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之轮

在《马耳他之鹰》的中间部分，作者达希尔·哈米特停下描写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转而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文学评论家史蒂文·马库斯认为，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故事是“全书最重要的片段……也是哈米特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片段之一”。 不知为何，导演约翰·休斯顿却在根据此书改编的经典黑色电影中省略了这一故事。片中侦探萨姆·斯佩德一角由彼时年轻的亨弗莱·鲍嘉饰演。

斯佩德，硬汉派侦探的化身，在和红粉佳人布里奇·奥肖内西谈话。这个女人从他的客户迅速变成了他的情人，而后越来越像头号嫌疑人。没有任何铺垫，斯佩德就开始向布里奇·奥肖内西转述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故事。弗利特克拉夫特是华盛顿州塔科马市一名成功的房地产经理，拥有“美国成功人士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一辆新的帕卡德汽车、房子、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一份前途光明的事业。弗利特克拉夫特没有任何秘密的嗜好或隐藏的邪念。他的生活井然有序，而且他还在不断取得成功。但有一天午饭后，他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解释，他的离开没有任何感情或经济方面的动机，“就像握紧的拳头突然张开”那样始料未及。

5年后，附近的斯波坎市有人联系了弗利特克拉夫特的妻子，说在那里看到了她的丈夫。她请斯佩德前往调查，果真找到了弗利特克拉夫特。现在的他是一名成功的汽车经销商，有了新的家庭、新的住所，以及新的名字：查尔斯·皮尔士。弗利特克拉夫特/皮尔士并没有因为抛弃了他们而感到内疚，他向斯佩德说道，他之前的家人得到了很好的经济保障。尽管如此，弗利特克拉夫特/皮尔士还是很想给斯佩德一个详细的解释，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弗利特克拉夫特解释说，他失踪那天，本来正要去吃午饭，结果在路上碰到建筑工地的一根钢梁从8楼坠落，钢梁恰巧砸落在他身旁的人行道上。从人行道上溅起的水泥碎片擦伤了他的脸颊，甚至给他留下了一道小伤疤。就在那一瞬间，弗利特克拉夫特感到心头一震，他“觉得有人打开了生活的盖子，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全部”。

弗利特克拉夫特的生活本来“整洁、有序、理智、负责”，而现在，“坠落的钢梁让他意识到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活着只是因为“意外”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惊恐过后，他开始感到不安，因为他“发现尽管自己努力合理安排生活，但还是乱了步调，和原来的生活节奏脱节了”。午饭后，他立即决定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生活的新景象”。他总结道：“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因随机坠落的钢梁而结束，他只需要离开，就可以随机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他立即坐船去了旧金山，之后又四处游历了好几年。

斯佩德在故事的结尾说，弗利特克拉夫特/皮尔士最终“回到了美国西北部，在斯波坎市定居，并又结了婚”，还有了孩子。知道了这些后，他的第一任妻子“不再想和他复合，所以最终他们低调离婚，一切都顺利地进行了”。弗利特克拉夫特/皮尔士完全没有感到愧疚和懊悔，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行为完全合理。

接着斯佩德以这篇故事中他最喜欢的一部分总结道：“我想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很自然地又重复了原来在塔科马市想要跳出的生活轨迹。但这一部分是我最喜欢的。他让自己适应了钢梁的坠落，又在后来钢梁不再继续坠落时，让自己重新适应了它们不再坠落的状态。”

在读这个故事时，我的脑海里频频浮现两幅画面。第一幅画面是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的大卫·拜恩在挥舞着双臂，质疑他平庸的郊区生活。就像所有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一刻质问自己一样，大卫·拜恩质问自己：“我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一生一次”的经历让弗利特克拉夫特质疑一切。第二幅画面是电影《双面情人》中格温妮斯·帕特洛饰演的海伦·奎勒在伦敦赶地铁的画面。很快，我们看到了两种人生在她面前展开，到底是哪种取决于她是否赶上了地铁。说到底，弗利特克拉夫特和奎勒的人生，都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

从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两点。第一点是偶然性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弗利特克拉夫特意识到，生活并不能被有序地安排，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偶然性。第二点更加微妙。故事中斯佩德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弗利特克拉夫特虽然努力想“随机改变他的生活”，却还是回到了他之前的生活轨迹。也就是说，偶然性固然重要，但我们还是逃不出自己的生活模式。就像拜恩一遍遍地唱着“一生一次”，但一切却依旧“一如既往”。

