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喜欢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还手抄过九遍。道光九年己丑殿试,在殿试中,我仿效王安石的那篇文章,撰写了《对策》,“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文章写完,把笔掷下,就像掷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倚天宝剑。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笔和宝剑难解难分,笔即是剑,剑即是笔。杜牧说过,当天下无事不需要将军打仗时,将军无用武之地,面对自己的宝剑,等闲白了少年头,就像是报国无门的文人看着自己的笔感觉无用一样,会伤感落泪。宋玉说:“长剑耿耿倚天外。”李峤则说:“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这都是说,笔不异剑,剑不异笔。
科举考试后发布的考取者名单榜,称为淡墨榜。范成大有诗:“名场魁淡墨,官簿到花砖。”我是这样看的,淡墨堆中有废有兴,有世道的真相。但如果人们把我的文章当作一般科举的淡墨文字看待,那也任凭他们如此去看好了。
古人说:“上医医国,其次救人。”我在考试中提出自己的对策时曾经引用苏东坡的话:“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在先贤面前,我哪里敢自称是医国能手?我只是贩卖用古方制成的丹药罢了。 (其四四)
己丑年四月二十八日,那天我参加朝考,第一个交卷出场,有人恭维我说“君定大魁”。我回应说,那还要看国运何如。并非我自负,实在因为我对边疆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平时就有调研,以前就写过《西域置行省议》等。这次朝考,皇帝问的正是西北边疆的事。可以说,整个边疆的局势及其政策,新疆南北两路两万里的情况,就像在我的眼前,我写的建议像风雷一样飞出胸中,毫不花费心力。
过去读书,看张鹏翀故事,都说他是谪仙人,天才敏捷,作押韵诗文尤其厉害,如有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说他参加乾隆皇帝的考试,大家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听到有人交卷了,心里都会想到,交卷的这哥们儿一定是张鹏翀。还有一次,大家在等候皇帝的时候,用“棕”字韵来作诗,结果张鹏翀冲口而出几十句,什么“山河扶栋宇,日月倚帘栊”,什么“天阙常依北,招摇渐指东”……把在一边看守的期门卫士、佽飞军士都听呆了。
那一次,我参加考试的举动也差点把期门、佽飞的胆吓破了,后来至于今天,他们还传言说,那时回家就对人惊骇地谈论自己遇到的奇事,他们就像是遇到仙人了。
我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如今我朝边疆情况,跟前朝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本朝开拓边疆二万里之广,但不能以为这如张骞出使西域那样有“凿空”之功;用于警戒的台堡一个挨着一个,但这样的边防也没有明朝那样的九边重镇的名声。“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
我写得那样痛快淋漓:“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边安边。以边安边何如?曰: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 (其四五)
唉,当年意气风发!
考试后的同科新进士们一起参加传胪大典。在朝廷大殿前的彤墀阶地,我们排班站立。殿廷金碧辉煌,朝阳初上,有如图画,更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起之秀相得益彰。我们是传说中的鹓鸾那样的神鸟、瑞鸟,我们就是那早晨的阳光。
殿前守卫的佽飞武士们议论我,对我指指点点。当年洪子骏说我:“结客从军双绝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会骑飞马。如此燕邯轻侠子,岂吴头楚尾行吟者?”“一棹兰舟回细雨,中有词腔姚冶,忽顿挫淋漓如话。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且付与,山灵诧。”他们有人知道我的这些情况。看到了吗?那个新进士文武双全,既有健儿的身手,如今又是一位新文官了。 (其四六)
在终军、贾谊那样的年纪,我也有他们那样不寻常的抱负,有他们那样的块垒郁结。但我没能像他们那样建功立业。
早在二十七年前,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年,我还只是一个副榜贡生,尚未正式进入仕途的时候,就在武英殿做校勘古籍的工作了。那可以说是我一生攻治校雠之学的起点。在那里,我读了许多外面不易看到的官府藏书,真是意兴纵横。
屈原在《离骚》中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荷衣是人高洁的象征,是未出山不曾受污染的清水处士的象征,李白有诗:“竹影扫秋月,荷衣落古池。”许浑则说:“一笛迎风万叶飞,强携刀笔换荷衣。”胡古愚说:“先生高尚制荷衣,结屋藏书入武夷。”
朋友们说,我还只是一个准官员的荷衣处士身份,就熟悉了去武英殿的西华路,未来一定不可限量。
未来还是来了。后来的我中了举人,成了进士,有了功名、官职。原以为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哪承想处处是障碍,到头来一事无成。算来算去,我一生只是跟古籍打打交道。现在辞官南归,再也不过问政治,人生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校勘古籍的老路上来了此余生。 (其四七)
