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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上放假两天，我们打了辆车，去心心念念的托里县城转悠，打发无聊的精力和时间。托里县城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城市，神秘又繁华，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天堂般的存在，来半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从铁厂沟赶到托里县城的这天下午，正好赶上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雪，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起来，出县的班车基本都停运了。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为了除雪，很多地方动用了铲车或推土机。我们都惊叹不已，但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按部就班的生活。
县城旅馆很少，也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热闹，街面上的招牌一点儿也不醒目。旅馆是停留和出发的地方，这里很少有人停留，也很少有人出发，因为基本没有外来者。曾听采矿工程部的老李头说，几千年前这里很繁华，匈奴、塞种、乌孙在这里打杀、生死，闹花灯一样。但那都是历史了，与今天无关，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找了家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来，三个人要了一个大间，加上位置偏僻，讨价还价一番，算下来省了不少钱。我们住一楼，厕所在三楼，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剧烈的尿臊味拾级而下，光顾每个空间。老板是个汉族人，在县城深耕很多年了，一根老油条。我们当然只能接受，骚是骚点儿，但它便宜啊！
小旅馆后面不远的地方是山的世界，看似很近，但实际很远，“看山跑死马”说的就是这种山地情景。有一座山很高，尖尖的顶，白雪皑皑，急迫的大雪还在为它增加高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尖尖山。
对于这里，我们知道的只有老风口。出了老风口，就是哈萨克斯坦，听说每年都有人和牲口在那里冻死。我们知道老风口，是因为矿上的人说，有人冬天在那里开铲车铲雪清路，一月能挣两万多，还能买到走私的便宜东西，有一种弯刀削铁如泥。那是我们向往的工资和生活。我们向老板求证这是不是真的，他讳莫如深地说自己也不清楚。我们对他很失望，但换一家店住已不可能。这个老男人让人很不喜欢，但他有一个带酒窝的年轻女人，很好看，待人很温柔，我们因此便原谅了他。旅馆里住了不少人，吵吵闹闹，乱七八糟。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雪所困，一些人下山买东西回不了山。这些人的牲口或车就停在街边上。
从旅馆起床，已是中午十一点多，对于夜短昼长的西部之西的托里来说，这个时间可以算作中午，也可以算作早上。雪已经停了，远处的山峰像一群奔跑的白骆驼，凌乱又有序，风是它们的嘶鸣，蓬松的雪花在嘶鸣中起落飞舞，晃人眼睛。听说托里县最有名的面食是塔巴馕，我们三个在街边的一家小馆子里各要了一份。在托里，人们早餐差不多都是吃馕，就着奶茶或肉汤豆浆。这里一天的生活，从一碟塔巴馕开始。
店家的生意太好了，打馕的速度跟不上吃馕的速度，只能现打现卖。我们也不着急，看着老板热火朝天忙里忙外，看着人们哈着冷气出出进进。新疆大部分地区盛产春小麦，而托里县全境差不多全是春小麦。据说春小麦面粉比冬小麦面粉细腻、筋道，适合制作面点。从新疆人以馕和包子为主食的习惯看，这个说法无疑是成立的。新疆的面点，进入了国内其他地方，也走向了远邦异域，深入到地理和时间深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店主有一嘴好看的小胡子，不浓，但黑，彰显着他的活力。我们看着他把面粉倒入盆里，加温水，搅拌成絮状；再用手揉搓，让它们充分融合，直至面团变得光净、富有弹性；之后，用一块湿布盖起来，等着发酵。整个过程和任何一个地方蒸馒头的揉面过程没有区别，不同的是，我看到加入面粉的水有些黏稠，颜色黄里带白。