理生化武器的恳谈会”会议纪要中记录着“为PKO（联合国维和行动，Peace Keeping Operation）和进行国际紧急援助活动，自卫队是否有必要掌握应对生化武器的技术情报”的内容，指出了“易保存、易使用”的天花病毒和炭疽菌的重要性 （注15） 。该会议纪要还记录有“有必要为无诊疗炭疽菌疾病相关经验的临床医生提供疾病相关的视频和手册，同时为临床医生建立起相关问答机制”等内容。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虽然都曾长时间与该病原体接触、详细观察记录过感染经过、进行过活体解剖并留有相关论文，对于治疗且治愈该病毒却并没有相关经验。但作为军事机密的军事医学论文中，与炭疽菌相关的论文不在少数。日本战败后，作为免罪的回报，日方提供了3份英译人体实验报告书，也就是1990年发现的《达古威文档》，《A报告书》中有关于炭疽菌的报告。
至今为止，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细菌不断进化，疫苗也相应进行改进提升。731部队的实验数据现在恐怕已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因为医学界的努力，天花病毒已经被攻克，人们已经不需要注射预防疫苗。但对于恐怖主义来说，生化武器依然有着可以引发社会恐慌的能力。
731部队在中国使用鼠疫病毒、霍乱病毒、伤寒病毒等进行细菌战，受到感染的有军人也有平民，死状惨不忍睹。饱受战火折磨的人们大多数甚至不明白为何身患如此痛苦的疾病，如同蝼蚁般死去。特别是在东北，日本士兵和普通日本人也有不少死于病毒感染。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肉眼无法看到的武器，生化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恐怖主义色彩。为研发更强大的细菌武器，为生产更多细菌，经常对感染者进行活体解剖和采集血样。从这个意义来看，731部队是一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实践部队。
对待如今法制化、秩序化以及信息高度公开化的美国，并没有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必要。仅仅是一点“白色粉末”的感染者足以造成震撼整个国度的“细菌心理战”。CBS电视台对包括自己女员工在内的美国三大网络集团均出现炭疽菌感染者这一事实发表言论称，问题并非出自炭疽菌，而是出自人类的恐惧心理。
因为“野蛮的”恐怖主义攻击破坏“高度文明的社会”，滥杀无辜，因而理应受到惩罚性的攻击。在这种单纯的模式下，美国派出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而不去探究这种骇人的恐怖袭击发生的历史背景。以CNN等美国三大媒体为代表的世界媒体带着愤怒和憎恨报道着恐怖分子的活动的欺骗性。在美国的猛烈打击下，并没有人来报道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活在杀戮和战火中。
被称为“穷人的核武器”的生化武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731部队的研究得到了飞跃式的进展。美军一方面明知这些研究是在以活人为实验对象、将无辜平民拖入地狱的实战中完成的，另一方面以赦免战犯为条件要求日本提供所有的实验数据，并在这些军方数据基础上进行今天的研究。
据说在苏联时期研制的炭疽菌至今仍被用于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回溯历史，日本、苏联、美国和英国等国竞相开发的细菌武器之一就是炭疽菌。生化武器带来的是不分敌我的人员伤亡，但狂热分子仍大胆地将其应用在实战中。对付在自然界中感染动物和人类的病原菌，只要开发针对性的疫苗便可以战胜它。但如果对手作为更新速度更快、破坏性更大的武器的身份而存在，甚至是进化变异成极其危险的物质的可能性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范畴，情况就变得棘手。这被称为“恶魔的研究成果”。应该掌握了上述“恶魔的研究成果”技术的美国，因为收到了用邮件这样原始方式发起的进攻就陷入恐慌状态，只能说是一种讽刺。
20世纪80年代，对于贴着“终结者国家”标签的伊拉克生化武器开发项目，美国曾出于战略规划的考虑采取过支援政策。但世界战略构想的基础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恐怖主义分子看清了美国这种双重标准，从而将之列为憎恶对象。日本享受和平战后的几十年间，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并未向日本复仇。美国也不会允许类似的复仇行为。正因为如此，日本在参与“报复性攻击”行为前，就应向世界舆论说明“报复性攻击并不会带来和平”。日本立场的独特性在于出发点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的“放弃战争”的法律要求，因而也可以起到其他国家达不到的效果。
注1 请详见预研-感染研判决会主页http://village.infoweb. ne.jp/yoken及预研-感染研判决会合作研究团体“细菌时代的安全性环境研究中心”网页http://homepege2.nifty.com/bio-anzenken。
注2 田中明、松村高夫编：《731部队作战资料》，不二出版社，1991年。
注3 本书介绍了731部队第二部气象班西岛鹤雄、第三部运输班越定男的证言。
注4 RG112, MFB,WNA,War Dept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日译本为常石敬一编译：《目标：石井》，大月书店，1984年，第25～30页。
注5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系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进行人体试验的医生，被称为“死亡医生”。德国战败后，潜逃到南美洲。虽然1979年在巴西死亡，但其后的尚在一说一直存在。1985年，追踪纳粹德国生存者的犹太人团体悬赏100万美元抓捕Josef Mengele，后经1992年的DNA检测，确认了其已死亡。
注6 松下一成：《绿十字社和731部队》，三一书房，1996年，第100页。
注7 同上，第248页。
注8 山口研一郎：《关于安部英无罪判决的历史考察——731部队现代版的“艾滋病药害事件”》，载于《ABC企划NEWS》第16号，2001年5月25日。
注9 同上。
注10 同上。
注11 本庄重男：《遗传学的危险性》，载于《遗传学安全研通信》第2号，1999年9月。
注12 芝田进午：《要求预研再搬迁新闻》，第33号，预研裁判会，1996年9月15日。
注13 长野敬，赤松真纪译：《病毒的反叛》，青土社，1996年。
注14 天野启佑：《大肠杆菌O-157是人工制造的吗》，载于《生物灾难的噩梦》，宝岛社，2000年3月29日。
注15 日本防卫厅自卫队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