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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理解的莫过于象征作品。一种象征往往带有普遍性，总要超越应用者，也就是说，他实际讲出来的内容，大大超过他要表达的意思，艺术家只能再现其动态，不管诠释得多么确切，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尤其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合乎人性的尺度，本质上是少说的作品”。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表达的这种观点，道出了阅读象征性作品所碰到的最大难题。作者遵循这一美学原则：多讲无益，少说为佳，在作品中留下大量空白，任由读者去猜测。我们读这类作品，思想上也总是纠结矛盾：一方面享受着作者有意无意留出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苦于捉摸不定而又希望作者多透露些信息。不过，更多的信息，只能以这类成品的说明书的形式透露了。因此，加缪在多处做了类似说明。本文通篇都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讲一点加缪的语言风格。
加缪具有深厚的古典写作功底，语句简洁凝练，往往十分精辟。这里略举一段，实际体会一下：
我知道我离不开自己的时间，就决定同时间合为一体。我之所以这么重视个体，只因为在我看来，个体微不足道而又备受屈辱。我知道没有胜利的事业，那么就把兴趣放到失败的事业上，这些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对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胜利都不以为然。对心系这个世界命运的人来说，文明的撞击具有令人惶恐的效果。我把这化为自己的惶恐不安，同时也要撞撞大运。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了历史，只因我喜爱确定的东西。至少，我信得过历史，怎么能否定把我压倒的这种力量呢？
——《西西弗神话》
这类语句，我在翻译时下笔就十分滞重，即便引用来重抄一遍，仍旧觉得沉甸甸的，其分量自然源于思想的内涵。语言如此，更有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更是如此，如默尔索、卡利古拉，乃至西西弗、唐璜等，言行那么怪诞，身陷莫名其妙的重重矛盾中，如何给予入情入理的解释，恐怕除了少数专家，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望而生畏。
不过，随着翻译加缪的作品越来越多，我恍然有所觉悟，小说《局外人》、剧作《卡利古拉》，以及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如果不挑字眼儿，就不妨称为“荒诞三部曲”。长篇小说《鼠疫》、剧作《正义者》和理论力作《反抗者》，则组成第二个系列，也可以顺势称作“反抗三部曲”。从叙述文《堕落》开始，加缪似乎进入深度反思，总结他半生的斗争生涯，他似乎正经历一次新的蜕变，但是文中的象征还不甚明晰。直到未完成的长篇，类似传记的《第一人》手稿的发现，整理出版，我们才得以窥见加缪生前最后阶段的思想进程。
加缪曾断言：“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他还列举出几位，有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他们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自诩为哲学家，却用充满哲理的小说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他们善于将抽象的思想化为血肉之躯，而这种“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的安排，就更加符合一种观看世界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仅仅是从经验上剪裁下来的一块，仅仅是钻石的一个切面，闪耀着凝聚在内无所限制的光芒”。这种作品，“既是一种终结，又是一场开端”，往往是一种“不作解释的哲学的成果，是这种哲学的例证和圆成”。
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小说是观看和认识现实的工具，是哲学的成果，但是也“要有这种哲学言外之意的补充，作品才算完整”。哲理小说与哲学论著的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我们虽然知道，但由作者出面这样强调，我们就无须多虑了。不过，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作者又特意提醒一句：“小说创作也像某些哲学作品那样，可能呈现相同的模糊性。”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
在象征方面，要想掌握，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去撩拨，不带定见地进入作品，更不要去探究那些暗流。尤其是对卡夫卡，必须老老实实顺随他的笔势，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上研读小说。
加缪在谈他如何研读卡夫卡的荒诞作品。既然指出了门道，就不要只看热闹了。照加缪所说，最可靠的办法有三不要：一不要随意撩拨，这意思可就宽泛了，借用时下的字眼儿，就是不要太任性，不要施展望文生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本领；二不要带着定见进入作品，抱着定见必然心浮气躁，匆忙质疑，自顾高谈阔论，结果南辕北辙，与作品毫不相干；三不要探究暗流，只因暗流涌动，根本无从探测，反而舍本逐末，难说不会被暗流吞没。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步步紧跟作者的思路，哪怕不大理解。这样还嫌不够，加缪又进一步说明。
卡夫卡的秘密，就寓于这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之中。在自然和异常，个体和万物，悲剧性和日常生活，荒诞和逻辑之间，这种恒久的摇摆，贯穿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使得作品既有共鸣反响，又富有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就应该历数这些反常现象，就应该强调这些矛盾。