往事历历在目。
道光九年,我在内阁中书任内,曾上书大学士,提出几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请大学士按时到内阁批阅公文。当时的大学士兼职很多,什么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几乎不到内阁办公。我以为这会使内阁形同虚设。
孔子的正名思想是有道理的,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也说,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我们很多时候名实不符,说好话做孬事,好话就不切实际。所以说,万事都要把名义放在正确的位置,正名是一切事情的良好开端。这跟汉代的公卿所说的对官员办事能力进行考察的“综核名实”还不太一样,正名乃是治理的核心要义。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狂妄冒昧的建议,那么我愿意侧身站在东华门边,在那到内阁去的必经之地,倾听大学士到来时身上的佩玉响起的声音。 (其四八)
道光元年(1821),我在内阁做国史馆校对官,恰值朝廷重修《大清一统志》。这也是我学问的强项啊,我就给国史馆总裁上书一封《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内阁中书、本馆校对官龚自珍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阁下:本馆现在续修《大清一统志》,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书成后,伏遇今日重修,欣贺无量。续者纂其所未载,修者订其所已成。自珍与校对之役,职校雠耳。书之详略得失,非所闻,亦非所职。虽然,窃观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于大夫,后进言于先进之言,有僚属言于长官之言。僚属言于长官,则自珍职校雠而陈续修事宜,言之为僭、为召毁;士言于大夫也,后进言于先进也,则虽其言之舛,先进固犹辱诲之。自珍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愿以供纂修、协修之采纳,而仍不敢臆决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诲之也。”
在这封五千言的上书里,我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误缺漏,共有十八项之多。孔融称赞祢衡,说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我那时上书还是少年意气啊。杜审言有诗:“伐鼓撞钟惊海上。”我的建议,像敲钟打鼓一样,传遍海内,以至于研究西北边疆地理的大家程同文先生要我跟他校理有关文献,这更让世人知道我的学问之深。人们为此把我们二人合称为“程龚”。
汉代的刘向奉皇帝诏命校对《战国策》等书,他校定后会在册牍的尾页写上“臣向校”。我在五千言的上书中,写到最后,也仿刘向故事,只写上校对官的职务。我在上书中论西北塞外源流、山川形势,有人说,这跟我的身份不相称,不是我分内之事,“头衔不称”,我就把文字删减,一下子删到两千来字。 (其四九)
道光十八年(1838),也就是去年,我在礼部主客司做主事时,曾给礼部堂上官上书,对礼部的仪制司、祠祭司、主客司、精膳司四个司的改革事项提出建议。这一次上书有三千字,但我的千言建策被人看作“卑之无甚高论”,并不采纳。唉,我还敢以君子之心,测度我们的“上公”大人们是“虚怀若谷”的吗?
每一朝代都应该扬善,对于那些在制度建设、礼仪改革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也应该进行褒奖。人们把太庙的祭祀当作大事。除了正殿当中的神位,两旁廊庑也有一些牌位,这种配享或从祀的做法被称为祔。向元祀或正祀献祭叫正献,向配享献祭叫分献。用牛、羊、猪三牲祭祀称为太牢,用羊、猪二牲祭祀称为少牢。
在我们礼部的改革史上,叔孙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如果有人问我,汉朝哪些人应该进入太庙配享,我会请求把叔孙通加进去,让叔孙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歆飨少牢的馨香,他当得起这样的光荣。 (其五〇)
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我奉旨到玉牒馆任纂修官。这项中央皇族人员资料的统计事务工作,每十年就要修订一次。我草创修订章程,结果未能完工,两个月后,就改任礼部主事。
我是学问中人,似乎不是官场中人。虽然也厕身官场,总像是客卿外人。好在我这颗客星在天潢附近灿烂明照,人们也容许我署上著作郎的名头。只可惜,我那些辛苦的案头工作,翠墨未干,拟写的章程就如残蚀的仙字,无人知晓其意义。在皇城东侧的掖门旁边,只留下吞云吐雾提神的云烟半榻躺椅,算是我到那里工作过的证物。 (其五一)
我的工作无足称道,却也为上司认可。每次引见我去见皇上,我报告自己的姓名、籍贯、职务等履历,同事都在一旁为我捏一把汗。在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年春的京官考核中,我被列为一等,这些事都有吏官记录在案。
像东方朔一样,我的牙齿整齐,像编起来的贝壳。我平时说话就不吞吐含糊,何况在皇帝跟前回话对扬。我见皇帝,报告履历时,声音很响亮,感觉连屋瓦都惊动了。那就让屋瓦自己惊骇好了,老天爷说不定在一边偷笑呢。皇帝看着我,在我的名字上打个朱笔红圈。我看到朱笔在纸上圆转曲折,像是浓瀼的露水一样。 (其五二)
