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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培根（Bacon）和笛卡尔（Descartes）以来，人们一直努力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论证科学的价值。笛卡尔认为下列几条是追求科学的关键动因：科学有助于开发省力的器械，有助于满足人类的需求，有益于改良健康状况，有益于提高政治和社群层面的效率，最后甚至还有益于创立一种“科学道德”。通过更细致的考察，我们首先会发现，一切技术的应用性都是有局限的；人类的可能性无比宏大，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其次，具有根本意义的伟大发现显然并不是出于现实功利的考量。发现者丝毫不去考虑应用性的问题。这些发现源于富有探究心的头脑，我们既无法掌控，也无法预测。在大量特殊的发明中，只有当理论基础已经铺好了，才可能有成果丰硕的应用。科研精神与实用发明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诚然，反对科学的实用性，或者反对科学服务于现实生活的权利也是荒谬的。这两者确实赋予了一些科学的分支以意义。但现实功用不可能是科学的全部或唯一意义。原因在于，对特定发明的需求不会产生科学（总体来说，取得重大发现的人并不是发明家）。只靠发明不能让科研长葆活力。
有些人为了反对让科学从属于技术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于是庄严宣称，科学本身就是目的。
科学是人原发的、根本的求知欲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本身确实是目的。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内在地先于一切实用考量。被归约为实用的知识并非知识的全部。人的根本追求不会随着任何一种历史性的教育理想而存亡兴衰。就此而论，知识的价值仅仅是从通行标准与形式的立场出发来衡量的，仅仅是因为知识能够按照公认的理想来塑造整全的人。单纯的好奇心，也就是目睹未知异域，或者透过经历过程与结果这些二手资料来了解异域的愿望，这更近乎保存了人想要了解新鲜事物的原发求知欲。但好奇心只是蜻蜓点水地触及事物，而不会去把握事物。兴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奇心必须首先得到改造，然后才能变成知识的要素。
这样改造过后，好奇心就不再需要任何种类的合理性依据，而相应地，我们也不再能用好奇心本身来解释好奇心了。万物之中，唯有人自居为人，原因只在于人参与到了求知的过程中。唯有人愿意面对知识带来的后果。人之所以承担这项危险，是因为不论知识会为人的个体生存带来何种后果，真理本身就是报偿。事实上，只有通过努力把握周遭的世界，理解各种层次与类型的知识，构思行动与思想的可能路径，我们才能了解自身。
人类原发的求知意志反对自鸣得意的空洞刻板学识，后者就像麻醉药，让人陷入了圆满的虚假平静状态。求知意志反对空洞的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反对无欲无求从而失去了求知欲望的虚无主义。求知意志反对那些从不认真反思自身，而是将知识与单纯学习事实和“结果”混为一谈的庸碌之辈。只有一件事才能让彻底投身于求知的人感到满意，那就是推进知识边界的一线希望，他要推进到再也无法推进，除非越出知识本身方止。
人们创造出“为科学而科学”这句口号是为了表达人对知识原发的、无条件的渴求。一直有人误解了这句话，以为它的意思是认可每一个事实的发现、每一次正确的方法运用、每一次对知识的延伸、每一次对科学的沉迷都具有内在价值，由此产生了混乱。主观臆断的事实发现多到不可胜数，让有的学科蔓延成了毫无内在关联的庞大集合体；扬扬自得的专家们对研究成果的广泛意义一无所知，视而不见；知识“生产线”高歌猛进，永远迷失在单纯事实正确性的无边荒原中。科学变得机械化，失去了一切内在或人文的意义，于是变得令人生疑，科学具有内在价值的主张也一同遭到质疑。
“为科学而科学”这句格言名声不佳。过分乞灵于科学招致了对科学意义的全盘否定。有人声称科学是娼妓，对任何主人都来者不拒；科学会掏空灵魂；科学是冷漠的生产线，丝毫不顾及人心；尤其是，科学在来回搬石头。
这些指责确实适用于一些堕落的伪科学，但并不适用于人原生的求知欲。如果说中世纪的人认为，知识的顶点是神之所见，如果说黑格尔曾完全严肃地将逻辑思考称作一种宗教崇拜行为，如果说就连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承认存在不可知的事物，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真理中体会到人的实现。如今，人们对真理本质的思考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彻底。“唯有探索真理才能赋予人生意义”（尽管我们归根结底并不确定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求知欲不会放过任何事物”，尤其是“生命追求以思想为立身之本”的古训仍然有力地活跃在现代人的心里。这些不能被还原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古老洞见，证明了人有着更崇高的起源。
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式来认识这些结论。现在尚有待澄清的问题是，如何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真科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