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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巴黎的冬天印象格外深刻——不能简单概述为开心或不开心——只是空蒙一片，缺失意义，却很有劲。清晨的塞纳河寂静、冷冽，正午的天空渗透着淡紫灰蒙的日光。即便在晴天，头顶的太阳也是孱弱无力，遥远而渺小得不可思议。我记得自己工作结束后都是步行回家的，这样就能在静谧微暗的暮光中走到杜伊勒里宫。
十七岁，身在巴黎，无拘无束，对上一代人来说，这是任何心怀抱负的艺术家或作家都会向往的理想状态，哪怕一文不名都没关系。反而有钱才令人怀疑，因为常言道，个人财富与艺术天分水火不容；有了钱，你就得帮那些只有艺术天分的人活下去。
可是十七岁的人精力充沛，可以省下公共汽车票的钱步行好几英里
，能一口气跑上六七段楼梯，直达顶楼房间，不工作的话可以一天只吃一顿饭，整天待在床上，啃啃面包就行。我几个月不洗澡，自己洗衣服，每天晚上被臭虫咬，得排除万难（要是这些麻烦发生在美国，那我早完蛋了），拥抱一切，因为我在巴黎。
我想，那是因为当时觉得人人都在巴黎。我和所有那些人共享这个城市。毕加索那时还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蓬头垢面；格特鲁德·斯泰因正忙着要出自己的平装版作品；斯特拉文斯基还在写《圣诗交响曲》；乔伊斯的《写作中》
才完成一半；佳吉列夫和他了不起的剧团也在巴黎。也是在那个时期，我以为艺术界那些纷纷扰扰的冲突和流言蜚语无比重要，总之，就像你对战争的结果十分在意，始终要正面观望战局。超现实主义者在自己的夜总会里定期展开激战，任何艺术宣扬都必须有几位政客到场。那是美学暴力的鼎盛期，创意艺术家的基本诉求就是惊世骇俗。
对艺术家、准艺术家，以及无数认为必须和某种艺术或艺术从业者产生关联的人来说，巴黎不仅仅是一座有着林荫大道、咖啡馆、商店、璀璨夜景、公园、博物馆、历史纪念碑的辉煌之城；它本身就是一片完整的大陆，每个区域都必须用脚步丈量和探索。我不清楚自己走过了几千英里的路，我在那里的街道上漫步，从文森森林（Bois de Vincennes）到肖蒙山丘公园（Buttes-Chaumont），从奥特伊区（Auteuil）到夏朗东（Charenton），我始终想渗透、理解、分享笼罩这座城市的神秘感，想要找到那些无人知晓的消失的角落，发掘那些自己未曾见过的奇街怪巷，它们的形象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那和谐整体中无尽的变幻，每一天都会发现新鲜刺激事物的信念，这一切让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有了一种满足和精神上的富有感。我认为正是这些，而非巴黎所能带来的具体实际的好处，才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的重要会聚地。
在过去，这些具体实际的好处当然也比今天多。有一段时间，整个左岸仿佛完全是为了艺术家而存在着。那里是他们的家，生活节奏由他们来定，旅馆、咖啡馆、餐馆的定价也在他们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现在不同了，食物价格令人咂舌，巴黎还成了欧洲房源最糟糕之地。现在，普通艺术家的生活与阁楼工作室酒瓶里插蜡烛照明的传统 波希米亚生活 截然不同。往昔的生活确实寒酸，可当下的却令人沮丧。现在的工作室并不为艺术家而建，很早就有人搬进了这样的建筑，都是些有钱的资产阶级，他们认为住在这种有“艺术氛围”的地方很时髦。艺术家连公寓顶楼用人的房间都租不起了，他们被迫远离巴黎市中心，住进贫民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得在狭小的房间里自己烧饭吃，还得经常拎着水桶上下好几段楼梯去底下的院子打自来水。
难怪最近倡导“回归土地”的运动。一些从事不同艺术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在郊区租下一幢小楼，不必预付房费。（预付房费和租金完全不同，是一笔为了获得搬入资格必须交纳给业主的额外费用。在巴黎，一间普通工作室预付房费就高达近1000美元。）然后他们就根据需求划分住房，在花园里种蔬菜，安定下来，要进城就骑自行车。花园在生活开支上大有裨益。这样的生活与传统的巴黎艺术家生活理念相去甚远，人们自然能理解，这样的变化最终会产生深远的美学影响，或许这也对应了最近放弃抽象和非客观主义，偏于具象主义的发展趋势。总之，目前巴黎的普通艺术家（目前光是画家全城就有大约4.68万人）的日子并不好过。
