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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陈旧的模式，
做出简单而自觉的改变
我们必须自愿放弃“本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哪怕只是片刻，要想想有没有可能，本来无所谓这样，也无所谓那样，一切都要看我们选择什么行动，选择怎样看待环境。
——林恩·特威斯特，全球环境活动家
乔伊丝·罗奇总是担心自己会暴露。每次她被挑选出来接受表彰、得到提升或是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内心都会因为恐惧而紧张。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罗奇始终被美国企业界奉为敏锐的战略家和领袖，她是一位开拓者，曾任卡森产品公司总经理和首席运营官，以及雅芳产品公司负责全球营销的副总经理。在雅芳，她是首位非洲裔女性副总经理，也是首位负责全球营销的副总经理。《财富》杂志曾将她选为封面人物。
但是据罗奇自己回想：“我每次取得新的成就，都会产生自我怀疑。我可能不配得到这样的成功，他们早晚会发现我是个冒名居功者，我根本够不上现在的职位，他们早晚会把我揪出来。”今天，她已经能站在远处回顾自己几十年的辉煌成功，以及内心的隐秘恐惧了。直到多年以后，当她为了写一本书帮助别人而深度挖掘自己的心结时，她才从这个领域的几位专家口中知道了一件事情：她的长期恐惧和自我怀疑也折磨着许多成就卓著的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其中又以有色人种的女性最为典型。她还知道这种心结有一个名字，叫作“冒充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
罗奇后来又经历了两个“啊哈”时刻，帮助她打开了内心的开关，切断了自己输送给这种冒名者叙事的电源，并使她在真实的光线下看清了自己。“我记得第一次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是发现自己有资格晋升却可能被上级忽略的时候。”她解释道，“高层更希望提拔一个白人男性同事。为了替自己争取，我不得不和那些‘法定继承人’，以及另一个男同事比一比能力和成就。那一次，我认识到自己的丰富经验，以及自己对于公司的价值。”
第二个“啊哈”时刻出现在她为雅芳工作到第19个年头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撞到了玻璃天花板，再要晋升到高级管理岗位，可能就得离开公司另谋高就了。“那一刻，我忽然对自己的身份和成就感到相当欣慰。”她说，“我在过去那些年中获得的成功与认可似乎都不知不觉沉淀了下来。我对自己的能力和管理技巧有了充分自信，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可以到外面去寻找机会了。”此时的罗奇已经是企业界的一位著名开拓者，但她最大的成功反而是离开企业界，追随内心的渴望，出任“女孩股份有限公司”（Girls Inc.）CEO（首席执行官）。这是她很喜欢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其业务是直接与女孩合作，为她们开发技能以越过经济、性别和社会障碍。她也怀疑过这一步走得是否正确，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非营利性机构领导事务方面还是新手。然而和目的之间的深刻联结还是压倒了她内心陈旧的自我怀疑声音。
冒充者综合征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职场词汇的，它所指称的那种自我怀疑，被许多女性描述为职场道路上的绊脚石。但是这种心结的变体其实范围更广，连职场外的许多人也深受它的折磨：刚当上父母的家长，努力奋斗的青少年，焦虑的大学生，不停忙碌的中年人，以及偶尔被自身的不安全感或焦虑的预期围困的任何人，可能都体会过它。一项对于冒充者综合征的研究综述发现，在半数报告了性别效应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患冒充者综合征在男女比例上有什么不同。我也在不安全感和焦虑中挣扎过。但经过多年观察，我看到一个现象，做导师后看得尤其清楚，那就是我们常常想得很多，但真到了要前进一步或者冒一个险、倾尽全力学习和成长的时候，却往往会犹豫。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和自我价值与外界的认可绑在一起，如工资、人气、地位或别人的赞许。这样做会削弱更重要的内心力量的源泉，于是不安全感油然而生。我们为不安全感赋予了一种权威，使它不仅限制我们个人的潜力，也限制了解决困扰世界的紧迫问题的更广泛的潜力。
