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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曾国藩被戴上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帽子，为时论所唾弃。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建湘军，统率数十余万兵勇，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与太平军决战十二年之久，杀人自然很多。他甚至对俘虏也不宽容，实施剜目凌迟的残酷手段，并告诫其弟“不以杀人多为悔”。说曾国藩是残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并不过分。但称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笔者不敢苟同，试为辨之。
何谓汉奸？何谓卖国贼？所谓汉奸，其本来意义是指以出卖汉族利益来为异族服务的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因而确切地说，一般所谓“汉奸”是指投降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事实上，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就是出卖国家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汉奸即为卖国贼。因此，所谓“汉奸”，简而言之，含义有二：一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二是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在第二个意义上，“汉奸”与“卖国贼”同义。人们骂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也是从这两个含义出发而言的。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指曾国藩为满人效命而镇压汉人起义；二是指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为外国人卖力，而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先来看看第一点。
满族人当皇帝的清王朝，在嘉庆之后逐渐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经济衰疲，国势孱弱，进入衰朽末世。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落后、反动更加暴露无遗。现实教育人们：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腐朽的政权。同时，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完全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前途。一个旨在推翻以皇室权贵为首的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就在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全中国人民中酝酿、形成。但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大部分人，反满的思想中包含着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完全不承认从唐代起就列入中国版图的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把皇室权贵统治中国的二百六十余年，看成是中国的沦陷。在闻名中外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一文的末尾，邹容号召全国人民，与“世仇满洲人”血战，并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自序》落款日期为“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另一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刘道一认为“乱中国者满人，亡中国者非满人也，汉人也。盖汉奸者，引入满人之媒介也”。因此，他提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的口号。而凡是为清王朝出谋献策、奔走效力的人都属汉奸之列，故“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杀汉奸必杀张之洞”，自然，“反噬祖族，掣东南半壁奉之满洲”的曾国藩，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大汉奸。
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企图利用千百年来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来推翻清王朝的用意，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事实上，这种汉民族意识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就因此而肯定那种把满族排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的观点是正确的，也不能就因此而肯定那种把满族少数贵族和广大满族人民混为一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狭隘的民族意识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赞许的思想，而是我们应当批判的错误观念。用狭隘的民族意识作反满的宣传，只能说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幼稚、片面、偏激，它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某些作用，但终归不会得到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赞同。所以，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把曾国藩看作汉奸卖国贼，显然是不对的。如果说替满人出力，镇压汉人起义的人是汉奸卖国贼的话，那么清代所有汉族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汉奸卖国贼，不顾重病在身、受命即赴任，最终死在镇压农民起义途中的林则徐更是汉奸卖国贼。这无疑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就如同历史上岳飞镇压杨幺起义、卢象升镇压李自成起义一样，只能从他们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去找原因，从他们忠君敬上的伦理道德观上去找原因。曾国藩的立场及其道德观决定了他只能成为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绝不可能是农民起义的拥护者。被历史学界所公认的爱国将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凶残、坚决方面，是一点也不比曾国藩逊色的。既忠君爱国，又镇压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们看来，不仅不矛盾，而且应该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此，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刽子手则可，说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汉奸卖国贼则不可。
