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险交易

如果说，不负责任的法国公共财政计划在《辛普森一家》中有所体现，那么哪些图书涉及英国政府的融资工具呢？事实上，这些联系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屡见不鲜。众所周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开头的名句是：“饶有家资的单身男子必定要娶妻室，这是举世公认的真情实理。” 而要衡量他的财产充足与否，大众一般看其年收入和持有的证券。这些收入通常来自对英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这种证券被称作“百分之三债券”或“百分之五债券”，这些永久债券又被称为“统一公债”。与年金或唐提式保险不同，它们永久存续，不会因受益人死亡而终止，能为一个延续数代的家庭提供稳定的保障。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婚姻市场上年轻女性面临的问题是进行风险管理，而男方的年收入是否充足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小说中女主人公及其家人的当务之急，是权衡追求者们的经济能力和联姻的风险。在《傲慢与偏见》中，柯林斯先生向女主角伊丽莎白·贝内特求婚。在那场史上最令人尴尬的求婚中，柯林斯先生让伊丽莎白跟自己携手，还发表了一番无可救药的自恋之词。尽管伊丽莎白提出了抗议，但柯林斯先生并未放弃。在求婚时，他不但没有赞扬、讨好伊丽莎白，反而表示，考虑到伊丽莎白自身面临的风险，她必须接受自己的求婚。

在柯林斯先生再次阐明自己值得伊丽莎白托付终身之后，柯林斯先生总结道：“你还得进一步考虑一下，尽管你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可这并不能保证你还能再得到其他男子的求婚。你的嫁妆少得可怜，这很可能会抵消你的活泼可爱。因此，我不得不断定，你并不是真心拒绝我，我看你是在仿效优雅女性的惯用伎俩，欲擒故纵，想要博得我的青睐。”

总之他的意思是，你的嫁妆不多，要么嫁给我，否则你便会明白，自己终将一无所有。伊丽莎白的母亲则警告，你不会犯傻吧？“如果你继续揣着这种念头，像这样拒绝所有的求婚，那么你不会找到丈夫的。我能肯定，等你父亲过世之后没人能照顾你。我警告你，我可无法维持你的生活。” 妹妹玛丽则提醒伊丽莎白，女人在婚姻市场中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伊丽莎白果断地拒绝了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想要继续碰碰自己的运气。

依靠类似的逻辑，柯林斯先生次日便赢得了夏洛特·卢卡斯的芳心。她是伊丽莎白的好友，不喜欢冒险。夏洛特似乎同柯林斯先生的实用主义更合拍。她断定，“婚姻幸福完全是概率问题” ，因此在寻找合适的配偶这件事上，情投意合没什么用处。她还断言：“你要知道，我并不浪漫，也从不浪漫。我只想要一个舒适的家庭。考虑到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婚能够获得幸福，且幸福程度并不亚于一般人结婚后所夸耀的那种幸福。” 简言之，在她看来，考虑到她能承受的风险和婚姻的收益，这是一桩划算的买卖。面对婚姻市场的风险，夏洛特放弃了进一步冒险，选择了安逸。伊丽莎白则选择为了浪漫爱情继续冒险。

伊丽莎白和夏洛特在寻找配偶上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跟我们在很多场合面临的权衡是相似的。继续深造“值得”吗？教育的回报能否弥补专业化和负债带来的风险？把人力资本投入一家新公司，冒着它在接下来一年破产的风险值得吗？是该继续寻找理想的工作，还是接受已有的工作机会？这些问题都蕴含对风险和回报的权衡。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在一系列选择中，你需要思考如何将时间、精力和资源进行分配。这种分配问题，正是金融的核心问题。

如我们所见，保险是一种有力的工具，能够帮人们管控死亡、过长的寿命或天灾的风险。然而我们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中面临的风险呢？不存在针对这些风险的保险。幸运的是，金融对保险的逻辑进行了调整，创造出了当今两种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期权和分散投资。这些风险管理策略看起来高深莫测且毫无关联。不过幸运的是，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品《芬尼斯·芬恩》中，深思熟虑的维奥莱特·埃芬厄姆为我们指引了在婚姻市场中处理风险管理问题的方向。她在现代金融将期权和分散投资这两种策略正式化之前，就已经熟练运用了这些方法。这两项金融工具的开创者都是同一个人——一位默默无闻的法国数学家。尽管他解决了由英国植物学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却从未因此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你曾经停下来思考，为何灰尘在阳光的照耀下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一样，你就和1827年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有相同的疑惑。他观察到当花粉在水中释放颗粒时，这些颗粒的移动似乎是随机的。它们为什么移动？又是如何移动的？烟灰颗粒同样会随机移动，这清楚地表明花粉颗粒并非自主运动的。

