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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活力去探寻
生命中的一些瞬间，我们的内心会生出新的疑问，使我们止步不前，这些就是生命的转折点。这是发现的机会，新的可能性也由此闯入你的生活。
——克丽丝塔·蒂皮特，记者、作家、《存在论》（On Being）
项目创始人
几年前，我不知怎么想起了蝾螈，特别是它的尾巴。一条蝾螈在失去尾巴后只用短短几周就能再长出一条来。许多动物也拥有这种能力：海星和章鱼的腕足都能重生，斑马鱼的鱼鳍和心脏也能再生。
我不由得想：能否在人类身上也触发同样的反应？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我和我的导师罗伯特·兰格以及我们指导的一名学生尹晓磊用了几年时间寻找答案。其中一个答案指向了对多发性硬化的潜在治疗，方法是激活身体的再生潜能，此外，它还有望在许多方面得到应用。
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创新往往发源于自然界某些部分提示的方案。大自然是人类创造过程的试金石，而能量的振奋不仅鼓舞我们找到答案，还会首先激励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我们观察着，探索着。我们得知了豪猪的尖刺能轻易刺入组织，却难以拔出。这个知识能帮我们设计出更好的缝合钉吗？是什么让蜘蛛能在自己结的网上行走不被粘住，而猎物陷入网中就会被粘住？我们理解了这个原理，是否就能发明出特定的医用胶带，让它粘住新生儿细嫩的皮肤，撕掉的时候又不会造成疼痛？大自然已经有了许多答案，而许多问题我们甚至尚未提出。演化创造了大量从远古流传至今的强悍能力，它们常常能指明人类医学的进步方向。我们的任务就是发掘它们，但首先我们必须决定问什么，恰当地提问能够界定需要解决的课题，并引领我们找到答案。
我们在实验室里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高风险的创新世界里，对问题的看重应该远远超过答案。我们每经历一次成功与失败，都可以追溯到我们一开始提出或者没有提出的那些问题。
我曾经在职业生涯中遭遇过一次重大挫折，结果却引出了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那是实验室的草创阶段，我们正在开发一项新技术。我们自认为它有可能改变一系列疾病的医学治疗，为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改善生活品质。然而一天下午，当我和一位潜在投资者见面之后，这个项目却倏然走进了死胡同。
简单地说，这个项目就是把干细胞注入病人的血流。这些细胞会按计划前往体内的特定点位，治疗炎症性肠病、关节炎或者骨质疏松症等。
然而那位潜在投资者却指出这种疗法“过于复杂”，无法投资。在那之前，我们团队甚至没有考虑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把我们的想法送入医疗市场。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谁也没有提过的问题：要怎么把这种疗法送到病人跟前？科学研究固然激动人心，但如何将它转化为临床应用却是我们从未考虑过的。
医学科研的实际转化是一项独特而具体的任务，它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为了定义和解决一个课题而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问题的范围也是问题质量的一部分。有时你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半路却冒出了“缺失的一环”，并挡住去路。这一环只会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比如当某项临床试验失败时，原因是一项与人体生理有关的基础研究还没有得出结果。
我们的干细胞靶向疗法因为过于复杂而未得到赞助，我们对此感到失望。但我们也有能力确保自己的方案不会以同样的原因再次失败。接下来，我们不会再想当然地认为有了疗法就会有人替我们决定生产、包装和分销。我们会主动调研，考虑课题中的每个环节，并在实验室里引入精通各个领域的新搭档，和他们一道解决从实验室到病床的难题。
我们会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
提出艰难的问题反倒简单。
——W.H.奥登
当我们研究一个课题的所有方面，提问也成为我们向医生、科学家和其他人解说课题的一个环节（有些问题我们故意提得很随便）。这意味着我们要一层一层地开展解释性询问，由此对那些临床课题、科学课题、专利课题、生产课题、监管课题、应用课题、投资课题，以及走向市场的课题进行研究。我现在随时在搜索可用的信息，这些实际的知识你在研究论文或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我还会就自己的问题提问：我为什么要问某个问题？它会将我引向何处？这里面是不是还缺了什么？在课题研究中，有许多不同的角度可供探索，其中的大多数都只会走入死胡同。这时提问就变成了一项侦查练习，那一个个问题则成为用来产生独到见解并引出答案的工具。
在投资人浇灭我们对干细胞疗法的希望之后，我不得不追问自己为什么竟没考虑到疗法实施所需的环节，这个疏忽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明显。我想原因在于，学术研究历来主要着眼于基础科学。研究者通常缺乏如何将自己的发现做成产品销售出去的正规训练。他们对专利、监管环节、生产过程、试验，以及与病人相关的需求往往知之甚少。早年的我也不例外。而到今天，这些问题已经和我们开发的治疗方法一样，成为实验室中不可或缺的流程。