曾国藩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另一条主要罪状，是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下面，我们再来谈谈这件事。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建教堂。很快，中国土地上到处建造了外国教堂，城乡各地都可以看到外国传教士和皈依洋教的中国教民。
这个新起的事物，一开始便和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教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大异其趣。统治集团中无论顽固守旧派、洋务派都讨厌它，咸称为“邪教”。如顽固守旧派首领醇郡王奕
，公然鼓励乡绅民众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洋务派头头李鸿章也说从各省毁堂阻教事件中，可见民心可恃，邪教不能惑众。地方官与教会也多龃龉。如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曾向全省官员发出公函，号召驱逐外来传教之人。老百姓更是对那些凌虐乡里、欺压平民的不良教民怨怒至极。
这样，随着传教的扩展，反教会的案件也在全国不断发生。比较大的教案有：江西南昌教案，湖南湘潭、衡阳教案，贵州遵义教案，四川酆都、彭水、酉阳、大足教案，台湾台南教案，福建延平教案，安徽芜湖教案，江苏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等地的教案，热河东部朝阳、平泉、赤峰教案。影响最大的则是曾国藩等人办理的天津教案。
当时，遍布中国各地的教案，从总体来说，无疑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瓜分灭亡中国的正义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各地教案的发生，有其不同的复杂原因，对这些教案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出于义愤，有的则是地方官吏绅士在暗中操纵，有意把事态扩大，有的则纯出于仇教的心理。因此，不能毫无分析地笼统把一切教案都称为爱国行动。
同治九年入夏以来，天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传说有人用药迷拐幼孩，又义冢内小孩尸体有暴露出来的，而暴露之尸系教堂所丢弃，并有教堂挖眼剖心之说。五月二十日，有人捉拿用药迷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至官府，审讯时牵涉到已入法国教会的教民王三，于是民情汹汹。二十三日，法国领事丰大业、传教士谢福音面见武兰珍，但武不能指出王三其人，且所供与教堂实际不合。教堂外面，围观津民与教堂之人发生口角、殴打，此时丰大业持枪进入三口通商衙门，并在衙门内放枪。教堂外已聚民众数千人。丰大业愤而外出，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向刘开枪未中，而伤到刘之仆人。于是百姓愤怒至极，遂将丰大业打死。这时，群情激愤，扯毁法国国旗，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两名，美国、英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毁坏法国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两处，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打死了外国领事、撕毁外国国旗、打死外国人及教民二十多人，这些都是从前历次教案中所没有的。法国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有调集兵船的威胁，英俄意比等国亦纷纷抗议。事态严重，清廷焦虑，急速派遣正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案。
在派遣曾国藩处理津案的命令中，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廷强调：“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在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负责处理津案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情的起因是“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朝廷在接到崇厚报告后再次令曾国藩前赴天津，并严令他查明案情，缉拿凶手，弹压滋事人员。五月三十日，朝廷在看到奕䜣“宣布中外”“以安人心”的报告后，谕内阁严惩“影射教民，作奸犯科”的“匪徒”。接着又据崇厚所请，将天津道府县官员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先行交部，分别议处。随后，派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向法国说明真相，赔礼道歉。
这样，在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以慈禧为首的清中央政府已为处理津案定下基调，画出框框。简单地说，即如下几条：一、如教堂有人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则按律惩办；二、严惩为首滋事人员；三、处理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四、保护教民；五、向法国政府认错。
清中央政府处理津案的基调，出于它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贯软弱屈服的路线。在津案发生前一年的四川、贵州教案尚未了，法国公使罗淑亚乘坐兵船，耀武扬威地巡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威胁当地官员处理积压案件。清廷对此十分害怕。余波未息，津案又起，自然如惊弓之鸟，竭力压抑本国百姓而讨好外国。
很明显，这时不管处理津案的任务交给谁，他都只能在政府划定的框框里办事，是不敢也不能另出一套点子，以破坏所谓“中外相安”的大局的。历史就这样决定了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必然成为清廷软弱屈服路线的执行者。