水里加入了什么，比如牛奶，比如鸡蛋，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看不出来。面团发酵很费时间，需要夜里先揉出一部分以备早上使用。无论东西南北，做餐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板把发酵好的面团分成若干小剂子，将剂子擀成圆形面饼，擀好的面饼上撒上芝麻，有的撒上盐和作料，放进烤盘。烤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用于烤制面饼，下层用于燃烧柴火。他将烤盘放进烤炉上层，用柴火加热。烤炉立即变成了一孔窑炉，烟雾升腾，飘向瓦蓝的空中，又被大风吹得干干净净。烤制过程中，老板不断翻动面饼，让它上下受热均匀。面饼两面呈现金黄色，表面鼓起时，饼就熟了，也就变成了馕。由饼变馕的过程仿佛一道魔法。出炉的馕鼓鼓囊囊，像要炸裂。
后来我才知道，托里县城边上有数不清的胡杨树，烤馕用的柴火就是它们。咬一口，塔巴馕充满了胡杨木的清香。后来的岁月里，我跑遍了南疆北疆，尝出各地的馕味道和口感上都有不同。我猜想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烘烤它们的材料有差异，比如说用煤和用电。
街上的雪被车碾脚踩，很快融化掉了。有人赶着马匹，有人赶着骆驼，有人赶着羊群，从街上走过。马车牛车在街上铃声叮当。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做交易或路过，然后又去往不同的地方。在外人眼里，他们只是风景；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生活。桑田沧海，我知道这里曾经是乌孙古国。
吃完了馕，逛了一阵子街，除了人的味道，就是牲口的味道，它们共同组成了烟火的味道，这味道从未间断，还会传之久远。我们要回去了，要回到克拉玛依矿上，那里有无尽的白班和夜班等着我们，等待我们源源不断地开采出金子。我们完成了一场新鲜之旅，把无聊和无聊的时间彻底打发掉了。无聊和无聊的时间前赴后继、无穷无尽，能打发它们的只有新鲜事物，而新鲜的事物总是有限的。
在回矿上的大巴车上，我们认识了阿哈，他要去克拉玛依市里买一台电视机。他是一位有些英俊的哈萨克族青年，头发桀骜地竖着，牙齿雪白。他说自己是牧民，就住在县城后面的山上。对于我们来说，阿哈和他的生活就是一种新鲜事物；可能对于他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也同样。
一个月后，阿哈成了我们矿上的同事。他的名字太难记了，我们都记不住，就叫他阿哈，这样既顺口又省事。他在选厂打石头，料仓口的矿块太大太硬了，破碎机根本没有办法应付，要用大锤敲碎。打石头一般需要两个人，一左一右，哼哈二将似的。十八磅的大锤高高举到天上，重重落下来，这个落下不是自然的落，而是要暗蕴一股蛮力，巧妙又精准，矿石应声冒一串火星或裂成几瓣。打石头的活儿也不常有，只有矿茬很厚、爆破工不能完全爆碎时才有。阿哈和他的伙伴断断续续，有时来选厂上班，有时回去放羊。
阿哈又来打石头了，这次不同于往日，他从村里一下带来了六个人，六个青壮年。两个人一班，一班八小时，车轮战。矿石这段时间太多了，三个井口，提升机二十四小时不停。尤其三号井的矿茬有两米厚，一排炮下来，有四五十吨。选厂给六个人安排了一间大宿舍，架子床。后来，阿哈又叫来了一个女孩给他们做饭，他们不吃矿上食堂的饭菜。她是阿哈的妹妹，叫库米丝。在哈萨克语里，库米丝是银子的意思。小姑娘库米丝像一块闪闪发亮的银子。
有一回放了工，没事干，转到阿哈他们宿舍。两个人在料仓口上着班，四个人在家吃饭。桌子上有馕、肉干、奶疙瘩，还有油茶，别的我不认识。库米丝为他们端饭倒茶，风风火火。她给我拿了一块肉干，我推辞不掉，只得放嘴里嚼，味同嚼蜡。我把其中的一半揣在口袋里，带回宿舍给同伴吃，同伴一边嚼，一边嘟囔：好吃，好吃！我遗憾没有带一块馕回来让他们尝，库米丝打出的是正宗的塔巴馕，但当时我不好意思讨要。
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是一道谜，哪怕是在同一个矿区，每日相见。因为他们对外基本不说话，不与人交往，像机器一样沉默。好多人都在猜，但没有人能猜透。库米丝爱骑摩托车，摩托车是从托里县老家骑过来的。他们有事情，也会骑摩托车回去，来回四百多里地，像开飞机一样。这台摩托车的离合器坏了，很难换挡，很难起步和停下，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库米丝骑得英姿飒爽。矿区四周有很多小山包，无枝可依的各种鸟喜欢落在上面，向远处张望。我登上过它们，从上面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戈壁，有的是草场，更遥远的烟或尘像梦一样升起。库米丝骑着摩托车冲上去，冲下来，身后扬起一股黄尘。黄尘滚滚，试图抓住她，但没有一次成功。这里有一种蚊子，异常凶猛，它们躲在草丛里，谁一旦惊动了草丛，它们会奋起“追杀”入侵者，它们中的勇士在库米丝的额头上留下过几个好看的红包。
