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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小说《曾国藩》问世以来，十多年间，常有热心读者问我：曾国藩为什么不自己做皇帝，甘心充当清王朝的铁杆保皇派呢？也有读者为曾国藩惋惜，认为他放弃称帝，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甚至有人据此批评曾氏，说他太自私，因为自私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很有兴趣跟大家一起来探索。
咸丰三年八月，曾氏由长沙迁往衡州府。这次南迁，名义上是“就近搜捕”湘南土匪，实际上是他在长沙城里待不下去了。曾氏奉旨在长沙办团练搜查土匪安定地方，本是地方文武的帮同者，即协助者，但曾氏一则出于高度的责任心，二则仗着多年侍郎的资历和眼下钦差大臣的身份，反客为主，变帮办为主办，又奉行法家宗旨，以重典治乱世，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所制定的“就地正法政策”，侵犯了地方政府的职权，强迫绿营与团练一道严格训练、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严办与湘勇械斗的绿营兵，又因而与军方结怨。文武两方都讨厌曾氏。曾氏不得已，退出长沙，将衙门搬到衡州府。趁着战局紧急、朝廷命他救援湖北的机会，招兵买马，扩大湘勇，来衡州不满四个月，便将湘勇迅速扩大，组建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共一万人，加上近八千辅助人员，号称二万，曾氏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这时有一个名叫王闿运的湘潭秀才，正在衡州东洲书院求学。此人虽习孔孟之道，心中向往的却是战国纵横家们的帝王之学。他那时刚二十出头，但很有胆量，居然敢于一个人闯曾氏设在衡州城里的湘勇指挥部，面见曾氏。劝曾氏既不助朝廷，也不助太平军，拥兵自重，蓄势自立，要以韩信为前车之覆，莫使悲剧再次重演。王闿运实际上是在充当第二个蒯通。当年蒯通劝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刘、项之外的第三方。所谓“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韩信未听，结果被吕后所杀。曾氏未采纳，但也未斥责他，留他在营中。大军北上时，王借口身为独子，不能长住军营，于是离曾氏而去。这应该是曾氏所遭遇的第一次劝进。
咸丰十年四月，曾氏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当即整军东进；六月，将两江总督衙门驻扎在安徽祁门。就在这时，王闿运又来到曾氏军营。这几年，王闿运积极推行他的纵横之术。他做的最大一件事是来到肃顺家做家庭教师，与肃顺关系密切。但不久，他又离开北京，在山东巡抚文煜衙门过完年后又转回北京，听说曾氏放了江督，遂南下特为拜访。王这次在祁门住了两个多月。此时，曾氏的军威与声望远远超过当年在衡州府初建湘军时。王再次兜售他的蒯通之计。野史上说，曾氏听王滔滔不绝的议论，微笑不语，只用手指蘸茶水不停地在桌面上写字。待曾氏有事暂时离开时，王走近桌面，见上面写着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王只得怏怏离开祁门，临行赋诗二十二首，感叹此次祁门之行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关于王闿运两次劝曾氏自立的事，可从他的真传弟子杨度的诗中觅到蛛丝马迹。杨度在他的长诗《湖南少年歌》中写道：“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这可谓曾氏第二次遭遇的劝进。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吉字营打下安庆。这是湘军的一个大胜利。初八日，曾氏将两江总督衙门由东流县移到安庆府。从祁门到东流，曾氏的江督衙门一直处于流亡状态，进了安庆城，算是有了一个体面的办公场所。不料两天后，曾氏忽接咸丰皇帝驾崩的哀诏。咸丰帝才三十一岁，他的去世，是曾氏及所有湘军高级领导层所不曾料及的。继位的载淳才六岁，由咸丰临终所托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辅佐政务，这八个人中却没有小皇帝的亲叔父且在朝廷有很高威望的恭亲王奕䜣。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就在这个时候，不少野史都记载，当时湘军集团高层，曾有过一次酝酿推曾氏为头自立东南的过程。
先是胡林翼打发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左宗棠近日回了一趟湘阴老家，游境内神鼎山时，作了一副嵌字联，道是：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胡在信中问曾氏，左的这副联语作得如何？显然，左的这副联语化自《左传·宣公三年》中的如下这段话：“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段话也是后世“问鼎”一词的出处。
