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人们很难想象有哪位飞行员能像约翰·博伊德那样同时在空战战术、航空工程和军事思想方面取得那样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生前却又像他那样默默无闻。博伊德当飞行教官时，有“40秒博伊德”之称，这意味着不论在他空战中处于怎样不利的态势，他都可以在40秒内反败为胜；他提出的能量——机动理论，是设计战斗机和制定空战战术的重要理论依据；他参与设计的F-15、F-16战斗机，成为20世纪最受欢迎、服役时间最长的两款战斗机；他提出的“OODA循环”理论揭示了军事冲突和商业竞争的制胜之道；他倡导的机动作战理论对美军作战思想转变和防务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博伊德在有生之年可以说寂寂无名，正如这部传记的作者罗伯特·科拉姆所说，“博伊德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最重要的隐士之一”。博伊德生活在一个黑白、对错、善恶分明的世界里，在22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在与军队的官僚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抗争。他那哈姆雷特式的设问——“做官还是做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人职业生涯的困境，也拷问着每一名军人的良心与操守。

博伊德在爱荷华大学上学期间参加了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1953年毕业后直接到朝鲜参战，驾驶F-86“佩刀”战斗机。他作为僚机飞行员执行过22次任务，但未发一弹。从朝鲜回国后不久，博伊德进入有“空军尖子飞行员摇篮”之称的战斗机武器学校，他在那里成为飞行教员，并得到了“40秒博伊德”的美名。据传记作者科拉姆说，在模拟空战中，博伊德确实没有输过任何人。有人建议博伊德参加“雷鸟”飞行表演队，那里聚集着美国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博伊德确实接到过“雷鸟”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并以一向尖酸刻薄口吻说道：“‘雷鸟’飞行员就像一群该死的训练有素的猴子，是讨厌的马戏团演员。他们专门到沙漠里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动作。那不叫飞行，随便找几个老太太训练一下都能做到……我不想跟这些人有任何瓜葛。那只不过是举办鸡尾酒会和卖弄风情的马戏表演。”

1960年，博伊德整理出版了《空中攻击研究》。在此之前，美国空军的空战战术很大程度上是飞行员口口相传的各种招术，而博伊德将其转化为文字、图形和数据表格，别的飞行员用手来比划战术，博伊德用数学工具来说明。《空中攻击研究》这本手册告诉战斗机飞行员，当攻击敌机的时候，他可以根据攻击的高度、速度和方位，知道敌机可能采取的所有机动，以及如何应对敌机的机动；如果敌机攻击他，不管是从高位、低位还是迎头攻击，他都能知道自己应该能做哪些机动，以及敌人会如何反制自己的机动。《空中攻击研究》在当时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它证明了战斗机可以通过机动躲开空空导弹，导弹并非不可战胜，空中格斗没有消亡，而这恰恰是战略空军将军们的执念。《空中攻击研究》成为美国空军的战术手册，后来被西方国家空军广泛使用。而博伊德为此荣获了通常奖给上校以上高级军官的军功勋章。嘉奖状上写道，《空中攻击研究》是“战斗飞行史上，对战术进行抽象化和客观化研究的首次尝试”。

就在他发表《空中攻击研究》的那年，博伊德进入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那年他34岁，是四个孩子父亲，家里还有一位怀孕的妻子。攻读工程学硕士对一位战斗机飞行员的职业发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航空工程专业中公认最难的一门课程是热力学，热力学中“熵”的概念给博伊德极大的启发，使他认识到在空战中战胜敌人的关键不是动力或速度，而是能量。他发现当飞机从直线匀速（阻力等于飞机引擎推力）飞行状态开始转弯时，若推力保持不变，那么飞机要么会减慢速度，要么会降低高度，或者两者同时下降。这说明，此时飞机在损失能量。由此他认识到空战取胜的关键是在空空对抗中的任何一点都要恰当地保持自身的能量优势。他在数学家托马斯·科里斯蒂的协助下，提出了一个著名理论，即能量——机动理论，它给战斗机机动性以一个简洁而优美的数学表达：战斗机的单位剩余功率=（推力-阻力）×速度/重量。在随后的实践中，他又发展出单位剩余功率曲线图来衡量空战中战斗机是否占有优势，这个曲线图也被用来改善飞机的设计。能量——机动理论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唯速度论”的战斗机研发原则，为评估战斗机机动性和制定空战战术提供了科学方法，也成为现代战斗机设计的基本工具，被应用到F-15、F-16、F-18等战斗机的设计上。