后来的知识发展历程是这样的：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之年，这一年他实现了四项重大突破。爱因斯坦首次解释了所谓的布朗运动的机制。他证明，许多看似连续的运动过程（如灰尘或花粉颗粒的运动）事实上是许多离散粒子运动的产物。换言之，由于花粉颗粒对随机碰撞的微小水分子产生了反应，花粉颗粒才会连续运动。通过证明原子的存在，这一基本思想改变了物理学。它也为依靠数学方法描述各种看似随机的过程提供了启发，最终使得量子力学得以崛起。

金融学和经济学，总是羡慕物理学的严谨和名气，借鉴了这些成果并开始仿效物理学，从而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这说明金融学迷失了方向，它将准确性和模型置于现实之上，试图用物理学和量子力学描述固有的社会现象。

金融的兴起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对这些人来说，上述说法更容易被接受。然而这种关于知识发展史的说法是失真的。事实上，巴黎的一位博士生路易·巴舍利耶先发制人，他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早5年解决了谜团。他研究的不是粒子的运动，而是股价的动态，并用数学运算来描述这些运动，包括罗伯特·布朗观察到的花粉颗粒运动。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意识到，他可以将高尔顿钉板揭示的神奇分布推广到其他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结果不再仅仅是小球的落点，而是整个运动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大量分子运动的结果，就好像它们在穿过高尔顿钉板一样。更奇妙的是，巴舍利耶的关于股票价格的数据非常符合这一数学模型。使用股票市场数据进行研究当时是被人轻视的，尽管巴舍利耶取得了突破，但他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事实上，一些著名数学家错误地声称他的研究有误，这导致巴舍利耶在法国学术界被边缘化，直到去世都寂寂无闻。

因此，认为金融学作为一门研究市场和内在社会现象的学科，模仿物理学这门“硬”科学去追求精确性，便是迷失了方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正如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吉姆·霍尔特所言：“这才是正确的顺序，有人先提出理论来解释神秘的社会机构（巴黎证券交易所），再用这一理论来解开物理学中级谜团（布朗运动）。最后，这一理论解开了物理学更深层的谜团（量子行为）。显然，市场的怪异之处解释了量子的奇异之处，而不是相反。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艾萨克·牛顿就职于高盛集团，而不是坐在苹果树下，他就会发现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

巴舍利耶的发现不仅是对传统观念有趣的反转，还与两个最重要的风险管控策略（制定期权合约和分散投资）相关。巴舍利耶用数学方法将股票价格的波动描述为“随机游走”，这为他对当时在巴黎交易的期权合约粗略地定价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期权合约自17世纪以来就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巴舍利耶这个理论当时几近无人问津。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以巴舍利耶的逻辑为基础，并对其定价方法做了大幅改进，提出了新的期权定价公式，凭借这一贡献于1997年赢得诺贝尔奖。而巴舍利耶用来描述股价的随机游走算法，最终催生了投资组合理论。他认为，试图击败市场是不可能的，最佳方案就是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也许像在上一章那样嘲弄法国金融史是不对的。与英国金融体系相比，法国公共财政计划本质上诚然是不稳定、不实际的，但是我们仍要感谢法国金融市场，它的那段历史让人们开始有了对风险管控的现代认知。就连更为稳定体系的发明者英国人，似乎也对此表示认可。英国皇家徽章上的那句法文“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意思正是“心怀邪念者可耻”。

在《芬尼斯·芬恩》中，像伊丽莎白·贝内特这样的女主人公面临的风险管控问题，被维奥莱特·埃芬厄姆捕捉得很到位。当维奥莱特权衡自己面对追求者所承担的风险时，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孩童与男性无须小心谨慎。让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可以从头再来。想摔跤就摔跤，他们能再次站起来。然而女性必须小心谨慎。” 维奥莱特明确表示，女性必须更为谨慎地进行风险管控，因为其失败的后果严重得多。幸运的是，维奥莱特也知道如何管控那种风险。