打开内心的开关就是在全面唤醒觉照，是对看似渺小或日常的事务采取行动，使它们无法再阻止我们发挥当下的全部潜能。我们要前进一步，要冒险，要在自己身上押注。具体的做法可能很简单，只要认识到自己在什么时候意向性较强，然后回答这个问题：我该如何降低启动能量，然后前进一步发挥潜能呢？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多蒂是斯坦福大学同情与利他研究教育中心的创立者兼主任，该中心附属于斯坦福大学的吴蔡神经科学研究所。多蒂表示：“大家常会纠结于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完全偏离了现实的本质。我们知道，你的内部心理状态会深刻影响你的外部世界。如果你接受这一点，并创造出最好的内心世界，就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小时候对各种东西的原理很着迷。这里的“东西”包含一切事物，未必只是机器。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我想知道，那些定义我们生活方式的边界是如何制定的、是由谁制定的。也许是因为在学校过得很艰难，我始终对谁规定了我们必须在学校里学习抱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交通灯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人行道要这样铺，为什么周末是两天，为什么道路都有特定的宽度，为什么大家一度认为在飞机上吸烟是安全的——想象一下那时的我吧。我还纳闷，为什么我不能把重要的心里话直接说出来——为什么明明是必须说的话，人们却非要把它们过滤一层呢？我试着对这些事情追根溯源。这种无尽追问耗尽了我生活中大部分成年人的耐心，就连我的母亲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很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人类决定的一切多少都是有些武断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当初像我们一样的人聚到一起，彼此协同，形成势能并建立互助的过程。他们造就了一切：决定做出了，规则制定了，边界也划清了。不过，我也意识到许多事情并没有做到充分优化，它们可以更好，或者应该更好，可它们没有。谁能替我们大家决定某样事物已经足够好了？为什么不再改进一下呢？
人类通常会努力适应社会和心智结构，让这些规范指导自己的选择。结构有时是好东西，但是某些时候，这些参照系（其中有些是不合理的）也会变成不受质疑的边界，框定我们的思想。随着社交媒体，以及受算法驱动的、由AI（人工智能）工具创造的内容的普及，现在这一点已经变得越发严重，也越发令人担忧了。无论是自然形成还是人工设定，这些结构都收窄了我们对看见的甚至想象的世界的觉知，也压缩了我们感受到的能动性和可能性。我们知道，低能态脑会倾向熟悉的、结构化的模式，它们总是偏爱不那么费劲的“现状”，拒绝可能的变化。神经科学指出，大脑中奖赏系统的神经化学过程和我们对延续性的偏好，可能会阻止我们抛弃强烈的信念，从而更不愿意接受变化。
如果我们不仅无视自己错了的证据，坚持既有的信念，还要在老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现象被称为“信念固着”），我们的大脑就会将变化拦在外面，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努力敞开心胸，通过学习改变想法。关于这一点，看看周围就明白了：过去，许多人相信女性做不了工程师、律师、医生和宇航员，男性也做不了护士和保育员，或者从事传统上指派给女性的工作。重点就在这里：那些都是“指派”的角色，依据的不是某人的真实潜能，而是信仰、偏见，以及给可能性强行划界的不良传统。扭曲的规范就是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
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讨论如何创新，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默认的思维边界都会阻碍我们看到完整的可能。我们越少质疑传统思维的限度，就越觉得自己没有质疑的能力，我们的可能性也随之萎缩。
当你接纳了不确定性，生活就会敞开无限可能。
——埃克哈特·托利
要想获得觉照，我们就必须抛开狭隘的态度，要始终寻觅一个清新的视角，以另类（甚至惊人）的观点看待问题、观念和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对自身潜力的认知。我们可以突破充斥于各处的心灵边界。我们常常错把它们当成实线，但其实它们往往只是虚线，重新画一条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人生一次次奉上这些机会，我们却常常错失。比如，我们可以不轻易对其他人应答，可以先停一停深思片刻，然后再给出反馈。我们可以自己的事情自己选择，而不是假手他人再责备他人，而如果其他人的选择不合我们的心意，也要优雅地接受。我们可以投入而专注地同眼前的人交往，不要时不时分心去看手机或者同时做别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对自己和他人抱有同情。表面上看，这些都只是在选择做出哪种行为，但是在大脑层面，这却是神经可塑性的体现：你的神经元在为了持续的成长而发育、变化并重组，它强化着新的联结，也延展着神经通路。
