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街17号

日记；巴黎回忆（1931—1932年）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住的公寓就在伏尔泰街17号，工作室天顶很高，一侧带有阳台，我也睡在那里。房子是哈里·邓纳姆租下的，他当时刚离开普林斯顿，就住在楼下的小卧室里。一月的清晨非常寒冷，从浴室窗户望出去，我看到阳台的花纹栏杆映衬着天空，小贩们沿岸来回走动着。当时是1931—1932年的冬季，楼下街道上车流不大，我估计现在要更热闹些。

在马拉喀什时，哈里就觉得应该把阿卜杜卡迪尔带过来，这个摩洛哥小伙子当时才十五岁，在当地旅馆打工，哈里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贴身男仆兼家务总管。这想法最终没成。

那地方肯定装有暖气设备，否则没法住人。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阿卜杜卡迪尔穿过屋后狭窄的楼梯，去地窖里取燃料，不知道是木头还是煤块。我只记得，有一天，就是在这楼梯上，阿卜杜卡迪尔碰到一个人，他激动地形容道，“ 我发誓，跟我妈一模一样 ” ，还带我去见了她（也是在后屋楼梯上）。那位健谈的女士名叫露西·德拉吕-马尔德吕斯，她邀请我去她家喝咖啡，并介绍我认识了马尔德吕斯博士，后者当然比她话少多了。我几乎无言以对，从没读过，甚至未曾听闻此人的《天方夜谭》译作。我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伊莎贝尔·艾伯哈特的大名，马尔德吕斯太太提到此人时兴致勃勃。据说她们是在阿尔及利亚认识的。

那之前的一个月，我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处滑雪胜地，当时身体欠佳，我还写信告知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坚持让我回巴黎。不过当时有人（那时左岸嚼舌头的人甚多）去她家，说我正和一位法国姑娘在阿尔卑斯山玩。那姑娘和我纯粹是朋友关系，但格特鲁德·斯泰因可不这么认为。

她不喜欢自己看中的小伙子和任何异性有密切关系。因此，回到巴黎后我觉得应该专程前往弗勒吕斯街去拜访斯泰因和塔克拉丝女士，并事先打了电话。

电话另一头很冷淡。

“你回来啦。”格特鲁德·斯泰因说道。

“是啊。”

“你干吗不去墨西哥？那里才是你该待的地方，应该住两天的。”

电话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她是加州人，在她眼里墨西哥简直可怕得要人命。直到夏天，我都没再见过她。

真是奇怪，可我就是想不起来自己那时是在哪里吃午餐和晚餐的。我对美食兴趣不大，当时就是拼命想让手边不多的钱多维持几天生计，顺便也避免了消化不良。我好像常去波拿巴街的一家餐馆，那里挺不错，价格也适中。

再早两年，我初到巴黎，就爱上了巴黎地铁。它环绕贯通全城，毫无纽约地铁的嘈杂匆促，或始终与时间赛跑的紧张。在纽约乘地铁，你会不由自主地看手表，而在巴黎地铁中，你抬眼看到的是“美哉-好酒-杜本内！” 的美酒广告。纽约地铁充斥着高温铁水混杂着港口下水道的味道，而巴黎地铁散发着一种逃离车站汇入街道的独特气味。这种气味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从未闻到过，它就是巴黎的象征。几年后，我在丹吉尔的一家杂货店里发现了一款杀菌剂，它就包含三种香料：薰衣草、柠檬、地铁气味。

伯纳德·费伊当时住在圣纪尧姆街（St. Guillaume），在法美联合会担任要职。我并不了解他的政治主张，不过因为宣扬这些观点，“二战”后他坐了几年牢。我是在他家遇到维吉尔·汤姆森的，此人就住在伏尔泰街17号，哈里和我正是通过他租到了工作室。我也是在维吉尔的引介下认识了各种他觉得有必要结识的人物，包括玛丽-路易丝·布斯凯、帕维尔·切利乔夫，还有欧仁·伯曼，大家都叫他“热尼亚”。有一天，他带我去见马克斯·雅各布，这个怪异的小个子男人脑袋像鸡蛋。亨利·索格也在场。我之前从没读过雅可布的文章，也没听过索格的音乐，对当时的引介并没太上心。