这件事的教训是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逼自己多想一层——要认识到一些未经质疑的成见和信仰或许正限制我们的思考。你不是非得证明这些成见和信仰错误，只需要通过质疑掘得更深，找得更远就行了。严谨的问题是科学探索的核心，但你不是非得做一个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爱上提问，构思问题，比如令人好奇的问题、解决难题的问题、基本技能的问题，以及关于做人之目的、生命之意义的问题。
问题就像挖掘设备，是辅助行动的多功能工具。问题可以像挖掘机似的挖穿老旧的成见，或者像考古学家的小铲子和刷子一般揭示埋藏的器物或宝石，抑或是雕塑家的凿子，将一件杰作从大理石中解放出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件万能工具、一把瑞士军刀：一个尖锐的问题可以撬开一场对话的盖子，深深切入事物的内核，或是为一个松散的概念旋紧螺丝。你可以用一个问题加速一场对话，或者使它慢下来让大家有时间思索。我喜欢将更大意义上的觉照问题想成点火器，它们能降低启动能量，并点亮火星，引燃对话、探索、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以及好奇心。这么比喻或许有些夸张，但我的重点是要突出问题作为工具辅助行动的一面，就好像我们在其他工具中也能看到力量与目的一样。
提问能让熟悉的事物重新变得神秘，由此将我们“知道某事”的安心感消除。
——朱莉娅·布罗德斯基，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
我们过去的决策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我们在接受这些决策的同时，往往不曾质疑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我们感到困惑：除了现状，还有别的可能吗？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环境所认为的可能性，它们能够成立吗？因此，我们必须质疑的不只有我们当下的成见，还有它们是如何从需要重新审视的历史性成见中发展出来的。
就以我们实验室为例，2014年我们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了一篇被多人引用的评论文章，报告了一个关于特定干细胞类型的成见是错误的。根据该成见，这个干细胞类型在从一个人的体内移植到另一个人的体内后，不会产生固有的免疫反应。但是我们在文献中找到了驳斥这一观点的数据。我们又顺着这个问题挖掘，终于找到了数年前的几篇会议报告，正是它们将这个成见刻进了科学文献。
我们认作真理的东西，有哪些可能是基于不准确或已经过时的先例？我们眼下在做的事情，有哪件是受制于一个我们在质疑其假设之后可以消除的因素？
我们生来好奇，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这一点任何一个学前儿童说的话都可以证明。但要提出一个刺激性、策略性的问题所需的技能却不是天生的。这种技能可以学会，它就像大脑的极限运动，既有挑战，又激动人心。你越是反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就越能开发出提问所需的技能和自信。
技巧之一是研究你钦佩的人是怎样提出有用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有哪些可以为你所用？对我来说，上面这个问题足以改变人生。在刚开启大学生涯时，我打定了主意要克服小时候的学习障碍，掌握一些基本学术技能。我想要提出更好的问题。为了学会这个，我做了一件很书呆子气的事：我开始记录听众在讲座之后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在其中寻找规律。我还真的发现了几个重要的规律。我说的虽然都是科研的例子，但下面的几个要点可以运用到任何场合。最好的也是引出最多成果的问题，都是以下面的方式挖掘真相的。
· 它们揭示了一些重要假设，并指出这些假设并没有扎实的证据支持。科学家在受训时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某家公司的网站或某个人的著作中读到并且引用的方法论是正确的，只要照着相同的流程，就会得出结果，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实验中试用这套方法论之前，并不会检验它是否真的管用。而我意识到必须先问一些问题，比如“你怎么知道你使用的化验方法或试剂盒正在正常工作呢？”。
· 它们揭示了缺陷或者扭曲。在科学中，这可能包含言过其实的结论、另类的结论和缺失的对照组。对最后这种情况，补上对照组之后就可能收窄对结果的解释，比如有研究者用盐水（缓冲盐水）开展实验，结果很好，于是径直得出一个有力而宽泛的结论，没有在更复杂的生物体液中再做验证，而这些体液中含有大量蛋白，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 它们质疑了我们对进度的监管、我们的决策，以及我们对问题和机会的辨别。有时研究者运用了错误的统计方法来对比事物，由此对一个结果在统计上是否显著产生了偏见。通常来说，当我们使用错误的统计方法时，就可能在两组不存在差别的对象之间找到差别。
· 它们在有趣的结果和重要的结果之间做了区分。换句话说，就是它们区分了下面两种结果：第一种是大家认为有趣的，因为它们指出了差别；第二种是重要的，因为其中的差别可能对一个病人意义重大，或者蕴含了出人意料的潜在用法。某个差别可能仅仅是有趣，而某个重要的差别才是我们人人向往的。