维奥莱特摒弃了等待“真命天子”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无法像别的女孩那样坠入爱河。或许我会喜欢上某个人，确实我也有那么几个喜欢的男人……然而，要让我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身上，专一地爱他，甚至想要嫁给他，让他归我所有，这样的爱，我没有体会过。” 所以，维奥莱特如何择偶呢？对她而言，这相当简单。在适当的时候，她只需在竞争的备选者中做出选择。“在我确实打定主意结婚之后，我会选择第一个出现的人……毕竟，丈夫跟房子或者马匹很像。你挑的房子并不一定是世上最好的，而是恰好符合你的需要的。你去看房，如果房子很差，你就不会接受它。但如果你觉得合适，而且已经厌倦了四处看房，你就肯定会接受它。买马，嫁人，都是如此。”

把婚姻看作追求浪漫，去寻找“真命天子”，对维奥莱特而言是非常冒险的策略。相反，正确的策略是保证自己想要结婚时，有几个不错的候选人。她也是那样做的，在有了几个追求者并准备好要结婚的时候，她做出了选择——跟奇尔特恩勋爵结婚。

用金融术语来说，这就相当于创建一个期权组合，并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一种资产进行投资。有了期权组合，你就可以等待投资时机，并观察这些资产的涨跌情况——这样远比贸然投资一种资产，或一直期盼“合适”的资产出现更为可取。

金融界人士喜欢期权所代表的自由和机会，并且喜欢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通过接受教育，他们增加了“期权价值”，因为更高的学位和更多的人脉意味着更多选择。然而期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人们又该如何使用它呢？希腊哲学之父、17世纪的荷兰金融市场以及联邦快递背后的企业家都能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绝佳的指导。

自我认知，是维奥莱特深思熟虑后进行选择的先决条件，这与期权的原理不谋而合。出生于米利都的泰勒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希腊哲学之父。他被认为可能是最早提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的哲学家之一，他还是第一笔期权交易的创造者。泰勒斯开创性地运用自然而非超自然的方式去解释现象，倡导假设驱动式思维方式，甚至还使用最原始的仪器成功预测了日食，并因此得以作为唯一一位哲学家，跻身希腊七贤。

尽管泰勒斯成就非凡，但他仍然需要证明自己。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一贫如洗，泰勒斯被“嘲讽为哲学无用性的体现”。 为了改变这种印象，泰勒斯决定利用自己的天文知识预测橄榄丰收。“他筹集了一小笔钱用作押金，来租借米利都和希俄斯所有的榨油机。由于无人竞价，租金非常低廉。到了橄榄收获的季节，对榨油机的需求骤增。这时他乘机提价后租出榨油机，于是大赚了一笔。” 亚里士多德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启示，也反映了世界各地哲学家和学者得意扬扬的情绪。泰勒斯证明了，“如果哲学家愿意，那么他们很容易变得富有，但挣钱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泰勒斯的交易如何反映期权的本质呢？泰勒斯先期支付押金确保了租借榨油机的权利，而非义务。这种交易体现了期权交易的本质——预付一小笔钱来保障交易权利，而不是强迫某人做某事，从而向他们提供未来可能需要，但并不一定需要的资源。比如股票期权，就是现在交付一小笔期权费，让人们能够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以预定价购入股票。

期权，现在时常被视作一种深奥的金融构造。但同任何金融交易工具一样，期权的历史悠久。17世纪晚期，金融工具刚开始在阿姆斯特丹真正进行交易时，期权就是其中的主要金融工具。约瑟夫·德拉维加在《乱中之乱：股市三人谈》中强调了期权的重要性。在这段哲学家与股东的对话中，哲学家对进入金融市场饶有兴趣，但考虑到自己没有钱，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他无法参与。 股东让他放宽心，并向他介绍了“期权”，说购买期权“风险有限，收益却超预期”。 在详细解释如何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买入看涨期权和卖出看跌期权的权利时，德拉维加声称这些金融工具既是“顺风时快乐航行的船帆”，也是“暴风雨中的安全锚”。

期权购入的是一种权利，而非资产本身。于是期权就创造了不对称性，一方面允许投机（“顺风时快乐航行的船帆”），另一方面又能管控风险（“暴风雨中的安全锚”）。由于期权是权利而非义务，如果资产价格下跌，那么你不必购买，却能够享受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这种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投机工具。同时，拥有买卖资产的权利意味着即使在行情差的时候也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回报，所以它可以充当有效的保险。想想买面包机时附带的保修单，你实际上获得了一种权利，能够在买到有瑕疵的面包机时将其退还给厂家。