曾氏明白胡与左的用意，将联语改动一个字后，原信退回。这个改动是将“似”改为“未”。
又，彭玉麟也在这个时候，悄悄递给曾氏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野史上说，恰好此时有人进来，曾氏将这张纸条吞进肚子里。
这应是曾氏所遇到的第三次劝进。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南京被吉字营攻下。湘军与太平军的角逐，至此以前者的全胜而结束。因放走幼天王、李秀成以及抢掠城内金银财货，吉字营受到朝廷的严厉谴责，并责令其统领曾国荃上缴已落入私人腰包的全部金银财货。此令激怒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所有官勇。以曾国荃为首的吉字营高官们一齐来到曾氏身边，劝曾氏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曾氏一言不发，只写了一副联语送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荃知乃兄无造反之意，遂作罢。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的劝进。
首先，曾氏是一个家世寒素的农家子弟，他说过他们曾家是“从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台洲墓表》），也就是说五六百年来，他们曾家没有人得过秀才以上的功名，当然，也没有人做过官，直到他父亲四十三岁那年经过十七次考试，才得中秀才。可见功名富贵对曾家来说，是多么的艰难。但曾氏二十三岁为秀才，二十四岁为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三十七岁即为二品大员，其功名富贵之顺，远非常人可比。平心而论，他一个偏远乡村的农家子弟，若不是朝廷所推行的科举考试及破格提拔，怎么会有此等命运！曾氏对朝廷的恩德，真可谓沦肌浃髓，刻骨铭心。从情感上来说，他是决不可能背叛皇家的，更遑论起兵造反，推翻这个于他恩重如山的朝廷！
其次，曾氏是一个理学信徒，不是赵匡胤、袁世凯一类的强权政客。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的上层，活跃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强权政客，几乎人人都想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代清自立的袁世凯，许多人没有做成赵、袁，只不过是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合适的环境罢了。这些人的眼中只有权力与利益，他们也会讲信仰、道德等，但这些话无非是欺蒙世人，或钳制别人而已，“信仰”“道德”云云，纯为达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但是，世上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是把信仰、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权力与利益都要在符合信仰与道德的范围内去考虑。前一类人可称之为豪杰，后一类人的楷模通常被称为圣贤，所以，世上便有豪杰事业与圣贤事业之分。
豪杰事业重在功利，圣贤事业重在德行，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很难统一。故而，立德立功难于兼顾，其原因就在这里。曾氏虽然建立了巨大的事功，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理学信徒。他的人生榜样是圣贤而不是豪杰。曾氏一向推崇“诚”，他若举兵反朝廷，便是彻底背叛了过去，是最大的不诚，最大的欺人欺世。对于曾氏这种理学家而言，宁愿死，也不会那样去做。所以，要曾氏接受劝进，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次，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他有最深切的认识，他不忍心再挑起战争。战争是给人类带来最大摧残最大伤害的活动，它可以在顷刻之间摧毁千辛万苦所获得的成果，毁灭人所最为宝贵的健康与生命，故而从古以来人类都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
曾氏出身农家，在淳朴的乡村长大，珍惜劳动成果与生命这种农人意识，对他来说可谓与生俱来。他带兵十多年，转战十余省，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创伤，他的感受自然比别人深刻。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这种沉重的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它既有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上的伤痛，又有一个担当大任者的道义上的愧疚。
