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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姑娘像临行刑的女囚犯被警察推搡上了警车，警车里坐着两个年轻女民警，手里拿着铐子，一个表情严肃，一个没有表情，犀利的眼神射杀着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一个个披头散发更增加了濒死女囚徒的惧怕，人都是恐惧死亡的，我们像到了临终时刻心如死灰。二名女警察却没有给我们戴手铐，而是挪了挪屁股，微笑着把座位给我们让出来。我立刻死灰复燃、受宠若惊、不知天高地厚的燃烧起一种生的希冀，来安慰自己的惊慌。听其他知青说，场长是被拷走的，而女警察对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蛮横行动，说明我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会判刑。心里那颗濒临死亡紧绷的心弦有些松动，由不得伸直了卷曲麻木的腿，向余然、涂燕看去。她俩仍沉浸在惶恐之中，冷汗和苍白的脸告诉我她们是在勉强支撑。我又害怕起来，立刻一股想哭的欲望涌上心来。余然用制止的眼神告诉我，忍住别哭，我们没有做错，我们不会遭到惩罚，更不会蹲监狱。
警车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路嘶鸣奔驰，而是悄无声息地驶进了东关市公安局看守所的院子，天已灰蒙蒙，我们被带到二楼讯问室，坐在生硬的木板条形长椅子上，像罪犯一样战战兢兢等待审讯。一个年长的警察和一个年轻的警察依次走进来，坐在我们对面桌子前面，开始了对我们的询问。年老的警察态度很和蔼，口气很温和，一副亲切又健谈的样子说，“我姓张，你们叫我老张，主要询问有人揭发你们怂恿花小溪的自杀，来要挟场长。” 那个年轻警察坐在桌子对面，打开文件夹子，一边做笔录一边对我们说，“我姓李，别害怕，这是对你们保护性拘提，请你们协助我们调查。”我觉得应该称老的为张科长，少的称李警官。警车上一路的冷风吹得我们脑子间或清醒，那种孩子般的狂恐惧怕出离，已经令我们远离一切失去理智的冲动，极力压制住不再为内心的苦痛而躁起的不理智，我们没有再义愤填膺，极力压制住狂躁，不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控诉场长对知青们的迫害，而是把昨晚郊区分局警察的问话，向他们又重复汇报了一遍，减去添油加醋部分，把那些过激的言词与愤怒的形容词咽在肚里，不再把场长比喻成屠杀共产党的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因为我们不是地下党，如此比喻抬高自己有些托着屁股上城墙——自己抬高自己。
最后，张科长说，你们先到“休息室”休息，有问题明天再说。随之，我们被带入拘留室，我们知道这叫临时收监，这令人窒息的逼窄的地界，一张大床占用了整个空间，上面铺着灰色的破棉絮。警察不会给我们戴手铐上脚镣吧。我这样担心着，那手那脚仿佛真的被拷住一样，沉重地再也动弹不了了。我们只能上床依偎在一起。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增添了一层极度想哭的欲望，我再也忍耐不住像受了天大委屈似地呜呜哭起来，“我想我妈了。”
“这么大了还想妈，来不及臊不臊。”涂燕说这话，撇撇嘴，狠狠瞪了我一眼，那嘲讽的语气还夹杂着几分挖苦、专断和愠怒。我有些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我偷偷瞥了余然一眼，没有想到余然也不袒护我，还给我使眼色。我顿然明白，我哪壶不开提溜那壶。涂燕已经没有妈妈了，她的妈妈已被折磨死了。她吼我，也许是她想妈妈的另一种方式。想到这里我感觉对于哭的问题有些语塞了，就停止了抽泣。
“出了这么大事你不着急，还损我。”我有些冤枉地呛白涂燕，做最后的辩解。
“你有妈妈可哭诉，我呢，我找谁去哭诉去。”涂燕说出了心里话。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在人海茫茫中，谁是她的亲人，谁能帮她。他的哥哥有心脏病，拖着病体挣钱来养活上学的弟弟，她不想给家里添堵和找任何麻烦。我掉泪，正是给她伤口上撒盐。我立马止住抽泣，连哽咽也不敢。
我们紧紧挤着一团，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我们又不是劳改犯。”
“花小溪不能这样白白死去。”涂燕仰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说：“我不服！出去后我定要到法院状告赵杏楠的爸爸，他说什么操蛋的知青下乡，他是反革命，我就要告他，告到底。”涂燕仍在不依不饶中，神情坚定，深感痛绝，这有理有据的怒气，我坚信她的决心不可动摇。
我问：“我们真的没有用，给花小溪伸不了冤了。”我在愤怒与无奈中昏头昏脑的那股冲动劲头又涌上来。
余然紧紧攥住我与涂燕的手没有说话。我感觉她的手冰凉干湿，她是在极力压抑着自己无法抵抗命运的气恼与残酷。屋顶惨淡的灯光发射着灼伤的光芒，我愤怒地还想哭。余然似在反复思考，却不知如何补救说：“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学会坚强，必须学会忍辱负重，必须学会承受住命运的挫折考验。”她这不可战胜的勇气成为我与涂燕在茫茫大海中的定海神针。
我焦虑的执着思考，我的父母亲到外地采访，他们不可能知道消息。涂燕哥哥人小卑微，小虾米放个屁不会有任何响动，根本掀不起大浪。余然父母都是基层工人，只能干着急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