道光十七年(1837)四月,我在礼部主客司任职时,还被选官,选得了到湖北给一知府当副手。这个同知的官职类似于唐代的司马,但我不愿赴任,仍留在礼部工作。
我半生的仕官踪迹,只是在中央机关如国史馆、内阁、宗人府、礼部等地方转小圈子。虽然我像丑陋的樗树,庄子说这类树不中规矩,但我还是留恋京师皇城,留恋天子脚下的生活。
所以那年的外放机会,我放弃了。我不想做一员外省的司马。唐代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贬官外放的司马,他们希望朝廷改革,结果改革失败,希望落空。千年以下,我想象自己向这八司马挥手告别,我不能重蹈你们的覆辙。老了以后,我的头衔上写着“退锋郎”三字,也就算了。 (其五三)
科举考试成功的人,即使名列前茅,也不一定有真才实学。真正的人才如果榜上有名,这一科也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人说过,制科以人为重。宋代宝祐四年(1256)的那一届科考,后来就有人说,那是文天祥中状元的一届考试啊。反之,如果有人到处炫耀,他是哪一届科考中举的,或说他是哪一个书院毕业的,这个人要靠科考一类的经历给自己贴金,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榜上有名的人,毕业于著名书院的人,即使没什么学问才华,其人姓名也可以靠科考等传扬而为人知。这就是所谓的题名录、登科录,榜上题名,还有人称为通信录。
我八岁的时候得到一本登科录,从那时开始我研究了二百年的科考掌故。我曾搜罗过本朝的科考情况,顺治一朝举行过八次科考,康熙一朝举行过二十一次,乾隆一朝举行过二十七次,嘉庆年间举行过十二次,等等,到现在共有七十九次科考了。研究这些也能知道人才和时运状态。举例来说,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进士榜,以经术显著者就有王增、李潢、程世淳等九人,以文章称著者有林附蕃、周厚辕等人,以风骨节义称著者有钱澧等人。 (其五四)
程同文先生历任大理寺少卿、奉天府丞,曾经做会典馆总裁,整理国朝制度、典故,主持修订《大清会典》。其中理藩院即边疆治理门类,以及青海、西藏等地方的地图,程先生要我校订,这也是我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问的源头。
说到程同文先生,我八岁的时候就通过家父大人认识他了。算来他是长辈,但他的好学精神让人佩服。三十岁那年我到北京,程同文先生,还有秦恩复先生,我们三人相约,谁要是得着了一本特别的书,那就互相借抄。有一年春天我还从程同文家里借来《西藏志》抄了一遍。程同文先生的学问从未裹足不前,在去世前,他还给我的《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声类表序》写下批语。跟着程先生做学问,我也跟着沾光,以至于说到地理学问,人们说这是“程龚”的专业。程先生去世后,我在祭诗中说:“贱子不文复不达,愧彼后哲称程龚。”
人们把绘制有经纬线的地图册称为斜方图,这类工作在官方文件里可以说是以前没有的。程同文去世后,我曾想撰写《蒙古图志》,没能如愿,现在往事已矣。绘制有经纬线的边疆地图,本来就是绝学,如今真的变成了“绝学”。
古人说,天地上下和东西南北,称作六合,也称六幕。如今,皇家藏书府库因之荒凉冷落,我在六幕中仿佛是一个孤独者。 (其五五)
戊子岁,道光八年(1828),我写了不少跟《尚书》有关的文字,计有《尚书序大义》一卷,《大誓答问》一卷,《尚书马氏家法》一卷。
当年人们拆孔子的老房子,从孔家墙壁中发现了跟流行版本不同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可以说,在孔壁里发现的经典像微弱的光芒,韩愈感叹,“寻坠绪之茫茫”,马融就是研究这微弱将绝学问的人,他为之作传的古文《尚书》版本称为“东京本”。这个人虽然学识渊博,是大儒,却并不迂腐。他的性格放达任性,不为儒者的小节所拘。他的房屋器用衣物,都崇尚奢侈,常常坐高堂,挂红纱帐,前面教授门徒,帐后设置女乐。他的弟子门徒有千人之多,他可以说是儒家风流,开启了自己的学派。后来的红袖添香,或者就是起源于他啊。
到现在,官方规定,学习《尚书》的版本还是马融们的“东京本”。历朝祭祀孔子,都在孔庙正殿左右排列孔门弟子及历代大儒的牌位。这是我们的先贤祠啊。
我一直奇怪,唐代、宋代的规矩中,马融是被列入孔庙享有从祀资格的;但自明代以来,孔庙正殿的左右两边为什么缺了马融?当然,有人说过,取消祔祀或配享资格的不只马融一个人,还有刘向、贾逵、何休等人,据说各有其过错原因,马融的过错就在于他攀附当时的世家大族。 (其五六)
癸巳岁,道光十三年(1833),我写了《左氏春秋服杜补义》,还把汉代的刘歆窜改增添《左氏春秋》极为明显的地方做了处理,编定《左氏抉疣》一卷。
在我看来,姬周的史学传统太沉寂了,号称五行中得到火德的刘汉王朝,谈论史学传统的学问更加不行。刘歆在这种背景下崛起,他把《左传》重新发掘出来,这是有功劳的,但他对文献进行改造,这又是有罪的。 (其五七)
谈到外家,在汉代,人们首先想到西京长安附近的张、杜两家。杜邺是张敞的外孙,张敞的儿子教杜邺读书做学问;后来,张敞的孙子张竦又教杜邺的儿子杜林学习。说起对古文字研究这样的“斯文”,我要归功于外祖父段玉裁先生。
玉裁先生是江苏金坛人,据说那里的山石中有金沙。我十二岁时,就跟他老人家学习。他教我《说文解字》,那种学问也算是沙里淘金吧。那是我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的开始啊。
