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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已连续鸣响超过20年，但在过去10年间，其频次和音量显著攀升。观察家们——尤以记者与社会科学学者为首——纷纷警示：“自由民主”与治理模式正遭受政治运动及新兴政权的攻击，或者被其绕过，这些运动与政权对民主理想嗤之以鼻，对宪法对其权力的制约满不在乎，并倾向于种族主义及以民族为中心形式的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末，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谈论的不是威权主义的威胁，而更多是他所谓的“非自由民主”的崛起：这些政权虽然受到选举的约束，却拒绝立法或司法监督，并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尽管当时他的论据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巴尔干半岛和南亚，但他担心非自由民主会传染，将其形容为一种“蔓延的病毒”。到了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扎卡里亚便开始担忧“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美国非自由民主的兴起”。特朗普四年的总统任期和他为继续掌权而进行的暴力斗争，无疑加剧了扎卡里亚的忧虑。
扎卡里亚绝非孤军作战。“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民粹主义运动在整个西欧的兴起，看似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存在的对政治建制派的敌意，以及英国“脱欧”、巴西选出雅伊尔·博索纳罗，还有意大利兄弟党和瑞典民主党的出人意料的胜利，不仅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担忧，更表明“病毒”确实在扩散，而且蔓延到了欧美地区，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下半叶，保守派与中间派一直担忧的是来自左翼的政治“传染”，来自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政党。
如今，这种传染病主要来自右翼——通常是极右翼。它在右翼曾被挫败的地方取得了立足之地，并挑战了被看作对政治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规范”，以可能比左翼更为隐蔽的方式侵蚀美国的政治机体。两位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反思道：“唐纳德·J.特朗普的当选引发了一个问题，这是极少有美国人曾预想过要问的：我们的民主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对于众多此类观察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现在的答案无疑是响亮而令人沮丧的：“是的！”
反动或非自由力量挑战政治“规范”的说法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尤其是在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之间，尽管他们对于这些“规范”究竟始于何时，意见并不统一。一些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柏林墙的倒塌与冷战的终结；更多的人则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民主重建进程，这一进程始于西欧，然后向南扩展至地中海沿岸；还有一些人提出，宪法自由主义的根基可以追溯至更早，至少回溯到法国大革命及19世纪上半叶，尽管它们最终往往披上了君主制的外衣。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那些遭到践踏的“规范”被视为国家起源故事的核心，以及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的政治文化基石。《独立宣言》的理想、美国宪法中的制衡机制与《权利法案》的确立、选举政治的早期兴起和扩展、对平等与民主理念的推崇，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除了南北战争这一例外），这些都被广泛援引，用于勾勒美国政治传统的演变轨迹，同时也用来凸显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独特性。实际上，这些特征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例外论概念的关键组成部分，回答了为何美国既未产生社会主义，也未出现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美国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同坚实且广泛的自由民主规范紧密相连，这一观念已成为我们公共生活与社会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连对美国发展历程或当前公共政策持批判态度者，似乎也不得不默认其内在逻辑。如他们所说，美国历史确有其丑陋不堪、卑劣可耻的章节——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屠杀、吉姆·克劳
时代的种族隔离、排外主义、打着白人至上旗号的私刑暴力及性别歧视，但一点一点地，历史也在书写新的篇章，不断拓展建国原则的内涵，使其日益展现出包容性与生命力。
美国历史学家们大抵接受了某种版本的“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叙事，这一叙事在承认过往集体罪孽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可被视为救赎的故事，着重强调了那些身体力行建国原则者的积极作为，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难怪像哈莉特·塔布曼和早期的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物，通过讲述非洲裔美国人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而赢得了傲人的地位，而马丁·德拉尼、马库斯·加维、马尔科姆·艾克斯以及黑豹党（这些人物和组织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却被推到了边缘。因此，许多人最初将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视为美国进入“后种族社会”的标志，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特朗普当选的余波中，当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召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探讨“它会在这里发生吗？”（这里的“它”指的是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它的发生尽管存在可能性，但由于美国的自由民主传统深厚且坚韧，因此“它”发生的概率并不高。
“传统”自然是指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价值观、习俗、礼仪以及事件，它们深植于各社群及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定期以某种形式得到纪念。传统随时间与代际更迭而传承，其影响力与持久性源自人们对蕴含其中的真理及其作为集体记忆组成部分之重要性的共识。然而，有些看似源远流长的“传统”实际上却是近现代的创造、建构或发明。它们被用来彰显特定的权力形态，为制度的合法性背书，培养各种类型的凝聚力，并标注由老一辈知名人士所开创的历史新篇章，赋予近期议题、矛盾与理想以历史的正当性。“被发明的传统，”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道，“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它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并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
其中一些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每年11月举行的感恩节庆祝活动、圣诞节期间的礼物交换、宣读效忠誓言、悬挂邦联旗
