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秘书小吏,经常拿着书袋纸笔,侍立于帝王大臣左右,以便随时记事。我也曾做过持笔伴人的辛苦小吏,曾经在半夜的宫门中加班工作。在门外等候多时的马虽然沉默,它络头上的玉珂铃铛却常常因风而响起清脆的声音。在做书记官(内阁中书)时,我这样的书记常到乾清门外的军机处领受机宜,早晨入朝,衣上往往会沾染露水。现在弃官归去,要把衣服洗干净,还是有些可惜。
“宫娥白首出宫门,却入闲房亦是恩。欲浣故衣还袖手,为中怜有御香存。”李荫《浆洗房》里所写的这位宫女不洗衣服,那是因为衣服上留有“御香”。“流苏空系合欢床,夫婿长征妾断肠。留得当时离别泪,经年不忍浣衣裳。”董以宁《闺怨》中所写的妻子不洗衣裳,是因为衣服上还留有当年的“离别泪”。我不舍得浣洗春衣,是因为衣服上有曾经的岁月啊。外人会不会猜测我感念皇恩雨露呢? (其六)
真的有人以为我感念皇恩浩荡吗?以为我是没有棱角的只会说空话、套话、官话的人吗?
前人感叹过“无复廉锷”的状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义吐光芒,辞成廉锷,才是伟大的状态。我的文字之所以词锋凌厉,不同寻常,并不是上帝给予的才华。其中有我家族百年来的家学,经几代人的沉潜打磨才显耀光芒。
是的,宝剑需要经受无数次的淬炼。没有千锤百炼,我们怎么能穿越岁月的风霜?没有世代的风尘,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做到世载其美?据说曹丕做世子时曾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厉以礛诸。晋代的张协说历史上有名的太阿剑“淬以清波,砺以越砥”,“光如散电,质如耀雪”。
《晋书·张华传》记载说,吴国尚存时,它对应的天上斗宿、牛宿之间经常有紫气出现。天下统一后,斗牛之间的紫气更加明显。张华听说豫章人雷焕上识天文下懂地理,要雷焕跟自己一起登楼夜观天象。看到斗牛之间的紫气,张华问雷焕这是什么现象。雷焕说,这是宝剑的精气,上达于天,其地在豫章丰城。张华就让雷焕做了豫章丰城的县令。雷焕到丰城挖掘一所房子的地基,发现了一个石头盒子,里面有两把剑,还有题名,一把叫龙泉,一把叫太阿。
我曾经到过京西翠微山。在那里,松之下,泉之上,有僧人建造房子,取名为龙泉寺。有人说我做官后变得谨小慎微了,在龙泉寺的时候,想到龙泉的“光曜炜晔,焕若电发”,我不禁私下祝祷自己和岁月相成不厌。是的,我的梦从没幻灭,如今的我,庶几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其七)
我还曾多次到西山去,这一次南下也经过西山。太行山脉走到这里,由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形成了东灵山、笔架山、百花山、妙峰山、九龙山、猫耳山等西山大大小小的山地。上方山、香山、八大处、潭柘寺、戒台寺等,一时浮现在我心头,让我感觉山势龙脉曲折起伏起来。西山又像是精气逼人的猛虎,蹲守在莽莽苍苍的京西要地。我曾经多次在其间流连,独白、对话,但这次西山送我东行,看我的马鞭扬起,居然一语不发,它给予我的只是沉默,沉默地望着中原大地。 (其八)
老北京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在潭柘寺侧边有翠微山,又称平坡山,登临可极目远望。我对此山有感情,曾为它写过专文《说京师翠微山》:“翠微山,在官方有记载,在上层有声誉,人们很容易发现其山势规模不大而喜欢亲近它,也往往感慨其高峻而仰慕它,它是隐士宜居之地。”我评价说,翠微山像是京城的一把伞、一顶车盖,不像枕头和屏障那么重要。距离阜成门三十五里,如此可有遮盖作用,故不敢离京师过远。
我的文章还说过,翠微山上草木蓊郁,有长江以东的玉兰,有苹婆,有高大的松柏,各种鲜花随风摇曳,芳香四溢。山上的石头黝黑光润,遍布花纹。山名唤作翠微,既典雅又合乎世俗口味,不以偏僻俭朴而名一生志向。
我现在要跟翠微山告别,真有些情惨难舍。在那附近还有义士的忠魂啊,当年北方的瓦剌部进犯北京,朝廷惊慌失措,是民众们自发起来抗敌,数千人战死在阜成门外,他们的尸骨都埋在翠微山附近。现在我耳朵里就有风吹过薜荔的声音,如同忠义之士的号叫。当然,在翠微山附近,还有前朝后妃、公主的葬地,那些红如胭脂的泥土早已经把美人的尸骨侵蚀完了吧。 (其九)
我的祖父在京城做官,父亲在京城做官,到我这里,三代为官有百年左右了。但我命运蹉跎,我这样出生于官宦人家的人,即使是官三代,在京城也已经无存身之所了。故以己亥岁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能够雍容有余地进退官场,恐怕在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事,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也想到古人向往的从容不迫,《汉书》里说大才子司马相如,跟着官员的车骑,他都雍容文雅得很。另一位大才子曹植也说过:“雍容暇豫,娱志方外。”
想想古人,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现在的我也只能挥手擦干怀旧的眼泪,我得离开京城了。
祖父和父亲在京城的百年遗泽,像脚印,像车轮痕迹一样,让人低回不忍离去。古人还说,修道的人不肯在一棵桑树下住上三天,以免产生感情。“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我留恋先人的流风余韵,怎么能跟“三宿空桑”相比呢?人们又怎么能用“三宿空桑”的事批评我恋栈京城呢?
