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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适应现实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中国话语”。改革开放之前，“理想”“信念”是作为两个单独概念被使用的，而且拥有各自独立的含义。改革开放之后，为应对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纠正和避免“片面强调对未来的理想追求和理想实现，而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在当下生活中人所应秉持的信念支撑和信念引导”
的偏差，我们逐步探索形成了“理想信念”这一复合型概念。1985 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首次将“理想”与“信念”合并使用，称为“信念理想”。1996年江泽民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具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同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沿用了“理想信念”的提法。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16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自此，“理想信念”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广泛使用的重要概念。实践证明，用“理想信念”把“理想”“信念”两个概念各自侧重的方面辩证地统一为一体，使其各自的含义确切明晰，既有效地避免了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同时又在理论上防止了理想信念教育顾此失彼、流于偏颇的错误
。
理想信念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理想信念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表达个体超越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生活的深层需要，彰显个体对特定生活理想的状态及观念的高度确信和自觉认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与社会发展愿景上的集中体现，对维护国家政权、建设良性社会关系、构筑人们精神世界具有重大的引领导向作用，并由此成为政权巩固、社会治理和人类精神发展的优先选择。从狭义上说，理想信念在当代中国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狭义上这种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历经近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考验和文化沉淀，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精神旗帜和力量源泉。
正如刘建军教授所言，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是范围上的区别，是量上的区别，而从性质上讲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在同一个人那里，概念的广义与狭义可以同时并存。只是它须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和使用。要追踪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看它是先有狭义后有广义，还是先有广义后有狭义”
。显然，理想信念是一个先有狭义后有广义的概念。所以对理想信念概念的使用，不能一概采取其广义和狭义非此即彼、二者择一的办法，而应根据问题研究的需要，注重在不同语境的转换中有针对性地对其概念进行使用，既可以在广义上使用，也可以在狭义上使用，还可以广义和狭义并用。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理想信念实质上都是一种思想意识，但它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意识，它是个体与社会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化精神成果，是人们情感、观念、意志等各种心理要素的高度凝练，是个体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首先是主体精神世界的产物，对其开展的研究必须首先“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
他们的
意识”
。可以说，理想信念的形成是一种理想信念现实地发生于人类精神世界之中，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统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的过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理想和现实的联结，即指向未来的生活蓝图如何影响和规制现实的思想行为选择，现实的条件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理想的形成；二是个人与社会的转化，即代表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的价值追求如何影响和规制个人，社会性的理想追求如何转化为个体性的思想归宿和行为依据。二者共同构成理想信念形成的两个相互连接的重要维度。
目前学界对理想信念形成的研究主要关注和探讨了五方面问题：一是从哲学视角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探讨理想信念形成的根基或依据问题；二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探讨理想信念形成的社会历史因素；三是从个体精神心理发展的微观视角出发，借鉴心理学理论探讨理想信念形成的主体因素条件；四是针对特定群体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特性，探讨理想信念形成的当代特点和矛盾；五是围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的要素、结构和机理，探讨理想信念形成的教育机理和主体形成机理。概括来说，上述五个方面的研究又大体遵循了如下四种研究进路：一是宏观进路，重在将理想信念的形成放置在人的本质属性、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之中，整体把握理想信念的形成问题；二是微观进路，重在深入理想信念的内容构成、主体条件，具体分析理想信念的形成问题；三是外塑进路，重在考察社会环境、教育方式对理想信念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四是内生维度，重在考察人的心理结构、认识过程对理想信念形成的影响和作用。鉴于理想信念形成所蕴含的“理想和现实的联结”“个人与社会的转化”的两层含义，应该说现有研究的五大问题和四种进路，从不同侧面切近了理想信念形成的实质，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理想信念形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理想信念形成的本质及我国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出发，更需要拓宽认识视角，从人的内生维度出发，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要义。从理想信念的本质来看，理想信念是对个体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否定超越和执着追求。其赖以发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