曾国藩接到命令后，一面着手了解案情经过，一面力疾启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为津案的真正起因，乃是津民对法国教堂的残忍行为的仇恨，丰大业开枪伤人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因此，必须首先弄清传闻中法国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之类的罪行是否确实。他向朝廷汇报了这个想法：“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在得到朝廷认可之后，曾国藩通过审讯调查，结合过去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也出现过“挖眼剖心”等类似传闻而最终并无确证的事实，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确认挖眼剖心、杀孩坏尸、采生配药等，“以理决之，必无是事”。此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已觉得津民理曲而洋人理直。这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立足点。他希望朝廷将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同时坚决表示：“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
但此案使曾国藩很感棘手。因为当时是群众性的暴动，拿犯虽多，而确证不易获得，难以定罪。曾国藩根据确凿证据，认为可以正法者七八人，清廷认为杀七八人少了。在朝廷“不得稍涉宽纵”和“迅速了结”“愈早愈妙”的方针指导及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挟下，曾国藩不得不变通办理，有的证据不足也匆匆定案。经过三个月，在崇厚、丁日昌、毛旭熙、李鸿章等人配合下，天津教案最后以地方官员充军黑龙江，杀津民二十人，军徒二十五人，赔偿法俄等损失抚恤费五十万两白银了结。
在曾国藩办理津案期间，以醇郡王奕
、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为代表的朝臣向朝廷上奏，以杨岘、仓植为代表的曾氏僚属友朋向曾氏上书，他们一致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喻之以理，应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有的甚至主张即使不能乘此机会杀尽在京洋人，烧尽其房屋，也要与法国绝交，“略示薄惩”。
对于这些清议，曾国藩一律视为谬论，他不为“浮言所摇”。于是，清议讥责，士民愤恨，汉奸卖国贼的呼声由此而起。
今天，天津教案已过去一百余年了，当我们以历史眼光重审这一事件时，应该可以比当年的清议派更为客观些。因天津教案而加在曾国藩头上的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无论从津案的本身来看，还是从津案处理的大计来看，都是不恰当的。
天津教案由无稽的传闻而引起，并因此“把群众的行动引入歧途”。此案中打死二十多名外国人和教民，而多数又是与本案毫不相关的无辜受害者，且津民中又确实混入了少数歹徒，他们趁乱杀洋人而越洋货，从而使事件变得很复杂。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这样的群众运动，究竟对处理“挖眼剖心”能起什么作用？外国教堂（包括法国教堂在内）确实在中国干了很多坏事，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制裁，但由“挖眼剖心”而酿成如此巨案，却正好给外国教会攻击中国人民提供了口实，从而堂皇地为自己的罪行做辩护。关于毁堂杀洋一事，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后来曾当面对慈禧做过理智的分析：“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当然，曾纪泽的话无疑有为其父表白的成分，但这番话毕竟还是说到点子上了。笔者认为，天津教案是一批有着爱国情绪的民众，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桩盲目行动，动机虽好，效果不佳。它的愚昧性超过进步性，破坏性大于积极性。天津教案从总体上不能说是一个爱国的反帝行动。
既然事件的直接起因在于误会，而外国人的确在冲突中损失很大，其间又有坏人浑水摸鱼，那么，曾国藩奉命处理此案所采取的几项主要措施，即官员革职、凶手正法、赔偿损失等，从原则上说，就并非汉奸卖国贼的行为。据天津教案的处理来判定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也不恰当。在津案处理的后期，为防意外，曾国藩在京津一带布置重兵。如果真的要当汉奸去卖国，他大可不必如此。这样说，并非要抹掉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天津教案的处理，既然是整个清廷软弱屈服的外交路线的产物，它本身也必然是软弱屈服的。曾国藩本人在津案处理中的表现，虽不能说是汉奸卖国贼，但他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一、清廷所定下的处理津案的软弱屈服的基调，曾国藩是出自内心拥护的，与清中央政府决策者的态度一样，他也是一心以压抑本国来讨好外国，“保全和局”。在惩办凶手时，他甚至要奕䜣去问法国人，中国应当杀多少人。“中国如数办到之后，和局便可定否”？他所杀的二十名津民中，自知有的证据不足，也在“不得不变通办理”的幌子下将他们判决了。
二、因为怕得罪法国，激起兵端，对于津案导火线——丰大业开枪伤人一事，明明曲在洋人，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曾国藩不敢义正词严地向法国指出，向全世界昭布，反而一再强调教堂蒙受了不白之冤。
三、王三、安三、王三纪、刘金玉的供词都牵涉到教堂，在在可疑，本应穷追不舍，但曾国藩怕罗淑亚又推波助澜，结果“浑含出之”，不加追究。
四、教民王三，因迷拐一事被获，谳词未定，罗淑亚坚决要求释放，屈于压力，曾国藩亦暂时释放。
以上四条，如果曾国藩态度强硬，据理力争，中国方面在处理津案中完全可以在政治、经济上少一些损失。至于被处决的津民中的爱国者冤魂，则更是千秋万载之后都不会瞑目。
因害怕引起战争而在洋人面前如此委曲求全，不管曾国藩事后多次忏悔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是如何地发自内心，一百余年来，他还是不断地受到世人的谴责。
以上，我们从为清王朝出力镇压汉人起义及对天津教案的处理两个方面，分析了曾国藩汉奸卖国贼的罪名不能成立。下面，我们再来剖析曾国藩一生的政治思想，看他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一直到咸丰二年，这段时期，虽说也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迁升极快，但毕竟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的行列。对待外国人，他所持的是儒家传统的“华夷之别”“尊王攘夷”的观点。他在家书中多次谈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一带的骚扰及清政府的处置。在谈到这些时事时，曾国藩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对外态度。这种态度一是担忧，既担心国家领土会被外人侵占，也对战事和赔款所费忧心忡忡。二是痛恨，既痛恨英国强盗的暴行，又痛恨政府军队的腐败，更痛恨勾结英国，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出于对英国侵略者的民族义愤，他对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获胜特别高兴。姚莹率兵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生擒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他感到“大快人心”。三元里人民抗英，他很支持，并由此看到“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的事实。金竺虔将到福建为官，他作诗鼓励：“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希望金竺虔与侵略者作战，守卫海疆。