——皆源自特定的历史时刻，并逐渐深入人心。圣诞节交换礼物的习俗始于19世纪2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上阶层的新型消费模式在美国兴起。感恩节在1863年由林肯总统宣布为国定假日，以庆祝联邦挺过了南北战争（194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国会对其进行了一些修订）。效忠誓言最初由牧师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贝拉米于1892年撰写，直到1942年才被国会采纳（并在1954年修订，加入了“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在南方腹地各州的州旗中加入邦联星条旗元素，以及在这些州其他地方悬挂与展示邦联旗的做法，则始于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的裁决，以及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黑人组织声势日隆之际。事实上，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着传统，而其中大部分传统若能得以延续，那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被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
然而，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这类传统，旨在把握国家起源的深刻内涵，彰显一个国家对自身正统性和独特性的主张，以及阐释一系列赋予国家历史连贯性的广泛发展过程。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些传统如何形成又如何得以持续存在都至关重要，即使这些传统在近期才形成。这正是我们探讨美国“自由传统”及其“发明”历程的切入点。
关于美国历史中包罗万象的自由传统，最为有力且广为人知的论点出自路易斯·哈茨，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传统》
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身为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哈茨认为，自由主义（特别是指洛克式的、以个人主义与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霸权地位，要归功于英属北美殖民者与欧洲政治文化的决裂，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未曾经历封建社会的事实。由于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或传统，美国亦未出现那些因反对或维护封建社会（其特点为固定的社会等级、归属规范与权利、神权统治理念、垂直的效忠关系以及农民地位低下）而形成的革命或反动思潮。尽管哈茨承认美国存在社会阶级的分化，但他仍坚称，欧洲的农民已转型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而饱受压迫的工人则成了潜在的企业家。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混合体”，因此，迈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冲动（这两者本应引发激烈的冲突）反而彼此交融，这让哈茨所称的早期“辉格党人”或上层中产阶级大失所望，他们虽对民主抱有疑虑，却几乎没有空间去定义一个独特的世界观。
哈茨认识到，美国南部以其对奴隶制的执着与贵族式的自命不凡，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反动源泉，因此成为发展中的自由传统的对手。然而，哈茨认为，奴隶种植园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企业（故而奴隶制并非封建主义或类似的倒退形态），而杰斐逊主义让自由主义得以浮于表面，使得构建“反动的启蒙运动”变得无从谈起。美国内战前的辉格党，另一个潜在的反对势力，在1840年后实现了自身的民主化，因此哈茨认为，美国内战（与法国大革命截然不同）后的经济繁荣击败了精英主义，并将农民与工人都吸纳进了小资产阶级行列。由于没有来自左翼的有力挑战，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者得以自诩为纯粹的斗士，而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倡导者则在保留洛克基本原则及更广泛自由主义框架的前提下，扩大了国家的职能范畴。至于美国右翼，它并没有散发出反动的气息，而是成为欧洲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某种传统（如英国辉格党、法国吉伦特派）的示例，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憎恨旧制度，热爱资本主义，且畏惧民主”。
哈茨的笔力源于其宏大的欧美视野，以及对美国史学家狭隘观念的不满，正如他所言，这些史学家未能“从摆脱欧洲历史束缚的角度来诠释本国历史”，而唯有如此——正如他认为托克维尔已经证明的那样——才能揭示美国自由世界的真谛。哈茨的文采同样源自他对这一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就像深深影响他的托克维尔一样，哈茨对自由传统似乎倡导的思维一致性和绝对道德主义感到担忧，当他思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中的新角色之时，这种忧虑更甚。
哈茨绝非首位提出自由主义价值观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结构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人。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此观点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内广泛传播，其中不乏像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对其大加赞赏者。然而，许多学者，包括哈茨本人，既承认这一现实，又忧虑其给美国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0年叹息道，“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性的，更是唯一的思想传统。”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获奖传记集《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年出版）中已经阐述了这一论点的主要脉络。“从大的政治传统来看，人们都虔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竞争价值，”他写道，“他们是把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美德当作人的必要素质来接受的。”根据霍夫施塔特的说法，这些“都是美国政治思想意识中的中心信仰的主要原则”，虽然“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赖恩、威尔逊、胡佛各不相同”，但他们大多持这种观念。
几年后，在一篇对民粹主义者和进步主义改革者的重要评论中，霍夫施塔特一方面承认了自由传统的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则聚焦于他认为的“缺陷”与风险：它对阴谋论的吸引力，它的道德绝对主义及狂热精神，它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它将改革与非自由主义混为一谈。霍夫施塔特解释道：“我对民粹主义与进步主义——尤其是民粹主义的某一面——产生了兴趣，它们似乎非常强烈地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怪诞的伪保守主义的特征……既非自由又充满戾气。”他所指的是19世纪90年代美国南部与西部的民粹主义运动，按他的解读，该运动尽管痛斥了经济上的财富集中与权力集中剥夺了农民的独立性，却也充斥着本土主义与种族主义。不出所料，霍夫施塔特不久便开始深入探究美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与政治偏执。