我的一生仕途非常不顺,考了六次会试才考中进士。道光九年(1829)己丑殿试那一次,我在殿试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写了《对策》,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据人们说,当时的我列举时事,写下洋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使得看到我试卷的诸位考官都大惊失色。有人说,此人来者不善,踢馆来了。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为理由,说我的字写得不合规矩,将我定为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三代人在北京当官,世代荣耀百年,己亥岁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辞官出京,结束了一段学而优则仕的家族历史。我没有带家属,只雇了两部车,自己坐一车,另一车装上我的文集。“不携眷属”,独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夷然离京。 (其一〇)
我的祖父敬身大人,曾官至礼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父亲丽正大人,曾官至礼部主事。他们的姓名、职务都记录在礼部的档案里。
我自己也曾在礼部祠祭司做一员郎官。我是道光十七年(1837)做礼部主事的。
从汉代以来,这些官职头衔都被当作个人和家族的荣耀,在人死后的墓碑上不仅要刻写上,还要雕出花来。像唐代人更是动不动把奖励、荣耀当作人生行状刻在墓碑上,有的长近百字。韩愈生前就善于写这类文体,如:“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
我们家三代受君王的恩惠,有做官为民为国的福分,这份恩惠足够向渔樵江湖人讲述了,不必在墓碑上篆刻上百字左右的头衔。
祖父敬身大人后来任云南楚雄知府,又升迤南兵备道,故程同文为祖父写的传记称为“云南迤南兵备道龚公行状”,纪晓岚为祖父写的墓志铭称为“云南迤南兵备道匏伯龚公墓志铭”,外祖父段玉裁大人写的碑铭称为“中宪大夫云南分巡迤南兵备道龚公神道碑铭”。这些头衔都简单,重要的是其中对祖父大人品德的记录,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自奉俭约如老书生”“居恒诫子侄以俭”“临事毅然持可否”,等等。 (其一一)
有关朝廷礼法方面的掌故,我自己平时搜罗得很多,这是做官获得的机会。加上祖父、父亲也曾经谈论过一些,“若风气,若律令,若言若行”,可以说没有比我知道得更多的人了。部委机关的长辈们,往往也会遇事来问我,大家都把我当作活字典了。
说实话,在当代制度史、人物史、掌故等方面,我当仁不让。这也算我发展出了一种学问吧。有人就说过:“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这些历史,如果让那些专业的抄写人员抄起来,转眼之间,写上洋洋万言都没有问题。
朝廷搜集史料的柜子叫作金匮。我归隐山林,将与空山夜雨相伴。古人说:“空山寂历道心生。”今后朝廷的金匮想要搜集当代史的材料,那就来找我这个隐居山中的人吧。 (其一二)
孔子说过,君子出来做事就要做公卿之事。在我们这样的天下国家,做官是报效国家社会的捷径之一。我于嘉庆二十三年即戊寅年(1818)中举开始,就踏入了做官的道路。到现在过了二十余年,蓦然回首,过去的万态云烟,就像马蹄的痕迹都消失掉了。
一般人做官前都会给自己占一卦,以卜算前程。我在中举后连续两年考试失败,决定先入仕做官,出任内阁中书,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在同龄人中算相当晚的了。但我仍经历了官场的沉浮,五年、十年的变化过于剧烈,甚至新来者和丧亡者多得都让人来不及熟悉。从我踏入官场到现在的二十年来,我吊唁去世的同朝官员已经有三百人了。 (其一三)
古人说:“三代之后,谁为圣贤,政如颓波,俗若坏山,《韶》乐犹在,薰风不还。”古人还说:“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我曾经想过,这种世道风气败坏一时难以挽回,但我们仍可挽回败坏的人心。我当年说,世道对人,就是要“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西汉的扬雄曾写过《冀州牧箴》等十二箴,劝那些地方大员“治不忘乱,安不遗危”。我也写过《壬癸之际胎观》九篇文章,算是我壮盛岁月时写下的九篇箴言。
国之重器如钟虡已经日显苍凉。世道人心如旅客行色,风尘满面。我曾经说过:“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
二十年前,我曾被人目为“狂生”,一度喑哑了多年;现在我重新发出“狂言”,算是打破二十年来的沉寂吧。 (其一四)
杜甫曾说他的自我期许是要做虞舜时代稷和契那样的贤良大臣,他后来感慨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在我看来,如果立志投身于经国安邦的事业,何必一定要做虞舜时代的夔和皋陶那样的名臣。办事敬业尽职、简要通达就足够了。奇怪的是,官吏们做事,越来越倾向于官僚化,就是烦琐、拖拉、不作为。《世说新语》称赞人物,“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应该是做人的典范啊。
我读历史,看到秦朝和汉朝的治理方式,跟夏商周三代相比完全变了样子。他们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亡百姓皆苦,真是让人伤心啊。在我看来,他们跟三代的治理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如锥刀一样的严刑峻法当作管理民众的常态办法,这是他们起家的手段,也是让他们灭亡的原因。 (其一五)