在低能态模式下，我们的大脑只用旧的滤网感知信息，只在熟悉的通路中加工信息，得出的也尽是意料之中的结论。我们把理解过程限定在已知的边界内，再怎么变化也走不出这个边界，于是我们的所有结论都成为一个老旧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我们早已毫不置疑地接纳了。实际上，我们只在事物上照了一小束光，却错把看见的那一小块当成事物的全貌。如果在这时打开房里的电灯或者放阳光进来，就会照出一大片广阔的视野。低能态脑会以无数方式呈现，它会拖累我们，或阻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会对形势和人做出错误判断，结果常常是害人害己。我们任由老旧的观念限制自己，并根据它们做出重要决策。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切，怎样打破封闭的心态或是重复的思维进程呢？没错，我们的天性就是会形成习惯，但我们也可以打开旧模式上的开关，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在一生中学习和成长。毕竟自然站在我们这边。
既然所有证据都指出乔伊丝·罗奇在她的领域不仅合格而且优秀，她为什么还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抱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怀疑呢？她说，朋友和同事的安慰并没有让她内心的否定者闭嘴，虽然他们确实带来了可贵的鼓励。她告诉我，后来她运用了自省和一种客观的流程来安抚内心，并管理自己的恐惧。她开始分析形势：一边对自己的优势和缺点开展基本核算，一边找出那些并非由她自己造成的外部阻碍。这一流程使她得以拆解自己的思想，移除障碍，从而以更加审慎而真实的方式参与工作。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一旦你像罗奇一样开始观察自己的思维，你就会发现有各种手段可以破解系统，进入你之前无法进入的领域。这就像是在你的电脑键盘上发现了快捷键。
我很幸运，早在儿时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但那只是因为我的思维进程让我在学校里处处不顺。当时我五年级左右，在学业上挣扎并陷入低谷，大多数老师都把我当作差生，不再关注。我也相信他们的看法。这时，我妈妈在一个社群学习中心给我报了一个课后补习班。那里的导师问了我许多问题，等我说出答案，他们又问我是如何推理的。比如他们会说：“哦，你是怎么想到那个的？”说来有趣，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顿时让我向内反思起自己的思维过程。
在导师的辅导下反思自己的思维进程，尤其是在那么小的年龄开始反思，使我开发出了一些自我觉知，能够识别自己的思想什么时候懒散，什么时候又陷于超速停不下来。经过练习，我学会了轻松打开那个心理开关，从迷茫和沮丧切换到对自己为何受阻的好奇，接着再审视自己的思想，设法绕过阻碍继续前进。这是任何人在任何年纪、任何处境中都可以学会的技巧。
这项新技巧很快激发了我对他人思维进程的好奇。我对于大家在想法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塑造了各自的理解和行为无限着迷。比如当你听到一个问题时，要怎么回答完全取决于你对问题的分析。而许多问题都有不止一个分析角度。通过了解别人面对新问题和新信息的不同角度，我学会了更加批判性地思考问题，也学会了与别人对话交流。
说回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有一件事定义了我们的工作，令我们的研究脱颖而出，那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是如何界定问题的？如何规划一种结构来探索和实验？如何预测我们之后需要应对的研究层面？
我的专业是医疗技术，但并非传统的那一类。比如我不关注特定的疾病或者技术。我们不同于某个平常的甲实验室或乙实验室，或是任何以特定焦点为导向的实验室。在我刚当上教授时，有人告诉我做研究要聚焦，要把“牌子”定义得窄些，因为若不是这样，就没人能懂我们在做什么了。但我明白，自己的兴趣要比这宽泛，实验室的使命也应该如此：我们的焦点应该是医疗问题的解决流程，这个流程要能应用于几乎所有问题。在这个流程中，提出问题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每个步骤都有同一个提问在推动讨论，并帮助我们打开思考的开关来解决问题，它就是：“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我们可以深刻地反省自己对于问题的思维，质疑自己的想法，并顺着它直达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如果有人问出为什么要做X实验而回答是“为了解Y”，我们就会接着追问：“哦，了解了Y就能帮我们改进我们寻找的那个机能反应了吗？它们是怎么联结起来的？”如果联结不起来，那或许我们的方法就要修正了。
这会塑造怎样的一间实验室呢？一般来说，我们在着手一个新项目时，此前已经有人试过传统的做法并失败了。要改变结果，就必须修正想法。传统的研究流程往往是线性的：先找到一个问题的解法，再解决下一个冒出的问题。这个流程符合逻辑，却是狭隘的，因为要将实验室里的医学创新转化为临床应用，还有许多科学之外的步骤也必须考虑。一种设备或疗法先要进行广泛测试，才能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之后还有生产、包装、营销、发售、申请专利和长期售后支持等环节。要让科学得到广泛应用，这些环节个个必须妥善处理。即使还没到这一步，一个项目或问题的各个参数也已经受到其他人的强烈影响，比如科学家和赞助委员会认为这能不能做到？缺了赞助，我们就不可能推进项目，而赞助往往只拨给目标性强的研究。