在戈壁上，东西南北对于我们一帮外来人来说，根本没有区别。太阳出来了，我们记住了那是东方；太阳落下去，我们知道了那是西方。可哪一天突然阴了天，雾气笼罩四野，我们哪个方向都搞不清了。当然这也不影响什么，我们只管干活儿，其他的都与我们无关。只是有时候放牧的牧民气急败坏地问我们：“看见我的羊没有？”我们东张西望，四方莫辨，结结巴巴回答：“哦哦哦，早上看到了，好像在西边的坳里。”过一会儿我们又更正道，“不对不对，是南边的坳里。”
但那条小河我们还是弄清了它的方向，在正北方。至于它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也懒得知道。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清亮的河水可以洗澡。开始当然也不知道离选厂那么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是阿哈告诉我们的，他说经常有羊群在那里喝水。这条小河，也许是他骑着摩托车野跑时发现的，也许是他们这种缺水的人对于水有着天然的感知。那天，他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和张壮去小河里洗澡。这辆摩托车就是坏了离合器的那辆，只能在奔跑中凭着惯性换挡，这项技术好像只有阿哈和他的同伴才有。这辆很有名气的摩托车长期停在他们宿舍门前，所有人费尽了力气和心思也没办法换挡起步。
小河不小，比我老家的峡河大多了。河边有几棵树，却几乎很少有草，小河就在那里别开生面地流着。也许它的上游和下游有丰美的水草，有人烟和牲畜，但我们看不见，也去不到。阿哈说：“你俩洗吧，我给你们看衣服。”阿哈不洗澡，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没有野外洗澡的习惯。其实这野天野地的，连只鸟都没有，哪里用得着看衣服。我甚至巴不得，正洗着澡，一只鹰从云里钻出来，像《西游记》里的某个情节，叼起我们的衣服飞得无影无踪，我们光着身子走回去。那样我们就有理由请假了，去奎屯或克拉玛依买一身新衣服。
河水很凉，但凉得恰到好处，相比于冰冷，已经降格了一个层次。它也许来自冰雪，走了很长的路，穿过炎热的夏风、山石、草木，换了心性，这心性正适合我们的皮肤。这一段河水平静又狭长，但不深，河沙是亮白色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沙子，从河底捞一把，在水面揸开五指，它们随水波滑落，可以看到它们粒粒饱满、晶莹，有的接近半透明。我知道，它们的主体是石英，石英多与矿脉有关，河流的源头某处一定有金矿或别的矿脉，这是我的专业。
正洗着澡，一匹马从远方嘚嘚地跑过来，上面一个人，看不清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在矿上，我经常看见牧人骑着马从路上经过，他们不是去集上买东西，就是去寻找牛羊。有几回天黑了，他们就把马拴在机房的铁柱子上，也不说话，直挺挺躺在机器旁的地上，立时就呼呼睡去。天亮了，打马而去。马渐渐近了，听声音是个女的：“阿俄，家里找你找不到，你却在这儿睡觉。”我和张壮这才注意到，阿哈靠着树睡着了。阿哈猛地从地上跳起来，用身子挡住来路，嘴里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知道来人是阿哈的“哈尔恩达斯（妹妹）”。
原来是阿哈有个伙伴突然拉肚子，让他回去顶班。料仓必须二十四小时有料，班不能停。
库米丝骑的是那位牧人的马，那个吝啬家伙的马让一个女孩子骑，真让人羡慕，他的马从没让我们碰过。我猜想不让我们骑，不是怕把我们摔坏了，而是有一回他驮了一百多斤牛肉要卖给矿上，主管硬说是死牛肉，坚决不要，这当然是想杀价，最后他只好一元一斤卖给了我们灶上。
夏天很热很长，像没有尽头。白天还好，忙着上班，各在各的岗位上。到了晚上都无事可干，天又热，大家都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斗金花”，一斗一个通宵。天亮了，接着上班，精力不减。青春真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坏东西。那时候流行“斗金花”，又叫“炸金花”。“斗金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整个夏天，我们除了上班、打牌，就是洗澡。在这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河里，我们洗了不下五十次。洗澡也不是为了干净，为了什么，我们也说不清。开始是年轻人洗，慢慢矿上那些年龄大的人也爱洗了。河里总是漂满白花花的身体。阿哈或库米丝有时给我包一包奶干，有时包一包塔巴馕，他们说洗澡饿得快。有一天洗着澡，张壮突然问我库米丝多大了，我说谁知道呢。过一会儿我告诫他，别生坏主意。张壮赶紧说，不会，哪敢啊。