就像所有精彩的侦探故事一样，在达希尔·哈米特撰写的故事中，关键线索明明就触手可及却无人察觉。哈米特选择的这两个名字——弗利特克拉夫特和查尔斯·皮尔士，给故事增添了几分深意，还将这个故事和金融联系在一起。因为金融的核心，正是理解生活中的风险与随机性，并利用模式的主导地位来谋求利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弗利特克拉夫特”这个名字了。但是，在平克顿安保公司做过调查员的哈米特当然知道，弗利特克拉夫特出版了当时人寿保险业精算分析的“圣经”。弗利特克拉夫特是个统计学奇才，他出版的系列作品帮助新兴的保险业算出了潜在客户生存和死亡的概率。

查尔斯·皮尔士之所以作为第二个名字，是因为哈米特想让读者想起那位已被人遗忘的传奇人物：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是“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还是一位数学家兼逻辑学家，人们认为他的研究为20世纪数学领域的多项重大进步奠定了基础。他还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为现代文学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他还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者，随机试验也是他发明的。

简言之，皮尔斯身兼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等多重身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式人物。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则将他称作“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在小说家沃克·珀西看来，他比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为统一的人类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他相比，杰斐逊、爱默生、詹姆斯、尼布尔、杜威都黯然失色——皮尔斯才是真正的大师。

对皮尔斯来说，一切都归结为保险。纵观他的一生，他总在保险。1869年，他曾宣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家保险公司”。 为什么这样一位博学深沉的思想家，却一直探索在大多数人眼里平庸而无趣的东西——保险呢？这是因为保险并不平庸，也不无趣。对皮尔斯来说，它是理解生命的核心框架。

他对保险的钟爱，在他生命最后发生的一连串有趣的转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总是陷入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感情关系，皮尔斯一直被学术界排斥，其中包括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皮尔斯因此丢掉了终身教职，晚年生活穷困，为赚取收入四处奔波。他的朋友——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积极为他寻找赚钱机会，并多次建议皮尔斯举办实用主义的系列讲座，毕竟他是创建这一哲学流派的关键人物。最终，在成功说服哈佛大学理事会原谅他之前不道德的行为后，皮尔斯于1903年受邀在哈佛大学做了6场讲座。

哈佛大学隆重地公布了皮尔斯要开系列讲座的消息。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皮尔斯在第一场讲座中竟大谈特谈概率和保险公司，这让詹姆斯和他的同事震惊不已。听众无法理解，皮尔斯用微积分推导出了保险公司设定保单价格的盈利条件。要知道，当时，还从未有人将微积分应用于金融领域，更不用说哲学领域了。

从来不对数学着迷的詹姆斯惊恐万分，认为皮尔斯肯定是失去了理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皮尔斯成了一个“东拉西扯的高智商怪物” ，一个“声名狼藉、令人不齿的老家伙” 。皮尔斯没能妥善地利用这次重返学术界的机会来获得稳定的收入。相反，他的讲座让他遭到了更多的排斥。最终，皮尔斯在穷困中度过了余生。直到1913年去世，他也未能被学术界接纳。

皮尔斯到底在保险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对保险的理解对人类生活如此重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保险的重要性呢？为什么哈米特在阐述保险时故意选用了弗利特克拉夫特和查尔斯·皮尔士这两个名字？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理解风险的本质和概率的概念。

在我执教的20年中，我教授过有关微观经济、金融、税法、国际金融以及创业的内容。每门课都有难教的内容，但我都能应付下来，唯独概率学让我备感吃力。我最严重的两次教学失败经历，都发生在概率学课上。第一次是我试图借助“我有两个女儿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简单问题来让学生建立概率的概念。谁承想，这个问题火速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各个国家中男性比例大于女性的经验性规律的讨论，而这一规律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某些文化中重男轻女的倾向。20分钟过去了，我们讨论了性别比例、选择性流产、杀婴罪，但没人学到一丁点儿关于概率的知识。