作为清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一个时时思念如何报答朝廷“格外之恩”“非常之荣”的臣子，曾国藩又是政府软弱屈服外交路线的支持者。他为政府辩护：“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的目的是“安民而息兵”。这种“权为和戎之策”是建立在“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残酷现实基础上，“实出于不得已”。如果能用“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的高昂代价换来“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虽然是“以大事小”，也仍然是“上策”。
如上所述，曾国藩痛恨夷狄，痛骂汉奸，担忧国事，不管是出于盲目自大也罢，出于民族大义也罢，哪怕是出于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也罢，总之，其思想基础绝不是卖国的。但是，也可以看出，早期曾国藩的对外思想中，已有一种对洋人的自卑畏惧心理。这种软弱的心理，贯穿着曾国藩一生的对外交往，尤以天津教案的处理表现得最为充分。不过，软弱毕竟不是卖国，“和戎”也绝非汉奸。这在咸丰二年之后，曾国藩渐渐成为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直接影响政府内外政策的年代，更能清楚地看出。
曾国藩以自己的实力地位和识见，从两个方面影响当时朝廷的决策，即一为防夷，一为自强。
咸丰十年十一月，俄国、法国向清政府提出派兵船配合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就此事要曾国藩发表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认为当时长江两岸千余里水路，有湘军水师控制，太平军在水上不是湘军的对手，用不着外国出兵船帮助。他特别提醒咸丰帝：“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因此建议：“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实际上要朝廷婉言谢绝。因为咸丰帝亦不太赞成“借师助剿”，俄法此次计划告吹。
同治元年正月，慈禧就江苏士绅请借洋兵一事询问曾国藩。曾国藩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人之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三月，江浙绅士再次向朝廷请洋兵“规复苏常各属城池”。慈禧以为“该绅士等情殷桑梓，或非无见”，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这个请求。同时，她也想听听曾国藩对此事的看法。曾国藩回奏，再次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助守上海则可，动剿苏常则不可。”并援引唐代回纥协助郭、李收复西京的故事，申明因目前无得力军队与洋人共同作战，担心客兵优于主兵，今后难以挟制。鉴于慈禧“借师助剿”的既定方针，曾国藩不能过分违背，只得建议采取“不干求，亦不禁阻”的策略。
同治元年五月，朝廷明知“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但鉴于曾氏当时以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地位，仍然就崇厚提出的调印度兵助剿一事征求他的意见。这次曾国藩不但明确表示不赞成，并且希望朝廷“申大义以谢之”：“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
从曾国藩就“借师助剿”四次向朝廷的献策来看，他对外国人出兵协助攻打太平军之事，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比他的皇室主子更为踊跃，相反地，曾氏对此事一贯是不热心的。这种不热心，既有出自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担心洋人有“意外要求”，同时，也有出自对湘军集团利益的考虑。他要让湘军独占镇压太平天国的全功，不使外人分润。因此，当同治二年二月，英国侵略军头领士迪佛立特意赶到裕溪口见曾国藩，要求建一支一万余人的洋枪队，用英国人做头目，包打天京及江浙各城时，曾国藩十分冷淡。他借“须函商总理衙门定夺”为辞推托过去，实际上是拒绝了，此后也不再提起这事。
洋人“助剿”太平天国，毕竟是因为曾氏自己兵力不敷，且在他看来，此举乃是为挽救大清帝国于灭亡之中，因此可以勉强接受；而阿思本舰队一事，明显地侵犯了中国主权，则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
同治二年元月，正在英国养病的清海关正税务司李泰国，擅自与英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为期四年的合同。合同规定清政府委托他代买的七艘兵船所组成的舰队，由阿思本完全指挥，只服从李泰国传达的中国皇帝行得通的命令，别人不得干涉。这实际上是英国通过李泰国、阿思本来控制中国的海军大权。清政府开头拒绝，后在阿思本的要挟下，企图向阿思本妥协，同意由阿思本独领舰队。曾国藩知道后，坚决反对这个妥协。他给奕䜣写信，严词谴责总理衙门的出尔反尔，说中国水师“将引为大耻”。最后坚决表示：宁愿白白扔掉二百万白银的购船费用，也不要由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最后，由于曾国藩的强硬态度，使得清廷不再向阿思本妥协，维护了中国的海军主权。
在时时提防外国人企图强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这方面，曾国藩是清醒的；“防夷”这根弦在他的头脑里是绷得紧紧的。他在与外国人的交道中，并没有什么汉奸卖国的行为。
在防夷的同时，曾国藩比清朝当时一般廷臣疆吏的眼光显得更为远大，为“大清帝国”的筹谋显得更为深长，这突出表现在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给朝廷的奏折中。他一方面表示可以审慎地答应美商、俄商海运粮食的要求，另一方面指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只是“得纾一时之忧”，而长远的方针应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则“可期永远之利”。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有感于中国的被欺侮，魏源愤而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喊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声响亮的口号，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但可惜魏源的政治地位实在太低了，人微言轻，他的这个主张既不能打动政府决策者的心，自己又无力付之实践。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思想，无疑是受魏源的启迪，并由于自己的亲临军事前线而体会更深。