明白了这些规律，我开始学习提出直切目标的问题，它们或是能满足我个人的好奇，或是能为某个课题找到最佳方案。这也使我下定决心为别人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这间实验室。在这里，我们抵制匆匆得出答案和方案的冲动，逼迫自己问出更好的问题。我们的主要追求是界定我们想要解决的课题，并定出最高的成功标准，再致力将它超越。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超越哪根标杆，才会让别人觉得兴奋？”。换言之，就是别人迄今达到的最好结果是什么？我们要超出它多少才能造成显著的积极影响？我们要跨越的那道影响力的门槛在哪儿？这几个都是很难定义的问题，因为它们需要对其他人取得的最佳成绩有细致的理解。
我始终记得我的导师罗伯特·兰格关于高产出问题的一席话：同样这点时间，与其去研究一个不太紧迫的课题，不如将其留给重要的课题。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来定义我们想要解决的课题。提出的问题越是优质，获得有影响的新发现的潜力就越大。
我们提出的问题蕴含了变革的力量，无论在实验室里还是在生活中。将求索转向内心，审视生活，就能有意识地探寻什么是对我们最有意义的事情，又如何按照那些价值观来生活。由于我们的人生最终要和所有人的人生相纠缠，并共同生活在自然界中，我们可以先用提问来塑造自己如何服务他人的渴望。
在实务层面上，自我探寻能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生物属性中的各种节奏和维度，同时找出如何通过试验适应环境、改变心态、进化觉知，从而更好地服务自我。这是一项维持毕生的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孤立的原子式真理，只有一层叠着一层的分形和相互联结，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如果还没有，你就该继续挖掘。提问能帮我们找出当下的处境中我们喜欢什么（无论我们处于人生连续谱中的哪一段），又有什么是我们希望改变或者进化的。我们越是和别人交往，倾听各种声音和观点，越是倾听自己的心灵，就越能有目的地提问和进化。
我们在人生和自己的工作中寻找意义，而向自己提问能使我们以新鲜的方式思考以下这些问题：当下的什么是有意义的？有什么今天有意义的事物，可能在时间中变得没有意义？有什么能更加长久地保持意义？自我探寻的过程帮我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我得以考察人生的优先事项，将注意力转到了人际关系，尤其是与家人的关系上，我也因此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令人满足的。当我明白是家庭这口深井给予了我能量、舒适或心灵的宁静，我的目的感也加深了。
如果你从不质疑一切，你的人生就终将受限于别人的想象。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和做梦，去质疑并反思。与其适应别人的梦想，不如被自己的梦想限定。
——詹姆斯·克利尔，《掌控习惯》
菲利普·夏普是一位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因为发现断裂基因和RNA（核糖核酸）剪接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他在被追问成功的策略时简单说道：“就是谨慎地冒险，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联想到他的成绩，这句话不免有些谦虚了。夏普成就斐然，其中的一项是推动了我们对信使RNA（mRNA）的生物学理解，并为基于mRNA的新冠疫苗奠定了基础。
在生物学这个领域，好奇只是默认的品质，夏普之所以受人赞扬，还因为他能以非凡的勇气和创意提问。典型的好奇心和持续的探索使他与他所谓“当今人体生物学最根本的问题”展开缠斗，并最终发现了断裂基因，这个细胞结构的机制，使我们能用基因剪接创造成熟的mRNA。另一位独立发现这一机制的是英国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J·罗伯茨，他与夏普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二人的发现改变了科学家对细胞结构的理解，也推进了对于癌症和其他疾病患病机制的医学研究。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堪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职业生涯中影响最大的后续篇章：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RNA剪接机制后的50年，这一机制又为开发mRNA疫苗抗击新冠铺平了道路。
夏普对他的思维过程和动机的描述很平实：“这些过程全部来自我的人生经历以及特定的人格特质。我始终是一个需要陪伴的人，但我在独处时也很自在，我喜欢放任心思不受约束地漫游。”只是静坐着思索最好的问题，就能在霎时间为整个领域注入能量。缓慢、清晰而审慎的思考能帮助我们将问题变成钥匙，开启世界上最大的锁。他说：“我那时候知道，我们的生物科学就快要能回答这些问题了。”他接着开展了一番“自说自话的、像梦一般的思考”，由此得出了“在这个关键过程中几乎肯定还有某个未知因素”的结论。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好奇心会点燃问题，问题又反过来点燃好奇心。这是一个觉照的环路，它对于问出“为什么”的幼儿相当重要，对于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如此。现在有了新的方法研究大脑和基于大脑的行为，研究者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好奇心、观察心灵的探寻带来的益处。他们的研究指出，好奇心（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一股学习或了解某事的强烈渴望）其实是一种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又被称为“信息寻找”，它完全融合进了大脑的思考过程和奖赏系统。
