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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对闸北、虹口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上海作为制片中心，各民营制片公司纷纷派出摄影队进行摄片。
黎民伟在日记中生动记录了摄制战景的情形：“‘一·二八’讵料夜后子时微闻枪声，始知闸北及耙子路一带，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们连日集议由各厂联队分到战区，摄取战事实情，惟届时各厂并不派员参加，由一厂民伟领导卜万苍、黎乐三、黄绍芬、罗敬浩、赵扶理、金焰、吴永刚、黄秋田、马贵泉等前往闸北、真茹、闵杭路、大场，沿铁路一带直至苏州等处摄制淞沪战事真景……”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32，9本），金擎宇编纂有《暴日祸沪记》（2本），另摄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1932，1本），《十九军抗日战史·上中下集》（1932，3本）。《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由罗明佑监制，金擎宇编纂，黄秋田、罗敬浩摄影。根据彭敏在《燃烧的影像》一书中的介绍，影片包括以下内容：
（1）介绍战事的发生。
（2）蔡廷锴将军召集长官训话，准备迎战。包括参谋长黄强，总指挥部参谋处长赵一肩，以及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各长官。“日本既侵我东北，复欲占我申江，政府不欲涂炭我生灵，不惜求全于委曲，但吾恐暴日野心，未必能息，请各位秣马厉兵，以备不虞。”
（3）开战后城市的失序。民众恐慌出逃，苏州河、南翔车站等地人潮拥挤，难民涌现，山庄尸体横陈。街市上火光四起，房屋焚烧，闸北车站被炸毁。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真如暨南大学等一系列文化机关和高校被炸毁。中西慈善机构、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
（4）十九路军顽强抵抗，六十师接防闸北，高射炮队至吴淞布防，上海大学义勇军参加防守吴淞。青云路之役，迎战吴淞炮台的猛烈进攻，最为激烈的，一日之间“五失五复”的八字桥全线之克复等。童子军开赴前线服务。将士伤亡，战地医生医治伤兵。
（5）各界慰劳，联华一厂同人捐资购料，亲自动手，在三日内做成棉袄一千件送往前方；军官眷属赴前方慰劳；妇女慰劳会绣旗；民众争来服务。
（6）战士抗敌归来。
综上可见，《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是一部全景式记录“一·二八”事变的纪录片，真实反映了战事发生的惨烈，日军的暴戾袭击以及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影片剪辑完成后，在上海的华界电影院放映，各界反响甚佳，对“联华”在前线“用生命换得的成绩”表达了充分的肯定：“我军高射炮击落日飞机、高射炮队赴吴淞布防、途遇日飞机投弹等数幕均极精彩，最危险的是庙行镇之役和八字桥我军阵地五失五复的剧战、冲锋的几幕，日军和我军的行动，都很清楚地摄入同一镜头内。两方接触，日军我军都很易清辨，可想见这片摄时的危险，和联华的摄影队确是在枪林弹雨中，冒了非常危险，把生命换得的成绩。其中只有伤兵医院和居民逃难等几幕，不见有特殊精彩。此片字幕警人，并且简洁，为此片生色不少。”
明星公司摄制《上海之战》剧照
这一时期抗战纪录片还包括：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抗日血战》（2本），《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和《上海之战》（9本）；慧冲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1932），《热河血泪史》（1934，9本）；暨南影片公司摄制《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7本），《淞沪血》（1932，3本），《热河血战史》（1934，6本）；亚细亚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9本）；九星影片公司《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8本）；惠民影片公司《十九路军光荣史》（1932，7本）；锡藩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1932）；强声影片公司《十九路军之一兵士》（1932，6本）；天一公司《上海浩劫记》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影摄影场、新华影业公司远途跋涉，深入绥远前线，拍摄绥战情况。