要想改变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正自己对一个问题方方面面的想法，并且清晰地界定目标。
一段觉照的人生要求你改掉一些长久的习惯，你必须探索、质询和反思你对许多事情的成见（好吧，是反思一切成见），重新组织你对失败和成功的看法，并且潜入内心深处，找到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所谓打开内心的开关，就是要质疑成见，发现意向，并专注行动。
我的搭档阿里·塔瓦库利的事迹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是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一名减重外科医生，也是普通外科和肠胃外科主任。塔瓦库利知道治疗肥胖的胃旁路手术有利于2型糖尿病患者。但是许多病人不愿考虑手术，而其他医疗选项都无法如此显著地令大多数病人获益。
在传统的胃旁路手术中，对病人的胃和小肠都要进行重建，以此改变他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传统的思路是让塔瓦库利这样的外科医生提出一个手术方案。然而这次，他却想象了一个手术之外的方案：用一个药片来“做手术”。他找到我们，问我们能否发明一种药片，让它在肠道上形成一层薄膜，在本该接受胃旁路手术的区域将食物隔开。还有，我们能不能把薄膜做成“临时”的，让它正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疗效，同时又不会产生如手术般的永久副作用？
简单地说，可以。不仅如此，这一极其简单的创新还可能就此改变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塔瓦库利看到了为糖尿病患者开发一个新选项的机会，他对于减重术的专业，加上他不断追问“为什么”的性格，共同引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想法：用一种口服给药的无创方法实现和手术同样的效果。塔瓦库利并不具备材料科学的专业知识，无法自己开发这项技术的原型，但他的实验室具备验证技术可行性的模型。他没有因为自己缺乏专业知识而任凭这一想法沉没无踪，而是向拥有专业知识的一位资深的生物材料科学专家求助，最终那人将他引荐给了我们。
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写道：“挡在路上的障碍会变成路。”
障碍可以反过来变成行动的推力，使我们集中精力克服它们，这也是佛教的核心教导。不过在集中精力之前，我们得先认清是什么挡在了路上。我小时候，对自己学习障碍的认识不清就是一个棘手的路障，它不仅阻挡了我在学校里的学习，也阻挡了我和父母为解决问题付出的努力。一直到我确诊，我们才得以利用合适的资源，我的努力也初步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进展。
路障往往存在于我们对自身的想法之中：我的资历还不够……我到这时已经不能改变方向了……我绝对不会成功。进步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滞，我们必须自己克服当头一击的挫败感，继续向前。我们可能缺乏信息或是专长，可能需要一些引导，需要一位正确的导师，或是一个更有帮助的环境。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就此下场靠边站，还是将出现阻碍的地方作为实现个人进化的转折点？
反省自己的思考方式，分析自己的思维进程，这能帮助你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着手解决。不然，你纵使更改了战略战术，阻力的源头仍会在新的道路上涌现出来。
把注意力集中上去，实际的阻碍一般会在实际的方案面前退散。用园艺来做比喻，就是用铁锹找到一块石子并将它掘出。有时你不必掘得太深就会发现，那阻路的石子原来只是你内心的对话，是你自己培养出的消极心声。
神经外科医生和同情研究者詹姆斯·多蒂表示，求生是大脑固有的本能，关于自身的消极信念则不是。它们的源头是外部环境中的消极影响，比如在成长岁月中他人给予的严苛反馈，或是削弱我们自信的文化信息。当我们习得了这种自我信念之后，便会在内心将它视作真理，就像我们知道水是湿的、火是热的一样。自我怀疑使我们感觉环境处处存在威胁，并由此在我们的大脑中拉响警报。
多蒂说道：“总之，是我们自己在头脑中创建了这些消极对话，而一旦这样创建，这种消极对话就变成了你的现实。当你说出‘我做不到’时，你已经限定了自己就是做不到。许多人天天背着这个包袱。在我看来，这不是要不要置之不理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彻底改变的问题。”