是否可以说，加缪的秘密，也寓于贯穿他的作品的模糊性之中呢？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荒诞作品之间，即使作者写作风格迥异，也必然带有根本性的相通之处。譬如在自然与反常之间等方面，都同样描述了大量的“反常现象”，都同样表现了重重“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加缪特别强调，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就必须认真看待这些反常现象、这些矛盾，这也正是上段引文的结尾，“从表层切入情节，从形式研读小说”，加缪所说的意思。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谈到荒诞人时，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富有荒诞精神的人只是判断……他顶多能同意利用过去的经验确定自己未来的行为。时间将激活时间，生活将支持生活。在这个既局限又充满了可能性的地盘上，他觉得除了清醒，他本身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
荒诞人在有限又充满可能性的生命中，他本身除了清醒，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这是荒诞人的一大特点。
加缪还给荒诞人下了一种定义：
歌德说：“我的地盘，就是我的时间。”这真是荒诞的警语。荒诞人是什么呢？就是毫不否认，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并不是说怀旧对他是陌生之物，但是他偏爱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推理。勇气教他义无反顾地生活，满足于现有的东西；推理则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他确认了自己有局限的自由、没有前途的反抗，以及会消亡的意识，以便在他活着期间继续他的冒险。这就是他的地盘，这就是他的行动：排除一切判断，只保留自主判断的行动。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不诚实了。我在这里甚至不提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的永恒。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一再界定什么是荒诞人，我认为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特点，基本上符合加缪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性格。无论《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剧作《卡利古拉》中的卡利古拉，还是《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塔鲁，《正义者》中的卡利亚耶夫及其战友们，虽然在反抗这个主题上，比较起来还有差异，但是，他们都大步走在荒诞的路上，发现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
荒诞人掌握了这一真理，就有了清醒的意识，看破了世界的荒诞与虚假，他们不再相信宇宙间存在更高级的生命，也不再相信能给予人另一种幸福生活的上帝，总之不相信永恒了，而世人生活在永恒的希望中，无非是把虚假的骗局当作希望的永恒。这是人生状况二律背反推理的结果。加缪在分析克尔恺郭尔的哲学，针对他要赋予他的上帝以荒诞的特性时指出：“荒诞，则是觉悟人的原本状态，并不通向上帝……用极荒诞的说法：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真的没有一点儿上帝的容身之地了。
鄙弃永恒，就是彻底承认人生的局限。所谓荒诞人，就是只能与时间同行，须臾也离不开时间的人。荒诞人掌握了一门不容幻想的科学，否定那些追求永恒的人所宣扬的一切。这就意味着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在世的时间，只有当下和当下一系列的瞬间。这就是歌德所说的地盘。荒诞人都实践着尼采的这句话：“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
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永恒，只有短暂的一生，人生正因为没有意义就更值得一过。人没有了希望，倒意味着增加了不受约束性，这就是加缪所说的，并且体现在他的众多人物身上的“深度自由的缘由”。他们就再也无所顾忌了，周身都焕发出超常的活力，有声有色地运用起一种超越通行规律的自由。
加缪强调的“深度自由”，表现在荒诞人身上，并不是毫无禁忌。冲破准则，但须恪守自律的道德。卡利古拉没有自律，大肆杀戮，最终认清走错了路，他的自由不是好的。起而反抗荒诞世界，也谈不上肩负使命，只是顽强地反抗自己的生存现状，彰显人的唯一尊严。加缪笔下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有荒诞人的特点。但是，荒诞之路有各种各样偏离的途径。《正义者》中与卡利亚耶夫相对立的人物斯切潘，就宣称他“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他把杀人当成了一种使命。同样，卡利古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遵循死亡的逻辑，随心所欲，实施可怕的自由，这些形象都不是道德的教训，只能显示人物的不同姿态。
加缪指出：“一部荒诞作品，并不能提供答案。”这表明他的作品不提供答案，那么提供什么呢？提供“真实的东西”。他这样写道：“我寻求的，并不是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这两者可以不必同步而重合。”但是有的真实东西，即使同普遍意义的东西相重合，也没有普遍意义，例如荒诞作品，这正是加缪的论断：“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并无普遍意义。”
既然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如何看待加缪的作品呢？我们还是引用加缪《西西弗神话》中的话来说明吧。
我们论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阐明精神的行程，如何从世界无意义的一种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
我们重复一遍，思想，不是一统天下，不是让真相以大原则的面目变得家喻户晓。思想，就是重新学会观察，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
从第一段，我们大致触摸到加缪写作的宗旨：从荒诞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第二段从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入手，重新阐释了思想，虽然对“将每个形象都变成一块福地”不尽苟同，但是加缪摄取了恋世思想。