外祖父不仅是一代大儒,也是能够荣耀历史并与许慎等人争辉的人。有人以为,他一生埋首于一个一个的文字里,太枯燥,太严肃,其实他也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我二十岁的时候,外祖父为我取字爱吾,他的理由是:“字以表德,古名与字必相应,名曰自珍,则字曰爱吾宜矣。”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外祖父要看我的诗文,看了之后还为我的《怀人馆词》写序,当时老人已经七十八岁了。他称道我的文字,“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说我的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鲜也”。我二十二岁那年,外祖父要我向程瑶田学习,“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我二十三岁那年,外祖父读了我的《明良论》,在第二篇写批语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外祖父对我的教导和期望远远超过了亲缘之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概说的就是外祖父这样的行为。
外祖父在文字领域大放异彩,他疏通古代文字、整理《说文解字》的功绩,就像把黄河的水流从积石山疏导出来,让其奔归东边的大海。他老人家把每个字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一言而为世法,一个字说出来,大家的争论也就平息下来了。 (其五八)
我二十八岁那年跟随武进刘逢禄(字申受)先生学习《公羊春秋》(《公羊传》)。在刘先生去世十年后,我写成了《春秋决事比》六卷。在我看来,这是厚重而有益于时事的文字,我以此纪念恩师的在天之灵。
《公羊春秋》的问答在青春的心眼里,既小儿科又煞有其事的重大。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季,鲁国有人在西部打猎,猎获一只麒麟。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要记载怪异的事情。有什么怪异呢?因为麒麟不是中原地区的野兽。那么这只麒麟是谁猎获的呢?是一个打柴的人。打柴的人地位很低,只有天子、诸侯打猎才用“狩”这个词,这里为什么也用“狩”这个词呢?为了尊重他。为什么尊重他呢?因为他猎获了麒麟。为什么他猎获了麒麟就尊重他呢?因为麒麟是仁善的动物,当天下有圣明的君王出现时,它就到来,如果天下没有圣明的君王它就躲得远远的。
这是《公羊春秋》著名的结尾。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有人把猎获麒麟的事告诉孔子,说:“猎获了一只像獐但有角的动物。”孔子说:“它为谁而来呢!它为谁而来呢!”边说边翻起袖子来擦脸,涕泪滴下来沾湿了他衣服的前襟。孔子的弟子颜渊死时,孔子叹道:“唉!天要亡我了。”他的弟子子路死时,孔子又叹道:“唉!这次上天要断绝我了。”当听说在鲁国西部猎获麒麟时,孔子说:“我的道已经穷尽了!”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春秋》这部书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呢?因为鲁隐公的历史是孔子的高祖所能听到的最早的历史。在孔子和他父亲的时代对史实的说法已不相同,在孔子所听到的文、宣、成、襄时代对史实的说法也不相同,在孔子所听到传说的隐、桓、庄、闵、僖时代对史实的说法更不相同,如果在更久远的年代,对史实就无法正确记载了。《春秋》为什么在鲁哀公十四年结束呢?回答说:“记述已经很完备了。”
“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孔子为什么要编写《春秋》这部书呢?为了达到治理乱世,使社会秩序归于正道的目的。现在还没有任何一部书具有《春秋》这种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然而不知道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治理乱世,使社会秩序归于正道,还是乐于作《春秋》来称述尧舜的道呢?孔子之道就是尧舜之道的继续和发展,孔子不是也很仰慕尧舜之道吗?尧舜在世的时代,他们就预知将来孔子要作《春秋》了。孔子制订《春秋》赏善罚恶的原则,是为了等待后世圣明的君主来效法。孔子之所以要作《春秋》,也是乐于让《春秋》的原则贯彻到后代百王之中,永远流传下去。
年轻时候读《公羊传》,真是觉得圣王、君子之道是有微言大义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政统外建设道统,在对政统无能为力的时候,成全道统以校正时世。
在鲁国得麟的前一年,彗星在东方出现。麒麟出现之后,上天在鲁国国都的端门降下血书,“趍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据说第二天子夏去看血书,血书就化为赤乌,化为白书……孔子因此明白上天托命于他,他为此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我对《公羊传》描述的孔子还是深有同情的,虽然汉代的儒生编造说,孔子早就知道有一个汉王朝出现,所以预先给汉朝提供思想资源,但我觉得孔子教训、教化政统的行为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代大成于孔子,孔子为汉代制订规矩,传承代代不绝。《公羊传》通过对经典的研读以求实用,这一用心也值得同情啊。
据《尔雅》所说,玄孙之子称为来孙,来孙之子称为晜孙,晜孙之子称为仍孙或礽孙,仍孙之子称为云孙。如果借用《公羊传》的说辞,我们可以说,孔子在鲁国的端门受命,一直传到遥远的孙辈。虽然《汉书》认为,“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但我觉得汉儒们仍在延续孔子的微言大义,他们以通经致用为做学问、安身立命的准则。我从刘先生那里敬承的,也是这种通经致用的传统。
刘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道光六年,他任会试考官的时候,看到我的考卷,又看到隔壁湖南考生魏源的卷子,竭力推荐,没想到我和魏源双双落榜。刘先生遗憾之下,写了《题浙江、湖南遗卷》一诗,把我和魏源并称,世人称“龚魏”就是从刘先生开始的。在刘先生去世前一年,他还为我的《大誓答问》写序,对我奖掖有加。