在路上走马观花,难如平时那样饱看山川、风景,倒是路上的人情世故提醒我世态的冷暖、人心的明暗。就像刚才,我看到一个被婆家休掉的女人。小姑跟她似乎恋恋不舍,看来她在婆家唯一的知己就是小姑啊。那个不幸的女人哭着再三跟小姑说,有小姑了解、理解她,她再辛苦也没什么,她走了,家里的柴米油盐事务落到小姑头上,要记住这样那样。她的泪水打湿了红裙,仍未扯断衣服决然离去。
唉,我的命运不也如同这个弃妇?我为命运和人世所弃,但我仍不断地言说着,我仍对世界怀抱着爱和善意。 (其一六)
在雄主、自以为雄主的庸主当国的时候,一个有人格操守和识见尊严的人该如何应世呢?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他性格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他也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自以为一代雄主,一个人就可以治理天下,东方朔在他眼里不过是俳优一类有解闷逗乐作用的人罢了。
在这样的格局里,人的最高成就无非是狂与狷。即使东方朔那样的人,不也在狷狂里经受侮辱,如戏子小丑一样吗?这也许是人的必然命运。正如东方朔所为,他只是希望在世道人心不古的时候能够隐身、藏身,跟许由、楚狂们的隐身相比,东方朔是帝制时代的大隐者啊。就像他酒喝多了唱的,“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但对有自尊的人来说,他不可能永远含污忍垢。屈原诗说:“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东方朔做执戟郎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大家都以为他是个狂人,他郑重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避世的一类人啊。”直到他死前,武帝才开始察觉他的言论不同寻常。他死后,武帝更发现了他原来是天上的星辰。东方朔去世后,汉武帝问占星家大王公:“天上的星宿都在吗?”大王公说:“星宿都在,只是有十八年的时间不见岁星了,这几天突然又看见岁星了。”武帝仰天长叹说:“东方朔在朕身边十八年,朕居然不知道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武帝为此惨然不快。
我少时读《东方朔传》,恍惚间有似曾相识之感。对这位叫曼倩的先哲,我一直羡慕他的智慧和风流,我一度以为自己就是曼倩的后身。我还请人刻过一方“曼倩后身”印。当年有名的书法家朱野云到京城来,赠给我一副对联:“灌夫骂坐非关酒,江斅移床那算狂。”我非常喜欢,马上挂在起居室里。是啊,人人知道我是天上的文曲星或什么星,但没有人想到如何让人真正地尽其才。
我在京城做了二十年的官员,如今后悔像张牙舞爪的龙一样从云中显露了一鳞半爪。如果我一直像东方朔那样做一员执戟郎,谁会怀疑我是天上的星辰下凡呢? (其一七)
方朔在世时找不到知音一样,那些有才识的人也许只能等待千百年后的知己。那么我呢,我是否也只能等待后世的知己?
想到知己,不免想到我的大女儿阿辛,她曾经千百次地含泪吟诵南唐冯延巳的词句。据说写词的人从来不希望找到知音,词曲一向被视为文章余事,那些有大抱负的人,也会偶尔在其中吐露真心,但仍只是把词曲当作游戏。人们写过也就写过了,如果有人把词曲当真,那会让词作者以为有人谬托知己了。没想到阿辛受到词曲的感动,这痴情的孩子居然把三首冯词抄下来,天天吟诵,还说什么能理解词中的真义。
冯词有言:“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孩子啊,想到你也是前人的读者,这感觉让你父亲不免难过。你此时可曾想到,你父亲一个人站在小桥上,百感交集,归心凄惨。 (其一八)
在路边看到耍杂技者,能把十几枚弹丸垒起来吸人眼球,就像玩魔术有魔法一样。佛经中说:“如彼幻师,得化美团,虽似有益,而实无益。”这是见色知空了。
那么,我跟幻师聊聊天吧。朋友,你已经对耍弄弹丸烂熟于心,你可以把弹丸耍得团团转,也可以把它们垒起来看着危险而让人捏一把汗。我有真心话想跟你求证:世间的事情为什么论道理很难,就像世道,我们看不清它的下场或未来的样子;但如单单取势,我们就能理解它的将来。就像你现在把弹丸垒到十枚,正是一句成语,危如累卵。
唉,我把这意思写成诗送给幻师。他能从弹丸之地想到人间百年千年的大格局吗?《商君书》里说过,飞蓬能飘荡千里之远,那是因为它能乘风而行;潜水者能知道深渊的深度,那是因为他有绳子可以计量。“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对治理者来说,依形势治理,不能乱了秩序;如果形势都乱了,那就没法子治理了,强行治理,反而加速乱局。所以从形势上看治乱才能做有用功,势乱了还想治好,不过是添乱而已;势治而想治好,是可以治理好的。 (其一九)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江山社稷发展的形势是消是长,从一些小事情上也看得出来。经过肆市的时候,我看到市场上的升斗尺秤长短大小不一,官府又不加以校正,导致市场混乱,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先秦时代专谈百工技艺的《考工记》文字古旧,也残缺不全,难以作为今天匠人们的标准。古人曾经用一百粒黍米纵排起来当作一尺,但这黍尺需要官府专人校正才好。都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带,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汉时人称道的五都。听说那些都市里的黍尺无人管理,市场上都乱哄哄的,人们为短斤缺两、短尺少寸的蝇头利益耗尽心力,生活如此艰难。 (其二〇)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毛呢、绸缎等洋货输入,使得我朝的白银外流。在蚕桑的发源地,我们的丝绸产出居然不敷民生日用,还要从外面引进,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有朝一日,我们是不是还要进口大米、大豆、茶叶呢?
