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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成果是将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先后作为因变量（Porges&Raskin，1969）和中介变量（Porges，1972）进行量化，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实验范式转变的一种重要的典型特征。在我开始研究时，心理生理学范式是用生理反应作为因变量来定义的，这意味着对生理反应的监测是在心理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范式符合传统的刺激—反射（S-R）模型，即心理控制是刺激（stimulus），而生理反应是反射（response）。通过这一范式，我的研究显示了心率、心率变异性和呼吸的变化。
我的研究记录显示，心率变异性降低是注意力和脑力活动持续的有力指标。我在研究中注意到，参与者没有做需要注意力的任务时，心率变异性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心率变异性的基线测量与心率和心率应刺激而改变的幅度有关。基于这些观察，我开始按心率变异性的高低将参与者分成小组（e.g.，Porges，1972，1973）。我的这些研究可以说有些先知先觉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将心率变异性的个体差异与认知表现、对环境刺激的敏感性、精神病学诊断、身心健康和心理韧性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关于这些研究的出版物也开始暴增。随着心率变异性的作用在文献中得到认可，其他人也开始研究如何用生物反馈、呼吸训练、体能训练和冥想等技术来提高心率变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