按照我们中国人通常的逻辑，人意识到了世界是荒诞的，应该厌世才对，怎么还会恋世呢？但是不容否认，加缪描绘的人物，从古罗马皇帝到当代制桶工人，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他们虽然都感到生活在流放中，渴望找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又无可选择地热爱生活，浑身迸发出来或者充满蓄势待发的激情，让我们阅读时往往能深感其热力。这些荒诞人的思想是怎么转过来这个弯儿的呢？他们是这么思考的。
我有独立的意识，对生存的环境又表现出强烈认知的渴望，却发现这世界一片混沌，既陌生又非人性。这样，我便置身于世间万物的对立面。这种境况未免荒诞可笑，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能无视而一笔勾销。世界和“我”的思想之间的这种断裂，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这一意识的反应。“我”把握住这种荒诞的现实，坚持这种对峙状态，这就得时时刻刻紧绷着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走在这条干旱荒芜的路上。然而，荒诞特别难以降伏，它明目张胆地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中，重又找到自己的家园。与此同时，精神往往会溜号，从清醒的不毛之路拐进日常生活，又重游无名氏的世界。不过，人这次回来，却胸怀反抗之心，富有洞察之力了。曾经沧海，就不再抱有希望了。“这座现实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所有问题，重又锋芒毕露。抽象的明显事实，面对形式和色彩的抒情退却了。精神的冲突，都具象表现出来，重又在人心找到既可悲又堂皇的庇护所。什么冲突都没有解决，可是又全部改观了。……躯体、温情、创造、行动、人的高尚情怀，在这无厘头的世界中，又将各就各位了。人在这世上，又终将尝到荒诞的美酒和冷漠的面包：人正是以此滋养自身的伟大。”
恋世排除了厌世和弃世（自杀），恋世就是正视荒诞，体验荒诞，一步一步走在当下，在反抗的激情烈焰中行进，又回到了终点。尼采写道：“显而易见，天和地的大趋势，就是长期地顺应同一方向：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东西，值得在这片大地上生活，诸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就是某种移风易俗的东西，某种高雅的、疯狂的或者神圣的东西。”加缪引用了尼采《超乎善恶》中的一段话之后，又接着写道：“这段话说明一种气势恢宏的道德准则，但是也指出了荒诞人的道路。顺应火热的激情，这最容易同时又最难。不过，人同困难较量，有时也好评价自己。”
加缪笔下的人物，都将这种论述化为每日的行动，尤其《鼠疫》中以里厄大夫和塔鲁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一股影响并带动社会的巨大正能量。这种荒诞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扬。
《西西弗神话》，是加缪关于荒诞哲学的最重要的一部论著，在我看来，也是他的哲理小说和戏剧的说明书，有什么疑虑，都可以从这里面找根据。虽为神话，但讲的尽是人事。可见世界只有一个，无论神还是人，都离不开这片大地。因此加缪就断言：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至少是狭路相逢，想避也避不开。
加缪将西西弗描绘成荒诞的英雄，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永世苦役犯，也许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有了如此高大的形象。关于西西弗有多种传说，我喜爱两种。一是西西弗掌握河神女儿被宙斯劫走的秘密，愿意告诉河神，但是河神必须答应为科林斯城堡供水，他为家乡求得水的恩泽，不惧上天的霹雳，结果被罚下地狱做苦役。二是西西弗死后，求冥王允许他回人间惩罚薄情寡义的妻子，他返回世间，重又感受到水和阳光、灼热的石头和大地，于是在温暖而欢乐的大地上流连忘返，不再听从冥王再三的召唤，结果惹怒了诸神。
西西弗也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怀着善心为人类谋幸福，也因为热爱这片大地，必须付出代价。加缪还在文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形象相映衬：俄狄浦斯一旦知晓自己的命运，便陷入绝望，弄瞎双眼，讲出一句声震寰宇的话：“尽管罹难重重，我这高龄和我这高尚的心灵，却能让我断定一切皆善。”这些以及前面我们着重提到的，都是文眼，值得我们认真发现，尤其作者将这些品质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
创作，就等于再生活一次，早年的普鲁斯特，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迪亚诺，无不如此。加缪还特意指出：“艺术作品既标志一种经验的死亡，也表明这种经验的繁衍。”多少人都想试试身手，力图模仿，重复，重新创造现实，仿佛一颗颗星星跃上夜空，形成人造的大千世界，不管戴着荒诞的面具怎样过度地模仿，生活在这片大地的人，最终总能拥有我们人生的真相。
“一种深邃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生成，结合一种人生经验，在人生中逐渐加工制作出来。同样，独创一个人，就要在一部部作品相继呈现的众多面孔中，越来越牢固而鲜明。一些作品可以补充另一些作品，可以修改或校正，也可以反驳另一些作品。”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这个默尔索，也是卡利古拉、《误会》中的玛尔塔、里厄大夫、塔鲁、卡利亚耶夫、多拉……总之，他们都是形象“越来越牢固而鲜明”的荒诞人。
下面这段话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毕竟发生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终结了创造，那可不是盲目的艺术家发出的虚幻的胜利呼声：“我全说到了。”而是创造者之死，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1960年1月4日，加缪乘坐米歇尔·伽利玛的车回巴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加缪的生命戛然而止，“合上了他的经验和他的天才书卷”。
李玉民2015年5月于广西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