哈茨、霍夫施塔特、布尔斯廷、特里林等人的著作，并非能完美嵌入之前关于美国历史的叙事框架之中。实际上，它们与当时的主流历史思想和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学术性和职业化历史写作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属新兴事物，其成形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历史学会创立于1884年）。和其他许多试图确立其学术地位的领域一样，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正式研究生项目中受训的历史学家们，正致力于制定有别于业余爱好者和半吊子学者的方法和路径。为此，他们聚焦于“客观性”概念，并且注重采用可以被视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所产出的学术成果往往偏重于美国制度的历史，从诠释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强调英国和德国（日耳曼）背景的重要性，进而强调了欧洲与早期美国政治文化之间的连续性。
一些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实际上采纳了大英帝国的视角（他们因此被视作“帝国学派”），并质疑殖民地的怨愤这一因素对美国革命的重要性。那些对美国思想与政治生活的起源感兴趣的研究者发现，英德“萌芽论”很有说服力，该理论暗示了一种跨大西洋的文化与政治体系。研究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学家则倾向于采取一种区域和解的视角，该视角强调不存在根本性的社会与政治分歧，突出战后和解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本身就在全美范围内逐渐成为主流。无论如何，他们都将美国历史视为欧洲的产物，把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视为文化的黏合剂。
19世纪末期，在镀金时代、反垄断激进主义及早期进步主义所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中，挑战悄然浮现。在一篇至今仍广受赞誉与讨论的论文中，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主张，美国民主冲动的根源在于“边境”（frontier），而19世纪90年代“边境”的关闭（他以1890年联邦人口普查数据为证）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并引发了对未来走向的疑问。与第一代专业历史学家中的其他人不同，特纳强调了与欧洲的断裂性，以及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渊源。他成了正在兴起的“进步主义”学派的一员，该学派的思想将在未来50年间主导美国历史写作领域。查尔斯·A.比尔德是该学派最知名的代表，此外还包括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约翰·希克斯、老阿瑟·施莱辛格、C.范·伍德沃德以及特纳本人。进步主义学派将社会与政治冲突视为美国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他们摒弃了历史学家一度推崇的来自欧洲的文化和政治遗产，转而强调“人民”与“利益集团”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无论是在美国革命时期、宪法制定时期、杰克逊时代、内战与重建时期，还是在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时期。事实上，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与世纪之交的激进分子和改革者的政治语言遥相呼应，而且与他们的保守派历史学家前辈不同，进步主义学派在政治上大多偏左。正是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中，“自由传统”应运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落幕、冷战的迅速展开以及对左右翼“极权体制”的逐步评估，促使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学者及其他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在20世纪30年代站在政治左翼，并可能曾与共产主义有过联系（或加入共产党）的人，后来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军事斗争〔或是在作战部队，或是在战略情报局（OSS）等情报机构〕，并在战争结束后努力试图理解已被重塑的政治版图。尽管美苏两国在战争期间结成的关键联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负面影响，但苏联向东欧的扩张以及斯大林肃反内幕的曝光，使人们对战后世界“和平共处”的含义产生了严肃的疑问。
1948年，亨利·华莱士代表进步党发起的竞选以大败收场，未能为哈里·杜鲁门及民主党的冷战政策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这进一步压缩了从社会主义左翼立场移转过来人士的政治选择空间，同时也重塑了罗斯福新政之后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认知。“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职以来，”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49年写道，“人们开始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获得了实权，自由主义的宗旨……正在主导我们的国家政策……（并且）罗斯福新政正在填补20世纪20年代的愤世嫉俗和自满情绪，以及30年代的宽泛路线所造成的信仰真空。”此后不久，作为反斯大林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的发声平台，《党派评论》杂志召开了一场题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的研讨会，会上讨论了“美国知识分子如今正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美国及其体制这一明显的事实”。编辑部承认：“直至十余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美国对艺术与文化怀有敌意。然而，从那时起，……许多作家与知识分子开始感到与自己的国家及文化更为亲近。在政治上，人们意识到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具有内在的积极价值……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自视为叛逆者与流亡者。”一些与会者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精神上的恢复进程”，“欧洲人的愚昧、背信弃义以及对人权的漠视，驳斥了他们所谓‘优越文明’的论调”，而“我们美利坚这个庞大的共和国，尽管存在明显缺陷，但从根本上说比它的敌人更为稳健、强盛”。特里林提出：“在现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上，美国第一次不被先验地视为世界上最粗鄙、最愚蠢的国家……相较于30年前，现在的美国文化状况无疑有了明显的改善。”
自由派与左翼知识分子并不希望放弃罗斯福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及战时所推进的联邦倡议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相反，许多人担心，如果没有这些倡议和政策，国家将重新陷入经济萧条，而就在短短几年前，经济萧条似乎还是那么棘手和持久。他们关切的是保护个人、信仰以及思想生活的自由，而这些自由看似受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他们对“同路人，或同路人的同路人”投以越来越怀疑的目光，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的“多愁善感”使进步主义人士“易于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征服”
。
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是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撰写的一系列文献，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欧洲，有些是逃离希特勒德国的难民，他们开始研究“极权主义”。他们认为，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并不是专制、威权或暴政统治的简单变体，它是20世纪新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统治和组织形式。他们认为，极权主义的滋生源于民族国家的削弱与崩溃（从而产生大量无国籍者和流离失所者），其特征包括：权力高度集中，摧毁有组织的反对派，类似邪教的独裁统治崛起，国家全面控制私人和公共生活以及大规模制造有群众基础的恐怖氛围。事实上，正是恐怖盛行与群众（有些人喜欢用“暴民”来形容他们）动员令当时的人们格外不安，也促使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及政治经济学对这些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