神经科学和教育研究告诉我们，当你感到好奇时，大脑的快乐、奖赏和记忆中枢都会点亮，由此刺激大脑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发现，并开展社交联结（玩乐也有这个效果，一局答题或填字游戏就能证明）。神经回路将信息作为一种固有奖赏来做出反应，无论对信息的追求是出于兴趣还是匮乏，只要信息出现缺口，我们就会努力补足。即使信息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或者我们已经预料到它可能令人失望或带来不利后果，“好奇心的诱惑”也会使我们对任何事情一探究竟。
而如果信息是新颖、意外、反直觉的，或者以别的方式违背了你对某样事物的信念或理解，你的好奇心会尤为强烈。在网上滚屏浏览之所以如此令人上瘾，错误信息之所以如此勾人并难以被忽略，这也是原因之一。有一篇题为《未来属于好奇者：在儿童身上自动理解并识别好奇心》的论文称，好奇心的表达中包含了一种通常是积极的情绪能量，所以好奇心会吸引人，并且“专注、探索和幸福感都是最常和好奇心一同出现的情感状态”。
其他研究指出，我们天生喜欢惊诧。一项针对婴儿的研究显示，“当物体的运动违背通常的物理定律时，婴儿会在声音、词语和物体形象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
既然好奇心是这么好的一件事，乃至会激励大脑学习并记录进大脑的奖赏系统，既然提问就是好奇心在发出声音，那为什么提问又会使我们担忧、紧张和迟疑呢？这是因为好奇心还会唤起情绪：如果你很介意暴露自己的无知，或者担心自己的提问会引起别人的评判，那么焦虑就可能压倒你的好奇心和探求欲。对孩子来说，来自教师、父母或同龄人的消极反馈可能会令他们封闭心灵。成年人同样如此，对提问的敌意或羞辱会产生寒蝉效应，从而限制自由开放的探讨，使得创新观念无法产生。
想找到令你陶醉的事物，就要跟随好奇心的指引。
——凯瑟琳·梅，《陶醉：在焦虑年代唤醒好奇心》（Enchantment: Awakening Wonder in an Anxious Age）作者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挪威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梅-布里特·莫索尔曾告诉我，以她的经验来看，在她的实验室中问出的那些看似“愚蠢”的问题，有时反而是最有趣的。至少在讨论中，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会得到肯定，以鼓励他们和其他人以后大胆提问。
莫索尔是神经计算中心的创立者兼主任，也是卡夫利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联合所长。她表示，在像她所处的工作场合，能问出富有成效的高产出问题就是关键。她相信一切问题都有价值，就连烦人的问题也不例外。我在我的实验室里也坚持这个观点。即使一个问题引出的只是意料之中的膝跳反射，它往往也能创造一些能量，引发一场活跃的讨论。有时我也会在一场讨论中提出这类问题。每当有人回复“不行，根本不可能”时，我就会追问“为什么不行”。当他们接着提出主张，我便有机会从全新的角度，也就是他们的角度聆听推理了。这样能暴露未经审视的成见，或揭示值得深究的独特洞察。
因此，如果你以前在某处听到过“不要瞎问”的教诲，别信它。这个世界需要你提问。我们如今面临种种复杂的难题，世界尤其需要你的真诚和你引人深思的好奇心表达，还有你唤起觉照的提问。不要打消你的“疯狂念头”，也不要迟疑不敢问出那些打破僵局、刺激对话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信任自己本能中的询问、好奇心和探索，要培养这股力量，在生活中给它一个声音。要把恐惧放下，与其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大问题，不如有目的地试着深入它们。通过内心独白或者互相探讨，反思这一行为本身就能刺激大脑开展深度学习和发现，建立社会交往，并获得直觉和灵性体验。
能收获这么多东西，你还退缩什么呢？
你必须十分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本能和想法，因为不这样做，你就只能屈从于别人……那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也会消失。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我们的提问能够点燃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只能引出个人的洞察，有的最终能塑造公共政策。当维韦克·穆尔蒂于2014年出任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时（后于2021年连任），他担忧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个国家愈演愈烈的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身为医生，他切身体会过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他的目标是改良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应对方法。诊疗的标准固然重要，但反制措施还应该包括唤起社群的同情心，激发对抗这场危机的动力。他首先发起了一场倾听之旅，他在全国巡游，询问大家最关心的健康事务。