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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开始关注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其时，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刚刚盛行，我和中国各类企业的深度接触也由此开启，因为学习型组织不仅是一种管理理论，也是一项企业实践活动，作为学者，我必须走出大学的象牙塔。
我与众多企业先后结缘。从规模上讲，有中国移动这样的大型央企，也有温州柳市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以地域而论，北至沈阳的沈飞，南至广州的滨适旺，西至新疆的特变电工，东至上海的诸多企业集团，我的足迹遍布塞北江南。
而最让我劳力费心去观察研究的有两家企业：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与河南许昌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界提交的优秀样本难以计数，可谓百花争艳、百家齐鸣。但在我的心目中，德胜洋楼和胖东来却是这百花园中两朵珍贵的并蒂奇葩。
2008年7月11日，“郑州商战20年研讨会”在郑州举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郑州亚细亚引爆的这场长达7年的中原商战，在全国都影响深远。研讨会邀请了河南省许多知名的商界专家，还有郑州市主要的商业巨头。
会上，与会嘉宾本应该围绕郑州商业展开碰撞交流，可很多嘉宾的发言却不时跑题——“四方联采”“许昌胖东来”“洛阳大张”这几个词频频出现，而作为四方联采核心人物的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更是备受关注。四方联采的成员并未到场，却成为整场研讨会上被提及最多的企业，俨然成为会议的主题。
会后，记者兵分三路展开了一次计划外的采访行动。第一路直奔胖东来的大本营许昌，主要任务是采访四方联采的核心人物于东来。第二路前往新乡，探访胖东来走出许昌后如何与新乡商业大鳄短兵相接。第三路则赶赴洛阳，探秘四方联采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洛阳大张。
一番明察暗访之后，三路外派记者返回郑州，大家一碰面都极为兴奋，当天晚上纷纷熬夜撰稿。2008年7月16日，《河南商报·经济蓝皮书》以5个整版，全方位报道了“四方联采”的传奇之路，引发了河南商界的普遍关注。
稿件见报第二天，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史璞先生更是亲笔撰写了一篇题为《“四方联采”是场互敬互爱的对等婚姻》的评论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四方联采在河南取得成功的必然性及其现实意义。他认为四方联采现象是继“亚细亚现象”后，河南商界的又一创举——胖东来开始走出许昌和新乡，引领河南，惊动全国。
很多企业界人士不禁发问：胖东来到底是一家什么企业？
你稍加检索，就会知道胖东来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集百货、超市、购物中心、影院、专卖店等业态为一体的商贸集团公司，涉及服饰、电器、珠宝、医药、食品、餐饮等诸多行业，经营区域仅限于河南省的许昌和新乡两市。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巨头相比，它微不足道。
可在低成本时代远去、利润增长速度放缓的今日，胖东来却屡创佳绩，实现了逆势上扬。而吸引公众围观的不仅是它的高人效、高坪效、高绩效，还有它一次次打破商业常规的诸多标新立异的举措，这些举措引发了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高度关注，揭秘性的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
事实上，胖东来从不隐藏自己，它以自己的文化为傲。
在企业宣传片《寻梦者说》中，于东来宣称：“让我们共同来托起这种文化，让胖东来的文化像星星之火一样燎原，让这种文化来造福我们，造福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理解这种文化，真正地提升整个社会的品质……”
胖东来把自己的《企业文化手册》和所有的规章制度、管理流程、岗位操作规范都公布在自己的官网上，供所有希望了解和学习胖东来的企业免费下载。这么做，其一，是相信自己确实做得还不错，有值得兄弟企业学习和借鉴之处；其二，是敢于面对在这种相互学习和交流之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善和克服。
更令人惊叹的是，一些极其专业的《部门实操手册》，都是在胖东来人力资源部牵头后，由各个部门的行家里手逐条制定出来的。这些拥有充分自主权的人，很多是胖东来十年以上的资深员工，还有一些活跃在一线、表现优秀的“80后”“90后”员工。
胖东来商场的门口明确注明了“欢迎拍照”。这一规定是对顾客说的，也是对同行说的。禁止拍照，防止同行窥探价格是零售业一项不成文的规定，甚至一度闹出互派商业间谍的笑话。“欢迎拍照”的牌匾无疑是对这个业界陈规的讽刺。
类似的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举措还有很多：给员工高薪，挑战行规、实行周二闭店，以“传播快乐”为经营宗旨，如果达不到理想的经营状态，连赚钱的店也要关掉……而这些举措背后的经营哲学却常常被误读。