。离开了人的需要，理想信念的确立就是虚无缥缈的。也就是说，理想信念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内在依据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能否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将最为直接地反映在他的内心世界，并具体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可见，理想信念形成与人的心理在本质上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心理因素（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理想信念形成的深层影响，关注人们的感性心理条件的参与及影响机理，注重从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心理出发，激活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文明基因，实现理想信念与人们文化心理的深层共鸣、协调共振，把握理想信念形成的心理规律。从我国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我们多集中于“施教向度”，重点在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下功夫，而忽视从“受教向度”研究把握受教育者接受的心理规律。这实质上就等于割裂了施教与受教的有机联系，把理想信念形成看作由教育活动单方面完成的任务，从而使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只有“教”没有“学”、只有传输没有接受的单向性活动。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在深化对教育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理想信念形成的心理规律的把握。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任何人”对理想信念教育而言，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理想信念形成的心理过程和规律，不能有效破除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心理障碍，再完美的教育设计也无法使心理上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个人树立和坚定相应的理想信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究个体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中的心理规律，如教育对象的主体心理与从属心理相统一的规律、心理过程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统一的规律、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协同参与的规律等，从而科学把握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的接受规律，不断增强教育针对性与有效性。有鉴于此，本书所理解的理想信念的本质意涵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1)理想信念的形成深刻根植于个体生存发展的实践之中。理想信念说到底是人的理想信念，经由人的实践活动实现而又最终指向人，是主体对客观世界和人的本质的领会与建构。理想信念是个体自我觉醒和理性认识的产物，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受理想信念的指导与引领，在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形成发展。这些情感和需要是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掌握形成的，进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经过理性的认知和体悟，进而逐渐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在知、情、意、信、行的不断推进下，最终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在本质上，理想信念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主体对客观世界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是主体性、能动性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理想信念就是个体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否定超越和执着追求，而其存在前提就是人的需要。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具有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能够实现对自身客观存在的超越，进而形成一种更高级的精神境界。在发展的意义上，“人的生命活动不是纯粹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超越自然’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
。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的超越性是人所独有的活动，也是个体生存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理想信念作为主体的价值标准，则在根本上体现了主体的最高价值。
(2)理想信念的形成集中表征为个体日趋完善的精神世界。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现象，同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体现在个体的主体性认知、创造与践行之中。个人的精神品质体现出其理想信念的境界水平，个人的理想信念反映着其精神家园的发展程度。理想信念的形成作为一种从自发到自为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着主体性超越与主体性创造两个方面的精神发展。一方面，理想信念的形成是个体从自发到自为的主体性超越。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理想信念的形成在于超越“感觉”“直观”“想象”“意志”的“思想”，使人类的意识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之中获得了现实的超越性
。理想信念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其形成发展的关键是科学合理的价值标准的内化。主体自身价值观念的完整程度既是自身自觉程度和理性程度的体现，也是理想信念发展水平与稳定程度的衡量指标。这种精神世界从自发向自为的超越，是主体自觉的选择、接受和创造，进而形成自我认识和自觉的精神品质。在这种状态和品质中，主体能够正确审视自身和外界的各种基本情况和实时变化，正确理解不同现象间的相同点和差异，有效地吸收科学的观念并自觉地抵御错误现象的消极影响，进而对自身和现实进行突破超越，坚定个体的理想信念，实现自由自觉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理想信念的形成是个体从自发到自为的主体性创造。正如雅斯贝斯 (KarlJaspers，1883—1969)所说：“我们的实际存在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满足。他是永不停息永无止境向前追求的冲动，它没有终极目的。”
个体在生存活动中不断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以满足自身需求。在这一意义上，形成与坚定理想信念，就要不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个体与集体的精神家园，为自身的精神文化世界建设提供根本支撑。
(3)理想信念也有特定的心理品质支撑。“共产主义意识不会自发产生，正确的理想信念需要历经知、情、意、信、行的理性转换才能养成和确立。”
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理想信念的形成有赖于精神品质的形成，精神品质为理想信念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主要涵盖了能力、气质和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以及兴趣、动机、目的、理想、信念、自我意识、人生观、世界观等个性心理倾向。理想信念的发生以个体朴素的情感和需要为前提，也就是说，其能否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首要前提在于其能否在情感上对其产生“共情”与“共鸣”，以及这些价值理念是否能够满足共产党人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情感基础上，形成之于其中价值本身的深切认同，并经由实践不断检验、调整、适应、发展，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理想信念一旦形成也将构成人们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在个体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在此基础上，理想信念才得以实现升华。因此，可以说，理想信念并不是主体凭空生成的，也不是仅仅依靠教化就可以实现的，其对主体有着基本的要求，即要求主体形成与理想信念相匹配的心理品质，为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坚定理想信念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