他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其成果就是联邦政府发布的一篇史无前例的报告，将成瘾以及对药物的滥用和误用列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穆尔蒂说：“我想象自己站在盒子外面朝里观望，不是我自认为可以超脱于规则……而是我对规则有许多疑问。比如我会质疑现状——‘我看事情不是非得如此，换一种做法应该也行’。”他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在一起：孤独世界里，人际关系的治愈力量》（Together:The Healing Power of Human Connection in a Sometimes Lonely World）。在书中，穆尔蒂通过一个整体主义的视角重述了一干公共卫生课题，对于那些触及当代生活方方面面的课题，他也用这个视角转变了关于它们的对话方式。身为卫生局局长，他持续将“健康”的界限向外延伸。他长期关注精神健康并视之为公共卫生的根本，他还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危机正不断恶化，在新冠危机的阴影笼罩下，另一场沉默的疫病正在悄悄滋长。
这个国家的精神卫生系统已经不堪重负，无力再满足成人和年轻人的需求。目前这一系统仍在衰败之中。在后续的几份报告和媒体访问中穆尔蒂又指出，种族歧视、经济不平等，以及错误信息和观点极化的危险，都是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他将人际关系视作健康的公分母，他说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股强大而基本的治愈源泉”。
提问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结。倾听提问后学习则会深化这种联结。
穆尔蒂提出了一个问题，认为它能驱使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的基础在过去数十年中持续败坏，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重建人际关系和共同体呢？”
或者考虑一下德国精神病学家兼心理治疗师格哈德·格林德尔在他的近作《我们想过怎样的生活？未来由我们自己决定》（How Do We Want to Live? We Decide Ourselves About Our Future）中的提问。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提出的问题：我们想过怎样的生活？
为了答谢地球赠予的厚礼，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该对这份礼物做何表示？我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才对得起我得到的一切？”
——罗宾·沃尔·基默尔
在新冠停摆期间，我决心重新点燃自己的人际关系。我知道我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正推着我在各个方向上摇摆，我开始寻找可用于有目的地安排时间和决策的技能，并将它们作为我的工具箱里的一种新策略。有几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姐姐一向很擅长通过有目的的努力维持人际关系。这对于她是一个重大的优先事项——她有一个村子的关系需要维持。我也可以在这方面努力一把。
冥想是另一种观察我的心灵如何运作的方法，它成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至今仍在试验不同的冥想技术，除了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内心竟也有一种放松宁静，我还发现有的时候，新颖而不同的问题能使我投入冥想过程，而不会分心。比如这样一个问题：冥想是怎样与我的心灵或身体相互作用的？意识到这个相互作用（冥想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身体感觉，以及心身体验）有助于我观察自己的心灵中有什么、是什么在驱使我的思想，以及它要把我带往何处。
从我们最切身的窘境到那些全球范围的困难，我们的提问都能界定我们想要解答的课题。通过提问，我们会发现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来实现这些重要目标。当今的伦理与道德两难号召我们创造性地思考，聪明地提问，并投入更大的能量追寻答案。疫情迫使我们提出棘手的难题，它们在我们面对全球健康危机的前景时持续引发共鸣：政府应该本着怎样的标准决定疫苗注射顺序？随着病例激增、医院资源越摊越薄，医疗配给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哪些病人应该连接呼吸机？甚至哪些病人应该被收入过度拥挤的医院？
在实验室里，高产出的问题能引出创造性的答案。我们还可以将同样的问题带入我们的生活和社群。我们必须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个人价值观、希望和抱负，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也是为了鼓起勇气问出新的问题，进而启发自己。比如用新的问题来挑战历史上的不平等。一些急迫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是全球共同资助的，其中关于谁来付账的争论拖慢了步子，使工作无法开展。正如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即“富裕国家的消费习惯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一个主要因素，贫穷国家则往往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却缺少保护它们的手段”。