艺术生的日子就更是每况愈下，为了求学他们只能生活在市中心配有家具的宿舍里，得去餐馆吃饭，可是交了房租后他们大多囊中羞涩。美术学院附近有一个专门的学生之家，他们可以在那里就餐，每餐主要是汤和面食，70法郎（大约20美分）一份，倒也划算。可是艺术院校，作为艺术教育最为重要的培养机构，已经很久都招不到真正有创意天赋的学生了。那些离开学院自谋出路的人都待在集体工作室和自己的房间里。
马克·兰波就是这样一位艺术生。他二十三岁，两年前被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系录取，但其实这只是他为了离开家乡普瓦捷想出的法子，家人不希望他当画家。他现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是肯定的，常常举步维艰；家里寄给他的钱入不敷出，维持生计得靠脑力和苦力。不过，只有脑力不够了，他才勤能补拙，凌晨三点步行从蒙帕纳斯走到旧市场（Les Hales），干上五六个小时的体力活，从乡下运货的卡车上搬下一箱箱的蔬菜。倒不是说他不爱干体力活，而是苦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他想把更多的功夫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即绘画。他的房租开销不大，因为他想方设法在布瓦索纳德街租到了一间很小的公寓房，公寓主人是一位好心的老妇人，她靠钩织围巾在右岸开了一家小店铺。她以前常常画水彩风景画，觉得自己是个画家，所以把房间以很低的价格租给了他。
如果按平常的节奏生活，不去市场搬运蔬菜，他就会在早上八点左右起床，自己用煤气炉煮黑咖啡喝，然后穿戴整齐，出门前往大茅屋美术学院（la Grande Chaumiere）的画室。冬季初期他付了很少的一笔钱，每天过去画画，用的模特也是画室提供的。去画室的途中，他有意经过穹顶咖啡馆，视线扫过那里的露天咖啡座，希望看到有朋友坐在那里——最好是外国朋友，因为外国人会请他坐下喝一杯的。当然，马克自己是不可能去咖啡馆露天座点咖啡喝的。朋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能帮他解决俗世的经济开销问题，还在于他们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人。他有三四个真正的好友，和他一样都是艺术生，不过大家都更愿意拿自己当画家。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个小团体视为自己生活中的社交核心，各人都指望其他人能给予自己精神、智性，甚至暂时的物质支持。比借出实际的现金更重要的是引介重要人物或有钱人。互帮互助的兄弟感情几乎是所有年轻艺术家生活中的 必要元素 。
大茅屋学院的画室充斥着烟草和松节油的气味，大街上始终令人感到阴湿寒冷，画室就是庇护地。马克和画友们寒暄几句，就继续前一天未完的工作。他聚精会神，直到饿了好久，饥肠辘辘的感觉很明显了，他依然继续画着，因为吃了饭就很难回到之前的状态。终于饿得受不了了，他才出门。如果口袋里还有点钱，他或许会走到瓦加餐馆，那里多年来一直是该地区的地标，热爱艺术的波兰女老板会以最低廉的价格为画家和模特顾客提供有营养的餐食。坐在那里慢慢吃饭，餐后悠悠地喝上一杯咖啡，真是愉悦轻松。可是马克没那个闲工夫，下午的工作很满，回家之前至少有三场画展要看，到家后还得用大约一个小时画尚未完成的静物画。
他找了个朋友和他一起去看画展。他们悠闲地穿过街道，一边不停聊天、讨论、争执。他下午五点半左右回到布瓦松纳德街的家里，接着就坐下来工作。六点三刻他出门买晚餐，有两个朋友会过来一起吃饭。他要买一斤番茄、几条面包，还有一升酒。他们说好了，那两个朋友会带一大块牛排过来。等朋友来了，他发现牛排不如预计的大，但不管怎样，够吃了。晚餐后，他们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艺术和文学。如果天气不错，他们就沿着塞纳河慢慢地走，继续谈论，好像都没意识到已经离开了房间。
