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时候为什么没能准确地识别出谎言?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谎言识别,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反思失败的教训。
谎言识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自然也存在出错的风险。在这一部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有些时候为什么没能准确地识别出谎言?
对于谎言识别,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反思失败的教训。在这一部分,笔者从测谎实践入手,并结合维吉教授关于“识谎失败”的相关观点,对识谎失败的原因进行讨论。
一些关于谎言识别的书籍常会列举大量明确的“谎言指征”,当符合某一标准、出现某一特殊表现时,即表明该人必定在说谎;而当符合另一标准,出现另一特殊表现时,即表明该人必定是诚实的。
照此看来,真话与谎言似乎长着两张完全不同的脸,只要分别记下这两张脸各自的特征,就可以轻松地对这两张脸进行区分,从而对真话与谎言进行甄别。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测谎实践中,真话与谎言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使存在一些差异,有时这种差异也非常细微。即使是借助生理指标、使用特定范式进行的专业测谎,也需要对被测人各方面的反应进行细致入微的综合观察分析,才可能从中发现诚实与说谎的细微差异。
有时,谎言未被识破,是因为被欺骗者本身并不愿意去寻求真相。换言之,此时的被欺骗者因害怕真相,或不知该如何应对谎言被戳穿后所带来的后果,从而缺乏识别谎言的动机。
以笔者曾办理的一起测谎案件为例。甲冒充领导与乙相识,自称手头有一个大项目,询问乙有无意向投资。由于乙参观过甲的办公场所,对甲的假冒身份信以为真,当即表示愿意进行投资。甲称如乙有意向投资,为避免被别人抢先,应尽快打款。乙按照甲的嘱咐,很快将投资款打入了甲指定的账户。
在第一次打款之后,甲陆续与乙见过几面,并故作神秘地告知乙,项目进展得很快,下一步将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怂恿乙追加投资。乙于是很快又追加了投资,然而接下来甲依然只是怂恿乙继续追加投资,却始终未见投资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与回报。
半年后的一天,乙接到一名男子打来的电话,该男子在电话中表示,自己也曾按照甲的嘱咐对某项目进行了投资,但现在甲突然联系不上了。直到此时,乙才意识到甲是个骗子,所谓的项目也只是一个骗局。
应当说,具体到本案中,实施诈骗的甲本身骗术也并不高明。而按照被害人乙的陈述,自己在与甲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对甲的身份和项目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
乙提到,曾经有一次,自己向甲询问项目的具体情况,甲为了让乙放心,于是拿出一份盖有公章的文件交给乙查看。乙在查看文件时发现了一处问题,因为该文件中有一处明显的错别字。在这样一份如此重要的正式文件中竟然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无疑是十分反常的。
此时甲的骗局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能够及时察觉到该项目可能并非真实存在,进而对甲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乙没有能够及时地识别甲的谎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乙在此时已缺乏识别谎言的动机。
具体来说,乙在此之前已经对甲的项目进行了巨额投资,而在发现文件中的错别字后,乙内心害怕这是一个骗局,也不知道如果这真是一个骗局,自己将如何应对相应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乙主动放弃了对甲的谎言识别。
维吉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 被欺骗者的“鸵鸟效应” 。当鸵鸟遇到危险走投无路时,会将头埋在沙子里,认为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就安全了。然而,危险的存在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可以通过逃避的方法解决的。对有的被欺骗者来说,由于缺乏谎言识别的动机,因此即便在谎言已经暴露出明显破绽的情况下,依然自欺欺人地选择视而不见,从而在骗子精心设计的骗局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测谎实践中,询问者对于询问技术的使用必须慎重。询问技术欠佳,将会对谎言识别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测谎实践中,对被询问者(或被测人)进行说谎的正面指控十分必要,常常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正面指控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测谎师应当避免 “随意地”“无序地” 对被测人进行说谎的正面指控。因为从测谎实践的角度来看,该做法可能对识别谎言造成不利影响,下面列举其中三点:
其一,该做法本身并不具备良好的区分度。
一种好的测谎方法,应当能够引导说谎者与诚实者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反应,从而对可能出现的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无论是诚实者还是说谎者,在受到随意的说谎正面指控时,都可能出现紧张、恐惧等反常表现。换言之,这一做法使得诚实者与说谎者出现了相似的反应。
显然,这与谎言识别的基本理念是相悖的。
其二,该做法可能使询问陷入僵局。
在设计询问思路的过程中,测谎师会依照一定的逻辑对需要发问的问题进行统筹考虑与设计安排,确保通过询问所获取信息的完整、充分与顺畅,而非简单的“东一句,西一句”“想到哪,问到哪”。但在测谎师随意地指控被测人说谎时,即向被测人明确表示其认定被测人没有说实话,整个询问过程可能在被测人“你认为是怎样那就怎样好了”的回答中陷入僵局。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测谎师失去了继续收集与获取信息的机会,对于谎言识别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即使测谎师在正面指控的基础上,继续抛出具有说服力的其他证据强化自己的正面指控,该做法也是存在风险的,有时反而会使测谎师陷入被动的局面。
其三,该做法可能诱发“愤怒”等干扰情绪的出现。
在笔者所接触的被测人中,有的诚实者在受到说谎的正面指控后,会因受到冤枉而表现出明显的愤怒。更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点是,有的说谎者在受到说谎的正面指控后,同样会表现出明显的愤怒。
说谎者之所以表现出愤怒,主要目的在于以此来打乱询问的正常节奏,避免自身进一步暴露出谎言的破绽。在此情况下,如果测谎师进一步与说谎者争辩,将更加不利于诱发说谎者的恐惧、内疚等特定说谎情绪,使欺骗的线索变得难以暴露。
不可否认,不同个体在说谎方面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有的人是天生的说谎高手,有的人则连一个简单的谎言都破绽百出。说谎者说谎的水平,无疑会影响测谎师测谎的难度。
那么,这些说谎高手通常具有哪些特征?维吉教授指出,高水平的说谎者通常都具有以下特征。换言之,在测谎实践中,当说谎者具备以下这些特征时,谎言识别的难度将会提高。
特征一:强大的记忆力
说谎者在编造谎言的过程中,需要确保谎言在内容上的前后一致性。如在陈述的内容上出现了前后的不一致,将很有可能被视为说谎的重要征兆。当说谎者能够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在多次陈述或间隔许久再次陈述时依然能够牢记先前的陈述内容,谎言识别的难度将增加。
特征二:充分的准备
当说谎者并未预料到自己会说谎,也并未为说谎做过准备时,谎言识别会变得较为容易。但当说谎者已经预料到自己将会对询问者或测谎师说谎时,就会为说谎进行充分的准备。通过充分的准备,一些说谎者可以避免谎言中出现严重的错误,从而增加谎言识别的难度。
在对谎言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的说谎者还会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实施欺骗(如职业骗子),此时对其谎言进行识别的难度更大。说谎者在多次陈述谎言的过程中获取了来自欺骗对象的大量反馈信息,从而有机会对谎言的内容与自身的表现不断修正。同时,随着说谎次数的增加,说谎者被诱发的恐惧、内疚等情绪的强度在不断弱化,自信程度却得到显著加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谎言识别的难度。
特征三:天生的表演者
一些说谎者天生富有亲和力,即使在编造谎言的过程中也能够表现自如,微笑、点头、语言流畅又富于变化。当这些天生的表演者编造谎言时,谎言的识别难度将会增加,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
特征四:丰富的创造性
说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说谎者与询问者之间的互动,这一过程充满着变数。鉴于此,对于说谎者来说,无论对说谎的事前准备多么充分,在说谎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突发情况的出现(如在准备阶段并未及时察觉其编造的某一情节与某一客观事实存在明显矛盾)。在面对意外问题时,有的说谎者能够创造性地思考并作出合理的回答,此时谎言识别的难度将增加。
特征五:缺乏特定的情绪体验
说谎心理学认为,个体在说谎的过程中通常会体验到恐惧感、内疚感与兴奋感这三种特殊的情绪。然而,对于有的说谎者来说,说谎行为本身并不会引发其对谎言后果的恐惧,也不会引发其对说谎对象的内疚。当说谎者在说谎过程中没有体验到这些情绪时,说谎将会变得很轻松,识别谎言自然会变得困难。
在后文中,笔者将会对测谎实践中的一类特殊被测人——精神病态者进行详细介绍。精神病态者具有的情感肤浅、无内疚感等特点,使其缺乏特定的情绪体验,也因此导致测谎难度的显著提升。
特征六:能言善辩