我最喜欢去两个地方：布洛梅街的黑人舞厅（Bal Nègre），还有大木偶剧院。此前我从未看过黑人舞蹈，自然被他们娴熟优雅的舞姿折服。大木偶剧院的剧目必然有限，你得仔细挑选，才能选出全新作品。演出时观众席常有人发生意外，这时就会有身穿白色制服的护士将此人抬出去。我不相信真会有心脏病或癫痫病发作。这些演出并没惊悚到会促发如此病症，不过影响确实有，毕竟也有病人和神经过敏的观众来剧院看戏。我觉得，台上演戏台下把神经过敏的观众往外送，这体验真太有趣了。

只要有朋友来巴黎，提议一起吃饭，我就会选择“清真寺餐厅”（La Mosquee），倒不是那里厨艺高超，只是因为餐饮和氛围颇具摩洛哥风格。（我一直梦想着重回非斯，当时我离开那里不过数月。）现在回忆起来，那里的蒸粗麦粉味道挺不错，肯定比现在摩洛哥餐馆里的要好吃。我听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清真寺餐厅”现在的味道每况愈下。这倒不算太奇怪，世道如此。

有一天，在蒙帕纳斯的一位朋友家，经人引介，我见到了埃兹拉·庞德。我们俩一起到附近吃午饭。他个子很高，蓄着红色的胡须。我想起几年前在一本小杂志上读过他的一首诗歌，此诗批评了老年人，他显然认为这些人欠了社会的，就该未老先死。这首短诗笔调尖刻无情，我还让母亲读了。她说：“看来这个人并不了解生命。”午餐时有好几次我差点问庞德他是否对老年人还是如此看法，不过我忍住了，觉得这么问会让他尴尬。当时他是一本名为《新评论》文学刊物的三位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塞缪尔·帕特南（Samuel Putnam）和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当日下午他和帕特南还有约，并提议我一块儿去。

我们乘公共汽车，在车尾的平台上一路站到了丰特奈-欧罗斯镇（Fontenay-aux Roses）。我记得格特鲁德·斯泰因曾说过，她可不愿再在家里接待庞德，因为他笨手笨脚，还粗心大意。她说，他一靠近桌子，就会把台灯撞翻，他一坐下来，会把椅子坐塌。接待他的代价太大，所以她下令禁止他进入弗勒吕斯街27号。我问她庞德对此是否在意。“哦，不会，他有的是高谈阔论的对象。”她管他叫“村里说书人”，她说，这名号不错，只要你愿意当村民。

那个冬天，我在巴黎的文学活动仅限于在几份停刊和濒临倒闭的杂志里查找遗失的那几期，这样我就能集全了。为此我花费了超乎预期的时间和精力。我尤为关注的是《米诺陶洛斯》（Minotaure）、《毕佛》（Bifur）和《文献集》（Documents），《文献集》是一本由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编辑的书评集，刊出不久就被禁了。沿河码头的书摊上已经找不到这些东西了，不过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二手小书店里还能看到。为了搜寻，我走了很多路。不过这倒是正中下怀，我最喜欢漫步于人们不常光顾的巴黎街巷，感到神秘好奇，不知疲倦。

我特别爱逛的地方往往远离歌剧院、协和广场或凯旋门等地，那些地方太过正统而显得无趣。暗淡的冬日，贝尔维尔和梅尼蒙当一带朴实的街景在我眼中显得格外有诗意。我愿意在那里徜徉好几个小时，拍些照片，如堆放着梯子和铁桶的庭院（得小心翼翼地不把人物放进镜头），让自己暂时迷失其中，仿佛身处摩洛哥的麦地那区。这些地方的餐馆食品不太对我胃口，我至今忘不了端上来的那盘血红甜腻的马肉，这道菜还常常配上嚼着像粗粝的菠菜。