第二次失败的教学尝试是试图引入“蒙提·霍尔悖论”来讨论概率。这个问题由游戏节目《让我们做个交易》衍生而来。节目中，参赛者有三道门可供选择。其中一道门的后面是丰厚的奖品，另外两道门后面都是安慰奖。当你选择一道门后，节目主持人，也就是蒙提·霍尔，会告诉你剩下的两道门后哪一个是安慰奖。然后，他会问你要不要改变选择。这时，你应不应该放弃你原先的选择，改选另一道门呢？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没给人启发，反而令人更加困惑（是的，你应该换，我可以保证）。学生最后转而开始讨论，人应该如何减少生命中的遗憾，想做就做——把握现在！就这样，我的金融课堂变成了“死亡诗社”。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对概率学感到头疼，放轻松，你不是唯一一个。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简单的概率直觉从来都难以捉摸。统计学者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人类花了数千年的时间才知道：偶然性不可简化、无处不在，但又可以被理解，被严格分析。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说，这一真相在弗利特克拉夫特的另一个身份——查尔斯·皮尔士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个惊人的发现，正是保险乃至现代金融的基石。说到底，金融就是一组工具，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这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概率直觉的难以捉摸性是一道尤其深奥的谜题，赌博存在了千年之久——没有什么活动比赌博更充满概率和规律了。那么，既然赌博如此古老，为什么概率思维没有被早点发现呢？想一想赌博的当代变体《命运之轮》游戏节目。本质上，这个游戏就是猜单词，只是多了一个步骤：你必须转动轮盘，来改变猜对下一个字母获得的奖品。假设你知道答案是“把握现在”（Carpe diem），本轮已经赢得了1000美元，现在你需要做出决定，要不要再转一次，这样你有机会得到字母C。你要这么做吗？你已经知道了最终答案，但你需要权衡转到“失去一轮机会”或者“破产”的概率和回报，而不是转到奖金的概率和回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考虑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你必须基于概率来思考。

的确，两大经典概率问题都是赌博问题，而且在出现了几个世纪后才得以解决。第一个是点数问题。两位玩家等额投注，并以掷硬币分胜负，他们约定，先得到四次选择的结果（正面或反面）的一方就获胜。但如果三次投掷的结果是两次正面，一次反面，这时游戏被中断，他们必须现在分奖金。那么应该怎么分奖金？显然，选择了正面的人应该多分一些，但是具体应该多分多少呢？

第二个是鞅问题。所谓鞅问题，就是在赌场中，赌徒押10美元赌投掷硬币的结果是正面，庄家选反面。赢钱的策略十分简单——每次出现反面，赌徒都会加倍下注，直至出现正面。最终，正面总会出现，赌徒至少能赚到他原来下注的金额，也就是10美元。显然，这是必胜策略，理论上每次赌博都应该用它。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呢？如果是你，那么你会这么做吗？想要用这个策略取胜，赌徒必须一直赌下去才行——赌徒如果眼界或资金有限，就有可能输得很惨。

几个世纪以来，赌徒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却始终无法用清晰的逻辑来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在更简便的数制发明前，在许多先进的文明中，比如希腊文明，都没有工具来全面地分析这些问题。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早在梅夫·格里芬发明这档风靡世界的长寿游戏节目前，原始的命运之轮就已经主宰了人类的想象力。本章开头名为《命运之轮》插图的主角是古罗马幸运女神福尔图娜，而不是《命运之轮》节目的主持人瓦娜·怀特。福尔图娜转动的是轮盘，不是字母。福尔图娜旋转的命运之轮，将决定人类面临的是富有还是贫穷。命运之轮的形象贯穿了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文明，它暗示着偶然的结果不能被人类推理出来，而是受神力控制。这一点在乔叟和但丁的作品中常有体现——解释各种人物为何命运悲惨。如果偶然的结果是由神力决定的，人又如何能理性地看待偶然的结果呢？

基督教的传播进一步巩固了这样一种观念：神力在操控一切，而且人类无法理解这些神力。然而，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和文艺复兴时期全球贸易的开展，人们开始渴望了解风险承担的含义。此时，旧有的观念开始被打破。商业现在承诺，人们如果能很好地理解风险，就会获得巨大收益。人类坚信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这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动力。从前，结果归因于神力干预。如今，结果臣服于分析。

两位先驱数学家布莱瑟·帕斯卡和费马在书信中讨论了先前提到的点数问题。这些书信交流使概率论取得了重大突破。1654年，帕斯卡和费马通过研究各种可能的结果，创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工具，从而推导出了当游戏中断时赌注的预期值。他们的书信交流随即引发了概率思维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中的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概率论的基础性发展使人类在理解偶然性时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反映神力作用的宿命论被一种新的宿命论，即“自然法则”取代。统计学站稳脚跟之后，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现象都服从钟形的正态分布。这就意味着对所有现象（比如人类身高和能力）的观察都符合这种钟形的正态分布，也就是说观察结果大多分布在平均值附近，距离平均值越远的结果出现的概率越小。