《礼记》说,到师友墓前,看到宿草(隔年的小草)长出来是不用哭泣的。刘先生已经仙逝,其学术的承祧之重我愿意也敢于承担。我要让人们知道,《公羊》绝学未曾中断,它已由毗陵(江苏武进)的刘先生继往开来了。 (其五九)
我这个人没有考试运,光考进士试,就接连失败了五次,第六次才考上。为了应试,我年少时把十分之九的精力都花在写作八股文上面,时文幼稚学舌,却是我的心血。我就像书虫蟫鱼,全是血泪,即使死了也不干枯。我一度想把这些文字保留下来。
我最初拜见浙江归安的姚学塽先生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积年所写的时文。姚先生对我奖掖有加,看得出他对我的爱惜;但他忽然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时文都是讲究着墨不着笔,你的文字是笔墨兼用。”
姚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着墨不着笔的老辣圆熟,是要将思想之火花消解于格式之中;所谓“笔墨兼用”,是锋芒毕露而不讲策略,为人不容。写这些八股文章,别说写不过当代的明星写手,就是在历史上我也占不到一席之地的。听了姚学塽先生这一句话后,我毅然用一把火把积下来的两千篇时文烧得干干净净。 (其六〇)
轩辕黄帝时代的《风后孤虚》一书,虽然失传很久,难以追寻,但《汉书》的百官公卿表中有“戊己”二字,含义极为深刻。南朝宋的裴骃先生曾有《史记集解》一书,说明孤虚的意思。我从这些古书中又看到裴先生的失误,为此写了《孤虚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虚图说》一卷。我写书并不只是为纠正先贤的错误,而是其中有我一颗风雷老将的雄心。 (其六一)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人创制出文字的时候,鬼在夜里出没都为之哭泣。我们这些后人一旦开智启蒙,能识文断字了,各种忧患似乎也都招惹上身了。
我既不怕鬼,也不怕忧患侵扰。研读许慎的《说文解字》时,一度遗憾许先生见到的古字不够,没有机会看见商周时期的彝器金文。后来地下文物出土多了,我们后人有幸见到了许先生不曾见过的古字,我也喜欢那些文字的笔画造型和意思,为此把《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的文字补录了一百四十七个。
我还记得,在夜里补录解说那些文字,秋灯似乎都感受到了鬼神的气息,一度变得碧绿碧绿的。 (其六二)
汉代的经师传授经学,注重所谓“家法”。像解说《诗经》,就有什么齐家、鲁家、韩家等今文经学的门派,还有后来的古文经学的毛家门派;以至于说《诗经》有所谓诗人的用心,有什么四始,毛家认为风、雅、颂是王道兴衰之始,齐家认为《大明》一首在亥为水始,《四牡》一篇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鸿雁》在申为金始。还有韩家之说,鲁家之说,等等。这些解释,老师和弟子们世代相传,不改动,也不引用别派的说法。这种对家法的重视,到了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都不敢有出入的地步。
在我看来,对《诗经》内容的解释,是不必也不能守家法的,因为诗无达诂,本来就没有唯一正确的解释。说什么《诗经》有写诗者当时的用心,我心即是四始之心,我们涵泳于诗文之中,完全可以猜测当时诗人的梦想。 (其六三)
还是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古今官僚制度。最近几年我写成了《汉官损益》上下两篇,《百王易从论》一篇,算是完成了少年时期的心愿。
每一朝代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都有扩权的冲动,都有一些人员扩编的名目和制度。像本朝就有皇族和功臣的世袭爵位,有人称为接班人制,接父亲的班,接先辈的班。三六九等,分得很细。比如从公侯到都尉共有七品,他们又分三等,一等公可以接班二十六次,二等公可以接班二十五次,等等。一直到阵亡人员即烈士的后人,他们的世袭特权是接班后还可以得到七品京官的待遇。
本朝的仕版,就是登记官员的档案,由于世袭接班制、引荐制等导致扩大得很快,比古人说的拔一根茅草就带出一大串的“茹征”膨胀得还要厉害。我粗略估算,它的扩大速度要五倍于金元两朝,十倍于明朝吧。把千年往事磨洗揭示出来,是我们读书人的责任本事。我完成的文字,算是应劭的《汉官仪》一书后又一本谈官制的书了。 (其六四)
我的诗自十五岁时即开始编集,那是嘉庆十一年(1806),到去年道光十八年(1838),已经编成二十七卷了。
春秋时代的魏文侯跟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我这个人穿着正装冕服听古典音乐,唯恐自己不够庄重认真。”我写诗也好像文侯端冕听歌一样,也因此,我年少时写的诗,精密严谨,不可磨灭。
近年来,我的诗渐渐变得凡庸了,我这个人可想而知也未能免俗啊。厕身天地之间,看着自己的变化,我不能不感叹自己蹉跎了光阴。 (其六五)
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我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这两个职务恰好就是属于古代的典客和奉常,负责的就是礼宾司接待、引导一类的工作。我研究官僚制度,为此写过《典客道古录》《奉常道古录》两卷文字。
像别火令这种西汉时代的官吏,地位并不高。有关古代这一类官职的遗闻故事,散见在书中,琐碎得很,搜集起来很辛苦。别火令就在典客(汉代的大鸿胪)下面,主要负责改火之事。上古有钻木取火的传说,有因季节变化而变换取火树种的仪式。汉代恢复了改火之俗,一年四季的取火材料因时而变,据说这样才能预防流行病。用古人的说法,“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