同治三年六月，南京城坚固的城墙被湘军炸开。这座被太平天国当作都城的江南名城，重新恢复它的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的原身份，战争所摧毁的城墙很快被修复。曾氏为此事立碑铭文：“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作为湘军的统帅，这里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得意与张扬，有的只是对生命和物力在这种一失一复战争中的损耗，所表现出的沉痛的惋惜。我们只要将目光稍稍从功利二字离开一点，便会看到：南京的一失一得，与为此丢失的十余万生命比起来，简直毫无意义可言！正是因为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太深切，所以他多次对两个儿子说打仗是造孽的事，要他们今后绝对不要从军。倘若曾氏造反，带来的后果必定是战争的危害面更扩大，战乱的时间再延长，一个认为打仗是造孽事的人，会由自己的手去挑动新的战争吗？
最后，受道家功成身退思想的影响，胜利后的曾氏也不可能会去再举反旗。
曾氏的好友欧阳兆熊，曾经以“一生三变”来总结曾氏一生的成功要诀。所谓的“三变”，指的是，早年从词赋之学一变为程朱之学，中年从程朱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晚年从申韩之学三变为黄老之学。程朱之学即儒家，申韩之学即法家，黄老之学即道家。道家学说同样博大精深，然其要义一在顺其自然，二在以柔克刚。正是基于这些理念，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又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曾氏在咸丰七年守父丧期间，认真地总结出山五年来所经历的一切，痛定思痛，决心改弦更张，以道家的学理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方针。果然，周边环境大为改善，军事也逐渐走入坦途。欧阳兆熊说曾氏即便面临收复南京这样的天下第一大功，也无一点沾沾自喜之色。我们看他此时送给其九弟曾国荃的四十一岁生日贺诗，十三首诗几乎都贯穿着这种“功成身退”“功成而不居”的道家思想：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
拂衣归钓五湖春。”
“与君同讲长生诀，
且学婴儿中酒时。”
显然，一个想“拂衣归钓”的功臣，怎么可能又会去想黄袍加身呢？
其一，曾氏没有夺取皇位的足够实力。
湘军是当时湖南军事团队的总称。曾氏虽然名义上是湘军的最高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像赵匡胤指挥北周的禁军、袁世凯指挥晚清的北洋军那样，具有指挥整个湘军的权力。湘军中的每一支人马，都是其统领自行招募的，该统领便是这支人马的指挥者，各营各队皆听他的调遣，别人调遣不动。如果该统领死去，这支人马就自行解散了。人们称这种现象叫作“将存军完，将死军散”。一支人马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山头。湘军集团内部的山头很多，到南京打下时，有这样几个主要山头：曾国荃的吉字营、彭玉麟与杨载福的长江水师、左宗棠的楚军，还有刘长佑、刘坤一、刘岳昭即三刘的三支人马，另外还加上李鸿章的淮军。淮军虽然是安徽人的军队，但因是奉曾氏命令所组建，其建制一本湘军，故当时它还属于湘军集团。
基本上能完全听从曾氏指挥的人马，也就是他的嫡系，只有两支，一是吉字营，一是水师。但是，那时的吉字营已严重腐败，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吉字营的战斗力是被南京城里的金银财货瓦解的。打下南京那一刻，吉字营积聚已久的腐败来了一个彻底的大爆发。整个吉字营从上到下，从将领到勇丁，全都毫无忌惮地大肆抢掠各大王府中的金银财宝，最后干脆焚烧王宫，毁灭罪证。那几天的吉字营，简直成了无恶不作的强盗。这群人的典型代表，便是第一个冲进城内、已被清朝廷封为子爵的李臣典。李进城后，还没有来得及接到朝廷的封册，便突然死了。李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强壮如牛，为什么会猝死？据野史记载，此人死于荒淫。六月盛暑天，他将七八个女人关在屋子里，日夜纵欲无度，靠大吃春药来刺激，终于力尽精竭，横尸床头。这批大发横财的湘军将士，急着要将财宝运回湖南享福做土财主，再不想提着脑袋冲锋陷阵了。这样的军队岂能再用？两年后，曾国荃做湖北巡抚，招募六千新湘军，该军的统领彭毓橘、郭松林以及重要将官都是吉字营旧人，结果在与捻军交锋的战场上一败涂地，军威几乎完全没有振起过。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曾氏对大胜后的吉字营战斗力评估的正确。