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冷战紧张局势的升级，极权主义获得群众支持的问题变得尤为尖锐，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自由主义的生存危机。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渴望洗脱20世纪30年代曾笼罩“人民阵线”的共产主义色彩，该色彩一直困扰着那些试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系政治进步主义的力量并维持美苏合作的人士。另一方面，在组织层面，一大批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工会领袖、民权倡导者和政治人物，包括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汽车工人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劳工律师约瑟夫·劳、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于1947年共同创立了“美国民主行动”，作为对亨利·华莱士竞选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华莱士是被苏联和美国共产党蒙骗的。不久，他们便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共同僚携手，于1950年共同创立了文化自由大会，又于1951年创立了其美国分支文化自由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均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积极支持。
随着国家（在联邦与各州层面）支持的镇压行动拉开序幕，不少自由主义者接受甚至欢迎对那些依然坚守左翼立场的人士进行打压，将其视为虽不幸却对维护国家安全与福祉相当必要的举措，他们将受害者视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和对“思想生活”的潜在威胁。一些人乐于向国会委员会，如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提供疑似共产主义者的名单，对看到这些人被解雇和列入黑名单几乎毫无愧疚之感。他们中的学者与作家，诸如丹尼尔·布尔斯廷、詹姆斯·伯纳姆、西德尼·胡克、詹姆斯·韦克斯勒、莱斯利·菲德尔、欧文·克里斯托以及格兰维尔·希克斯，开始认同，有时甚至赞美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独特之处：包括两党制、公众的多元化倾向、对实用性的偏好、自愿结社的重要性、广泛的意识形态共识，以及对讽刺和复杂性的迷恋。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生命力中心》（1949年）试图捕捉他们的见解与抱负。值得注意的是，长期未再版过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也在1945年重新发行，并附有新的序言，《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后更名为《美国历史杂志》）和《美国历史评论》都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
然而，尽管这些行动的初始推动力大多源于自由主义者和杜鲁门政府，但保守派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弹、对蒸蒸日上的劳工运动的警惕、对民权运动以及共产主义在海外扩散（最引人注目的是1949年出现的红色中国）的恐惧，将这场运动推向了越来越不宽容的境地，这似乎预示着右翼势力的卷土重来。联邦层面以及各州的麦卡锡主义——要求服从命令、实施忠诚宣誓、怀疑倾向自由主义和无宗教信仰者、指控与共产主义的关联、镇压“不忠分子”——与其说是反映保守派对国家权力工具扩张的担忧，不如说更多体现了自由派对“民众”倾向的担忧，自由派认为“民众”的聚集可能会成为暴政或非自由政权的潜在推手。
考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动员，以及近来为解释极权主义群众基础所做的努力，学者们试图解释所谓的“新美国右翼”的初步崛起。在他们关于“不满阶层”的著作中，他们表现出了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部分原因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导似乎遭到了排斥）。“不满阶层”指的不是劳动人民或穷人，而是由社会和地域流动性产生的新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感到自己“无根”，急切寻求“地位和稳定的身份”，在现代美国生活的“异质性”中，他们对自己的位置深感焦虑，害怕遭到监视和背叛，易于接受阴谋论。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一样，其中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过去，尤其是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者。学者们注意到的不是民粹主义者对垄断和经济不平等的批判，而是他们的仇外心理、反犹主义和政治偏执，他们倾向于找出真正的敌人，并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富人，尤其是“华尔街”。一些人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与20世纪50年代约瑟夫·麦卡锡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并认为反共主义为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文化中被妖魔化的天主教徒提供了一个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
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很快就塑造了新的学科领域，并在不断发展的学术领域中对历史进行了解释。20世纪30年代播下种子的“美国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全面开花。“美国研究”希望鼓励对美国社会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促进历史和文学专业学生的交流，它借着对美国独特性和例外主义兴趣的浪潮而兴起。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研究”已在各大院校中成功建立了近百个项目，其中一些被命名为“美国文明”项目。被这一领域吸引的学者们热衷于挖掘历史系较少涉及的美国文化和思想史，关注英语系往往忽略的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系未充分重视的政治文化脉络。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主题中，最突出的是“神话与象征”以及“‘美国精神’的形成”。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1950年）探讨了19世纪美国人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地区的关系，他不仅参考了公认的文学文本，还借鉴了诸如廉价小说等通俗的表达形式。历史学家佩里·米勒的两卷本《新英格兰思想》（1939年，1953年）则生动描绘了清教徒如何构建了一套严谨且统一的思想体系，以及他们如何成为美国适应新文化景观的典范，并为整个国家留下了重要的遗产。约翰·威廉·沃德的《安德鲁·杰克逊：一个时代的象征》（1953年）则考察了杰克逊及其时代是如何在美国民众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这些对标志性人物和思想的深度研究，为未来15年的“美国研究”领域确立了研究范式。