在某种程度上，金融界人士喜欢期权的原因在于这种回报的不对称性。损失有限而收益无限。而创造类似购买期权的体验，比如教育经历，其价值正体现在回报的不对称性上。损失明确而收益又没有上限，谁能知道这种可能性会带来什么结果？早在1688年，德拉维加强调的正是期权（option）的这一优点，他将“opsies”的词源追溯到拉丁语中的“optio”，意为“选择”，而后进一步追溯到“optare”，意为“愿望”。确实，这种“祈愿语气”是希腊语中表达愿望的形式，现今已不再被使用。购入期权让我们祈求结果，并想象可能的和可实现的结果。选择和探索可能性的欲望正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所谓的美国“愿景”。选择是给那些对自己期望达成的结果心怀希望的人准备的。

期权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对称性。风险越高，期权的价值反而越高。由于你的损失小而收益高，极端结果更受欢迎。换言之，由于期权具有保险属性，当人生的不确定性增大时，期权的价值会随之提升。

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持有期权，就会想冒更大的风险。因此，持有期权的真正回报来自它所带来的冒险机会。在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持有期权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全球物流公司联邦快递创立之初的故事，便体现了持有期权和冒险之间的关系。公司初创之时，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竭尽全力说服供应商、投资人和客户相信特快专递的好处。一个周五，由于一笔24000美元的账单还没支付，燃料供应商威胁要切断燃料供应，这样就会断送这家刚起步的公司的发展。而史密斯的账户中只有5000美元，他怎么处理呢？

作为公司所有者，史密斯意识到，如果公司破产，他就将血本无归，但如果公司再撑一天，他就有翻身的机会。这听起来很像期权——亏少盈多，损益不对称。你如果持有期权，那么会怎么做？你会去寻求波动性和风险。而哪里可以获得这些呢？时至今日，联邦快递依旧还在，就是因为史密斯前往拉斯维加斯，在赌桌上将5000美元变成了32000美元。当有人问起这么做的巨大风险时，史密斯简单地说：“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付给燃料公司的资金，公司无论如何都会面临失败。” 作为期权持有人，史密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承担巨大的风险：赢，就大赚一笔；输，也没什么大不了。公司所有者只有在濒临破产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动机，否则他们就要承担损失和收益。

当然，这里有很有趣的伦理问题。他的赌资属于欠款，所以史密斯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所用的本金，事实上是挪用的供应商的资金。但这也情有可原，所有濒临破产的公司的所有者都会有这种动机。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的所有者此时就像期权持有人，反正是输少赢多，那为什么不去拉斯维加斯拼死一搏呢？

这个小故事清楚地表明，创建期权，并把期权加入你的投资组合，可以让你承担风险，甚至鼓励你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金融界人士才喜欢期权，并认为这些盈亏可能性不对称的赌注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购得期权能够帮助你评估超出你现有能力的一系列结果，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在你遭遇失败的时候为你提供保障。

金融界人士非常喜欢期权，他们总是过度学习与期权价值相关的内容。他们沉迷于“可选择性”，痴迷于创造和保留选择机会。例如，我的学生经常描述他们为实现职业目标所走过的迂回道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此过程中创造选择的机会，以便在出现意外时有选择。对这些学生而言，获得选择权是习以为常的，而选择行为本身变得困难重重。因为做出选择意味着失去其他选择。

我的一些学生最终留在公司，通常是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起初他们打算把这些地方当作职业跳板，以此创造更多选择，实现他们实际的创业、社交或政治目标。最后他们多半告诉自己：“为什么不再待一年，为以后的道路创造更多选择呢？”这种事我屡见不鲜。期权的存在本该让人去做更多冒险的事情，最终却成了冒险的阻碍。

做出任何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不得不放弃其他选择所带来的机会损失。这些额外的损失，让人做出各种承诺时进退维谷。金融界人士提到婚姻，总称之为选择权的丧失。言下之意，结婚本质上意味着失去，而非新生活的开始。结婚意味着失去了未来选择的可能性。因此，专注于创造选择、保留选择，反而可能令人陷入难以抉择的困境。或者说，那些沉迷于创造选择多样性但缺乏决断力的人，往往会因为纠结限制自己的选择。