这一系列的伟大发现，尤其体现在弗朗西斯·高尔顿发明的奇妙装置——高尔顿钉板中。这个装置类似于简化版的日式弹珠机（你如果去过日本，那么应该会对此有所了解）。在弹珠机中，小球在障碍物组成的迷宫里弹跳，最终触发奖励。这个游戏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非常容易让人上瘾。

在高尔顿钉板中，许多小球从垂直的木板顶端落下，木板上均匀地镶嵌着木钉，四周以木板为边界。木板下端是许多木栏，可以让小球落入。人们可能认为，小球会随意落入隔栏，最终均匀分布——毕竟，小球在落下的过程中会随机触碰到均匀分布的木钉。

但就像许多其他随机过程的产物一样，高尔顿钉板的结果总是呈现完美的钟形正态分布，大多数小球落在了中间的隔栏里。这种规律太常见，许多有趣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以至于人们深信，所谓偶然事件，不过是幻觉，依旧是服从自然定律的结果。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那个时代统计学和概率学的先驱，是深受这一讽刺现象困扰的典型代表：他发明了用于分析随机性的工具，却深信决定论。拉普拉斯在一本关于概率学的巨著开头断言：“所有事件，甚至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不遵循伟大自然法则的事件，其实都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就像日月轮回一样必然。” 法则无处不在，掌控一切的是法则，而不是偶然性。

高尔顿是统计学的另一位先驱，也是高尔顿钉板的发明者，他对钟形曲线赞不绝口。对高尔顿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曲线所代表的“伟大的宇宙秩序” 更迷人了，希腊人如果当时发现了它，肯定就会将它奉为神明。他深情地描述这条曲线，总结道：“它在最混乱的世界中统治万物，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它就是混沌的至上法则。” 神旨被自然法则所替代。偶然性只是我们对事物了解不够所导致的假象——一旦我们明白了自然法则，一切都将一目了然，秩序将随之建立。

虽然人们认为皮尔斯命名了“正态”分布，但他却反对这种分布逻辑。其他人认为自然法则让偶然性变得无关紧要，但在皮尔斯看来，“偶然性在感知中无处不在……它是绝对的……是所有理智认识最明显的体现”。

皮尔斯能够同时持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相信偶然性和随机性无处不在（第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想一想弗利特克拉夫特的经历），也相信体现总体规律性的模式同样存在（第二种宿命论的观点，想一想弗利特克拉夫特变成皮尔士后的经历）。宇宙充满偶然性，其本质上是随机的（随机决定），但模式能帮助我们掌控世界。

显然，高尔顿才华横溢，但他对法则的信仰让他走上了歧途。他成了优生学的创始人，优生学的追随者相信，我们可以提高人类的基因质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强制让那些被认为不合格的人群绝育。这个观点一度盛行，以至于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在1927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支持了这种做法。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该案的总结陈词中说道：“低能儿延续三代就足够了。”高尔顿的雄心是创造“秩序”，消除一切偶然性和所谓“劣等”人群。我们都清楚，这个观念在20世纪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

相反，皮尔斯接受了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存在，这使他发现了保险的意义。没错，皮尔斯对世界的理解是：随机性尽管无处不在，但总体上是可以被预测的，这正是保险和现代金融的基石。金融致力于提供的，就是可以掌控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的工具。风险随处可见，这一点无可否认。我们不应忽视风险，或向它屈服，而是要管理它。购买保险正是我们用来管控生活风险的主要方式。

我的许多学生都涌向金融业，但往往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金融业就是由投资人和银行家组成的——他们要么想进投资银行，要么想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等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所以，当有学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走一条少有人选择的路，在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内部从事金融工作，或者更好的是进入保险业时，我既惊又喜。

进入保险业是逆势而为，因为当下保险业高管的普遍形象就是：无聊、呆板，甚至有些邪恶，因为他们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利。但保险业并非总是如此——保险业高管曾经也是英雄，比如弗莱德·麦克莫瑞和爱德华·G.罗宾逊在伟大的黑色电影《双重赔偿》中饰演的角色。但现在，有的只是《土拨鼠之日》中容易被遗忘的、让人恼火的内德·赖尔森，推销一次性缴足保费保险。

有时候，当我向学生讲述当今备受崇拜的资本家沃伦·巴菲特是从保险业起家的故事时，他们会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巴菲特依靠投资保险业的资金，将自己的纺织公司成功转型为投资机构。当然，这得归功于他高超的投资技巧，也就是他通过保险公司以低成本筹措资金的能力。他理解保险的乐趣所在。美国伟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如此，他在殖民地创立了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所以，在谈及保险时，你如果不屑一顾，那么将会错过什么呢？