就在去年冬天,我生活困窘,妻子出主意要我向朋友求援,我就到保定向老朋友、直隶布政使托浑布借贷。在保定受到托兄的热情款待,我又吃又拿,不好意思,就向托兄建言,在河北遍种桑树。河北的蚕桑事业有悠久的历史,汉代的张堪做渔阳太守时就曾劝百姓种麦植桑,民间歌颂他说:“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北齐的颜之推也说过:“河北妇人,织纴组
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
这一次南行,首经河北,我满以为冀州大地会遍布新桑,没想到重来此地根本看不见有什么稠密如绿云的桑树。北方不种桑,不能生产丝绸,那么丝绸的供应责任就都压在南方织女们的身上。吴梅村有诗:“归来故乡无负郭,破家结客成何济?”我这样的书生的建议何济于事,只好听任南方的织丝妇女自己发愁罢了。
我还记得我借贷时写的诗:“贱士方奇穷,乃复有所陈:冀州古桑土,张堪往事新。我观畿辅间,民贫非土贫,何不课以桑,治织纴组
?昨日林尚书,衔命下海滨……无稻尚有秋,无桑实负春。妇女不懒惰,畿辅可一淳。我以此报公,谢公谢斯民。”
(其二一)
在南归途中,我坐在马车里,听着嗒嗒的马蹄声和车轮声,一时觉得生存的感觉亦真亦幻。佛法的空观、假观和中观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跟《易经》的刚健语气可堪一比:“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我曾经以君子自期,信佛之后,朝乾夕惕的内心省思在佛法的加持里成了日课。林则徐曾手书《金刚经》等五种经咒,题作“行舆日课”,随身携带。魏源的功夫也深,他甚至受了菩萨戒。我也曾自称“震旦弟子”。二十八岁时,我就起信学佛,作《发大心文》:“伏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现在,欲报大恩,须发大愿。”我发愿要断灭贪、嗔、痴三种自心烦恼,发心正思维,发誓待自己成就后,要度尽一切众生。我当时还跟妻子说过,“我欲收狂渐向禅”,并且准备过“一卷金经香一炷,忏君自忏法无边”的生活。四十岁时,我发誓要在八年内诵念大藏经中“贞”字函,即《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五十九字真言,一共要诵念四十九万遍,“愿秘密加被,灭我定业,疾证法华三昧。”并设立记数簿,要求自己不论行站坐卧中都持诵不已。这种修行的功课非止佛经,四十一岁时,我还发愿读张载的《西铭》三千遍。在我看来,那些文字跟佛经差不多。
这种持咒的生活让我如痴如醉过。据说数千卷咒言可称一藏,我的四十九万遍逊称七藏是合适的吧。七藏的通灵经咒曾像电光那样闪耀在我身心的无边暗夜里,身心的幽暗无明确实需要不断地忏摩来救赎。最近我又给自己重新订立诵经功课,每日诵习三普经文,即《普贤菩萨劝发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圆觉普眼品》,等等。就像有人耳提面命一样,一旦我持诵三普经文,它们就会自动地像贯珠累累一样连续不断。 (其二二)
世象纷纭。说到世象,还记得刚出京城,在广渠门外投宿时,夜里看到有人在研读经籍,像是在庄重地做着学问。广渠门又称沙涡门,门外五里左右有一个地名叫五尚书坟,不知道五尚书是何许人也。半夜望坟园,依稀能看见坟地的磷火。
我当时在心里为这个无名的学者吟诵了一首诗。我赠给这个学者的诗篇如此写道:
荒村中的客人埋头研究学问
琐屑的考证,“虫鱼之学”的迷宫
耗尽了长夜里的精神,如果有人
谈起学问,引用了你的见解和姓名
这一夜的用心不算白过
终胜那些姓氏消失干净的人
沙涡门外的五尚书坟
早已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 (其二三)
这个荒村中客人的为学精神值得申说,但人们很少如此。除了少数人,世道多急功近利,人人的眼皮子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谁肯栽培一棵参天大树呢?