1966年，博伊德调到五角大楼任职，参与空军F-X飞机发展规划论证。当时他39岁，还只是一位小小的少校。他处在五角大楼食物链的最底端，既没有大人物作靠山，也不熟悉那里的官僚文化。博伊德很快崭露头角，颠覆了美国空军当时对“大、高、快、远”的迷恋。他用自己的理论证明了F-111是一款完全失败的战斗机，改进了F-15战斗机的设计，并启发了“轻型战斗机”计划，直接导致了F-16战斗机的研发。曾与博伊德共同努力推进F-16战斗机项目的埃弗里斯特·里乔尼这样评价博伊德的贡献：“有了博伊德以后，战斗机制造业不同以往了……空战战术也不可能再回到博伊德之前的时代了。”

博伊德引起了空军高层的关注，他有了四星上将作为自己保护人，但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既有不少高级军官，也有神通广大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他经常对身边的人发表“做官还是做事”的演说，他说：“你得决定自己向哪个方向前进。如果选了那条路，你可能出人头地。你将不得不委曲妥协，背弃自己的朋友。但是，你会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被提拔，有好的职位。或者你可以走另一条路，做一些事——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空军、为你自己。因为你决定要做事，所以可能失去提拔机会，失去好职位，而且必然失去上司的欣赏。但是，你不必有所妥协，与朋友肝胆相照，做真实的自己。你所做的将是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博伊德有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上司要你忠于他，你就对他说真话。如果上司要你说真话，你就忠于他。”

博伊德在中校和上校两个级别上的晋升都不是很顺利，他的军衔与贡献始终不成比例。1975年，博伊德上校从空军退休，没有晋升到将军。当时美国军队正在经历越南战争失败后的阵痛。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影响下，美军将领热衷于学习企业管理，而不是熟读军事理论，很多高级军官对于军队战术的了解，甚至不及业余军事爱好者。退休后的博伊德开始钻研军事历史，试图从中寻找战争制胜之道。他受邀参加A-10攻击机的研发计划，有机会与“二战”德国空军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座谈，由此激发了他研究“二战”德军闪击战战术的热情。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闪击战战术与“一战”的渗透战术有密切联系，再往前追溯是老毛奇、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的军事思想，这样追根溯源，他又研究了蒙古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作战方式，最后是2500多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期间，他还从游击战的视角，深入研究了毛泽东、“阿拉伯的劳伦斯”、德国游击战大师保罗·冯·雷托文——沃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的军事思想。通过倒读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博伊德认识到，战争制胜机理存在很好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20世纪80年代，他将这些研究与思考整理成一篇题为《冲突的类型》的讲稿，在这篇讲稿中，博伊德深刻阐述了机动作战思想。他研究发现，“一战”时期德军的渗透战术与“二战”的闪击战术有共同之处，德军先头部队并不是预先选好进攻方向，而是通过小规模、多方向的快速突击，寻找敌军弱点，干扰敌军判断，造成敌军混乱，进而选择敌方弱点，实施坚决、快速、连续的突破，使敌军不能建立稳固防线，直至造成心理崩溃、无力抵抗。博伊德认为，闪击战的灵魂不是火力，而是机动，在欧洲战场上，巴顿运用同样的战术击败了德军。博伊德在美国国会、政府、五角大楼和部队进行了上百次演讲，有时长达6小时。讲座内容可以浓缩为两个简单概念：（1）战略的基本要素是正和奇；（2）正奇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是使己方的OODA循环比敌人的更快。正是在他不断的思想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机动战思想，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博伊德最著名的理论就是OODA循环，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传记作者科拉姆说，“人们经常将OODA循环视为简单的单维度循环：对敌人进行观察、判断其行动、做出决策，然后采取行动。这种对复杂理论进行弱智式理解的做法在军队里特别流行，他们只看懂了表面的浅显部分……军方把循环如此简化，目的是建立计算机模型。但是，计算机模型不考虑该循环中至为关键的部分——判断，特别是判断部分中无法用语言说清的那些东西”。

OODA循环的理论价值并不在于为决策周期提供一个通用模型，而在于揭示克敌制胜的机理。博伊德比较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克劳塞维茨承认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指挥官必须接受并随时准备克服不确定性，而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主张制造不确定性迷惑敌人，这样就进入了敌方的OODA循环。博伊德认为，“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线性流程，在这个循环中，判断是最重要、最复杂的思维活动，涉及文化习俗、遗传基因、增量信息、过往经验、分析/综合等，判断决定着观察、决策和行动方式。博伊德引用了德国人的Fingerspitzengefühl的概念，这个词直译为“指尖的感觉”，隆美尔将其解释为“对战斗态势直觉的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如果对环境变化有相应的直觉，就可以加快作战节奏，不走“判断”和“决策”等规定环节，几乎在“观察”的同时就采取“行动”。至于如何获得这种直觉，正如巴顿将军说：“军官必须熟知军事知识，以便能自觉使用。研究战争史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而学习数学就不行。”