在民权运动日益壮大这一重要的背景下，对美国奴隶制的研究也显示出自由传统和共识框架在解释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标志着解释视角的重大变革。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该领域一直由乌尔里克·B.菲利普斯及其门生主导，他们将奴隶制描绘为一种家长式的制度，认为它提升了落后的非洲裔的文明水平，并在美国南方塑造了独特的社会形态。按照菲利普斯的说法，尽管奴隶主认为奴隶制可能无利可图，但他们仍然维持着这一制度，奴隶制与其说是一门生意，不如说是一种献身于贵族理想和优越的白人种族至上的生活方式。尽管有几位历史学家，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对此种描绘提出了异议，但他们的声音并未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肯尼思·斯坦普的《特殊制度：美国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1956年）问世，“菲利普斯学派”的统治地位才开始动摇。
斯坦普是北方人（而菲利普斯虽来自佐治亚州，却有点像个侨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主要在北方任教，包括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他对菲利普斯学派就“奴隶制度合理性”的辩解嗤之以鼻，对其研究结论发起了全方位的挑战。菲利普斯及其门生将南方奴隶社会描绘成贵族式和家长式管理的，斯坦普则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和唯利是图的。菲利普斯及其门生认为种植园/奴隶制度是无利可图的，斯坦普则坚持认为它在经济上具有扩张性。菲利普斯和他的学生认为奴隶主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奴隶，而斯坦普则强调奴隶制的残暴性。菲利普斯和他的学生认为奴隶大体接受了自身受压迫的地位和奴隶主的家长式作风，而斯坦普则认为他们以各种方式反抗奴役。菲利普斯及其学生认为非洲人将他们落后的文化和异教信仰带到了北美，斯坦普则认为大西洋上的航程切断了他们与非洲的文化联系，使奴隶在美国陷入“文化真空”。菲利普斯及其学生认为奴隶和其他黑人劣于白人，斯坦普则宣称他们是与白人平等的存在。“我一直认为，”斯坦普指出，“奴隶只是普通人，从本质上讲，黑人不过是长着黑皮肤的白人，仅此而已。”
《特殊制度》显然是一部契合时代需求的著作，它激发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几年后，斯坦利·埃尔金斯出版了备受争议的《奴隶制：美国制度与智识生活中的一个问题》（1959年）。在该书中，埃尔金斯将美国的奴隶制与拉丁美洲的奴隶制度进行了比较，并认为，在美国，奴役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可以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相提并论，它使被奴役者变得幼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身上总是被贴着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刻板标签“桑波”（sambo）。毋庸置疑，这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家长式庇护，依据埃尔金斯的观点，美国奴隶制度下独有的残酷源于新教信仰及他所称的“无约束资本主义”。埃尔金斯对制度间的类比分析以及对社会心理学（他大量借鉴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研究成果）的关注，体现了“美国研究”领域内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力，以及如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深化美国例外论的根基。这也预示着奴隶制研究将跨越学科边界，延伸至社会学，以及（尤其是）经济学与经济史领域。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H.康拉德和约翰·R.迈耶在1958年加入了对菲利普斯学派的批判行列，他们采用新兴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论证了，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并没有像菲利普斯学派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达到了“自然极限”。
斯坦普、埃尔金斯、康拉德和迈耶等人对奴隶制的研究虽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共享了一个理解与分析的框架，这一框架既映射出了自由传统思想的核心要素，又促进了其深化与发展。该框架假定或论证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渊源，强调私有财产与市场竞争观念的普遍性，将追求利润视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之一，并预设所有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均会响应市场激励。同时，该框架认为，不论美国各地区间存在何种差异，这些特征始终贯穿于美国历史的脉络之中。此外，这一框架还将“文化”视作相对脆弱的存在，认为文化易在变迁的压力下瓦解，而后在全新的环境中得以重塑。适应（adaptation）、同化（assimilation）和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键词。
移民研究恰好在此时兴起，这显示了自由主义框架的影响力，也在这一领域的先驱奥斯卡·汉德林的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汉德林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连根拔起》于1951年问世，它预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首先，它与“美国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一致，是一部跨学科的作品，尤其在对社会学的借鉴方面，这促使汉德林将焦点置于城市与城市生活之上，并为后来的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的是，汉德林与哈茨和斯坦普一样，将欧洲农民（他们被视为刻板印象中的移民）移居美国的过程视为一种异化和破坏性的经历，这一过程有效地切断了他们与旧农村世界村落之间的社会文化纽带，迫使他们不得不适应美国的现代化趋势。正如汉德林所言，“移民行动将这些人从传统而熟悉的环境中抽离，将他们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往往处于“震惊”的状态，“多年”之后才找到适应和同化的方法。书中的许多章节都笼罩在沉重的氛围之下，汉德林致力于传达欧洲移民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就此而言，它与约翰·海厄姆那部震撼人心的著作《异乡人》（1955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并未过多着墨于移民本身，而是侧重于探讨从19世纪中叶到“大萧条”时期针对移民的敌意模式（即排外主义）。不过，汉德林传达的核心信息更加鼓舞人心，当疏离与迷失方向最终转化为跨文化适应与融合，海厄姆揭露的非自由潮流，反而帮助我们认同了战后时期更为自由主义导向的观点，即美国终归是一个“移民国家”，源源不断地吸引着进入其“熔炉”的移民群体。
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及其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们发起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也清晰地烙下自由传统思维的痕迹。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都是从高层决策者的视角出发，围绕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输出和对帝国体制本身的抵制而展开的。但威廉斯和他的学生们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笔下的19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非殖民式帝国主义”，这是出于寻找海外新市场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他们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如何动员公众来支持前述目标。威斯康星州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写于美国正展示其力量以成就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所称的“美国世纪”之时，他们试图让读者意识到美利坚帝国的深厚历史，以及为此将继续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们的著作并未直接质疑围绕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形成的意识形态共识；相反，他们警告说，美国的自由民主既催生了对帝国的需求，最终也将受到这种需求的威胁。