沿途所见,到处都是黄泥和茅草盖的亭子和房子。至于新种的水杨和柳树,仅仅长到三年,就被砍伐拿来给儿子、孙子做房屋的栋梁了。
很少有人做长期的积累,很少有人沉静下来,人们被生活、流行捆绑住了,或者说,人们为生活、流行推着走了。很少有人从容地做功夫,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老子在千年前的感叹仍适用于今日:“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其二四)
何止百姓目光短浅,就是官府也在得过且过。结果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记得太史公曾写到某人少年时即椎埋为害,作奸犯科。这类流氓一直层出不穷,但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见不得光,如今他们似乎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因为他们混入了官府,为吏为卒。
汉朝曾在都城长安周边设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长官,称为三辅,类似今天拱卫京城的警备军,对于他们的管理非同寻常。当年有人问过:对于像吕布那种人的管理是否就像养一只老虎一样,必须让它吃饱肉,不饱食就要吃人了?答者说:并非如此,管理他们应该是像养鹰一样,饿着才会为我所用,饱鹰是会飞走的。
今天京城卫戍部队日益腐败,他们找钱的手段不少。据说还有做椎埋的勾当。他们就像终日饱食的老鹰一样,还美其名曰是第二技艺、第二职业。他们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执行力呢?这些人的数目逐年猛增,正如孟尝君在薛城安置了六万家任侠奸人一样,他们中有半数混进京师卫戍军队,做了守卫京城城门的下级军官。
阳陵大侠朱安世曾为汉武帝所忌惮。武帝贵为一代雄主,见不得民间有人的声望赶上皇帝的威望,他下诏通缉朱安世而不得,非常恼火。丞相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请求皇帝让他追捕,武帝允诺。公孙贺历经艰辛,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朱安世知道公孙贺的目的后大笑:“丞相把祸事引到自己家族里了,终南山的竹子写不尽我要告发的罪状,斜谷里的树木也不够制作被牵连的人所用的桎梏。”后来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历数公孙家的罪行……
今天跟汉武帝时相比如何?我们守卫京师的吏卒多半是欺软怕硬、狡猾蛮横之徒,纪律松懈,没有利益驱使,没有利害冲突,谁还肯费力去抓捕像阳陵大侠朱安世这类人物呢? (其二五)
世事不堪,但人间的真情、人才的特异仍堪慰藉。那些场景、画面历历在目,让我感念无已。
记得离开京城那一天,距离国门已七里之遥。吴葆晋(号虹生)守在一座必经的小桥上,请我喝茶,两人洒泪告别。
那么,这首送别该如此写吧:我的斑骓马走在路上,落花落在马的身上。前村的茅店就是我的投宿之地。听说前面小桥上有人呆立,原来是老朋友吴虹生啊,为了送别,他居然提前来到这里。他跟我喝了一碗茶,眼泪都掉在茶碗里。 (其二六)
我还记起了朱雘(字丹木)。他这次因公到京城来,知道我生计无着,手头拮据,为我添置了行装。他跟我先后离京,他匆匆来去,我居然成为他匆匆来去的受益者。
丹木兄是云南石屏人,他可算是南方一位高标秀出的大才。他做地方官时,风骨一如他的诗篇。在野棠花凋落时,我们曾在城边谈到天晚,两人都回忆起那段系马郊游的日子。辛弃疾有词:“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青春逝矣,韶华不再,那些美好的时光是多么令人留恋啊。
说到丹木的诗,他的《山居八咏》近于游戏之作,却是性情之作。如《山家》写道:“斜斜整整白板房,高高下下绿萝墙。东邻水过西邻响,大妇花分小妇香。村巷夜深犬为豹,柴门日落牛随羊。葛怀之民自太古,尘世遥望云茫茫。”《山寺》写道:“青山合沓青溪回,中有栋宇何崔嵬。云霞争拥楼台出,风雨常随钟磬来。百岁老僧制虎豹,一堂古佛生莓苔。游人莫讶香火冷,四百八十成尘灰。” (其二七)
我也记起了广东番禺的黄蓉石。
蓉石是道光十六年(1836)的进士,在刑部做官。
朋友啊,不是我逢人夸你,竭力称赞你,实在是你的人格太有魅力了。你有张狂之态,有侠义之气,又绝不缺乏温文尔雅。
宋人笔记中记载一枚古镜,镜上刻有铭文:“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在我看来,玉阶兄啊,你对人就是肝胆相照,人们在你那里总能感到一种高尚品格扑面而来,你的为人大有古人之风,在你面前,人们就像面对秦时的明月,久远的历史让人庄敬受益。你送我的时候,情感又如山岭上的白云那样蕴藉缠绵。 (其二八)
当然还有汤鹏,那个湖南益阳的“蛮子”,跟我、魏源、张际亮同被誉为“京中四子”的朋友。这个小老弟曾被夸称为“凌轹百代之才”,他跟炙手可热的权贵汪廷珍、穆彰阿有师生之谊,本可攀龙附凤,青云直上,但他为人刚直狷介,不折腰屈节,趋时媚俗,而是勇于抨击权贵,指陈时弊。结果,“礼曹十年不放一府道,八年不转一御史”,长年待职闲曹,终不能为朝廷所重用。
汤鹏字海秋,他怀才不遇,就在诗中倾诉,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抱负和才识。他在壮盛年华写诗三千余篇,自己删定两千余篇。我曾经说他的诗,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我说,海秋的心事都在这些诗中,他的个性、文字如此鲜明,使得人们只要看到他的一首诗,无论是否熟悉,就知道,这就是汤益阳的诗。
汤鹏为人勇于自信,英绝一时,他说过:“犹有三书摧管乐,几回慷慨佐虞唐。”他在《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一文中更是说过:“发其痛哭流涕之狂,以折奸雄之焰,而生死在所不言。”“矢其慷慨致命之誓,以固同仇之心,而成败亦所不计。”