可是，马克·兰波突然道了声晚安，猛地沿着小巷冲了过去。原来他和尼柯尔有约会。他们相识差不多一年了。他曾在一个美好的春日午后去卢森堡花园，在阳光下坐了一会儿。每当公园管理人员走过来，他就换一个座位，这样就不用付钱了。当时她也在，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他至今还没见过她家人，主要是因为她们住在很远的马约门。此时马克朝着圣米歇尔大街飞奔，尼柯尔就站在苏芙洛街角一家咖啡馆外的街沿上。他牵过姑娘的手，两人一起走向卢森堡花园。这一次马克没怎么说话，只有零星的一字半句。他们无须多语。走到奥古斯特公爵街，两人的步子慢了下来。走进阴影处，他们抚着格状铁栅栏，静静地站着。一旁经过的人们并没留意他们，甚至没有路过的巡警上来干扰。一年里有那么几次，当马克得知房东太太要出门一段时间，就斗胆让尼柯尔住到自己那里，不过这么做风险很大。老太太早就明确表示过绝对不允许这种做法，马克之前的房客就是为此走人的。真要丢了廉租房的机会，那可就惨了。所以马克和尼柯尔就这么一直站在奥古斯特公爵街的阴影处。
终于，他们又走了起来，这一次脚步更缓慢，朝着圣母院地铁站的方向。最后一班地铁零点四十五分离开，必须确保让尼柯尔赶上车。马克在小窗口买了两张票，两人走进地铁通道，来到站台一端。清扫工大喊着：“借过！借过！”他们就此告别。地铁轰隆隆的进站声盖住了他们的道别。他们沿着站台跟随着车奔跑，尼柯尔独自进了最后一节车厢，马克伫立了一会儿，望着她离去，然后走上阶梯，回到大街上，准备返回奥古斯特公爵街睡觉。
在巴黎成为艺术家或维持艺术家身份，除开实际的物质困难，这个城市还是能带来一些真正的优势的。如大家所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心理优势对艺术家最为重要。首先，无论哪一种艺术家在巴黎都会得到尊重，被社会接纳。他的公民地位与任何专业人士同等重要。对民众而言，此种明智的态度也会带来实际的好处。例如，当我作为作曲家身处巴黎时，邮寄乐谱时可以贴上“商业文件”的标记，邮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而我无须额外支付特快邮件费。乐谱特别重，所以这上面的差别就很大。
其次，法国人对艺术家及其友人的放纵行为习以为常，一般不会有意为难他们，除非太过分。艺术家也不会在乎这究竟是真正的宽容，抑或只是漠然。他只管过自己的生活，随心打扮和恋爱。法国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人人都有个性，而艺术家表达个性的方式往往区别于常人，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现象让艺术家对巴黎钟情不已，即一旦成功，付出所得到的回报也越多，确实如此。你根本无法想象那些所谓的巴黎现代大师到底想要赚多少钱。美国的知名画家觉得一年赚一万美元就很幸运了，可在巴黎，画家们比这多赚好几倍都没啥稀奇的。有一位拉丁美洲的画家，都算不上“现代大师”，无论在美洲或欧洲都不是太知名，去年在巴黎居然赚了7.5万美元。哪怕非法国籍的画家身份明显不利，毕竟法国人买画时有着令人惊讶的民族主义倾向。由此可以想象，像布拉克（Braque）、卢奥（Rouault）、马蒂斯（Matisse）、杜菲（Dufy）这样的法国画家会有多少收入。总之，可以这么认为，绘画事业一旦能在巴黎开展，那就算步入了正轨。法国人买画大多出于投资考虑。这是一桩大生意，谁签的名是很重要的。
说到签名，我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趣事。巴黎始终住着一群西班牙画家，他们常常有自己的小圈子，与他人保持距离，不好相处。近来他们常在穹顶咖啡馆聚会，领头的是前超现实主义画家多明戈斯（Dominguez）。一天，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叫奥提斯的小伙子发现手头比平日紧了一些。其实他除了一块金子已经身无分文。那金块他存了很久，就是以防出现这样的紧急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最该把金块卖给一个人，那人就是毕加索。他是西班牙同乡，又是画家同行，幸好还是有钱人。可是，当奥提斯把金块带给大师，毕加索却说自己没啥用处，但他看看奥提斯的表情，又说：“不过，就在我这里放几天吧，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奥提斯离开时和去时一样难过，他再次沮丧地坐在穹顶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上，等着。此时，毕加索正兴奋地钻研金匠的基本工艺，之前他还真没留意过这手艺。他把金块熔了，做成一张小小的、颇具阿兹特克人形态的面具，五官是浮雕的，背面还刻有他的签名。当奥提斯来他的工作室询问大师是否找到了金块的买家，毕加索便把面具递给他，说道：“我想这起码是你之前金块三倍的价格了。”事实证明这个估价非常准确。