研究这些玩意,跟粗浅懂得古镜背面刻的文字一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人们谈论一面古镜,哪里敢像说朝廷举行大典时陈列摆放的礼器那样自豪?又哪里敢像解释古代天球、赤刀等宝物那样有优越感呢? (其六六)
我十六岁时读《四库提要》,那是我平生治目录学的开始。我有一间高达十仞左右的书房,里面的藏书丰富,书堆成城,迂回深广。为了虚荣,为了证明我的藏书丰富,我编写藏书目录,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奇书异本,还缺哪些书,因此我花了不少钱去买珍本善本书籍。
收藏《四库全书》的全国七大馆阁,京城皇宫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京城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虽然号称藏书最富,但我也搜罗了不少七阁未收的图书。
据说春秋时代,吴王游包山,见到一个自称包山隐居的人,给了他一本完全看不懂的书,后来他问孔子,才知道这个人叫龙威丈人,曾跑进禹穴偷古书。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吴王曾派龙威丈人寻找山洞,结果在某个山洞里拿到了三卷书,吴王不认得,请教孔子。孔子说,这是夏禹时代的书。一般人因此称龙威禹穴是藏书丰富之处。
壬午岁,即道光二年(1822)九月二十八日,我因不小心,导致藏书楼发生火灾,我搜罗的奇书十之八九都烧得干干净净。我知道是火神吴回生气了,他的一次怒火让我明白了天意,我想成为藏书家的心思就此断绝了。 (其六七)
独石口在赤城县北一百里,宣化北三百里左右的地方,是明长城宣府镇上的一座重要关口,有“上谷之咽喉,京师之右臂”之称,因关口处有拔地而起的孤石而得名。康熙大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统六军亲征噶尔丹,出塞、班师都从那里走过。“宣镇三面皆边,汛守特重,而独石尤为全镇咽喉。其地挺出山后,孤悬绝塞,京师之肩背在宣镇,宣镇之肩背在独石。”据说北方民族只要攻破这里,就能一马平川地占领燕赵大地。
至于东边的一个要塞,永平的卢龙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十六国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遗憾的是,我北游、东游,这些地方都未到过。
我写过游记文字,人们称我是“生小会骑飞马”的“燕邯轻侠子”,但我没能到长城外游历,未看到天朝北边、东边的形势。所以我的游记只是游戏并非著作,我那小步蹀躞的马蹄声也说明我只是一个孱弱的书生而已。 (其六八)
班固(字孟坚)写的《汉书》是史学名著,文字优美,杜牧诗说:“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宋代的刘敞学问渊博,著有《公是集》,世称公是先生。公是先生精于《汉书》,现在的《汉书》中还有公是先生的注文。
我祖父匏伯公平生喜读《汉书》,他老人家用红笔、黄笔在书上批校。我见过那些批注,它们就像千万颗浑圆的小珠子。我家里不仅有祖父批校的本子,还有六七套《汉书》,也有手抄本。我自己虽不才,想撰写《汉书补注》没能如愿,但我读《汉书》得到的随笔段子也有四百则了。我曾私下把自己当作刘公是那样的人,愿意再用十年工夫去研读《汉书》。 (其六九)
癸巳岁,道光十三年(1833),在同县朱以升先生的帮助下,我写成了《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一卷。
孔子的《春秋》被称为麟经,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是残缺不全的官府公报。我个人觉得这部经典的“断烂”或说断章取义是从汉代开始的。西汉时期,人们一度重刑名,法律就是准绳,不太重视儒家经学。元帝、成帝以后,刑名之学渐渐废掉了,除了儒学,上面没有别的思想,下面也没有别的学术,从皇帝的诏书,到大臣的策论奏折,都是引经据典,把儒学当作依据。国家有重大的疑难问题,乃至天灾人祸,都从《春秋》一书中寻找依据,所谓微言大义也对,断章取义也对。
汉代的兰台收藏了这些宝贵的档案,那多半是外人不易见到的秘文啊。《汉书》的伟大作者班固就曾经担任过兰台令史,他在《西都赋》里写:“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在我看来,班固的贡献不止一端,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立此存照,记录了汉代君臣如何以《春秋》来齐家、治国、平天下。
虽然一般人以为研究《春秋》的何休更专业,当时人称郑玄为“经神”,何休为“学海”,就说明何休的学问很大,但我觉得班固胜过何休。能够同意这一观点的,眼下的同志中只有朱以升一人而已,以升先生就像他的先辈本家朱云一样精熟经义。汉元帝曾经让朱云跟五鹿充宗辩论经典,结果朱云获胜。 (其七〇)
我十七岁时,见到了《石鼓文》,那是我收录石刻文字的开始。我后来撰写《吉金通考》五十四卷,但书未写成,留下了《羽琌山金石墨本记》五卷。
我搜剔那些高山大川的金石文字,记录起来收藏在那个用玉匣金锁装饰的箱子里。柳宗元说得好:“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
据说有珍奇的山川会有奇怪的现象。史书上说汉末孙坚出生前,孙氏祖坟就有光怪,“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山海经》里也说过:“南望昆仑,其光熊熊。”那么,我把金石文字都放到我羽琌山馆里之后,九州山川就不再显示光怪陆离的现象了吧,只有我那羽琌山馆在夜里会发出熊熊的光芒。 (其七一)