由于曾国藩在政界的地位，更由于此时咸丰帝正蒙受着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自己仓皇逃避热河的奇耻大辱，一经曾国藩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便立即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赞同。二十多天后，奕䜣、桂良、文祥联合提出包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通商大臣及收集外国新闻等六条章程。再过八天，奕䜣向咸丰帝提出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并雇法国匠人传授制造技术的建议。又过三天，咸丰帝发出了清代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道命令，并“着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从此，为中国跟上时代步伐、迈进世界潮流，并为中国近代化奠定基础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曾国藩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办洋务，目的是明确的：一剿发逆，二勤远略。剿发逆，即镇压太平天国，是当务之急；勤远略，即使中国“徐图自强”，则是长远之策。所以，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仍以极大的精力兴办洋务。
同治四年，受曾国藩委托在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机器制造局。同治七年，曾国藩亲至上海，驻铁厂检查洋炮轮船工程。曾国藩对南京、上海的机器局、铁厂、船厂的工作很满意，称赞这些工厂“为中国自强之本”。同年，上海船厂第一号大轮船驶至南京，曾国藩亲自命名为“恬吉”，并登船试航至采石矶。他由此而联想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同治九年七月，曾国藩鉴于闽沪两船厂初建，向朝廷建议慎择船主，出洋操练，以“捍御外侮，徐图自强”，勉励内外臣工“卧薪尝胆”。九月，因“沿海防务，亟宜筹备，闽沪两处铁厂成船渐多，而未尝议及海上操兵事宜”，他又向朝廷推荐吴大廷，“请将吴大廷调至江南，综理轮船操练事宜”，将“于整顿海防，实有裨益”。这月十六日，又奏调陈兰彬来江南主持轮船操练事宜，并提出派遣幼童出国学习，“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同治十年七月，又会同李鸿章再次奏请遣派幼童出国留学，并拟定留学章程。这年十一月，曾国藩再次到上海巡视铁厂、轮船局、机器局，为江南铁厂新造的四轮船分别命名为“恬吉”“威靖”“操江”“测海”，将原“恬吉”改名为“惠吉”。
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致函总理衙门，认为轮船局不宜停止，逝世前三天，曾国藩还在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
为使“大清帝国”自强，曾国藩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大清帝国”能不能因此而自强，这条路走不走得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曾国藩希望它自强，并为它的自强而努力不息，总不能说，他的这些想法和实践是卖国的吧！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但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根主干，把握住这根主干，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他的全部政治思想。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他家世代以耕读为生，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也并不好，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即“出身寒素”。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年七迁，三十七岁便成为从二品大员。如此年纪，便跻身卿贰，是清代湖南的空前绝后之人。由荆楚下士，迅速成为内阁大员，对朝廷的恩德，曾国藩自然感戴万分，报恩尽忠之念，铭心刻骨；而程朱之学的束缚，又使他的这种思想更加稳固。
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年代，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节制四省军务，是清朝立国来最受信任的汉员。攻下南京以后，兄弟同日封爵，真所谓“殊恩异数，萃于一门”。以后又拜大学士，成为朝廷宴会时汉员大臣的领班。所有这些，把曾国藩与“大清帝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大清帝国”给了他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他要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竭尽全力、奋斗终生。这就是曾国藩政治思想的主干，他的一生活动都受其支配。
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使这个政权不被农民推翻。外国人愿意帮助他镇压农民起义，他原则上不反对，但对其用心时刻提防。他看到当时国势衰弱，因而力办洋务，企图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中国自强。他在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面前胆怯软弱，认为中国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旦开战，只有失败。因而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委曲求全，为保和局而不惜受辱。他认为这样做是为国家全局着想，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
把住“忠君”这根主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曾国藩是“大清帝国”才干卓著、富有远见的忠臣，他想的、做的都是对国家、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忠诚孝敬。正因为此，在曾国藩死后，以皇帝名义颁赐的祭文称赞他“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爱国将领左宗棠也在挽联中表示“谋国之忠”“自愧不如”。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曾国藩，可以说他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的铁杆维护者，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外国强权面前的怯弱者，但他不是汉奸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