在巴黎，艺术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被艺术副产品的高额消费带偏。橱窗展示、海报、包装，甚至道具布置，这些事情并不经专业人士之手，而是由职业画家来做。于是乎，巴黎就比其他很多国家有更多的人出于投资目的而对绘画感兴趣。很多巴黎画家的名字出了法国就无人知晓，可是他们的油画作品在巴黎能卖高价，因为人们喜欢把这些画挂在墙上。你很可能会看到医生、牙科大夫、律师的办公室里有这些油画装饰。买画人也是业余收藏者，很清楚收购画作的价值，对自己感兴趣的画家作品的市价浮动十分敏感。这类买家很少会购买年轻画家的作品。假如新手的画能卖出，购买者往往是到巴黎旅游的外国人，法国人是不会买的。
至于旅居巴黎的美国画家，我可以很负责地说，买他们画的全是美国人。美国人的画，法国人几乎不懂，也不感兴趣，它们在巴黎画市上没什么价值。当然，住在巴黎的美国画家对此并不在乎，反正他们不是为此来巴黎的。他们也不是为了学艺而来。美术学院的三千名学生中，大约只有二十来个美国人。他们一般会住在卢米叶村（La Vile Lumiere），原因不外乎：他们喜欢那里的生活（同样的价格能让他们比在美国过得更愉快），要不就是他们想在巴黎的画廊开画展。
美国画家或雕塑家一旦回国，如果他曾在巴黎知名画廊办过个展，这可是很了不得的事。巴黎个展就像个人作品上加盖了优质印章，因为这多少意味着作品达到了有着最高艺术标准的展厅要求。事实并非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画家要有足够的钱办这样的画展。要是有评论，也都是好话，这表明画家有能力买下这些评论。估计也没有其他大都市像巴黎一样，可以用金钱来买艺术批评。（这种褒扬的反作用在于，公众会产生健康的免疫力，对所有批评心生怀疑。）不过这对美国画家意义重大。对个展的评论就是在美国画廊办展的敲门砖，而且对作品在美国市场的销路大有裨益。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右岸一家著名画廊的合伙人，有一天他对我讲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一次画展上，他们期盼的一位报刊评论家未到场，无论是开幕前、展期，还是开幕后，都没有露面，大家十分困惑。此后那家报纸刊出了一篇对画展大加褒扬的评论，这就更令人不解了。几天后，评论家来到画廊，拿起一本昂贵的画册，夹在胳膊下，准备离开。工作人员上前干涉。“哦，不是的，”他轻松地说道，“别误会，上周我写评论赞扬了这个画展，你忘了？”说着他就带着画册走了，没准儿他还在街角把它卖了呢。
如果你想在巴黎办展，就一定得舍得花上一大笔钱，得把评论家哄开心了，得准备美酒美食，而普通画廊的办展费用在5万到30万法郎不等；要是在更高档优雅些的地方，价位就更高。如果你恰好是美国人，他们就很可能会抬价。法国人觉得，要是美国人和法国人用同样的价格获得相同的东西，那就是大大的不公。
为了避免这样的剥削，说真的，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有可能在巴黎展出，一群美国画家就团结起来，在圣母院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店，就在圣朱利安街。他们把小店改造成一家画廊，命名为“八号画廊”。我不知道最初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风险投资，不过目前已经超过二十人。他们在那里不仅展出自己的作品，也展出非投资人的作品。（迄今他们只办美国人的画展。）就这样，他们把办展成本降低到了大约1.8万法郎，毫无疑问，这样的节省对画家本人而言意义重大。此外，办展地点要选在美国游客常去之地，因为这些地方会在旅游指南上标出，那里还有诸如名为“博丽酒吧”（Le Caveau de la Bolée）的夜总会，这样就成功了。