因此，在下面两个广受称赞的金融故事中，两位标志性人物面临选择的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之一，但其副标题“华尔街的故事”却经常被略而不提。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一名华尔街律师讲述了他与他雇用的书记员之间复杂的互动。金融分析师和律师深知华尔街的工作单调乏味，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弗兰茨·卡夫卡的本职工作是保险公司职员，即使是以描写荒诞和压抑著称的他，也无法想象出比在金融业工作更为阴郁黯淡的情景。但《书记员巴特尔比》也是一个关于“无为”的故事，一个对生活的诸多选择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故事。

书记员巴特尔比一开始勤劳肯干，但后来变得难以捉摸。当被安排干活儿的时候，他说出了美国文学中最神秘的那句话“我宁愿不”。某天巴特尔比被安排校对自己抄写的文书的工作，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宁愿不。” 老板问他是不是在拒绝，他又重复一遍“我宁愿不”。他既没拒绝，也没接受，他只是说自己宁愿不。

后来，巴特尔比住在办公室的事被人发现，于是被要求搬走。他只是回答：“我宁愿不。”律师老板为了甩掉巴特尔比这个包袱，搬迁了办公室。新租客不让巴特尔比继续住在这栋楼，巴特尔比只是说道：“我宁愿不做任何改变。”最终巴特尔比因流浪罪被抓进监狱，律师在探监时给他送吃的，他却“宁愿不吃”。故事的结局是，巴特尔比在监狱日渐消瘦，直到律师发现了他的尸体。

关于这句神秘的“我宁愿不”的意思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些文学评论家给巴特尔比贴上消极抵抗的标签，认为他是占领抗议运动的创始人。其他文学评论家把他看作梅尔维尔本人的抑郁困厄情绪的承载者，因为作家本人的作品在大众中反响平平。但我认为最能引发我共鸣的解读是，巴特尔比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是因为相较于真正的结果，他更期盼其他可能的结果。我们都在不同情况下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时，拥有多种选择是非常诱人的，这可能让我们拒绝做出选择，宁愿活在有更多可能性的世界里。这也是巴特尔比的做法，为潜在的可能放弃现实，为拥有更多选择而放弃做选择。

《书记员巴特尔比》收录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阳台故事集》中。在该书出版百年之际，索尔·贝娄的《抓住时机》问世。书中主人公的犹豫不决与巴特尔比并无不同。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汤米·威尔姆是个幼稚鬼，他在纽约度过了狼狈的一天。他为自己追求演艺事业而后悔，他求助父亲未果，与索要抚养费的妻子周旋，最终自己仅剩的积蓄还被塔姆金骗走。江湖骗子塔姆金医生是个麦道夫式的角色。他把心理学呓语和财务建议都用上了，让威尔姆相信猪油和黑麦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品，即便威尔姆明知他的建议是谬论，也没能抵挡住骗局。

威尔姆意识到，他的一生就毁在犹豫不决，毁在并非出于本意的决定上。“在挣扎了很久之后，他做出了决定，把钱交给塔姆金，理性判断还是处于下风。他心力交瘁，做出了不是决定的决定。怎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威尔姆已经为犯错误做好了准备，他的婚姻也是如此。正是这样的决定让他的人生定型。” 威尔姆总结道：这样的多个决定造就了我的人生。 他开始意识到，由于这些决定，自己的人生定了型，变得混乱。这些所谓的决定，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决定，只能算一连串的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源于他犹豫不决、瞻前顾后。

威尔姆祈求上帝指引他不再瞻前顾后，让自己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我从思绪中解脱出来，为自己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后悔自己浪费的时光。让我挣脱束缚，得到全新的生活。我现在真是一团糟。”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威尔姆偶然参与了陌生人的葬礼，在葬礼上他彻底崩溃。他懊悔不已，满是悲恸。“他抑制不住痛苦与悲伤，最后他克制不住地捂着脸痛哭起来，撕心裂肺。” 他陷入了绝望，无法抉择，只能祈求上帝的救赎。