尽管OODA循环最初源自博伊德对空战的观察和思考，但他后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战争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较量，武装集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步兵排到战区，每一级都有自己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控制的层级越多、越细，OODA循环就越长，也就是说各级有不同的作战节奏。那么如何确保上下协调一致呢？他认为，集中控制方式是让较快的下级适应较慢的上级；而分散控制方式，也就是德军任务式指挥的方式，是上级用任务和意图提供一种较宽松的约束，让下级保持行动自由和较快的作战节奏，不是追求无时无刻的协调一致，而是追求宏观和整体上协调一致。那么指挥体系内的上下级之间和友邻之间，如何能够在分散行动中做出一致判断呢？他在德军将领京特·布鲁门特里特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一群职业军官，在和平年代长期接受同样的训练，同样的战术教育、同样的思维和讲话方式，对他们而言，所有的战术构想都是完全明了的。”他说：“整个战役和战术指挥观念都是……迅速、准确做出判断，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坚信先敌一分钟都是优势。”2012年，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在《任务式指挥白皮书》（ Mission Command White Paper ）中指出，“实施任务式指挥是为比敌人决策更快，这是博伊德OODA理论的精髓”。

20世纪80年代，在博伊德、比尔·林德和迈克尔·怀利等机动作战学派人物的引领下，美军的作战思想从注重火力的消耗战向机动战转变。1991年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博伊德在其中做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他对国防部长切尼、对参与作战方案制定的“绝地武士”，以及对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代年轻军官的思想影响上。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在回忆录《呼号“混沌”》（ Call Sign Chaos ）中写道：“我们行动的成功在于不给敌人反应时间。我们要进入敌人的OODA循环，这是传奇的特立独行的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创造的。博伊德写道，要赢得一场战斗，你必须观察到发生了什么，确定自己的方向，决定该怎么做，并在对手完成相同过程之前采取行动，以比敌人更快的速度不断重复这一循环。博伊德认为，战斗机飞行员获胜并不是因为其反应速度更快，而是因为其反应速度与比对手更快思考的大脑相连。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夺取并保持主动权——海军陆战队已将博伊德的OODA循环作为机动作战的智力框架。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加速我们的OODA循环会给当面之敌造成一系列灾难。”

1997年3月9日，博伊德去世，时年70岁。3月20日，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为他举办了标准的军葬礼。正如这部传记开头描写的那样，一位空军中将奉命代表空军参加葬礼，而海军陆战队以最高礼遇送别博伊德，并将一枚海军陆战队徽章放在他的骨灰盒旁。《战争头脑：约翰·博伊德与美国安全》（ The Mind of War：John Boyd and American Security ）的作者格兰特·哈蒙德（Grant T.Hammond）回忆说，博伊德去世后不久，空军参谋部的一位少校打电话问他说：“空军大学举行过什么纪念博伊德的活动吗？”哈蒙德回答说：“我没听说过。”接着那位少校又问哈蒙德，能否在他正写的有关博伊德的书中，提及空军对博伊德的承认呢？哈蒙德说：“不行，这是我的书，不是空军研究项目。”一些空军的高级将领说，尽管博伊德对空军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但因为他胆敢公然挑战等级制度和官场文化，他很难被公开承认。

博伊德的困境是制度性问题，在美国空军历史上，像博伊德那样特立独行的“先知”，如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约翰·沃登（John A.Warden）同样经历过不公正的对待。而这并不是个别军种、个别领导的问题。曾经同博伊德并肩战斗、一起推动海军陆战队作战思想变革的迈克尔·邓肯·怀利，同样没有晋升到将军，也同样没有得到本军种应有的承认。在军队这样一个以服从为天职和行为准则的特殊群体中，挑战权威注定要付出代价，正像博伊德所说，“做官还是做事，这是个问题”。做正确的事与走成功的路有可能背道而驰，博伊德选择了做正确的事，为此他牺牲了仕途，也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博伊德是一个成功的悲剧人物。

1955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在退休仪式上被问到，他作为陆军参谋长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他的回答迅速而简洁，震惊四座。他说：“保护特立独行的人。”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像过去发生过的战争一样，未来战争往往完全不同于计划人员的预见。当这样的危机到来时，他最希望的就是身边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别于正统思想和学校里的标准答案。因为各军种是如此强大而僵化的机构，这些特立独行的军官并不总是受欢迎，他们的职业生涯常常岌岌可危。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护这些人。

一支军队要想实现创新和变革，需要像博伊德那样的人，也需要像李奇微那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博伊德的传奇故事中，空军参谋长约翰·麦康奈尔将军、空军系统司令部的詹姆斯·弗格森将军和埃格林空军基地的艾尔曼·卡尔伯森准将等人同样值得尊敬。

杨虎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