曾氏的另一支嫡系是水师。水师一共有三支：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后两支是从长江水师分出来的。曾氏对水师很重视，早期他的指挥部就设在水师。水师统领彭玉麟、杨载福对他也很忠诚。水师在打南京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南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封锁长江，便封锁了南京城与外界联系的一条最重要的运输线，切断了救援人力、物力的最主要的来路。湘军水师担负的便是这个任务。但是，若要北上攻打北京，水师则全然派不上用场，因为北京周围无大江大河。湘军水师到了此地，好比旱路行船，无功可建。
由此可见，曾氏不具有夺取帝位的实力。
另外，有一点，虽不能作为一条理由来推断，却也不能无视。曾氏本人并不擅长临阵指挥，真要挥师北上，一切还得要仰仗他的九弟曾国荃。相应地，在北进的战争中，老九的实力将更增强，羽翼将更丰满。老九是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与其大哥的人生追求并不完全一致，到时，他愿不愿将自己一手夺得的皇位送给大哥还不一定。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临终前不得不把位子让给弟弟赵匡义，而接下来的是老弟的子孙世世代代做大宋朝的君王。谙熟历史的前翰林院侍讲学士对这段历史、对“烛光斧影”的传说应该是知道的。自己背骂名，而让老九的子孙坐现成的江山，这种事情，曾氏也是不会干的。
其二，湘军内部存有强大的反对力量。
历代帝王都会玩弄制衡术，咸丰帝、慈禧也不例外。何况他们身为满人，对执掌军权的汉人更是时刻提防着。他们不得不用湘军，却又害怕湘军势力过大，而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湘军势力逐渐壮大，这又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其控制的办法只能是让他们内部互相制约，不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咸丰帝之所以迟迟不给曾氏地方实权，而又陆续任命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为巡抚，其用意就在这里。咸丰十年四月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授曾氏以江督之职，接下来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把左宗棠由一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左的军功固然是他火箭上升的重要原因，而左的楚军足以与老九的吉字营分庭抗礼以及左长期不买曾氏的账，则是其实质性的深层原因。
曾左之间存有芥蒂，这一点朝廷早已知道，朝廷迅速提拔左，其用意在于让湘军内部双峰并峙。当年，曾氏丢下江西军务回籍奔丧，遭到左的带头斥责；后来南京城内逃走了洪天贵福与李秀成，又被左报告朝廷。这两桩事并不算太严重，左都持与曾氏对立的态度，倘若曾氏胆敢造反，左还能容得下他吗？左的地位及其实力，都会促使他公开向曾氏宣战，与曾氏先在江南摆开阵势，然后冠冕堂皇地鸣鼓以击之。到时，朝廷根本不用担心，曾氏的军队未过淮河，湘军集团便会先闹起内讧来。
其三，朝廷的防患部署。
前面说过，朝廷对湘军是既用又疑，疑则有防。我们看到，在湘军的旁边，一直有两支由满人做统领的绿营在协同作战，即多隆阿与都兴阿所统率的两支军队。多军与都军固然是湘军的友军，但不能忽视，这两支军队也负有监视湘军的责任。
南京打下的第二天，江宁将军富明阿，就以查看城内满人营房破损情况为名进了城。满人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所设的将军衙门，本就负有监督辖区内行政官员的职责，富明阿作为朝廷最为信任的江宁将军，这样快地进城，毫无疑问是充当朝廷监视大胜后的湘军之耳目。
与南京相隔百里之距的镇江城，驻扎着冯子材的军队。冯子材是晚清绿营中仅有的几个骁勇善战的将官之一。冯子材一直驻扎在镇江未动，应是朝廷的有意安排。此外，有铁骑之称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也以剿捻为名南下山东、苏北一带。僧格林沁是咸丰帝的表兄，是忠于朝廷的国戚，他的马队南下，显然也有针对南京城内的湘军的战略目的。
倘若曾氏兄弟稍有点异常举动，身在城里的富明阿便会以最快的速度报告朝廷，冯子材、多隆阿、都兴阿的军队便会在第一时间兵临城下，僧格林沁的马队也会在两三天内赶到南京，再加上左宗棠的高举义旗讨伐叛乱，远在直隶、广西、云南的三刘必定会与左遥相呼应，一向善观形势的李鸿章，在这种气候下，也一定会站在朝廷一边。到那时，曾氏不但不会成功，还会落得个身败名裂乃至毁家灭族的下场。老到谨慎的曾氏，怎么可能不会想到这一幕呢？所以，曾国藩不想做皇帝；所以，世人会有极大的兴趣来谈论这个功德圆满全身而退的曾文正公；所以，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