多蒂还说，培养对自己的同情可以打开内心的开关，因为研究已经显示，你可以有意向地将内心的对话由消极否定扭转成自我肯定。你可以培养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并认可自己是值得爱的。你可以认识到你自身的“阴影”中有一些你不喜欢的、希望消失的部分。“当你接受了这一点，你就改变了内心的对话。”他说，“于是你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变了，一旦看清了现实的本质，你就会从纠结和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开始向外张望并看见每一个人的苦恼。原来你并不孤独。原来每一个人都值得爱，每一个人都值得肯定，每一个人都值得关怀。这……进而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不断在内心自我批评的人并不生活在当下。他的大脑中全是对过去的无尽纠结。我们不会把同一部糟糕的电影租来看250遍，但在内心中我们却会对自己做这种事。
——简·肖森·贝斯，医师，禅师，大誓禅寺住持之一
多蒂自己的苦恼童年为他提供了素材，他成为科学家后利用这些体验，专门研究了同情的功效。他写了一本书叫《走进魔法店：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对大脑之谜和心灵秘密的探索》（Into the Magic Shop:A Neurosurgeon's Quest to Discover the Mysteries of the Brain and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书里说，他小时候第一次遇到魔法店的店主时很不快乐，他的家境艰难，对于生活和自己都感觉很糟。但随着时光流转，店主分享的人生经验开始改变了他内心的一些东西。
他的家境一如往常，但在店主营造的肯定支持的氛围中，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动摇了。“当我和魔法店的这名女子相处时，我的个人处境没有任何变化，仍和以前一样。我从店里出来后回到的是完全相同的环境。改变的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指出，人类可以通过非言语交流来直觉地感知他人的情绪，对于别人的表情、语调、习惯动作甚至气味都相当灵敏。这是演化赋予人类的一项优势，它对我们的日常交际也会产生强有力的实际影响。“当一个人背上了愤怒、敌对、绝望、灰心的包袱，别人是能感受到的。别人常常会就此回避他，或是不愿意帮他。因此，当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之后，世界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这接着又使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有太多孩子活在给他们的标签上。
——坦普尔·葛兰汀
乔伊丝·罗奇在顿悟之前有过很长的铺垫，她现在对那段旅程满怀敬意，并将其视作一个过程。在那段时间，她不仅消除了一直努力克服的自我否定的心声，还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和激情。对她来说，打开内心的开关就是让她“真实的、本质的自我”发出声音。
“要用完整的自我面对人生。”她说道，“你的本质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要在内心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在那里安心做你自己。从那个角落出发努力澄清自己的价值观，然后问周围的人他们是否认可你的价值观。要和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交心。”
她之所以能战胜冒充者综合征，关键在于她能和自己的精神本质连通。另一个原因是她用行动实践了意向，并最终加入了女孩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罗奇列出了几份清单，并且一直在写日记，这是她几年来的个人反思，她说她相当于是对“我是谁，我成就了什么”进行了一次彻底盘点。她先是回顾了这些清单，“提醒自己我是如何一路走到今天的”。接着她又扩大了盘点的范围。“我对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的反思诚实得简直令人痛苦。我督促自己分清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其实并不喜欢却假装喜欢的。最重要的是，我还思考了什么是我在生活中真正在乎的东西。”
经过这样的反思，她意识到她的生活目标已经变了。从前的她觉得非得证明自己不可，现在这“已经不是目标……我现在向往的是另外一种挑战，而其余的一切，比如职位、行业之类，都可以商量。我忽然意识到，我可以离开企业，投身到我认为重要的社会使命中去”。
每一次罗奇静心思索她的经历、价值、优缺点和她的过往业绩，都会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干得很好，并由此在思想中打开内心的开关。她能看清新的可能，并且解放自己，能够有意义地将能量注入艰难的新环境，并在这些环境中茁壮成长。只要认识自己的思想过程、明白它们如何引导你的行动，你就能指出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并带着更明确的意向生活下去。