库米丝到底多大了，有没有男朋友，一直是个谜。不过，这个谜也没有解开的必要。
秋天到了，秋天让戈壁更加高远。
那天夜里打牌打到了凌晨三点，我输了三百，张壮输了五百，口袋都变得空空如也，只好散场。在牌场上，我俩都是好输家，又都乐此不疲。我们穿着大裤衩子走出工棚，去野地里方便。一阵风吹过来，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随之扬起，向四方乱飞。张壮捂着身子说，秋天来了！
我们的工作面下扎到了三百米，除了越来越硬的石头，什么也没有。都说新疆在亿万年前是海底世界，坚硬无比的岩石再一次作出证明，它与数年前我们在山东渤海下面遭遇的岩石一模一样。工程部的人说，只管往下扎，到位了，自然就见矿脉了。我们就继续往下扎。
活儿越来越难干了，越往下，石头越硬，完成一茬爆破过程，要八九个小时，中途除了喝水，还要吃一顿饭。我和张壮把机器停下来，啃井上放下来的馒头。当然没有菜，就馒头的，有时是几个苹果，有时是一根大白萝卜。苹果很甜，萝卜水灵，对于馒头来说，都算得上是绝配。张壮说，要是有块馕多好，都是面粉，怎么馒头就不顶饿呢？吃完了馒头，我们接着做活儿。为了防止落石头，井口加了盖板。关了井盖，我们就完全陷在了黑暗里，得靠头灯的光亮。
每次下井时，我都会告诉井口值守的四川女人别关井盖，我们在下面很难受。开始她不敢违章，平淡地说：“有啥难受的，不都是那样干活儿吗？”我说：“不一样，有天没天不一样。”她看看天上，瓦蓝的天空，又轻佻又庄重。她点点头说：“哦，懂了。”每次我上班时，她就开着井盖。我们干一阵子活儿，就抬头看看天空，有时有云飘过，有时有鸟飞过，更多时候什么也没有，就那样干干地蓝着，不知道为什么，但就会觉得还有东西在和我们做伴，孤独和害怕就少一些。
罐提升一趟要二十分钟，出渣越来越慢。原来一天一夜两班，可以下扎四米，后来变成二十四小时一个半班，再后来，变成了一个班，只能下扎两米。老板很着急，就只有加派人手，人多力量大，四个人的活儿六个人干，自然就加快了进度。阿哈被抽调了过来。他由一名打石工变成了一名渣工，也算是升级了，他很高兴。
有一天，快要下班了，石渣只剩下两三罐。阿哈仰起脸看井口的天，井上起风了，风吹进井口，像吹口哨，呜呜长啸。风把平台上的乱草吹上天空，有一粒小石子儿被吹了下来，石子儿越落越快，最后变成了一粒子弹，钻进了阿哈的眼睛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也容不得石子儿，阿哈那只眼睛慢慢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阿哈不能再在井下干活儿了，又回到了选厂打石头。
事情发生那天，我不在场，也记不清在哪里了，可能在牌场，也可能去了牧场。那个放牧的人同意让我骑马了。那真是一匹好马，能驮着两个人飞跑。
我想起来好长时间没去过选厂了，也没见过阿哈和库米丝了，就买了一袋苹果去看他们。
他们都穿上了厚厚的冬装。阿哈戴着墨镜，我知道镜片后面有一只眼睛在看我，还和从前一样高兴。
库米丝的皮衣领口有一圈羊毛，风一吹，好看极了。
又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所有人终于吃到了塔巴馕。矿洞和选厂被当地一家公司收购了。大家都要离开了，当然也包括阿哈和他的伙伴们，树倒猢狲散。那一天，阿哈和库米丝打了一架子车的馕，推到工人食堂。那真是一场壮观浩大的塔巴馕盛宴！
作为风景的库米丝就要还给原来的风景了，阿哈也将回到山里的草场去放牛羊，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舍，但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回老板对阿哈说：“我儿子大学要毕业了，让库米丝给我做儿媳吧。”阿哈说：“不要对我说，那是她的事情。”老板猜不透这是一种开放，还是拒绝。后来老板破产了，回家收破烂儿，儿子在西安送外卖很多年，一直没有结婚。
这些年，我常常做梦，有些梦与自己有关，有些梦与自己无关，有些梦很长，有些梦很短。有一回，梦里我骑着一匹高大的骆驼，一手塔巴馕，一手奶酒，边走边啃边饮，骆鞍上还挂着两只口袋，里面全是塔巴馕。我像一个富翁，嘚嘚地走过托里县城，春风得意，去往遥远的乌孙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