我首先想问的是：“我是在为什么做出优化？”这件事你一定要想清楚。在人生中，我们会从周围的人身上继承许多目标和结果。
——詹姆斯·克利尔，《掌控习惯》
再说一个迫切的例子：丽莎·佐佐木是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女性历史博物馆代理馆长、史密森尼学会美国亚太裔中心前主任，她指出，不同社群乃至整个美国的历史叙事正在受到质疑、重估、重述和扩展，最终的目的是让它们接纳更加完整的叙述，以反映这些社群和国家的真实多样性。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个难题，就是要对这些传统的故事线发起质疑，不能径直把它们当作符合事实的公平叙述：“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以这种线性的方式就能了解历史，以为这样了解的就是史实。但他们常常忘了这里面的一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由谁来记载，由谁来记忆，再由谁来向你讲述，让你明白那是你的历史。”
这一叙事始终在演变，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分析历史，再加上心灵还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做出随机的联系。身为日本裔美国人的佐佐木举了自己家族中的不同世代作为例子。在美国，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已经是绵延几代人的现实。尽管如此，佐佐木的那位人生阅历与她显著不同的祖母“对于理应为我们所共有的一部历史，却会做出完全不同的一套反应。她对这部历史有着不同的解释，依据的是她过去的经历。这造成历史和身份都带上了极强的流动性。在这一点上还要叠加压迫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结构造成的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发言权的事实。这种流动性决定了谁的历史会得到讲述，这一点已经变得相当重要了”。
佐佐木指出：“这已经改变了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这是第一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认识到我们必须提出几个问题：是谁在讲述我们的历史？是谁在记载它？谁有发言权？还要明白我们对历史的解析根据的是我们自身的经历。”
关于历史性和系统性的不平等，有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在公开对话中获得了更大的声量，这些问题（以及辩论）催生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一大波记录，而此前这些事件都从未得到公开和诚实的表述。既然我们知道了有这么回事，接着要问的就不再是这一课题是否成立，而是我们该如何行动。
对于行动的呼吁，部分也是对于提问的呼吁，现在有两个空前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一是谁或者什么该对过去负责，二是将来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在前进的路上做什么？不妨把这想成是一种传播，是我们对一种观念或态度的扩散或者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人都可以问的：“有什么我正在做的或者做过的事情加剧了不平等或者负面性？”本来必须停止的事情，是怎么因为我的作为或沉默而继续的？这可以包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谎言和错误信息或者流言、邪恶。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习惯和成见，意识到自己不经质疑或验证而接受的东西，我们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新的体验、新的信息，以及新的意向来修正它们。
亨利·戴维·梭罗曾经问道：“还有什么奇迹比得上在一刹那看穿彼此的眼睛？”
这听上去像是在邀请你体会对方的喜怒哀乐，但是在我听来这却是对好奇心和提问的呼吁。只要培养你对另一个人以及他的经历的好奇心，你的心中自会流泻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不要回避那些宏大或令人不适的问题，要利用它们来投入、学习，并且推动对话、探讨负责任的行为。
做学生时，对你的评判标准是回答问题的好坏……而在人生中，对你的评判标准是能否提出好问题。你应该转变……从给出好答案变成提出好问题。
——罗伯特·兰格
有时，只要丢给自己几个最简单的问题，就能抹除我们甚至还未意识到的障碍。那些偏好和倾向、那些想当然的界限，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其他部分是我们承袭自别人而从未质疑过的，只要一句简单的发问就能令它们全部败退：“为什么不行？”
有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可能对我们隐藏了本来面目，但它们其实比我们想的更容易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承认它们的存在，质疑它们，并试着把它们修改得符合我们的意向就行了。