最终，罗奇成功地将职业道路转向了现在被她视为天职的事业：帮助女孩和妇女找到自己的声音，并且自信地发出这些声音。在女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CEO期间，她成功推动这一机构与女孩们合作，共同抵制那些暗示女孩不能期望过高的消极文化信息，并让她们“看见了自己可以成就的可能”。她还写了一本书叫《女皇没有穿新衣：战胜自我怀疑并且拥抱成功》（The Empress Has No Clothes:Conquering Self-Doubt to Embrace Success）。她在这本书中公开谈论了冒充者综合征，激起的广泛讨论到今天还很有意义。她希望，像她这样的经历以及行动工具，可以帮助其他女性趁早打开生活中的开关，不必像她这样摸索太久。
有时，推动改变的力量会突然不请自来，就像谚语里说的岔路口一样，令你始料未及地出现。苏珊·霍克菲尔德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八年校长，是该校的第一位女性掌门人，之前她还在耶鲁大学担任文理研究生院的教务长兼院长。曾经的她热爱科学，却从未想过踏上领导岗位，直到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请她出任院长。她重新思考了自身的角色，还找丈夫商量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一直以来，都是别人的服务为她创造了现在的环境和种种机会。
“我是一名科学家，可我当时并没有领导学术界的打算。”她回忆道。
当校长让我接受这个职位时，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拒绝，“不行，我是做科研的”。但其实那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时刻。我回到家里和丈夫谈论了这件事。结果我震惊地发现我竟是这样自私。原来此前我一直没意识到，我之所以能找到自己的天职，是因为有许多人投入了时间和努力为我创造了环境。我心想我太糟了，居然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也一直没认识到，人的天职不只有科学这一种，还有服务他人。仿佛陡然之间，我心中的开关打开了，我对自己说：“哦，该前进了。”我尽心尽责地开始了新工作，觉得这是一份巨大的荣誉。
这份天职和身为科学家的天职不一样，它要求我为他人服务。我此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着多大的力量。切换心灵的频道，倾听别样的召唤，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接下服务他人的天职，接受肩上的责任，就意味着你要为他人挑担子，人类社会也正是建立在这类组织原则上的。要是人人都推卸这份责任，我们的社会要如何团结？我们的世界要如何凝聚？努力追求自己暂时还够不到的东西——我们赞美运动员身上的这种品质，但我们很少把它用到别处。实际上，这就是鼓舞人心的探索，是超越今天、思考将来的自己。
作为导师，也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雷金纳德·舒福德（人称“雷吉”）敦促我们拿出诚意，由内而外地调整自己的人生。在2019年马丁·路德·金领导力发展学院的毕业致辞中，他鼓励毕业生“要跟着感觉活”。他是这样说的：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一句名言：“做你自己，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
我说的“要跟着感觉活”，意思是要忠于你真实的自我。到头来，不忠于自我的尝试都将是徒劳和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你是你注定会成为的那个人。要接受真实的你。你越早做到这一点，就能越快过上你注定要过的生活。就比如我，年轻的时候，我试过把我的个性减到最小，融入大众，尽量不要吸引人们的注意。我认为这在年轻人当中是相当普遍的做法。但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的不同和独特或许正是你的超凡之处。一旦你不再挣扎着想成为别人，一旦你接受了自己，并且积极地运用这股能量，你的影响力就会增加。
在自然界中，自稳态（homeostasis）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一种为了取得平衡而自我调节的过程，从生物个体到复杂系统无不体现这一机制。突然的变化（流星击中地球、火灾、洪水）会打破均衡，造成不平衡。接下来大自然会做出响应，填补空缺，并且新的生长通常会呈现缓慢而稳定的节奏。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原理都大同小异，对时机的把握会影响我们一生中对新的成长或变化投入的努力。
和自然界的一切进程一样，当你在人生中转变方向或者适应新的环境，在你考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调整你的步伐时，对时机的把握也是能给你带来优势的因素。我把这称为“有意识的节奏”。
如果你处于宁静深思的状态，你可以利用这份内在的专注反思内心的对话。如果你正和外界的同事或家务事打交道，你或许正好趁机观察自己如何与人交往，别人又如何与你交往，并且有意识地从你在外部世界的体验中获得洞察。