巴特尔比和汤米·威尔姆都是支离破碎的人，他们似乎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抉择。然而两者存在差异。梅尔维尔讲述的是一个不去选择，也无法选择的故事。贝娄则更为现实，他刻画的是我们不做抉择的后果——世界会代替我们做出选择，我们被裹挟着，无法找到航向。我的许多学生面临的，正是后者。他们太过依赖可选性逻辑，做出了关于所学专业、读研和工作的抉择。很快，和许多人一样，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并非出自本心的决定。

还有另一种风险管控的金融工具，叫分散投资。在维奥莱特·埃芬厄姆谈到年轻女性面临的风险时，她凭直觉感受到了分散投资的奥妙。当奇尔特恩夫人说儿子奇尔特恩勋爵真的爱维奥莱特时，维奥莱特否认了男人的真心是自己的择偶标准。“真心爱我的人多了。” 随后她否定了一个万全之策：“但是我没办法每个都嫁。”有的男人可能符合她的期望，有的则不然。要是她会分身术就好了，如果她能每个都嫁，她的择偶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分散投资的逻辑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石，也是金融领域中唯一真正的“免费午餐”。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分散投资由来已久。像保险一样，最早的分散投资的例子，出现在早期航运业。彼时，货物被分到不同的船只、不同的航线，从而降低损失。中世纪的英国农民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过度依赖单一地块的产出。为了降低这一风险，著名的“敞田制”应运而生。农奴在领主庄园耕作一条条狭长的条田（这些条田分布在庄园各处），而不是耕作一大片土地。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这种方法非常低效。但是由于农民在不同田地中的收成是多样的，这大幅降低了风险。

用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延续至今，而且它还被用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在电视剧《火线》中，斯特林格·贝尔是巴克斯代尔犯罪团伙的商业主谋，他就运用了分散投资策略进行风险管控。在他跟警察的周旋中，保证内部通信至关重要，所以他用的是一次性手机。为了避免被窃听，贝尔不止用一条电话线。他在不同商店购买一次性手机，这样就不会产生大单交易从而引起店员注意。他还使用了多张SIM（用户识别）卡。他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警方的侦查和监控，这能通过分散购买去规避。

他的最终目标已经部分实现。总的来说，他的目标是使生意多元化，不再仅仅从事毒品交易，他还要进军地产领域，并与政府合作，争取获得联邦合同，试图玩一把“高端局”。最终，由于一名同伙的疏忽大意，整个团伙被警方摧毁。他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购买一次性手机，但总在同一家租车行租车。警方利用这一漏洞，出其不意地捣毁了整个团伙，导致贝尔垮台。从中世纪的农田耕种到毒贩的犯罪活动，分散投资一直是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正如期权具有保险属性一样，分散投资同样遵循保险的逻辑。保险公司用保险将个人的风险汇集起来，再利用大规模人口的规律性和神奇的正态分布来确定风险定价。通过分散投资，你可以将资源分散在不同的航线、土地、手机或租车公司上。你如果想从不同的结果中获益，就要分散自己的资源。

对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经验，这种逻辑尤其适用。斯蒂芬·库里可谓当今最伟大的现役篮球运动员。他是通过专攻一项运动并将所有精力投入其中而取得成功的吗？与大众普遍认同的体育观念背道而驰的是，业余选手或有潜力的高水平运动员，并不被建议只专攻一项运动。库里走的也不是这条路。

少年时期，库里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投入篮球训练中，他还参加了棒球、足球、田径、高尔夫球和橄榄球等多项运动。科学研究似乎表明，从事多种运动确实有益。一项运动中的主要技能在其他运动中可能只是次要技能，因此从事不同的运动不仅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甚至还能提高某些运动的主要技能水平和其他运动的次要技能水平。这种多样化的训练方法与通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避免过早地专注单一领域，通过接触更广泛的理论和接受多方面的训练，习得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方式，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

金融教给我们的是，分散投资不仅有助于规避风险，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内在的好处。这个逻辑可能很令人费解，甚至很多思想家都对此感到困惑，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不例外。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问世之前，他就曾断言：“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大笔钱投资到比较了解、完全信任其管理的企业中。用过多的资金投资所知甚少、不太信任的企业，认为分散投资能够将风险变得可控是错误的。” 然而千百年间，分散投资的逻辑对许多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圣经·旧约·传道书》建议：“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犹太教经典《塔木德》提倡：“人应该把自己的财富一分为三，一份买地，一份贸易，一份随时备用。”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些宗教经典作品推崇的分散投资不仅降低了风险，事实上还能保证收益。同等收益下还能降低风险，再好不过。通过投资收益不同的资产，人们能从不完美的资产关系中获益。事实上，最佳类别的资产是那些与你手头持有的资产的表现截然不同的资产，将这类资产纳入投资组合，就能降低风险，保证收益。投资具有相似收益的资产，在分散投资方面则作用有限。