和大多数金融创新一样，保险的出现源于旅行风险，尤其是海上航行的风险。在过去，航行所需的资金通常通过贷款获得，但商人或借款人要承担个人责任，例如，如果货物未能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可能会被迫成为奴隶。由于航行充满危险，贷款会以船舶抵押合同的形式与保险捆绑在一起。这种安排使得商人无须因货物被盗或在风暴中损坏而赔偿贷款，而贷款方通过收取较高的利率来补偿风险。因此，风暴或海盗造成的货物损失风险得以被分担和定价。那些能够更好地承担这些风险的人（考虑到突如其来的风暴可能导致的后果，你会借贷吗？），也就是金融家，向商人收取承担风险的费用。

商业运输的另一大风险，就是因搁浅而被迫放弃货物以保护船只。《弃货法》诞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被叫作《罗得海法》，因东地中海一带的贸易中心罗得岛而得名，沿用至今，不过现在其核心思想被称作“共同海损原则”。这种做法的精神很好地体现在1000多年前《查士丁尼法典》对这种做法的讨论中：“《罗得海法》规定，为减轻船只负载而抛弃的货物，由所有人共享，因此损失也应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如果船长为了保护其他货物而抛弃了部分货物，未被抛弃货物的所有者补偿被抛弃货物的所有者才算公平。即使在今天，货船也遵循共同海损原则，根据《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损失由货物所有人共同承担。

共同海损原则的运用，就是一种风险共担，而这正是保险的本质所在。保险通过共担风险将人们捆绑在一起：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共同海损原则要求的风险共担是海事法的强制性要求，并非自愿的保险合同。那么，保险合同是何时，又是如何变得更加个人化，并出于自愿签署的呢？

对罗马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来世的不幸。而唯一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就是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但他们怎么确保自己的葬礼有人操办呢？买保险！罗马葬礼协会是一个志愿组织，其成员大多是老兵，这样一来，一群信仰相同、社会地位相近的人共担葬礼费用，保证自己死后有场体面的葬礼，从而，灵魂得到救赎。

事实上，“担保”（assurance）这个词将保险和救赎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不同领域里，它都涵盖了这两层意思。它既是保险的同义词，也表示基督教教义中的得救的确据。救赎是终极的保险赔付，这个概念是另一个著名的概率学谜题的基础。概率学先驱布莱瑟·帕斯卡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赌注”，认为即使神存在的概率微乎其微，信仰上帝仍是值得的。实际上，帕斯卡问道：“冒着在地狱中永受惩罚的风险而不信仰上帝，真的值得吗？”

罗马葬礼协会代表了主导保险行业直至20世纪初的组织形态——为成员提供保险的兄弟会式的自发组织。考虑一下秘密共济会会员独立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是的，其会员自称为“怪人”（odd fellows），这个名字很可能源自他们从事的“奇怪”行业。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兄弟会在北美有200多万名成员和16000多个地方分支机构，它还是伤残保险的主要提供者，这些保险弥补了工业时代工人因日益危险的工作环境所遭受的收入损失。

风险分担是人类的本能，因为有些风险是大多数人无法独自承担的。例如，如果我不能挣钱养家，那么我的家人将如何生存？保险业的重要性可以从它替代的行业中看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巫术的减少要归功于保险业的兴起。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称，“对女巫进行惩罚不仅是为了惩罚其过去的罪行……也是摆脱巫术影响的先决条件，是预防未来灾难的保险手段”。 历史学家欧文·戴维斯表示，保险业的兴起，“不仅缩小了不幸事件的范围，缓和了它的影响，而且人们也开始将这些不幸归咎于社会福利机制的失败”。 如果另一种选择是宣称你的邻居是巫婆，然后将她淹死，那么抱怨保险公司拒绝你的索赔也就不算很糟糕了。

即使保险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并且可以实现多人共同分担风险，我们仍然面临一个真正的难题——人们该为此支付多少钱？罗马葬礼协会或者秘密共济会会员独立会的会费应该是多少？其实，这才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原因，也是需要高尔顿钉板和正态分布帮助的地方。由于随机性的存在，我们无法预测个体的具体结果，但我们可以预测总体的结果，因为正态分布无处不在且结果可靠。事实上，这正是保险业赖以生存的逻辑。通过历史数据计算总体平均值，我们可以推算出概率和保费，正如皮尔斯在他的哈佛系列讲座中讲述的一样。