前年我给汤鹏写诗,他回赠一诗,把我比作“越鸟”,他自己则是“楚鸟”。他说我们都是“自名凤凰”,虽然“名高患作,中道回翔,既惩既创,云胡不藏”,但我们仍不愿沉默退藏,我们要“呼同志子,来奋来将”。
我想到古人优孟,穿起一代贤相孙叔敖的衣冠能够惟妙惟肖,实施人间正义;但后来至于今天的优孟衣冠者,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正如有人说我古狂,也有人说汤鹏自负,比起来,汤鹏的人格远远胜过那些模仿别人、随波逐流,甚至以俯仰自如而自得的人啊。 (其二九)
知音难求,而人生路上有相同经验者也很难得啊。像中原光州的吴虹生兄,嘉庆二十三年跟我一样考试中举,我们是同年的师兄弟。道光九年,我们参加会试,同中进士,考官都是直隶省清苑的王植大人,我们算是王公的门生了。我们一同参加殿试,参加朝考,结果都没福分运气,都没有及格。那时,我们都在内阁任中书了。在殿试朝考后,我们都应改外(任),离开京城做知县。结果我们俩都不愿任外官,同时申请回任内阁中书。
这样自古都难以遇见的巧合居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京城的遭遇就像传说中的比翼鸟和比目鱼那样相同,我们两人也相亲相惜。
《新唐书》中说,僧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现在看来,一行和尚把山河大系当作分割华夏与戎狄、华夏与蛮夷的两条地理边界线,有些主观了。华夏生活有那么优越吗?北戒之北和南戒之南就没有天理人情吗?像我和吴虹生的缘分在哪里都会存在。即使彼此今后相隔极远,哪怕各在两戒河山之外,我们的友情直到子子孙孙都不会完结。
说到我的恩师王植,市井流传说我对他不尊重。故事说得活灵活现,说我的考卷被分发在中丞王植的房中。王植在阅卷时,看到一篇试卷笑不可遏。隔壁的一位考官侍郎温平叔闻声赶来,把卷子要来一看:“此浙江卷,必定龚自珍无疑。此人性喜骂,如不取,骂必甚,不如推荐上去罢。”我龚自珍进士及第居然是靠平时有一个骂人的名声。编造故事的人还说,有人问我的房师是哪个人,我的回答是:稀奇,稀奇,是个叫王植的无名小辈!故事还说,王植十分难堪,埋怨温平叔:“依你所言荐上去了,又中了,还是挨骂,奈何?”有的故事还总结教训说,我的名士气不值一提,看呢,王植做了巡抚,龚自珍在官场上依然是个小角色。这些编造故事的人居然视而不见,如果我对恩师不敬,我的同年吴虹生会睬我吗?恩师王公不仅门下有优秀的弟子,他自号秉烛老人,他自己也是有守有为的学问人啊。 (其三〇)
说起学问,学问向来有一时一地的兴衰。本朝的学问在福建也有自己的流派,闽学虽然后起,其文章风格醇厚,多有古情古意。我这两年新认识的朋友,福建晋江的陈庆镛(号颂南),做户部主事之官,他谈起学问来很像其乡贤前辈李文贞。
福建在本朝的大人物非李文贞莫属了。李文贞本名李光地,写过一副对联:有水园亭活,无风草木闲。他去世后得到朝廷的嘉奖,得谥为文贞。福建虽然地处边缘,但治学者一旦有了榜样,就会有人效仿。就像朱熹朱夫子成了李光地的榜样,李光地也成了陈颂南的榜样。 (其三一)
除了跟陈颂南话别,我还跟何氏兄弟话别。
何绍基(字子贞)先生、何绍业(字子毅)先生都是大学问家,他们兄弟就才华言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本来就是真的双胞胎兄弟。说来有意思,学界向来有文家之说,民间则被称为质家。对双胞胎两人谁大谁小、谁兄谁弟,文家、质家的说法就不一样。民间的习惯是先出生者为兄、后出生者为弟;文家的礼法以先出生者为弟,后出生者为兄。据说文家的理由是“后生者为兄,以其居上也”。佛家也支持文家的说法:“后生为长,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后出故。”但何家兄弟不按礼法来排长次,而是按照民间的习惯来论长幼。
我跟何氏兄弟交往多年,最早的时候我们跟包世臣等人一起经常雅集,绍基到时多,绍业到时少一些。道光九年,我请人重刻王献之的九行《洛神赋》,参与其事的除了林则徐、魏源、徐星伯外,就有何绍基先生。去年夏天,绍基先生知道我将离京返乡,给我提供了纸本要我抄写自己的文章送给他,说是“相思资也”。我花了两天时间抄写两千八百字以报知己,供其存念。
何家兄弟的命看似差不多,他们的兴趣爱好几乎完全相同,但他们的运气却不一样。那些迷信星象命算的人可能没法解释其中的差异,大郎何子贞显贵,二郎何子毅清湛。 (其三二)
我的朋友、浙江会稽人潘少白是一个奇人。他少年时代就仰慕颜渊、曾参的为人,而对管仲、乐毅那种贪图功名者不屑一顾。他遍游名山大川,他胸中藏着的大海和山岳,在梦中也会翻腾飞翔吧。
少白先生本名潘谘,他喜欢独自去游览天下的名山大川,他的足迹超过几万里了。他跟姚学塽前辈关系非常好,日求寡过,以无玷古人。他跟当官的谈话,总是讲爱人;他跟村夫聊天,就谈养殖农事;他跟读书人讨论,就谈孝悌忠信……他自己花销极少,只有一床被子,每天两顿素食。稍有积蓄,就周济给有困难的人。曾经有几个人带着金银来给他母亲过寿,被他拒绝,后来不得已,他只要了一点金银算是领情。他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批评他说:“你见过和尚用如来佛的像到市场上去乞讨吗?我就是那个方便你乞讨的像吧。”少白先生为此谢罪并把金银都散出去了。
少白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奇人。他近年来隐居北京,我们曾一起赴吴虹生家的南轩雅集。
他曾经记录我们这些人的高谈阔论,说徐星伯对海内山川地理了若指掌,说我善于传奇和奇物异事,至于他自己,他听我们谈论,“上下古今,出入霄壤,容与于太虚太始,而归于人事之内,千态万状,以醇酒沃之,岂不伟哉!”
有少白先生隐身京城,我不信北京是狭隘的,就是因为它的胡同街巷,能够让潘谘这样的布衣士子有容身藏身之地。 (其三三)
除了跟潘少白先生话别,我还跟裕恩先生话别了。
龙树当年到大海的龙宫里探宝,据说他见《华严经》十万偈过目不忘,这部佛经因此能够流传人间。在我们的传统里,创造文字的人是仓颉和佉卢。我一直想知道,在龙树探宝的时候,我们的娑婆世界里是否有人认识仓颉和佉卢的文字?