光阴流转，2012年底，学习胖东来的风潮席卷了全国，由《中国商报·超市周刊》主办、河南胖东来商贸集团协办的“2012全国连锁商业总裁年会暨第十届中小连锁企业战略发展研讨会”在河南许昌召开。
与会人员签到的当天，雪花漫天飞舞，凛冽的北风掠过枯枝，呜呜作响。但阴冷的天气丝毫没有阻挡住零售人学习的激情，北到内蒙古、黑龙江，南至云南、广西，全国各地的零售企业负责人，在胖东来精神的感召下，汇集一堂，探寻中国零售业的“理想国”和企业经营的“命门”。
出于会议效果等多方面的考虑，主办方限定每家企业最多只有两个参会名额，可多次解释仍然无效。许多企业执意派来了十多人参会，并表示：“如果没有座位，我们就站着听；如果进不去会场，我们就在外面旁听。”
2012年，《中国商报·超市周刊》、龙商网联合推出极具含金量的2012年度人物评选，在确定谁能当选的最后环节，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是苏宁的张近东，而是许昌胖东来的于东来？”“因为前者影响的是一家企业，而后者影响的是整个行业。”这是体现于东来何以获此殊荣的优势评断，却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现在，这种影响力正在日益显现。在许昌，有许多商家学习胖东来的经营理念，商业环境、服务质量大大改善；有多家企业学习胖东来开始设立每周的闭店日；更有甚者，2014年春节，远在浙江杭州的银泰百货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选择闭店，让员工获得了一天半假期。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非零售类企业也开始向胖东来学习，这种跨行业的影响力逐步凸显，它正在影响中国各行各业的商业生态。
德胜洋楼和胖东来这两朵并蒂奇葩，多年来持续吸引着如此多的企业前往考察，原因何在？
说来很巧，德胜洋楼的聂圣哲和胖东来的于东来都出生在平民家庭。聂圣哲是出生于安徽休宁的农家子弟，于东来是河南许昌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可谓大相径庭，但如今各自在事业上都成绩骄人，对生活的感悟也境界不俗。
从历史上看，徽商素以“贾而好儒”著称，故徽商之家多抱持着“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见识和态度，往往“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以督促子弟读书。古徽州人对知识的崇敬心态千载延续，长期浸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聂圣哲博闻强识，他坚信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多读几本书总是有用的。
1981年，聂圣哲怀揣着东拼西凑来的16元人民币和30斤全国粮票，挑着草席、铺盖，远赴四川求学。四川大学的校训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学4年不仅教会了聂圣哲扎实的专业知识，还给了这个青涩少年自由的思想空间。1985年，川大毕业后，聂圣哲放弃了在南京大学读研的机会，先后在安徽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任教，后赴美国学习和工作了8年。这8年中，他游历了46个国家，拓展了视野，更重塑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聂圣哲的管理思想深受西方管理学影响，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凭借自身的聪明和睿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思想体系。他所在的德胜公司是一家美国在华独资企业，专门从事美制木（钢）结构洋楼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管理思想受到了美国人理性和实证精神的影响和冲击。这样一来，德胜的一切都是非典型的美国式。
于东来只上过7年学，自1979年辍学后就再没跨进校园。1981年，聂圣哲去上了大学，而15岁的于东来去了西安做建筑临时工。那时，他工作的环境极为艰苦，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社会地位也不高。两个月后，老板卷款跑了，于东来空手而归，分文未获。
1992年，聂圣哲作为海归回国创业，在海南建立德胜洋楼公司的时候，于东来刚刚在许昌的西大街开了家“瘦子店”，虽然员工只有六七个人，但也算踏上了尝试性的创业之路。
1995年，聂圣哲将德胜洋楼迁址到苏州工业园区，而于东来也在1995年3月12日正式成立了胖东来的前身——望月楼胖子店，营业面积40多平方米，带领3名同伴开始了他正式创业的旅程。如今，于东来将胖东来商贸集团经营得风生水起，成就了一方传奇，为世人瞩目。
聂圣哲和于东来，在20多年的创业过程中，经由不同的路径，最终却殊途同归，皆实现了价值观指引下的企业目标，也都成为中国企业争相效仿的楷模。我在想，相较之下，于东来更大的时代意义可能在于他更草根、更接地气。
中国的中小企业老板大多没有很高的学历。在创业初期，受到改变生存状态这一意志的强烈驱动，他们白手起家、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经过不懈的努力，硬是披荆斩棘地杀出一条血路来。但当企业逐渐做大，营收上了亿，员工过了百，他们不是越做越自信，而是越做越害怕——自己这么干行不行？靠不靠谱？符不符合西方管理理论？有没有科学依据？
