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瞎子”、“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喊得平易近人,喊得亲密无间。其实在战争年月,黄克诚将军的这个绰号给人们留下的内函恰恰相反:“黄瞎子”不瞎,“老头”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在战争年代,黄克诚部属谈到黄克诚时,一般都以“老头”称之。有一次,毛泽东问:“黄克诚多大了?喊他老头!”其实那时黄克诚将军才四十出头。“老头”者,就像国民党称蒋介石“老头子”一样,表示特别敬重他。)
在一堆黄黄的有着一股霉味的材料里,笔者翻到如下的记载:
1930年,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
1930年6月,红五军奉命扩编为红三军团,原已决定任命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后取消任命,让他继续留任支队政委。
1931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黄克诚被撤消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调军团司令部任秘书。
1931年12月,黄克诚被重新起用,调任红军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3月,黄克诚调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七八月间,因部队整编,红五军番号取消,黄克诚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同年10月,上级撤消他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宣传部长职务,下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
1933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委。接着被任命为第四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在扎西整编,取消师一级建制,黄克诚改任红三军团第十团政治委员。同年3月,黄克诚被撤去政委职务,随军反省。后经他一再要求,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长征红三军团到西昌时,军团教导营营长彭绍辉接替黄克诚的军团侦察科科长,黄克诚调任教导营政委。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接着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
1936年初,黄克诚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东征。东征回师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从1930年到1936年的六年间,黄克诚四次被降职。对黄克诚来说,那是一段阴暗倒霉的日子。命运带给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而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希望。是的,他是未来的大将,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军衔,而在于他不向命运屈服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第一次撤职是1931年9月,黄克诚由师政委被降到司令部秘书,秘书虽然无大小,在当时来说最多只能算个营级,降了五级。
这年冬天,一股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就是所谓的打“AB团”。上级肃反委员会给黄克诚送来了第三师“AB”团分子的名单,要求按名单捕人。黄克诚发觉,被写上“AB团”黑名单上的人都是红军中的战斗骨干。哪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呀?这样搞,会出大乱子的呀!他想不通。
黄克诚知道硬顶的办法行不通,即使自己不肯捕人,肃反委员会也会自行把人抓走。于是他把肃反委员会通知要抓的人送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上山送饭吃。打起仗来,他派人叫他们下山,回各自的部队参加战斗,打完仗马上再上山躲藏。这些上黑名单的“AB团”分子明知一旦被捕生命难保,但他们打起仗来照样勇敢,照样冲锋。
在一次战斗结束时,准备上山躲藏的一位同志尚未来得及离开,被肃反大员抓住杀掉了。肃反委员会因此怀疑黄克诚有问题,把他抓起来审查。幸好此事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他拍着桌子质问肃反委员会凭什么抓人?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无言以对,只得将黄克诚释放,但不准他再带兵,撤消了他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50年后,黄老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是一位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的情况。黄老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对家人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那是被自己人杀了的呀!”
第二次是1932年10月,上级撤消了黄克诚师政委职务,调任营政委,同样降了五级。
1932年初,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在田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部队渡过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军政委贺昌多次找他谈话,说服他认错。黄克诚竟回答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
黄克诚将军以后回忆说:“贺昌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同我之间多次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但从不因此而打击报复,该争的争,该配合的照配合,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
同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黄克诚再度被批判。因为他直言王明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上级认为他的态度不好,不适宜带兵,撤消了他第三师政委的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他宣传部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政委。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间,蒋介石纠集了100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期间,黄克诚将军向军团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上级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切地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彭德怀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说:“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说:“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地说,很快人家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地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第三次是1935年,任团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随军反省。后担任侦察科长,降了一级。
1935年2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大多被打散,许多著名领导人相继遇害牺牲或下落不明。
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损耗,长征后,到强渡湘江时,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又有伤亡和减员。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巨大的损耗了,他深感珍惜当前尚存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由于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又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负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消职务,让他随军反省。经他一再请求,后来任命他担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第四次,是任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成为3万名红军士兵中的普通一员。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侯,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王平上将回忆说,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就是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人讲在行军休息的时侯,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道要走到那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
事后我们才知道,黄克诚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当时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只好拿黄克诚来开刀。
黄克诚对自己屡次受批判和撤职处分虽然不能理解,但他并不因此沉默。在雪山、草地的艰苦跋涉中,他仍不断向上级提意见和建议,有时直接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
到中央俄界会议后,黄克诚便被调离主力部队,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职务。
有一次,上级让他审判处理一批掉队和讲怪话的干部战士。黄克诚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情况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一些同志因体力太差而掉队,不能认为是叛变逃跑;尤其是那些伤病的同志,更是情有可原。而个别同志偶尔讲几句怪话,发点牢骚,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他还说,下面同志讲怪话、发牢骚,不能全怪他们,这和某些领导同志搞特殊,不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
黄克诚这番实事求是的话语被认为是“狂妄”和“不服从领导”,于是,他再次被撤职,当了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一支衣冠不整、装备残破的由农民为主组成的军队中,突然出现了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个子,他一会儿指责这样做不对,一会儿批评那样做不行。其后果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