我平生收藏文物很多,有三秘、十华、九十供奉的说法。遗憾的是多有散失,在《羽琌之山典宝记》二卷里,记录下来的也就百分之一二吧。年轻时,我把收录的文物记录在册,那种风发意气足以傲视千古。
打我眼里过的好东西太多了,如同过眼云烟,我也收集不了那么多。前辈朱彝尊说他看宋代的文物,“光采焕发,令人动魄惊心,过眼云烟,至今搅我心也”。我在同年张荐粢收藏的《华山碑》碑帖的后跋中自负地说过:“海内纸墨云烟事,予上下三十余年,幸皆在见闻中。”
据说周代有九鼎,象征天命。王朝衰微,有些霸强之君就来打听九鼎的情况。秦国灭周,把九鼎搬走,但此后不知所终。有说九鼎沉入泗水,有说一鼎飞入泗水,还有说九鼎已经被熔化用作别的东西了。不管九金或说九鼎的结局如何,即使它们都沉没到泗水急流中了,也已经永远成了周王朝的象征。以九鼎作比,我收藏的那些文物已经记录在册,就是散失干净也没什么关系了。 (其七二)
我写过研读古镜文字花样的书,《镜苑》一卷;写过研读瓦当文字的书,《瓦韵》一卷;我还写过研读汉代官印文字的书,辑录汉官印九十方,成《汉官拾遗》一卷;还写过研读古钱币形制的书,《泉文记》一卷。
在我的经验中,人要改变世界的抱负就像胸中蕴藏着一股奇特的气息,如果放任它,那就很难收回关上。我年少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那么怎么办呢?俗话说,玩物丧志。我涉猎那么多琐碎的事情,就是借以消磨胸中的不平之气。我的“铭座诗”就是这么说的:“精微惚恍,少所乐兮。躬行且践,壮所学兮。曰以事天,敢不诺兮?事无其耦,生靡乐兮。人无其朋,孤往何索兮?借琐耗奇,嗜好托兮。浮湛不返,徇流俗兮。吁!琐以耗奇兮,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约兮。回念故我,在寥廓兮。我诗座右,荣我独兮。”
在流连文人小情调的生活中,胸中的奇气固然消耗了不少,可是精力又给琐碎的东西纠缠不休了。那些古镜、秦砖汉瓦,那些古印、古钱和关于它们的知识,渐渐堆积在一起,愈积愈多,仿佛变成五岳那样的大山了。 (其七三)
我也写过《布衣传》一卷,自康熙朝算起,到嘉庆朝,总共写了三十九人。人们把进士考试叫作甲科,把举人考试叫作乙科。在我的规则里,凡是考中举人的、登了乙科的就不收入,做官做到七品的也不收入。在我的眼里,这些布衣平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民间过着普通的生活,但仍有值得记录书写的意义。
那本《布衣传》写完的时候,我拿酒祭奠了所写的三十九位布衣,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当时秋灯忽然大放光芒,仿佛他们在扬眉吐气一样。 (其七四)
我十九岁时,开始依声律学着填写词曲,到壬午岁,即道光二年(1822),共编订六卷。现在看着自己的作品,还是有些遗憾居然把这些东西保存了下来。因为我写的词,既不古雅,也不幽远空灵。从气韵和格局来看,都够不上专业作者的门庭。
更让人后悔的,我的一些作品还通过流行歌手之口流传开来。
历史上有“旗亭画壁”的故事。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名声都很大。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到旗亭买酒小饮。所谓“旗亭”即酒楼。酒家在道旁筑亭,门前挑着一面旗子,上面画着酒坛或写个大大的“酒”字,故称为“旗亭”。旗亭有几个歌女唱歌,王昌龄就对高适和王之涣说:“我们三人都以诗知名,每每分不出高下。现在我们在此听唱,谁的诗入乐被歌最多,谁就为优。”三人都说好。不一会儿,一位歌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于是,王昌龄用手在壁上一画,说道:“这是我的一绝!”接着的一位歌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这是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于是,高适也用手在壁上一画,说道:“这是我的一绝!”第三位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于是,王昌龄又得意地在壁上一画。王之涣并不着急,他自负久有诗名,对高适、王昌龄说:“这几个都是潦倒失意的乐官罢了。”他指着其中一位长得最漂亮的歌女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诸子争衡矣。”三人大笑,在里间等候着。等到这位歌妓歌唱时,开口便是:“黄河远上白云间……”
这样风雅的情景让人向往,我却没有唐人的底气。据说有人用扇子遮阳走路,有人看了说,做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子遮住又有什么用?我经过酒楼旗亭的时候,一听到歌手唱起熟悉的旋律,也还是不由自主地拿着扇子遮起脸才敢走过去。 (其七五)
当然,我不是没有满意的心血之作。庚辰岁,嘉庆二十五年(1820),我才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篇。有人觉得这两篇文字很重要,还想一起刊印发行。当然,对于把新疆建为行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对于东南沿海摆脱对洋船的进口依赖,这些大变动的设计,肯定有人反对。
这西北、东南的大势所趋,有多少人能感觉到呢?东南为地户,西北为天门。东南、西北与我家国天下的国运息息相关。自战国时代开始,到太史公司马迁都意识到,东南象征生气,西北象征收获,事物都起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我当年写诗:“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我原以为对东南、西北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事,但似乎没多少人理解我的构想。