巴黎几乎一直是艺术丑闻的胜地，人人乐此不疲，聊完也就没有下文了。去年又发生了一起画作盗窃案，这次失窃的不是卢浮宫，而是现代艺术馆。涉事的两个小伙子倒是很会挑选，偷了毕加索的著名画作《烫衣服的女子》，还有一幅价值4000万法郎的雷诺阿画作（哪怕现今的法郎价位都在10万以上）。可是，在警方讯问时，他们坚持说自己的行为完全出于对画作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利益。（要是在美国，他们也许会声称是为了寻求刺激。）据说巴黎流窜着一位技艺高超的赝品伪造者，到处绘制和出售失踪已久的名画。人人都说此人是个大人物，只是难以绳之以法，因为他在上面有关系。如果你想要弄明白是哪幅画作、仿造的是谁的作品，线索就变得很模糊，最终一无所获。不过，这也足以表明，要是巴黎人想要炮制传奇，他们的想象力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最近协和广场就发生了一则丑闻，持续时间不长，绝对适合拍成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的早期电影。一天早上，大广场中央方尖碑下来了一位留着胡须、样貌堂堂的老年绅士，他拎着一只公文包，准备爬上塔顶。警察立刻走上去，告知他这样的行为被明令禁止，也闻所未闻。这位绅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像是官方文件的东西。他说自己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要研究方尖碑顶上的象形文字，该部门管事的一听有如此遗迹，十分惊讶（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方尖碑的侧面印有象形文字，而且也早已被破译），便决定为了科学和艺术，批准他的这一特殊申请。
文件确凿，白纸黑字，警察无奈，只好准许他继续进行科学工作。不过，其中一位心存疑虑的警察指出，这么多年来纪念碑一直矗立着，从未有人尝试过此事。
“没错，没错，我知道的。”老先生说着，一边吩咐助手们把梯子放到确切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这位胡子学者准备攀爬了，此时恰逢正午，一大群人过来围观。老先生依然拎着公文包，以令人瞠目的敏捷攀到了尖顶，接着一件件地把衣服脱了，随风抛散开去。与此同时，他的助手已经搬走了梯子，消失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警察们相互窃窃私语，说这人肯定是个疯子，他们挥动手臂，朝着老人大喊。等衣服脱得只剩裤衩时，这个埃及古物老专家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折叠伞，上面还绑着一面很大的旗帜。他把伞在头顶上撑开，让那面旗帜在方尖碑一侧往下展开，只见旗上写着： 钢笔必选方尖牌 。
最后，这位老先生抱着消防水管回到地面，这时，几千巴黎人已经由此享受了一段从未有过的快乐午餐时光。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大家要知道，一顿午餐的时间可不是一个钟头，而是两个甚至三个小时，这是巴黎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上班的人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回家吃一顿悠闲的午餐；有钱人还能有机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开胃酒，而后去餐馆慢慢用餐（伴随着闲聊，而不是听什么灌在唱片上的音乐），吃完了再去另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如果天气好，甚至可以去公园散步。因为在巴黎这座城市，各种风俗习惯都是基于对某一个理论的认真实践，即生活的真谛就是好好活着，而不是致力于什么遥远而抽象的理念。这个城市就是为好好活着而设计的，它不是用来当市场或工作室的。既然是生活，无论钱多钱少，它永远是一种艺术，无怪乎艺术家们要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更懂得生活。
我始终相信，暮色中的巴黎最富有本真的魅力。那个时刻，无论何种天气或季节，建筑石材那色调不一的灰色格外清晰，有那么几个美妙的瞬间，表象和实质融合统一。为什么人们会称它为“乐滋滋的巴黎”呢？我也不知道。沿着塞纳河，从雅维尔码头（Quai de Javel）一路走到圣伯纳德码头（Quai Saint-Bernard），抬眼望去，到处是城市敞开的灵魂。就在那里，沿着河岸，在桥梁之间，你触摸着巴黎的精神，那精神并不悲伤，当然它也无关喜悦，它更像是在见证一种本质的生活需求意识，即对美的渴望，以及一种领悟，即利用比例与和谐来创造美。它为艺术家提供了鼓舞人心、永恒的证据，告诉他们人工之美可以企及。这启示如此自然，每当你想起塞纳河两岸，就会立刻想到艺术家，因为他们彼此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