但这种纯粹的统计方法漏掉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你提供保险合同时，你并不了解买主的全部信息。这一问题的后果非常严重，事实上，这甚至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产生了关键且被低估的影响。路易十六和他的财政大臣忽略了这个问题，计算出了一个错得十分离谱的保险费用，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中，一个重大错误是为担心寿命太长的人提供保险。为寿命太长买保险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纵观历史，人们更担心寿命太长，而不是英年早逝。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的寿命太长，那么人们的积蓄可能不够花，最终在贫困中死去——想想皮尔斯的经历。这种风险，即长寿的风险，可以通过将你现在的财富“年金化”来解决。年金是一种合同：你投资一大笔钱，保险公司每年向你支付一笔固定金额的费用，直到你去世。这是一个保证你生前一直有收入的有效方式。

事实上，这些年金合同是英、法两国18世纪这一重要时期公共财政的主导形式。它们之所以起效，是因为出现了出生和死亡记录。的确，正态曲线最早的一些表现形式大多与死亡相关。我们如果提前知道平均而言不同年龄段的人何时死亡，就能确保我们制定的年金费用规则可行。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将根据其不同的寿命预期，获得不同的年金。

18世纪，英、法两国不断交战，两国不得不为战争（包括那场昂贵的七年战争）投入大量资金。事实上，两国都陷入了某种军备竞赛，其军事开支日益上涨。18世纪前，两国就有过以各种方式违背公共义务的不良记录。英国借光荣革命进行了体制改革，创建了公共财政体系，确保支出由税收收入承担，这是平衡预算系统的雏形。

相比之下，这时期法国的财政状况依然混乱，开始越来越依赖向民众提供年金保险解决困境。令人震惊的是，因为迫切需要融资，他们甚至决定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获得同样金额的年金。无论是5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人，只要活着，法国政府就会向其支付年金。年金的支付设定是基于典型的投资者会感兴趣的模式，因此，平均而言，统一的年金利率是可行的。

这段历史为说明保险为何如此复杂提供了一个原因：残酷的逆向选择。猜猜最后谁买了年金为法国政府融资？不出所料，老年人并不买账，反倒是年轻人蜂拥而上——后者恰恰是对法国政府来说养老成本最高的人。

事情不止于此。金融工程师给全世界制造混乱的最早例证，可能是一群瑞士银行家代表一群5岁女孩购买了年金（这些女孩来自长寿的家族）。之后，他们又允许人们投资这些年金的投资组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证券化案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这些年金已经成了政府主要的资金来源，而其中大多数年金受益者都还不到15岁。

这些债务引发了一场财政危机，危机最终演化成了对公众广泛持有的其他债务的违约。由此引发的不满反过来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8世纪90年代，财政大臣对此进行了事后分析，谴责了旧制度的愚蠢做法和这些年金支付制度的不公平，对像瑞士银行家这些能理解其中商机的人来说，这些年金看起来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笔可传承给买方后代、特别慷慨的年金至今仍在偿付期内。为此，法国政府每年仍有一笔1.20欧元的预算款项，用于支付1738年发行的这款“红雀年金”的年息，可以说，法国大革命至今仍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事实上，即使当时法国政府根据年龄设定了不同的年金利率（这显然是他们应该做的），逆向选择问题也仍然存在。那些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能够活得比预期寿命长的人会购买这些年金，而那些知道自己有健康问题、可能寿命不长的人不会购买。事实上，经济学家艾米·芬克尔斯坦和詹姆斯·波特巴发现英国庞大的年金市场同样显示出这种趋势：购买年金的人普遍比不购买的人的寿命更长。这表明在设定年金利率时，需要考虑到那些因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而购买年金的人的比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逆向选择问题，即无法确定购买保险的人是保险提供者期望的购买者，只是保险面临的两大问题之一。18世纪问题重重的法国公共财政体系是另一大问题的例证。

令事情更有意思的是，法国政府还允许个人组团购买年金保险，团队成员每死亡一个，其他所有人的年金都将增加。政府每年向该团队支付定额年金，直到最后一个成员去世，而且随着团队中的成员陆续离世，活着的成员拿到的年金就越来越多。所以，活到最后的成员拿到的年金数额往往极其巨大。这个年金计划就是所谓“唐提式保险”。

事实上，这个年金计划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也就是你的寿命越长，你拿得越多。它对政府也有益，因为预测最后一个人死亡的时间，比预测人的平均寿命更容易。唐提式金融工具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与欧洲十分盛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原址就在唐提咖啡馆旁边，而建造唐提咖啡馆的资金来源于唐提式保险的融资。学者估计，20世纪初期，美国有900万份唐提式保单，其对应资产规模接近当时国民财富的8%。