对于说谎者来说,说谎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即通过各种方法说服测谎师,使其相信说谎者的谎言。鉴于此,能言善辩对于说谎者来说十分重要。有的说谎者会在与测谎师的对话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测谎师可能对哪些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迅速说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并通过列举其他信息佐证自己的说法,此时谎言识别的难度将会加大。
特征七:思维敏捷
有的说谎者在编造谎言的过程中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对于测谎师提出的问题总是需要停顿进行思考,并且不时地进行自发纠正。毫无疑问,这样的表现很容易引起测谎师对其陈述内容可信度的怀疑。但是,有的说谎者在编造谎言的过程中回答流畅,很少进行自发纠正,对于测谎师提出的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迅速明确的回答,未表现出过多的思考。
流畅作答通常被看作一种自信的表现,诚实的人因为问心无愧,才会在回答过程中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吞吞吐吐则普遍被看作心虚有愧的表现。除此之外,迅速作答则通常被看作一种自然的表现,诚实的人只是如实描述事实,因此不需要在回答过程中进行过多的思考,而说谎者需要对编造的情节进行大量的认知加工,同时需要对脑海中出现的事实进行抑制,因此会在回答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并进行更多的思考。当说谎者思维敏捷时,谎言识别的难度将会增加。
一项能力的迅速提高离不开反馈信息的及时取得。借助反馈信息,个体能够更好地对正确做法进行总结,对不足之处予以修正。但对于识别谎言来说,个体往往缺少及时的信息反馈。
其一,有时个体被欺骗,但本人却并没有察觉,而是误信了说谎者的谎言(或是相反,即个体误将真话判断为谎话),此时个体在识别谎言方面取得了错误的反馈信息。
其二,有时个体认为被询问者所陈述的内容为谎言,但由于被询问者并未承认,也缺乏其他事实的证明,因此并不能确认陈述者所陈述内容为假,此时个体在识别谎言方面未能取得反馈信息。
其三,有时个体准确地对谎言进行了识别,被询问者也对说谎一事予以承认,或是有其他事实能够确切证明被询问者所陈述内容为假。但个体在取得正确的反馈信息时,距离识别谎言当时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个体已经遗忘了说谎者在编造谎言当时的具体反应与表现。
尽管在测谎实践中,测谎师在取得准确的反馈信息后,会通过回看录像等方式重新对被测人在陈述谎言过程中的反应与表现进行复盘分析,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具有这种事后重新复盘分析的条件。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个体在识别谎言的过程中会受到对话规则的限制。如在对方陈述某段内容后,个体要求对方证明该段陈述的真实性(如“你有什么证据”),但这并不符合日常的对话规则,因而可能被视为是不礼貌、不友好的行为,被询问者很可能拂袖而去,直接结束对话。
同样,当个体要求对方对刚刚陈述过的情节重新做一次陈述时(“你能否重复一下刚才你所说过的话”),对方同样可能直接予以拒绝。显然,受到对话规则的限制,谎言破绽的暴露明显减少,识别谎言的难度随之增大。
当说谎者使用某些特殊类型的谎言时,可能导致谎言识别的难度增加。维吉教授指出,比起彻头彻尾违背真实的谎言,人们更倾向于在一个某些方面真实的故事中改变一些重要的细节。此处所指的,其实就是 嵌入式谎言。
所谓嵌入式谎言,是指说谎者在一段真实的经历中改变一些重要的细节,从而将谎言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嵌入真话之中。举一个例子:一起强奸案件,甲(女)称遭到了乙(男)的侵犯。甲对事发当时的具体情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称自己被乙拽到车边,乙拉开右后方车门将其推入车内,后乙进入车内,压在甲身上开始掀甲的衣服,但由于甲的衣服样式特殊,乙未能得逞。两人僵持了一会儿,甲谎称车外有人,趁乙回头看之际,用膝盖撞了乙的肚子,并趁此机会打开另一侧车门,跑下了车。
乍看之下,甲的描述条理清晰,细节丰富,十分符合言语可信度评估中的多项具体标准,但事实上甲说了谎,案发当天乙并未将其拽入车内,也并未试图对其进行侵犯。
原因在于,这本身确实是甲的一段真实经历,并非虚构而来,但这段经历并非发生在案发当天,而是发生在之前的某一天,试图对其实施侵害的人也并非乙,而是另有其人。
换句话说,甲巧妙地将一段真实的经历“嵌入”当前的陈述之中,从而完成了谎言的“移花接木”。在此情形下,说谎者不必承担沉重的认知负荷,也不必斟酌陈述的内容是否存在逻辑矛盾,因为这本身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此时,对谎言进行识别的难度将明显增加。如果观察者对嵌入式谎言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可能导致“误谎为真”错误的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测谎实践中,测谎师在对测谎问题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就已经对可能存在的嵌入式谎言作了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