不过那里也有一幢令人赏心悦目的“正统”建筑，即特罗卡德罗宫殿，宽敞的阶梯一直向下通往塞纳河边。把它和洛特雷阿蒙联想在一起不对吗？当然了，它的丑陋足以引起诗人的赞颂，尤其是那对令人难忘的犀牛，和真的一般大小。很显然，大楼外观整修时，它们被移除了。我禁不住要怀疑，这两头巨大的动物去哪儿了？它们是否被放在了某处，或是已经被毁掉了？我觉得法国人也许又打造了两座一模一样的雕像，把四头犀牛一起放在了埃菲尔铁塔的各个角落，这样就对称了。

为避免让人怀疑我对建筑的眼光怪异，我得强调自己很欣赏凡尔赛宫。宫殿前的景观开阔，一直延展到远方，抵消了我在巴黎不时会有的幽闭局促感。我还是很认同人们对此地普遍的尊崇和赞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天下午，当我看到四位英国游客带着嘲讽的表情仰望宽阔的建筑正面，并且听到其中一位女士带着伦敦腔大声说“简直太丑了！”的时候，我真的太震惊了。

一天晚上，我受邀前往特里斯坦·查拉的公寓吃晚餐，那里是去蒙马特高地的必经之地，好像在勒皮克街。他的瑞典妻子很美，客厅里放满了各种非洲雕像和面具，还有一只漂亮的暹罗猫。虽然（也许正是因为）这类动物行为乖戾，我却尤其喜欢它们。

晚餐很对我口味，可是主人却为此表示抱歉。查拉解释道，厨师是临时雇的，因为常用的厨师那一周心绪烦乱，提早告辞，说是以后再也不来查拉家了。都是因为那只猫，它和厨师一直很难相处。大概是那人不时会忘记喂食吧。总之他不喜欢自己干活时厨房里有猫，用脚把猫踢开了。对这只体型巨大的雄猫而言，这样的耻辱显然是不可原谅的。

厨师就睡在公寓后面的仆人房间，休息时他总是关着门。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忘了把门关死，猫悄悄地把门拉开，等它确定厨师睡着了，就蹲下身子，然后跳起来，落在了厨师的脖子上，用健壮的后腿开始撕扯起来。它的用意明显就是要赶走敌人。厨师被送进医院，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查拉家门口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还想雇他，那猫就得立刻滚蛋。猫不走，他就不进门。主人拒绝了，于是厨师就辞职了，还威胁说要立刻进行法律诉讼。我便问，猫和现在的厨师相处得如何？“哦，是女厨师，”查拉说，“它不讨厌女人的。”那只猫正端坐在一张非洲面具旁的书架上，我们吃饭时它一直盯着。虽然我很想走过去摸它的脑袋，搔它的下巴，但那个晚上我始终很小心地没有靠近它。

伏尔泰街17号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几张藤田嗣治的大幅单色画作，大概是房东奥维斯太太或之前的租客留下的。尽管有几幅画中的暹罗猫形象美好生动，但这些画与工作室风格不搭，我认为应该换上更有魅力的作品。哈里也这么想。附近的皮埃尔画廊（好像是在塞纳街上）正在举办胡安·米罗题为“构造”的作品展，有木头、石膏，以及少量绳索制作的作品，有点库尔特·施威特斯的《梅兹堡》拼贴画的味道，但是在构思上带着点讨好的意味。哈里参观了皮埃尔画廊后带回三幅胡安的作品，工作室因此鲜活起来，让我感觉真正置身于1932年的巴黎。藤田嗣治的作品展现的时期不同，较之要早上十年。（人在二十几岁时，十年就是很漫长的岁月了。）于是我们把藤田的画收进了壁橱。

差不多两周后的一天下午，我回到住所，发现工作室似乎格外暗淡。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藤田的作品又被挂回了墙上，胡安的作品消失了。这不可能是女佣干的，只能是门房或奥维斯太太本人所为。我冲下楼去找门房。起初她不明白我在说啥（也许是装糊涂），因为我把消失的胡安作品表述为绘画。

后来她终于弄懂了，说道：“先生您说的是那些挂在墙上很旧的木头吗？我把它们扔了。我以为扔掉后先生会很开心呢。”

于是我们在地窖里一番搜寻，最终，这些被我称为艺术作品却让门房困惑不已的构造物，在角落里的一堆燃料木材中被找到了。东西的状态自然不佳，得送回皮埃尔画廊修复。最后还是胡安本人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