在我早年念研究生院甚至更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眼前的人们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策略：如何提问，如何表现，如何在研究中设定目的，如何通过筛选找到影响力最大的创意，再到如何评估自己的影响，他们好像都胸有成竹。而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只是跟着好奇心走。到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接触了这些能人，他们精通的许多技能都是我不会的，比如做报告和交流的技能，获得资助的技能，还有时间管理的技能，等等。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拥有一套人生策略。我沮丧地发现我的人生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似乎不会发生什么。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想出一套策略，也不知道该怎么想。我现在明白，是我们一直以来投入的能量催化了人生的表现、人生的结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回顾当时，我发现我毕竟是在思考策略的，只是当时自己没意识到罢了。我迫切地希望实现、挣扎着想要达成的那些人生目标，最后终于自行显现了，有几个是最近才显现的。这并不是我年轻时希望的进度，当时的我迫切地想让事情发展得再快一些。然而生命自有它的节奏，这个节奏是我们每个人固有的，也贯穿在自然之中。
我们常常被追赶进度、生活所需、眼下的急事搞得头脑发热、身不由己，这使我们无法看清那些塑造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道路的缓慢变化。找一棵你住处附近的树来观察，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它看起来总是差不多大小。但是过两年再看，你会忽然意识到它长大了。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在呼唤我们慢下来，停一停，想想自己投身其中的是怎样的事业，并承认我们的能量往往没有被用到我们真的想说或者想做的事情上。
教育体制（以及许多教育岗位）要求我们按照进度学习，那些功课、考试日期和随意定下的最后期限，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自然节律，个人的成长和进化不必如此。我们虽然感到了快速蜕变的压力，但并不存在一个期限强求我们在它之前“达成”对自己生命节律的理解。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渐进式的；进步也可以这样，只要我们有自己的目标。
当人们向我诉说生命中难忘的转折点时，他们总会带上转折之前的背景。他们或许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努力劝说自己：当下的生活再怎么空洞或令人失望，也都是正常生活，出了问题稍做修补就是了。他们没有停下来深入挖掘这种空洞感的原因，也没有想到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次有意义的改变，而非匆匆修补。就像罗奇描述的那样，他们动得太多，停得太少了。客观地说，他们的一些处境根本不坏，追求另外的目标也确有风险。但无论如何，他们沿这条老路走得越远，拖拉和惰性就越严重，因而也越难想象改变的可能。彻底改变所需的启动能量似乎已经太高了。但后来发生的某件事增加了推力，这股新的势能降低了启动能量，使他们只要迈出简单的一步，剩下的一切就会自动引燃。
29岁的盖布·德里塔在旧金山做着一份软件销售的高薪工作，他住在海滩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周围有一群朋友。这是不错的人生，从一切表面和传统的标准来看，他都是成功的，他也接受了这种生活。然而他始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告诉我：“我觉得我只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就好像在给一个个方框打钩。”一天傍晚，他骑车回家，突然灵光一现看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我明明白白地感受到未来正在消逝，如果我继续沿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只会陷入倦怠并被生活杀死。再过一年我就30岁了，我觉得青春正在离我而去。我感受不到意义或者目的。我以前总以为自己会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在这一刻，忽然一切都对上了。这个梦想如果再往后推，就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随后几天，他开始反思自己长期以来对成功人生的定义，他曾经仿照别人设定过一系列优先事项，可现在它们好像都变得越发虚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抛下了曾经熟悉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卖掉身外之物，开始环球骑行。