他们越来越担心，总觉得自己的管理好像有毛病，于是四处听课、培训，有些人把余世维、李践、姜岚昕、刘一秒、翟鸿燊等老师的课听了个遍；有些人则找咨询公司把脉，倒腾一套工具方法，煞有介事地搞一搞内部整顿，最后上套管理系统。有时候，这么做花了大把冤枉钱不说，还把企业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其实，很多管理学者和咨询师从未经营过企业，甚至不了解真正的企业现状。他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症下药，常常比照西方的管理工具和方法照葫芦画瓢。实际上，西方的管理大师多是亲力亲为，在他们研究的企业里至少待上一年半载，甚至会长年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
而于东来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和研究观感！于东来只上过7年学，此后也从未参加过各类总裁班、研修班，但是他“爱在胖东来”的大爱文化，已经彰显出巨大的能量：
他凝聚和培养出了一支快乐的、能干会玩的、充满敬业精神和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员工队伍；
他让他的顾客忠诚并信赖企业，如果胖东来店休，他们宁愿提前或推后购物时间，也不去别家商场、超市；
他的存在，使得许昌和新乡的商业生态发生了良性的变化；
他吸引着众多企业络绎不绝地前来学习考察，并一反同行间相互设防、彼此保密的陋习，不仅张贴“欢迎拍照”的告示，还把自己所有的心得、经验、制度等都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
他的努力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却不会给旁人留下“你学不会”的印象，因为大家都“脚碰脚、肩并肩”。他没有高学历，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留过学，没有海外工作经历，也没有做过世界性考察，但是他成功了，我们为什么没成功呢？这样的思考很容易触动心灵、引发深刻反思。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企业老板盲目崇拜西方的管理理论、工具和方法。回顾往昔，看看中国成功的企业家走过的路，其实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做成企业，靠的往往是经营的直觉。工具和方法固然重要，用好了是可以锦上添花，但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面对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这么一想，于东来的价值就充分凸显出来：在经营和管理上他是自信的，他认为自己的商业智慧一定能驾驭各类问题，他在实践、探索、积累中不断成长；他好学，但绝对不道听途说，他探讨、考察、学习，然后结合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去伪存真、消化吸收，绝不照搬照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洞见；他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极为深刻，一句“让员工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区别于眼下人力资源理论界对员工本质的普遍界定。
于东来绝对是个有大无畏精神的实干家，他直面管理中的问题，逐一解决。他无数次在各种场合说“我就是个爱操心的人”，把心“放”进去，把理“悟”出来。当然，这些都需要企业家具备一定的哲学意识和人文情怀，能够经常将心比心和反躬自问，同时还要有抽象出概念的能力。在这方面，于东来的天资很高，他似乎能洞察人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企业家太需要在这方面补补课了。
法约尔、巴纳德这些西方管理学的奠基者都是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到管理的存在，再把它描述出来的。管理学实质上很难是一门绝对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其间的公理很少，经不起层层推理演绎，也很难进行重复的实证性检验——传播和传承的多半是常识，是正常人一想就能明白的简单事。
德鲁克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于东来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管理学教育，却用他漂亮的行为、思想和成就把管理学巨匠的这些宏论生动地呈现出来，引发无数中国企业家的深刻反思：老板的眼睛不要总看着别人，而是要望向自己；耳朵不要总听“大师”说，而是要倾听自己的内心，要像于东来那样，学会向自己学习、向内求，安静下来，因为“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们要直面问题，本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