我的朋友裕恩乃睿亲王子,他喜欢读佛经,懂多种文字,计有额纳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七种文字,又校订《大藏经》,只要佛经有新旧几种译本,他都要找到,或者校对出一种版本,或者两种版本、三种版本都保存下来。自佛经进入我们华夏,这几乎是未曾有过的盛举了。
按照佛经的说法,久远的时间必经旷代之劫,成住坏空为一大劫,昼、夜、月、时、年这五劫也只是时间的示现方式罢了。裕恩在先圣先哲隐迹很久以后来到人间,还认识七种文字,这里面一定有殊胜之义吧。 (其三四)
我还跟大兴的周之彦老先生告别。初到北京,还是三十八年前的事。那时的我,脑袋上扎着小辫子,在北京入塾读书。周老先生摸着我的脑袋,说我头角崭然。
唉,一晃都快四十年了,这些年里,世道从安定到不安,我也从蒙昧无知的小儿变成阅尽沧桑的中年人了。回首当初,就像是从魏晋南北朝那样的纷纭乱世,追溯到黄帝、神农那样的淳朴浩渺时代。
是的,我们童年少年无意中拥有的,竟然是我们成年后苦苦追求却不能求得的。我们无意中拥有过黄帝、神农那样的天真时代,现在的我们乱如魏晋,再也回不去了。 (其三五)
跟山东济宁的王秋畹先生告别,他也是资助我南行的朋友。秋畹先生名继兰,是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现在正管理着一个大县,可说是个大知县。
我佩服先生的聪慧优雅,常有无语的默契,更有倾心的交流。我们讨论学问,唱酬诗词,文字的因缘跟骨肉之情一样深切。前人甚至说过,文字之缘,较骨肉妻儿更为真切,诚哉是言。
跟秋畹告别时,我们的话语都在和着泪水的酒中。唉,秋畹先生知道我的穷窘,赠我黄金;我也如英雄迟暮,面对朋友的真情不免伤感万分。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二十六年前,我写过这样的词,我还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但二十多年过去,我没有得到三百万黄金,我所得的不过是至亲好友助我活下去的深情。 (其三六)
我当然不会忘记嘉庆二十三年一起中试的同年托浑布,尽管老托没有实现我在河北种桑树的愿望,但他跟我的交情非同一般。
《诗经》有言:“四牡
,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但是,三十岁的时候就因勤劳王事到海外去,托浑布并不感时伤事,他是坚毅的。他曾有诗歌记自己到台湾:“朅来王事迫靡盬,捧檄将泛扶桑东。”每一谈起官场经历,托浑布就壮怀激烈,意气飞扬。
我们中原的文化里少了一些海洋的成分,兕甲啊,楼船啊,这些东西多只是听说过而已。《吴越春秋》中说越王勾践伐吴,“吴悉兵屯于江北,越军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皆被兕甲”。但我们谁也没见过长着一只角、青色、重达千斤的兕是什么样子。《史记》中说:“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我跟托浑布一起喝酒聊天,最用心听的,就是老兄当年坐着战船从海上归来的经历。 (其三七)
说到同年,我的己丑同年们,就是嘉庆二十三年中举留京城的五十一人,都跟我关系不错。《诗经》中说:“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这次离京,匆忙之间难以一一告别。但我还是跟南丰刘良驹、南海桂文燿、河南丁彦俦、云南戴
孙、长白奎绶、福建黄骧云和江鸿升、枣强步际桐等人握手为别。更不用说前面说过的吴虹生兄弟。他们为我送别的情境历历在目,让我永远铭记他们的深情厚谊。
这些同年的兄弟,我已经退隐于江湖,你们还在庙堂间沉浮。屈子有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隋朝时的张文诩也曾为此感慨。张文诩辞官回家,以种花种菜为生。地方上的各级官员都向朝廷推荐他,他从不接受官府的这种机会。人们都知道他对母亲的孝顺,他的德行也感染了人,他所在的乡县风俗为之一变。曾有人晚上偷偷地去他的田地割他家的麦子,他看到了一声不吭地避开,小偷为此感动,放弃割麦向他谢罪。张还宽慰对方,发誓不会把此事宣扬出去,一定要小偷放宽心。过了几年,小偷跟乡里人说起这件事,人们才知道张的品德。地方政府见他家贫寒,要资助他,他总是推辞不接受。但在闲居无事的时候,他会感叹:“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人们因此把他比作孔子弟子中以孝闻名、德行高尚的闵子骞、原宪等人。
一个人是隐是仕,是无名还是求名,能够完全放达吗?如有名,谈何放达?如不曾沾染名声,又何谈放达?那么,今后我在江湖上闲适高卧之时,如果听到兄弟们升迁的消息,想到自己蹉跎一生,想到“冉冉”“修名”一类的古话,或许仍会心情悲凉吧。 (其三八)
我也告别了龙泉寺的唯一和尚。我曾经在他那里借还佛经,早上借经时用伞笠遮着回家,晚上还经时,寺里的佛龛里已经点上了油灯。
佛经中说,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佛,龙华树那里就是西方净土啊。那么,让我们在龙华树旁相会时再多谢唯一吧,我要让人知道,唯一是龙泉寺里有借经功德的和尚。
唉,我虽然为世人目为呆狂,我也确实愤世嫉俗,但内心里对这个娑婆世界是多么感念啊。除了自己用功修行,我也曾尽力广施功德。我曾和妻子何吉云一道,“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我还把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支那古德遗书》,并抄录二百本施送给各寺庙。