分散投资的好处，也体现在生活中。一位好友曾向我诉说他的投资组合存在的问题：“我明白最要紧的是陪伴孩子，但如果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陪伴他们，就会毁掉他们，也会让我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分散投资原理告诉我们，当务之急是丰富我们的生活经历，拓展多种人际关系——那些不会互相排斥，反而能互相滋养的关系。与他人交友、共事，并不会妨碍你陪伴孩子，反而可能对当父母有所助益。

事实上，对我们助益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帮助我们跳出生活圈，拓宽我们视野的人际关系。用金融术语来说，这些关系是“不完全相关资产”，最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活。同理，在生活中只接触那些与我们志趣相投、经历相似的人，对我们的助益就比较小。与凯恩斯不能理解分散投资一样，扩展人际关系的逻辑也跟许多人的直觉相悖。物以类聚，或者说我们想要跟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这是普遍的社交本能，但这是金融学不提倡的。跟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确实会使人们更自在，但是金融学所推崇的是让自己努力接触不同，而不是屏蔽不同。

从分散投资中衍生出来的最终投资逻辑，被称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尽管它的名字晦涩难懂，这个模型却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启示。这个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分散投资使个人能够持有多种不同的投资品。因此，在权衡投资时，需要考虑每种投资品与投资组合中其他投资品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简言之，任何投资品的风险都不能被孤立地衡量。只有了解某种资产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的表现，以及它对整个投资组合的影响，才能准确衡量这种资产的风险。

归根结底，这个模型是这样的：随着投资组合大幅波动的资产就是“高贝塔”资产。因为这类资产分散风险的作用有限，所以这类资产的估值通常不高。事实上，这些资产会加剧你在市场中的风险。当市场下行时，这些股票的价格也会大幅下跌。这些高贝塔资产的低价值是你期望从这些资产中获得高收益的结果。因为它们没有什么分散风险的作用，所以这些资产就该产生高收益。而这就是这个金融原理最难懂的地方：如果要让这些资产带来高收益，当前就需要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它们。在现金流固定的情况下，现价越低，收益越高，才能补偿这些高贝塔股票带来的高风险。

以雅虎、清晰频道户外广告控股公司和拉马尔户外广告公司为例，这些公司都通过销售在线广告或户外广告盈利。谷歌财经公布它们的资产贝塔系数都高于1.5。资产贝塔系数高于1.5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如果市场上涨10%，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通常会上涨15%；而如果市场下跌10%，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通常会下跌15%。为什么会这样？常言道：在经济不景气时首先被削减预算的是广告，而经济复苏时第一个恢复的也是广告，所以这些公司的股价波动比经济的整体波动更加剧烈。由于这些公司的股票在你的投资组合表现不佳时表现尤其差（它们是高贝塔股票），因此它们需要通过提供更高的回报来补偿你，这意味着它们作为资产的价值较低。

相反，“低贝塔资产”随资产组合的波动幅度不大。它们不需要产生高收益和高价格。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贝塔值代表的就是资产与投资组合的相关性。在极端情况下，“负贝塔资产”的波动跟投资组合的走势相反。在整个投资组合表现良好的时候，这些资产的表现不佳。在整个投资组合表现不佳的时候，这些资产反而表现良好。因此这些资产的抗风险价值很高。这种高价值来自对它们收益的低预期。也就是说，因为这些资产能有效保障收益，因此收益的高低就不再重要了。事实上，不期待这些资产产生过高收益，正是因为当投资组合表现不佳的时候，这些资产却能表现良好。这又回到了保险的原理。在其他资产贬值的时候，仍然产生收益的资产是非常有价值的，你乐意高价购入它们。而那些加剧风险的资产的价值不高，需要产生高收益来弥补额外的下跌风险。