自由传统的历史观念不仅捕捉到了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而且反过来为其提供了推动力。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自20世纪初学科建立以来一直盛行的社会和政治定性研究方法，向着更加定量和功能主义的方向转变。在社会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系统趋向于平衡，制度和社会关系因其发挥重要功能而使整个系统保持稳定——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兴起，塔尔科特·帕森斯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历史发展的关注让位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和“调查研究”，以及与决策相关的研究取向，其中具有跨学科吸引力的“博弈论”和“理性选择”模型大行其道。定量方法与模型在经济学领域同样变得至关重要，分析过去和现在的数据集，成为解读经济动态与结果的基础。不久之后，这一影响亦在哲学领域显现，尤其是考虑到其日益增强的分析性倾向。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关于人性和欲望的假设——自由主义共识的悠久历史赋予了这些假设合法性——成为审视的基础。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思想的衰竭》（1960年）中谈及美国，与路易斯·哈茨的观点遥相呼应，将其描述为“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文化，秉持实用主义精神……对新生事物怀揣无尽乐观……这些特质已经成为主流”。“悠久的自由传统”这一近期才兴起的理念，正在被广泛接受和认可。
人们或许会认为，自由传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对美国历史的共识性解读，会像其进步主义的前身一样，在历史思考和书写中享有长久的统治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学生左翼势力的兴起，以及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所引发的情势变化，对自由传统的批评声浪开始从多个角度涌现，并且随时间推移而越发广泛与激烈。这些批评来自研究奴隶制与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他们迫使人们正视美国与黑人奴隶制度的紧密关联，以及被奴役人民为开创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批评亦来自质疑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在早期美国历史中重要性的历史学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暗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漫长而曲折。批评声音还来自专注于美国内战历史的研究者，他们坚持认为奴隶制在美国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其中一个社会拒绝了自由世界的规则，二者间的碰撞冲突在所难免。批评也来自“美国研究”领域的内部，该领域被指责地理视野狭隘，且普遍回避宗教、阶级、种族、民族及性别议题。新兴的社会史学家群体同样发起了批评，他们不仅热衷于探究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与斗争，更将阶级冲突视为这一进程中的核心要素。
批评亦源自移民史学家，他们揭示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纽带依然强大，移民的社会面貌错综复杂，许多跨越大西洋的移民后来又重返故土，同时强调移民经历不仅局限于大西洋区域，还涵盖了太平洋世界，而这一方面此前几乎未受关注。批评也来自女权主义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编撰中女性身影的近乎消失以及性别不平等问题表示愤慨，并着手构建更为广阔的历史人物群像。批评还源于研究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质疑将这些运动——尤其是民粹主义——视为地位焦虑、守旧落后的观点；相反，历史学家开始突出民粹主义的经济激进主义、民主倾向以及对跨种族联盟的包容态度，探讨进步主义如何预示了罗斯福新政的到来。更广泛地说，批评还来自那些虽未全盘否定自由传统框架，却对其过分强调政治多元主义及回避权力议题提出异议的历史学家。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美国历史，以往几乎未能激起任何波澜，如今却在历史研究与著述领域获得了备受尊重且颇具影响力的地位。“阶级”这一概念，曾被自由主义与共识导向的学者轻率地一笔带过，如今却以富于创新且意义深远的方式得到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对南方奴隶制及早期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学者们摒弃了长久以来与马克思主义挂钩的经济决定论，从生产关系入手，同时考量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将阶级描述为一种社会群体在斗争过程中“制造”出来的现象，而这种斗争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稳定性的质疑。这一新的概念框架的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即便是那些刻意避开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正视阶级的重要性，并认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现象，而不是一种跨历史的制度。
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历史学家越发关注挖掘异见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渊源，致力于揭露美国历史上的种种不平等、歧视和排斥，对美帝国主义的破坏力深感震惊，并在很多情况下对国际左翼解放运动表示同情，自由传统和共识解读似乎已无法合理诠释过往与现实。而且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帝王”似的总统和“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种种越界行径大白于天下，仿佛是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极大嘲讽。
尽管自由传统的观点迅速遭到了史学界尖锐且广泛的抨击——在诸多学术圈内被激愤地摒弃，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关注制度、治理和选举实践的美国政治发展领域，这一观点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不论是社会学界还是政治学界，一种崭新的批判视角正逐渐成形，此视角根植于对种族议题、种族歧视、阶级鸿沟与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深刻洞察。一些人将就业、住房、社会服务获取渠道以及社会流动性前景中暴露出的深层次结构性失衡，视为自由传统有缺陷或不切实际的明确佐证。另一些人则强调自由权利与种族主义，或是包括自由传统在内的多种政治传统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些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辨识出来。仅仅10年前还几乎占据霸权地位的自由传统，如今却在孕育它的领域中奄奄一息。