在北京时,我也为龙泉寺募捐造藏经楼,写了《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以做广告。 (其三九)
我也跟山东日照的许瀚先生话别。
许瀚,字印林。一生致力于学问,研究考据之学,搜辑金石碑版不遗余力。自道光八年(1828),许瀚在王引之先生的领导下,在武英殿校正《康熙字典》,历经四年,至道光十一年(1831)完工。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得从六品“州同”衔,他的父亲致和公也得到政府颁赠修职郎的荣誉,母亲成氏、孙氏也得赠孺人。这大概是许瀚最大的业绩。他读书广博,研究金石之学,写得一手好字。
从长江以北的立场有对南方地理的简单划分,那就是长江下游地区在东边,称江左;江西一带自然称江右了。我多次对印林先生说过:印林先生您的学问在北方学者中可算第一,江左学者们懂得的学问,您也都不陌生。
文章学问一道,跟乡土一样有宜居不宜居之象。《左传》中记载,晋国的国君想迁都,不少大臣说,应该迁到哪里哪里,因为那里土地肥沃,而且产盐,国利君乐,是难得的好地方。但韩献子反对说,那里并不合适,不如迁都到新田去,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又有几条大河冲走不利的因素,民众也驯服,这比单有盐田的地方更有利。
印林兄啊,您的学问就像厚土和深水,文章气局庄重,能够给予心灵以安慰,是宜于人心居留的精神国土。
古人有请人定稿一说。丁廙曾请曹植为其改定文章,曹植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丁安慰曹植说:“你何必顾虑,文章好坏,我自己清楚,后世更有谁是我的知己,而为我改定文章呢?”多年后,曹植还在给杨修的信里谈起此事,说他常感叹丁廙的达观,以为美谈。另一个例子是,任昉做王俭部下的时候,王俭拿出自己的文章,让任昉校正,任昉就帮他改定了几个字,王俭叹息:“后世有谁晓得您帮我改定过文章?”
那么,印林兄啊,我现在就请求您,将来要麻烦您来审定我的文字。 (其四〇)
汉代的扬雄(字子云)和司马相如两人,一为学者,一为文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认识古文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编写了一本字典,据说没有重复的字。后来,皇帝征集天下懂得文字学的人数百人,把他们记得的文字报上去,由扬雄来选取有用的文字编成一本字典。
这都是历史上的佳话,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吴式芬(字子苾)先生跟我的关系,就跟扬雄和司马相如的关系一样。吴兄性情平易,他跟人相处从无情绪冲动的时候,跟人交往也是有原则、有道义的。从京城的官吏到外省的官吏,都倾慕他的诚笃风雅,喜欢跟他交往。吴兄喜欢金石文字,只要是古代的鼎、彝、碑、碣等,包括汉砖、唐镜上的文字,他都要做个拓本收藏。对于古人书画,他尤其擅长鉴别。
还记得前年在京城,我与吴式芬隔巷而居,我们经常相互传看各自所收藏的金石碑版拓片。那真是把给我们传递拓本的小书童忙坏了,我们既欣赏拓本上上等的翠墨,也收看对方写的便简书函。那个时候,除了见面,我还几乎三天两头地跟吴式芬写信交流,送还借来的拓本,发一点议论。那个时候,我们沉浸在友情和爱好中,过得充实极了。 (其四一)
至于前辈徐松(字星伯)先生,他是直隶大兴人。他可是一个有心人啊,他有一个随手记录的习惯。大家都知道他对山川地理形势的测量记录,其实他对人才的搜罗也极为用心。据说宋人施师点的习惯是,只要听说有什么人物,就写下来放到夹袋里。在他看来,人才难以自见。星伯先生则把海内人才的资料收集记录下来,放在自己的夹袋里,无一遗漏。星伯先生的抄书功夫也了得。还记得我抄过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星伯先生知道后从我这里借去抄本抄了一遍,还写了一篇跋文。
历史证明,人才的发现确实要依恃有名望的人物。《金史·元好问传》记载,战乱结束后,那些以前的老学者都已经谢世,元好问成为一代宗师,各地要写碑版铭志的都蜂拥到他的门下。
本朝也曾有过这样的宗师巨匠。人们想到朱筠(号笥河)先生,就会想到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等,一个时代的人才为他发现,还会想到他培养的杰出的弟子们,如兴化任大椿,龙溪李威,阳湖洪亮吉、孙星衍,会稽章学诚,偃师武亿,全椒吴鼒。至于翁方纲(号覃溪)先生,人们也会联想到他平生喜欢提拔人才,凌廷堪、孔广森、王聘珍、冯敏昌等人,都经翁先生奖拔成名。
如此,笥河、覃溪先生俱往矣,提拔荐引人才的责任定然要落在星伯先生您的身上啦。 (其四二)
这次离京,我还跟曾经在宗人府共事的诸位皇族宗室话别。我和宗室同事们上朝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谈,笑语融洽。古之君子必佩玉,行则鸣佩玉。想到这些同事,我的耳边就恍惚听到泠泠的玉佩声响。
古人有觇看天象一说,如:“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天文学上把银潢称为天潢,天潢五星在西宫中。人们常说,天潢贵胄,我也曾跟天潢贵胄们共事过啊。现在离京城日远,我想到下界的人观看天象时,晚上定会看到天潢的地方少了一颗客星。 (其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