“从骑行的第一天起，我就立刻明白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说。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他独自在全世界漫游，大部分路段都靠骑车。一路上遇到的人，以及在陌生且往往坎坷的地形上跋涉的经历，深刻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他接触了日本的概念“人间值得”，也就是带着目的感和充实感生活。他将这些原则和方法带入了内心的旅程，为了支持一个有更大目的的人生，他培养了相应的习惯和做法。起初只是小小的变化，比如每天冥想、更符合正念的食物选择、更加积极的感恩之举，到后来终于推着他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行动吧。能够开始就是奇迹。我总是对年轻人说这句话。他们曾告诉我：“我听到了你的激情，我也拥有这种激情，只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我回答说，跨出一步，随便往哪里，你绝不会后悔，就算你中途改变主意。比如你在暑期上了木工学校，两周后厌倦了。原来你并不喜欢。这也无妨。不要太早退出，而是再向前一步。只是不要坐下来，无所事事。
——戴安娜·奈雅德，广播记者，耐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
打开内心开关的实质是打开个人进化的开关，是有意识地在眼前的利益或者一眼能望到头的老路之外选择新的可能。我们都会面临各种选择，有决策要做，有问题要解决，身处阻碍我们达成目标或发现新目标的环境。我们都需要在工作和个人责任之间寻求平衡。我们要管理自己的财务。我们要规划养育孩子，解决育儿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或是解决和亲友交往中爆发的矛盾。我们还要权衡住在哪里、吃点什么、营造怎样的社群、接受怎样的价值观。
人类天生有一种能力，能够摆脱习惯性的反应，从而深刻地塑造自己的大脑回路和基因表达。表观遗传变化的机制蕴藏在我们与环境及体验的互动之中，据说这种互动能“打开”基因表达的“开关”。当我们带有目的性地这样做时，我们也在时刻更新自己的神经元联结，强化着那些积极培育大脑可塑性和演化潜力的通路。我们在为了演化上的成功参与大自然的基本进程。
从罗奇的职业转型到德里塔的独自骑行，再到塔瓦库利想用一个药片开展创新性的肠胃手术，直到在前方等待你的无限可能，中间似乎隔了很长的距离。但这里有一条共同的路径，你可以打开思想的开关来选择接受它。就像对潜能的激活研究了二十余年的汤姆·拉斯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把精力用在开发自己的长处而非纠正自己的不足时，他的成长潜力就会成倍增加。”
现在该对你的人生做出或许是最明智的一笔投资了：投资你自身的潜力。
暂时退到一旁，不要理会你对自己说的（或是别人对你说的）应该如何生活的套话，和自己碰撞思维，想出别样的可能。
从乔伊丝·罗奇的策略清单那儿借一页过来，反思你对自己和自身处境的想法，然后盘点一下，你希望在对自己和将来的思考中，将哪些优势和兴趣放在核心位置。我妻子杰西卡是一名普拉提教练，她向我介绍了一种简单的练习方法——只动用你的想象：
在想象中勾勒一副眼镜，想象你能随意更换它的镜片，无论多频繁都可以。每当有事情让你烦心，就提醒自己这不过是你根据眼前的“镜片”做出的解释。当你耐心地为你的眼镜购置新的镜片时，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会打开，一个别样的故事就此铺陈。
无论你喜欢分析性还是创造性的方法，都要探索自己的思想，以及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证据，从中发现下面这些东西。
· 模式。要注意，一些重复性的模式会使你在工作或人生选择的决策中，走上熟悉的老路。它们要么是你对自己或他人的信念，要么是将你困在原地、阻挠你想象其他东西的恐惧感。试着摆脱它们走上几步，即便只是暂时的，也能打破原来的模式，开辟一个新的空间。在其中，你可以怀着更多意向行动，少一点日常生活的随波逐流。要注意，有些模式在自然中反复出现，为结构或者目的服务，还有些模式转瞬即逝，它们反映的自发性和变化，同样是事物的自然“法则”。在演化过程中，自然中的模式始终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灵感，审视旧的模式，因为大部分模式到了某一时刻都需要更新。
· 潜能。要明白无论你在何处开辟改变的空间，里面都有潜能存在。从小的改变开始尝试，挤出时间来追求你已有的兴趣，或是探索有可能助你成长的新兴趣。要明白潜能是自然界的根本特征，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到维持一切的庞大系统，潜能无处不在。
· 可能性。要明白，有新的方法可以反省你的思想，降低你实践意向所需的启动能量。试着和不同的人一起吃午饭、喝咖啡，试着让他们来改变你的心态或者刷新你的思维，由此将新的启发灵感的能量注入日常。要注意，自然本身始终在提醒你不同元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