然而，若果真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自由传统至今仍被频繁引用的现象？半个世纪过后，我们又当如何解读，诸多记者与其他严肃观察家对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表达出近乎难以置信的惊讶，以及对自由民主“规范”遭到践踏的愕然？倘若那些对本国历史最为熟稔的人士早已摒弃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它又何以能在我们的文化与言论中展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部分原因在于，在由罗斯福新政构建的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取得了霸权地位。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后，美国相对未受战争破坏的创伤，坚定推行旨在防止经济萧条重演的政策，蓄势待发引领非社会主义世界，显然有意在曾被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过的地方帮助建立民主政权，并以自由和平等的捍卫者自居。美国的自由主义国家体制遂将自身树立为评判其他体制的标准。自由传统和对美国历史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们证明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亦被自由主义的情愫与目标深深影响。当针对这些解读的质疑声浪涌现时，人们将自由主义及自由主义国家置于聚光灯下，聚焦于其内在矛盾、缺陷与伪善之处。尽管批评者大多强调冲突而非共识，揭露自由传统掩盖了哪些事实以及边缘化了哪些人群，但他们未曾真正构建出一套替代性的叙事。实际上，社会史的流行及其对各类社群采取的微观史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尽管揭示了美国历史与社会的多元复杂面貌，却未能将新知整合为足以抗衡传统的全面概念体系。更有甚者，一些论者开始主张，此类“综合”（synthesis）只会复现他们所谴责的诸多排斥（exclusion）现象，而综合本身即为问题所在，应当予以规避，以求达到真正包容的历史观。
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式微、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从军政府向文官统治的过渡、保守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胜利，以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的改革浪潮，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事件似乎共同削弱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社会冲突的关注，转而激发了历史解释与书写中的“文化转向”。学者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领域，转向了自由主义政权所运用的、难以争辩的“话语”和权力形式。这些思想和情感常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它们深刻质疑“宏大叙事”、真理主张与启蒙理性概念，更倾向于强调偶然性、不稳定性，以及对可被视为“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的事物的更为广阔的理解。然而，尽管后现代主义可视作对自由主义所构建的世界秩序的间接批评，但其研究对象——身体、性、性别、种族——恰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产物，而学者们往往不愿将之作为“制度”加以问题化。因此，这类批评缺乏政治锋芒。另外，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有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更加致力于定量建模，理性选择理论亦逐渐渗透至法学研究之中。
苏联的迅速解体、冷战的落幕，以及东欧一系列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国家的出现，加剧了这些趋势，同时也使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系获得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可信度。在不少观察家看来，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么已无力回天，要么彻底成为历史，而自由民主政权似乎已扫清所有竞争对手。作家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布了“历史的终结”，意指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已抵达某种“终点”，其标志是“西方自由民主普遍化，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据一项统计，截至2006年，全球约60%的国家可被视为民主国家，其中三分之二或许能跻身“自由”民主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政府经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并基于向公民赋予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原则运行。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在共和党把持总统宝座长达12年后胜选，加上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这些似乎表明，尽管美国民众对政客及政治体制的失望情绪日渐浓厚，尽管最高法院在2000年让小布什当上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令人不安的作用，以及国会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党派对立日益加剧，但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依然生机勃勃。
到21世纪头10年结束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热情再度高涨，部分缘于2007年至2008年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历史学界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转折。历史学家不再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过渡、兴起、巩固抑或其变革，而是开始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事实上始终与我们相伴的制度与现象，这一转变与自由传统创设者的视角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用于资本积累的金融工具及其长期的发展轨迹。如今，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强化。这一议题曾一度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焦点，而所谓的“种族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囊括了全部美国历史的一种形态。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受到了或隐或显的尖锐批判，然而相关文献同样揭示了一个以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主流共识，这一共识在控诉自由民主体制的同时，也为其深厚的根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事实上，美国的自由传统与其说是被其捍卫者和受益者所巩固，不如说是被其左右两翼的批评者所巩固。长久以来，保守势力推崇州权、种族与社会等级、有限民主及小联邦政府的理念，但如今，激进右翼对自由民主包容性、自由民主所追求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宪法规定的出生公民权这三者的抨击已取而代之，这一切皆服务于残酷且时常充满暴力色彩的白人民族主义。面对这些非自由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的表现，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们惊惶不已，迅速援引美国政治传统的“规范”来隔绝并削弱这种威胁。