写文章本来就应该要有波澜浩荡。佛家说得好:“欲使鱼龙知性命,何妨平地起波澜。”像鄱阳的大学者马端临先生写的《文献通考》,像在夹漈山读书的郑樵先生写的《通志》,都是学问著作。我的文字跟他们的不同,我是要呼应社会的变革发展的。
虽然我的有关时代的大文章没多少人应和,但我相信,五十年内,我的话一定会得到应验。虽然在天地四方的苍茫六合之内,我不过是一个书生气重的小官,我无权无势施行我的主张,但大势所趋,将来还是要实现我的预言的。 (其七六)
壬辰岁,道光十二年(1832),大旱,春夏不雨,草木皆枯,皇帝十分焦虑,四、五月间先后亲自前往天坛、地坛、太岁坛、社稷坛和方泽坛祈雨,事后均未见降雨。皇帝在忧虑中读了其父嘉庆帝记述泰山祈雨灵验的《岱宗感应记》,遂于六月派遣定亲王奕绍前往泰山祈雨,并且亲制了祝文,期望“明神降鉴,速赐恩膏,转歉为丰,以苏民困”。同时中夜下诏求言,屡行赦宥。
皇帝下诏征求对朝政兴革的意见,大学士富俊先生在此一事件中的作为让人钦佩。面对旱情,他引咎申请辞职,皇帝不许。富俊先生广泛征求意见,寻找对策。他的沉稳厚重、虚怀若谷可以说是再现了古时贤良大臣的风范,他老人家曾五次坐车亲自来我家登门拜访。
唉,对富公老人家的器重我至今心存感念。还记得吗?我当时写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涉及当世急务共有八条,您读到“汰冗滥”一条,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把滥竽充数的机构和人员淘汰掉,您老人家大为动色,却又犯难,说太难实现了。我对您的直率非常欣赏钦佩。当时,我把向您陈述意见的底稿烧掉,您也把向皇帝进言的奏疏底稿烧掉。
那一往事在我的文集中没有一丝踪迹。如今我写诗,既是作为我和富俊先生交情的纪念,也是为了向世人宣传富俊先生的人格精神。 (其七七)
丁酉岁,道光十七年(1837),就是前年,九月二十三夜,我的失眠之夜,听见煮茶的水开声,我披衣起床,看到门上有菊花的影子,忽然进入了《法华经》所说的三摩地境界。唉,那个境界难以言喻,似乎一个世界突然为我打开。
我对佛教界的狂禅不以为然,多次批评他们的言行,他们在破坏正法,把他们的流毒除干净了,正法眼藏就为我们所能把握。我礼奉天台宗,天台宗推崇的《法华经》很了不起。在那样一个不寐之夜,《法华经》的经义突然变得清清楚楚,就像人可以在琉璃屏风上甩动胳膊来回一样,不可思议又真实不虚。
如果不是那一夜茶水煮开了,如果不是菊花的影子照在门上,让我获得这种三昧的境界,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岂不是白译《法华经》了? (其七八)
说到整理故物,这也是名利场和是非之地。吴荣光贵为布政使,也喜好收集研究金石文字。他曾经邀请吴式芬和我为其编著的《筠清馆金石文字》一书进行校注。这个领域不仅见仁见智,而且门派泾渭分明,经常相互攻击。我为之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结果,吴荣光却给我来了一封绝交书,这绝交书现在藏在何子贞(何绍基)先生家里。
唉,我曾经翻阅过千卷有关古代文字的书籍、拓本,感受作者们各执一词、各执其所是的片面,我深信做个识文断字、知书识礼的男儿也是不容易的事。
汉高祖的孙子刘安,封淮南王,喜好文艺,曾召集当时的文人学士为他撰写了二十余篇文章。文章结集后称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由刘安献给皇帝,邀名邀利。我想到跟吴荣光的这一段缘分,也极为后悔做了这些达官贵人的宾客,为他们付出了我的心血。 (其七九)
说到人际交往,我最近还写了《平生师友小记》一百六十一则。在独自一人的夜晚,我想起平生交往的师友,常常泪水滂沱。《华严经》说:“了知一切法皆如幻起,知诸世间如梦所见,一切色相犹如光影。”我这些师友的音容笑貌、品格言行,有如光影,历历在目。当然人的记忆难以抵挡时间,所以亟须收集记录下来。
师友们的言论行为,对世道人心有启示作用,我就详细地记下来;至于他们的官职、出身,我就一笔带过。我平生受到师友们的许多恩惠,现在只是为他们写了一点小段子。这样报答他们,心里十分不安。 (其八〇)
佛经进入我震旦华夏以来,为其校勘者少,我为此写了《龙藏考证》七卷;又以《妙法莲华经》为北凉时期宫中所乱,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删七品,存廿一品,丁酉春勒成。
尽管我们经受各种劫难,仍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自觉,这一自觉最重要的是,如何报答自觉施与我们身心的恩惠。你也可以把报答自觉的恩惠当作报答佛的恩惠。
对我来说,书生在世,当献文字。尽管文字也不过是微尘一样,但我那无量数的文字就是报恩的入门手段。
在我整理佛经的时候,我想到如来佛在灵山的法会上为诸天讲《法华经》的情景,这让我诚心正意而虔敬。据说诸天有天、龙、夜叉等八部。我在写下自己的尘尘文字的时候,心里恍然明白,在那遥远的灵山法会上,天龙八部都会向我这些文字敬礼赞叹。 (其八一)
我最近还写了《三普销文记》七卷,又撰成《龙树三桠记》。
龙树菩萨很了不起,他的灵性慧命传承下来,共有三个派别。龙树的《大智度论》是天台宗尊奉的经典,其中的《中论》及龙树的另一著作《十二门论》是法性宗(又称三论宗)的经典。其实,不仅天台宗、法性宗,就是禅宗,也从龙树的灵根那儿生长出来,都强调明心见性,提倡自心修炼,观辨于心,守心明心。
当然,这三宗三派都只得其部分教义,守着龙树菩萨的只言片语就可以开宗立派,只是他们都未能领略或实证龙树的全部。这就像楖栗树枝一样,做手杖、禅杖有余,却不能负担生存的重量,也不能负担全部的方向。
我写的书取名为《龙树三桠记》,就是要表明禅宗六祖和天台宗的祖师等人其实都是从龙树这尊佛菩萨那里获得自觉的,他们也理应可以同在一个佛龛里接受供奉。 (其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