这里借用《习惯的力量》一书的作者查尔斯·都希格对于“习惯回路”的描写：这个回路中的线索是什么？程序（倾向或界限）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奖赏在巩固它？在任何情况下，是什么在增加或减小我们遵循旧有模式的倾向性？只是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就能打破这一倾向并为心灵开辟其他可能。
大约十年前，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优秀的演讲活动，我当时有很多理由婉拒。长久以来，我一直很难记住事情，再加上我一想到用新的材料和陌生的格式做公开演讲就感到焦虑，并且准备一场新的演讲还要投入数百小时的准备时间，这些都令我觉得勉强。我甚至不必回顾那些令我不适的细节，我的大脑已经建好了快捷方式，只要那些神经元感到刺痛，我就立刻知道自己不行了。正巧，活动的时间又和我的一次国外出差相冲突，我有了退缩的机会，我没有调整出差时间或者审视旧日的心结，而是径直对那次高调的活动说了“不”。然而要拒绝命运并不容易。活动组织者撺掇我再考虑考虑。他们强调这次演讲能使我的声音传达给全世界的听众，还说了他们是如何协调张罗，才让我能在这个年度节目的最佳时间上场的。我向国外的同行征求意见，他们立刻表达了无条件的兴奋，还说要为我重新安排出差时间。于是我又仔细考虑了一下，对方很急，催我快点答复，我自然想到了那句人人都会耸一耸肩提出的反问：“为什么不呢？”我答应了。
一旦承诺去做演讲，我的全副身心就都为这个目标重新组织了起来。当我沮丧地背不出材料时，“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下子涌上心头，那是我向来回避这类活动所有令我羞愧的理由。不过这时我也看清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曾经使我不敢放胆前进的回避事物的习惯（我美其名曰“偏好”）和界限，原来一直待在老地方没有受到多少挑战。而现在挑战它们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一个大好机遇，我充满了干劲，动力十足。既然这件事情的启动能量已经降到了能让我开口答应的地步，接下来就是顺势推进的最佳时机了，我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本领，最少也要甩掉那套陈旧的模式。结果那场演讲成为一次非凡的体验（也可说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失败”，这将在第九章中分享），但它也为我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让我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
要想让觉照的能量为你所用，就必须打破原先不假思索的倾向，并质疑它。任何一件觉照工具都能导正你的注意力和能量，但唯有提出一个问题能利用大脑破旧立新的天然反应。提问使你有机会根据意向而非倾向来行动。
想象一下，这股为你所用的能量，其原理就仿佛使带电粒子互相吸引或排斥的磁力。如果想打断这股倾向，你可以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来支持自己。你要反思你身上的倾向，或者你眼下强行为自己划出的武断界限。挑选一个简单易上手的对象，比如你爱听的音乐、你的社交圈子或者你使用媒体的习惯，然后选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尝试。先试试看，再观察自己的想法。如果社交媒体或是对上网浏览的沉迷就像磁力般吸引着你，那就列出几项有意识的选择来打破这一模式，哪怕一开始只能坚持一天，要么就更加严格地管理你的上网时间或者你浏览的网页。
你的目标不是改变所有模式，而是认识你的思想、选择和行动中的模式，然后从提出一个问题开始改变，这个问题要能帮你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倾向会将你带入何种境地。把问题当作船桨伸进水中，用来停止并利用当下，为你的最高目的服务。
要到能量充沛的人中间去，倾听他们问出的重大、深刻甚至启迪人心的问题，要特意和他们一起工作或学习。首先，聆听别人的问题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催促我们思考。这时我们再运用觉照工具，便能将这些问题代谢转化为行动。其次，其他人能提供可贵的范式让我们磨炼技能，从而让我们提出更多高产出的问题。下面的方法可以磨砺你的提问技能。
· 练习塑造问题，再提出来。比如“是”或“否”的问题是不会引起讨论的。试着问问“怎么样”或“为什么”，要么就问“为什么不”，以此探索违反直觉的可能。
· 用提问的过程来彰显你的好奇心，发现思考的盲点，或是单纯享受有趣的对话。留心你脑海中跃出的问题，还有它们启迪了什么想法。对于我，这能提高围绕在学习周围的兴奋和积极情绪。
· 找到寒暄中的能量，也找到能量去寒暄。我从前认为寒暄没有一点儿用处，何必为此浪费时间？但后来我意识到，寒暄是一种在两人之间打开能量通道的方法。提问也是这样：问题会使能量、信息、情绪和知识流动起来。提问就是你在要求、邀请能量的输送。提问能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不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散漫。当我们给予他人更充分的注意力、用提问来表现出我们的兴趣时，或许就能在对话中保持投入，从而加深与他人的关系。
· 用当下的事件或个人经历作为引子思考一些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