然而，左翼的批评者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翼指责自由主义与自由民主忽视经济不平等，忽视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实际上这种分配直接促成了有利于富人、权贵及企业利益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并且过度依赖资本主义的活力，由此承认了自由传统的深厚底蕴与强大影响力。他们围绕着那些在历史上被阐明但在实践中屡遭挫折的伟大原则及理想组织起来，一方面赋予了自由传统比它实际上所拥有的更为厚重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使我们很难看到那些除自由传统之外的、与之竞争的传统与思潮。
几年前，主要来自政治学领域的一群学者聚集在一起，思考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传统》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的命运和现实意义。尽管他们对这本书的雄心壮志与深远影响以及它持久的生命力表示敬意，但对于哈茨的论点及其论证方式，他们几乎一致持批评态度。片面、静态、单维度，对美国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思想的多样性视而不见，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干扰视而不见——这些都是他们给出的评价，颇为尖锐刻薄。“我们需要阅读《美国的自由传统》，以理解它所激发的争论与洞见，”一位评论家写道，“然而，尽管哈茨的经典之作曾辉煌一时，但如今是时候开启新篇章了。”
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大多数作者不仅承认需要阅读哈茨的著作，更指出自由传统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并且极有可能正在各领域经历一场复兴。编辑马克·赫利昂在总结时坦承：“尽管哈茨的书或许已成为历史，但美国自由传统的可能性仍旧鲜活。”
文化、知识和政治方面的“发明”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框定了我们的视角。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讨论和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被修改，以理解和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实际上，它们可以被“重新发明”，以应对特殊的压力和挑战。
从诸多角度来看，我们当前可能正目睹自由传统的某种重新发明，而这场重新发明的批判力度较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所减弱。对于许多热衷于接受这一传统的人来说，自由传统意味着，那些困扰我们的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其实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在政治版图上迅速蔓延，威胁着要扼杀我们的“规范”，但它们的根基如此浅薄，可能很快就会被根除。
然而，自由传统可能的重新发明，同时也伴随着与之相冲突的其他政治传统的发明与再发明，这些传统在政治和政治文化领域让自由传统面临着巨大挑战。当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响应其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怀旧地回望的是：一个黑人无法当选总统、有色人种尚未要求平等权利、女权主义者尚未与性别排斥和不平等做斗争、性身份尚未开始被重新定义、美国新教徒尚未面对日益增长的宗教多样性、亚非拉移民尚未开始威胁白人多数地位的时代，以及一个联邦政府尚未成为所有这些发展的推手的时代。他们所珍视的传统绝非自由主义。这种传统强调州权、社区控制、父权家庭、粗犷的个人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以及某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
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此类相互冲突的传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界限分明，人们可以并且确实同时接纳了两者的一部分。事实上，地方上的反抗可能会转向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但是，它们并不仅仅是谈资，或者供人褒贬的对象。它们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在斗争最分裂、最激烈、基本原则岌岌可危的时候，它们的影响最大。历史诠释塑造政治格局。谁拥有过去，谁就拥有现在；谁对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解释最有说服力，谁通常就能获得权力，无论治理形式如何。
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声称珍视并坚守的“传统”其实带有明显的建构痕迹。令人意外的是，这一点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2019年夏天，《纽约时报》记者尼科尔·汉纳-琼斯发起了“1619项目”（1619 Project），旨在重新讲述美国起源的故事，充分考虑奴隶制与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所扮演的基础性角色。这一大胆尝试却招致了大量批评，其中不乏自诩为权威的历史学者，他们对未被充分征询意见一事尤为不满，显得格外愤慨。这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自由传统在塑造美国起源故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故事核心涉及《独立宣言》的普世价值、美国革命的激进本质，以及革命与《联邦宪法》中蕴含的对奴隶制与种族压迫的反思。他们严厉指责汉纳-琼斯及其团队对“事实”认知不足，试图将一切归咎于奴隶制与白人至上主义，过分简化了建国先贤们的观点，并忽略了白人为黑人群体（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有甚者，他们反对将“1619项目”引入学校教育，实质上为极右翼势力企图从全美公立学校课程中抹去奴隶制与种族议题提供了助力。
与所有历史诠释一样，“1619项目”编纂的历史诠释既得益于过往与现今历史的交汇，也深受其害。在自由传统被发明之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美国革命者与宪法制定者的主要动机源自财产及其他经济利益（尽管鲜少关注奴隶制与种族议题），或是受到对大英帝国夸大批评的影响。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正值自由传统逐渐成形之际，研究焦点转向了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重要性，这反映出一种围绕个人主义、权利主张及资本主义财产构建的政治与文化共识。而后，随着新解读的涌现，人们开始认识到众多开国元勋亦蓄奴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认识到劳动人民与贫苦大众提出的挑战，以及大量存在的排斥现象。这些都很容易令人质疑普世主义的假设。即便如此，基于美国政治独立的起源故事依旧存在，尽管它受到了质疑。
历史研究与写作日益广泛且精深，尤其是在原住民及非洲裔群体的研究上，这反过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此前未曾设想过的美国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从大西洋彼岸的西方视角看待历史，于是不得不将北美历史的起点设定在欧洲人殖民于此，至少是从那时算起。然而，若从北美大陆向东或从非洲大陆向西北望去，那些所谓的“起源”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尽管起源被不断演变的神话所笼罩，但这些新的视角为我们开启了辩论的可能性，尽管这些辩论在政治上颇具争议，却是值得展开的。任何能够为民主和多元文化世界提供一些希望的前进路径，都须严肃对待那些与我们传统认知相异且常引发争议的权利观念、社会与家庭关系、性别与性取向、种族与族裔、文化实践、正义理念以及治理模式，无论我们多么抵触或厌恶它们，都应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审视我们对过去的本质和前人留给我们的“规范”的假设，这样我们才能想象出更混乱、更复杂、更令人不舒服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的真实历史，而非被“发明”的历史，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必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