唐提式保险会带来哪些问题呢？如果你的保险金额度取决于别人的死亡，那么对此你会作何感想？这个问题，可以从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获得答案。如果你是伯恩斯先生，那个拥有核电站的反派，你就会想尽办法除掉那些与你一同购买唐提式保险的人，包括巴特的祖父。

《辛普森一家》的情节很好地说明了保险的存在导致了参保人改变行为，这就是所谓道德风险的表现。这个例子不算完美，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不会为了保险杀人，而是会为了保险冒更大的风险。保险，或者其他各种安全保障，都会让人冒更大的风险，所以承保人就应该在定价时将这种行为反应也考虑进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中芭芭拉·斯坦威克所饰演的角色的行为就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鉴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影响，应该采用什么机制来最有效地应对它们呢？国家强制险和雇主责任险的目的就是确保人们不会为一己私利有选择地投保。同样地，免赔额的设定也是为了避免个人因为参保而过度使用医疗服务。但是，什么样的组织最适合进行风险分担，并能化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影响呢？这个组织应该强制成员资格，这样可以避免逆向选择的问题。此外，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可以监督彼此的行为，以确保自己不会遭受道德风险的不利影响。

当然，这个组织就是家庭。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这就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此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确保了其不会改变行为以从保险中获益。事实上，千百年来，家庭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保险来源。多项研究表明，一个家庭或数代同堂的家庭内部会提供各种保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家庭形成”速度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新家庭数量的大幅下降，因为许多年轻人选择搬回家与父母同住。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说：“无论何时何地，家永远是向游子敞开大门的地方。”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就是提供保险的理想组织。家庭的规模和复杂性限制了风险分担的好处。一个表明家庭并非最佳保险提供者的迹象是，在国家提供养老金之后，独居老人的数量激增。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军队退伍老兵是首批获得优厚养老金的美国人。经济学家多拉·科斯塔的研究表明，这批老兵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比例，要比当时普通老人高很多，这说明，家庭保险可能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养老金为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选择，许多老人认为，家庭式养老金不如政府养老金。有时，距离产生美。

理解风险无处不在以及保险的本质，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皮尔斯身上。为什么皮尔斯这位杰出的文艺复兴式大师，一个能够同时接受偶然性和正态分布规律性的人，会得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家保险公司”这一结论呢？

在皮尔斯看来，如果“偶然性能从每一个感观通道自然涌入” ，我们自然就会得出“一切人类事务都取决于概率，且这种现象无处不在的结论”。 所以皮尔斯教会我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要接受偶然性。这也引导皮尔斯得出了他最伟大的发现。他在试验中使用了一副扑克牌，以确保受试者是随机分配的，这样结果就不会带有任何偏见，也更加可信。这是第一次在科学试验中应用随机性的例子，随机试验如今已成为知识探索的必要工具。皮尔斯没有否定偶然性的存在，相反，他懂得接受无处不在的风险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它可以成为智慧的基石。

当你接受了偶然性后，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个世界，寻找能够指导你行为的固定模式。这就涉及概率了，因为概率是真正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我们应从概率的角度看待世界。如果我们想了解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以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经验来计算这些概率，就像保险公司一样。保险公司与人群打交道的经验越多，它们对概率的理解就越深刻，其生意也就越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家保险公司，经验是了解如何发展壮大的关键。

皮尔斯对保险的重视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自然延伸。实用主义是臆想的反面，实用主义相信，能够指导行动的真理才是有价值的，而符合真理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意义。皮尔斯经常使用统计学术语“抽样”来谈论经验。只有对宇宙万物进行抽样，我们才能学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积累经验，就像保险公司必须积累经验一样，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以正确的概率理解这个世界中的事物。的确，关键在于把握现在。

最后，皮尔斯将经验的重要性在逻辑上推至极限。如果自身的经验是理解世界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我们该如何与他人交往呢？在一个伟大的转折中，皮尔斯基于对鞅问题需要无限长远的眼光和保险公司如何对保单定价的讨论，提出了有关道德生活的论点——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

