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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知青的矛盾与村民的矛盾，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乍暖还寒的春风破空而降，不合时节的来自无妄的天空，把我与花小溪喂猪的猪圈连根拔起，席卷的无影无踪。知青们休息室，掀瓴破瓦，推墙倒垣，一片涂炭。带着久病初愈灰色情绪的知青们所剩了了无几。袁自朝，石利，沈浩，柳雷，肖克等有门路的知青都被招回城里进了西郊八大国营企业。
余然预备党员也按期转正。我与余然、涂燕被招工进了五一九冶金勘探院，但涂燕政审不合格，被招工单位退回乡下。我们知道这是赵杏楠爸爸在报复涂燕，因为当初涂燕揭发场长最积极，最犀利。我们怕支书再报复涂燕，不服管教的涂燕再惹事生端，是比花小溪后果更加严重，我们毅然决然没有到新单位报到，而是与涂燕一起回到乡下作伴。因为我们清楚，涂燕睚眦必报，敢爱敢恨，绝不会像花小溪用自杀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反抗对她的不公平，依她的性格她会杀人。涂燕多次说过，“世界上用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仇杀！”我与余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涂燕，不要她再被人欺负，不要她在伤痕累累的心再填新伤，不要再发生更大的悲剧，不要再做第二个花小溪，不能再有丝毫闪失。
余然进了村领导岗位，接替了郝建社妈妈的工作，妇委会长一职。
涂燕仍是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对于袁自朝的追求置之不理。村支书拿她也没有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理她尽量不去招惹她。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涂燕倒也自在。
随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走进历史，一切都成为记忆走进追忆，一切的一切都化作重新的开始。
1977年，下乡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赵杏楠的父亲巧妙利用知青父母焦急把孩子弄回城里找工作的心态，暗地里向郊区委提出一个霸王条款，知青返城，五个知青必需搭配一个农村户口孩子搭顺风车，否则知青们一个也甭想回城。所以，那时大队干部及亲属的子女们大都占用知青指标，一纸调令冒名到城里安排了工作。场长的大女儿，那时才十五岁，被村支书改了户口十八岁，安排进市里工作，也是他对场长的一个补偿交代。
搭配农村孩子进城工作，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事情。是当初他们之所以接受知青到村里锻炼的政治任务，保藏私心提出的条件之一。
同年冬天，全国恢复大学毕业考试，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开启，全国恢复了大学毕业考试，结束了工农兵大学生的使命。我们三人意气风发，跃跃欲试，报名参加高考。村支书说余然要重点培养，准备提拔到公社任职，不给出证明信，无法报名。我与涂燕报名参加高考，遵循着“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涂燕落榜，我有幸走进大学校门成为莘莘学子。
知青全部返城的一年后，我们再去梵庄，今非昔比，天壤之别。知青农场一片荒凉颓废，杂草丛生，没有人耕种，没有人打理，像一个垂暮老人，苟延残喘。知青休息室，像废弃的茅草庐，没有了生活气息，没有了知青的打闹嬉戏，成了几只流浪狗的栖息地，它们以为我们是来抢地盘的，用“呜呜、汪汪”的狂吠乱叫，拼命捍卫着它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亩三分地。我曾经精心打理的黑板报，没有了文字，被一道道雨水冲刷得斑斑驳驳，无声息地流着泪迹，那几个红漆大字依稀可辩：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们看着笑了，笑得凄惨，笑得悲苍。笑着笑着，我们全都泪流满面，百感交集，有的女生掩面哽咽。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隔一年，知青农场却是这般模样，我们感慨万分，蹉跎喟叹。我们每个人参加了工作，走进了各行各业， 以不同的身份，相同的心情，重温旧日知青农场。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我们终于明白，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再也回不去了。拼命想忘记的事情，现在又拼命想去回忆，在回忆里拥抱着知青的记忆。几年的知青生活，使她们“三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热爱农村，感激农村人的帮助，余然还把农村青年人郝建社“拐带”进城，与农村人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缘。回不去的岁月，忘不了的记忆，峥嵘岁月的烙印陪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