黄金就是一种低贝塔资产，甚至是负贝塔资产。我不懂人们购买黄金的原因，但其中一种逻辑是：当纸币变得一文不值，我们都陷入类似于电影《疯狂的麦克斯》中那样的世界末日时，我们就想要持有黄金。因为黄金保值，所以即使黄金会产生低收益或负收益，人们也乐意接受。即使黄金在《疯狂的麦克斯》世界末日场景中的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的价值，对它趋之若鹜，就也能使黄金在局势动荡的时候成为一种负贝塔资产。

在人寿保险单的预期收益上，这种投资逻辑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即便我在精算师算好的日期去世，保单的预期收益也是负数。因为我多年来支付的保险费总额会超过赔付额。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我重视的是，当家里有不时之需的时候，保险会进行赔付。

那么，你生活中的高贝塔资产、低贝塔资产、负贝塔资产又会是谁呢？你的高贝塔资产多半是你在领英上的人脉或有工作关系的人。这些人际关系大多是工具性的。换言之，当你人生得意时，这些人就会在你身边。当你人生失意时，他们就会离你而去。因此，他们对你的价值较低。这并非因为他们不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加剧了你的风险，并不能给你提供太多保障。当你陷入困境时，这类资产于事无补。

低贝塔资产是那些能够在困境中与你同舟共济的朋友，这种友谊更为珍贵。事实上，这种对友谊的分类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友谊的分类如出一辙。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低级的友谊，是高贝塔的交易型友谊，在这种友谊中，个人“不是为了爱而爱，而是因为有利可图才相爱”。 这种友谊淡薄而脆弱，一旦“一方不再体贴或对自己没用，另一方就不再爱他”。当你春风得意时，高贝塔朋友就会如影随形，一旦你人生失意，失去了价值，他们就会消失。而更高级的友谊是低贝塔友谊，朋友之间彼此真诚地祝福对方，这种祝福是无条件的，是基于对彼此的善意。

亚里士多德最欣赏的是无条件的爱，即你人生中的负贝塔资产。在你遭遇人生低谷时，这些朋友会在你身边鼎力相助；在你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时，他们会设法把你拉回现实。亚里士多德指出，“大多数人似乎……希望被爱，而非爱人”。 他将这种典型的情感与母爱相比。母亲“以爱为乐”，即使“孩子由于无知无法给予母亲应有的回报，她们依然爱着自己的孩子”。这听上去很像我们愿意承担负贝塔资产带来的负收益。当我们无条件地去爱自己的负贝塔资产时，我们一味付出，却不求回报，这就是负回报期望。

分散投资的逻辑、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贝塔系数之所以跟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分类相吻合，是因为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在金融领域，我们规划资产投资，并最大限度地实现风险和回报的平衡。在生活中，我们也在众多人身上权衡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除了与投资组合的原理一致，这些问题也都符合保险原理。对我来说，这种一致性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是否真正呵护了自己所爱的人和朋友？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是否伸出了援手？我是不是在投资组合中的高贝塔资产上投入了过多时间，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对我的价值不高？我是否珍惜了生命中的负贝塔资产？

伊丽莎白·贝内特的故事经久不衰，是因为她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那样，成功解决了自己的婚恋风险问题。她拒绝了柯林斯先生的求婚，也没有听从母亲的警告，因为他们想利用她规避风险的心理，试图威胁她去选择自己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柯林斯先生），而不去等待自己的真爱（达西先生）。她真正倾心的是达西先生，而当他第一次向她求婚时，她并没有接受。因为达西先生当时过于自恋，对伊丽莎白不够真心诚意。相反，她继续等待。她没有忽略自己的姐妹情谊，并观察达西先生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她拒绝因为爱情而抛弃亲情，而且她认为这两者应该互相成就。她逐渐明白达西先生在态度上的改变，打消了对他的疑虑。

最终，她明白达西先生对自己的妹妹并无恶意，而且他是一个可靠的伴侣。事情的转折点是她去探访达西先生的庄园之行。从仆从那里，她了解到达西先生慷慨和忠诚的本性。他并非自己所担心的那种傲慢、投机取巧的人。在仔细评估风险并确定回报之后，当达西先生第二次向她求婚时，她没有任何迟疑地接受了他的求婚。她没有考虑选择达西先生会失去什么，她“一锤定音”。她似乎明白了，对婚恋的风险管理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一套策略，确保一个人在必要时敢于冒险，从而真正创造价值。 CYO007BBZC9ruECjklsP1JNaYH30vXqLqolE5522eg1HUDOaNnkWFbAzHKRSsp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