死亡使我们一生面对的风险和能得出的结论的数量变得有限，因此它们中和之后的结果才会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概率和推理的前提都假设这一数量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再次陷入与以前相同的困境。而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正因生命有限，我们在逻辑上更应该保证利益的多样性，不仅应关注自身命运，还应关心整个社会的命运。而且，这里的“整个社会”不应被各种边界所束缚，应包括所有在思想层面与我们产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种族。无论多么模糊，整个社会都应该超越地域限制和其他一切界限。这种逻辑源于社会准则。要符合这个逻辑，人类就不能自私。

如果我们自身所能经历的体验本质上是有限的，要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就应该拥抱他人的经验，并为他人谋福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相反，皮尔斯认为，保险和抽样的逻辑必然要求我们践行“圣保罗所推崇的慈善、信仰和希望三大美德”。 融合他人的经验，个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是积累经验所必需的。对皮尔斯来说，保险教给我们，经验与共鸣是我们对抗世界的混乱的关键。

华莱士·史蒂文斯被评论家彼得·施杰尔达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但史蒂文斯对大部分哲学并不感兴趣。1944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诗歌优于哲学的文章，一位朋友因此批评他没有读到有共鸣的哲学观点。史蒂文斯回答说，“大多数现代哲学家都太过学术” ，但他补充道，有一位例外，“我对皮尔斯一直很有兴趣”。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皮尔斯与史蒂文斯在思想上的深刻联系，但有一点更值得一提：史蒂文斯甚至比皮尔斯更喜欢保险。即使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已经让他没必要再工作，他还是当了一辈子保险公司的高管。

史蒂文斯拒绝了担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讲席教授”的邀请，而是致力于处理哈特福德事故保险公司的保险索赔，决定是应该庭外和解还是应该提起诉讼。同为诗人的约翰·贝里曼在写给史蒂文斯的挽歌中，戏称他是“精算师中古怪的金融人士”。 那么，史蒂文斯在保险中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正如我们所见，保险通过利用模式和创造风险共担机制，试图理解和管理人类经历中的混乱。对史蒂文斯来说，诗歌也有同样的目标：解决这个世界的混乱。

在诗集《秩序观念》的自序中，史蒂文斯将该卷诗评为“纯粹的诗”，旨在探讨“个人在面对既定观念的消亡时，对普遍秩序感的依赖”。 除了关注20世纪前30年的巨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史蒂文斯对自然和人类思想中的混乱也十分敏感。

在诗歌《基围斯特的秩序观》中，史蒂文斯用内心的渴望结尾：“啊！请看秩序的激昂。”史蒂文斯的传记作者保罗·马里亚尼将这首诗描述为“对能对抗侵占一切混乱的武器的呼唤，对不止能对抗外在的，还包括更可怕的内心的混乱的武器的呼唤，渴求这种虚构之物的幻想让我们能够走下去”。 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斯将“大海的黑暗之声”和“水与风无意义的怒吼”与一位歌者“超越海洋之灵的歌声”做比较，他的意思是艺术——小说、音乐、诗歌——是在混乱世界中生存的唯一途径。

诗歌对史蒂文斯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展示了想象力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混乱。在《想象作为价值》一文中，史蒂文斯强烈反驳了帕斯卡提出的“想象是人类体内欺骗性的原素，是错误与虚假的主宰”的观点。相反，史蒂文斯提出“想象力是人唯一的天赋” 和“通往现实的唯一线索” 。想象力为何如此重要？对史蒂文斯来说，“想象力是一种超越事物可能性的心智力量” ，是“让人能够在异常中感知正常，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力量” 。史蒂文斯的话听起来几乎像是正态分布的早期发现者之一会说的话。

从异常中感知正常，正是保险建立的基础，也是帮助我们在世界的混乱中寻找秩序的工具。皮尔斯也明白，想象力与科学和理性一样，是应对偶然性与混乱的有力工具。与帕斯卡的超理性主义相反，皮尔斯和史蒂文斯一样，看到了想象力的价值，并得出结论，“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工作，其实与科学家没什么不同”。

对皮尔斯、史蒂文斯来说，像哈米特笔下的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生活的根本问题是直面无序和混乱，理解它们，不否认它们，并努力与之共处。对于皮尔斯而言，保险是解释这一切、描述如何处理这一切的核心隐喻——通过经验、实用主义和共情。对史蒂文斯这位毕生致力于保险索赔谈判，放弃了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的人来说，想象力是应对无处不在的混乱并寻找其中隐藏的秩序的核心工具。难怪史蒂文斯会得出结论：“诗歌与担保索赔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不能结合。” i8IRYdAwbe2594Zd3tvYcMM+KZJG2HPFvMhETYVFJHwep7zSDzJrXHLkLuSlbh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