德王与日本勾结，1936年11月15日发起进攻企图进犯绥远，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联合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调集部队3万人，连续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百灵庙，此战史称“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根据薛伯青的回忆，1936年，作家阿英建议张善琨派摄影队前往绥远拍摄新闻片，12月10日薛伯青、杨小仲、屠梅卿携“爱姆”摄影机动身，乘车前往绥远前线摄影，经20小时远途跋涉抵达目的地。杨小仲曾撰文《到百灵庙去》，记录摄制沿途体验，其中途经大青山的一段记述令人印象深刻：“山路并没有经过妥善的修筑，只是就了山势略略地平铺一下，沿途的山石，就把车子颠簸得没有一时的安宁，我们如同坐在摇篮里面，随着它东颠西倒，前踪后跳……山里的风，更是加重了劲力，把蔽天的尘沙，一阵阵袭击笼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捏了一把汗，入山越深，山路越险，盘转迂回，时上时下，只觉得这危险的山道，像没有尽头似的……”
在绥远，摄影队一行下榻于绥远饭店，并受到傅作义的款待。摄影队拍摄了百灵庙大殿、特别机关办事处、百灵庙全景、九龙口等。该地气温达零下37摄氏度，摄影机无法正常工作，薛伯青只得将摄影机抱在怀里，每拍30尺左右胶片，就将机器放在怀中焐一会儿。如此反复地工作着，直到把需要的材料全部抢拍完。共拍了500多尺胶片，剪辑为2本纪录片《绥远抗战之三·百灵庙之役》。
新华影业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合拍纪录片究竟如何展开合作？《电影周报》称，中电、新华公司两摄影队在绥先后前去，碰头之后“彼此各尽其本责，开始谋占先着的竞争”。由于新闻片以实效价值为首要，双方争摄结束后各不相让，同时赶回加工印制，12月29日在新光、金城两院开始上映。官民争利情形自然不好，最终商定两方妥协、合作，除两片彼此合并外，“中电”增加其他新闻片凑成两小时片长，营业收入“新华”六成，“中电”四成，原因是“新华所摄的绥远片子，比较中央为长，所以占利较多一成”。该片虽然未能摄取抗战实况，却真实地激发了民众空前的爱国热情。
1937年，在全国性抗战爆发的情形下，许幸之和吴印咸合作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
许幸之（1904—1991），江苏扬州人，原名许达，笔名天马、丹沙等。许幸之自幼热爱绘画，13岁即师从名师习画，16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西洋画科的一名学生，21岁负笈日本，先后在川端画会、东京美术学校求学，同时与戏剧界友人交往甚密，积极参与话剧活动。回国之后，许幸之以置景师的身份跨界进入天一电影公司，投身电影行业，其间为《青春之火》（1933）、《苦儿流浪记》（1933）、《歌台艳史》（1934）、《黎明》（1934）、《王先生》（1934）等多部影片完成置景工作。1935年，许幸之在夏衍的建议下进入电通影片公司，导演影片《风云儿女》，并为电影主题歌《铁蹄下的歌女》作词。自此，许幸之从电影置景师转型成为导演。因战事临近，数部筹备中的影片未能投入拍摄，他转而与挚友吴印咸共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万岁》。不幸的是，影片最终因未能过审无缘与观众见面。
许幸之是一位影坛“多面手”，除精于电影美术，导演业务纯熟之外，还创作过电影剧本《米》《望夫山》《随波而去》等。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电影教育家，对于电影本体与技术有着自身的思考。抗战胜利后，许幸之任教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其间编写了课程教材《电影导演论》《电影编剧法》《电影剪接》等。新中国成立后，许幸之执导了影片《海上风暴》，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重新回到了美术创作与教育的道路中。
在文章《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的不幸命运》中，许幸之详细回忆了诞生于战火、同时也毁灭于战火的纪录片《中国万岁》摄制的来龙去脉。此片缘起于沈西苓的提议，他想拍一部反映抗日救亡内容的纪录片，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沈西苓把这一想法告诉许幸之后，二人一拍即合。无奈经费筹措无门，便前去与明星二厂经理周剑云协商，鉴于纪录片拍摄成本不高，周剑云便欣然同意。此事既成，许幸之便邀挚友吴印咸共同参与，筹备期间，“八一三”战火点燃，两人扛起摄影机走向炮火纷飞的战场，摄取了珍贵的影像。
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1）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过程，依据时间的顺序，形象化地运用“地图、比较表、示意图”来表现，鲜明地体现出其“处心积虑妄图侵犯大陆，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
（2）敌人轰炸上海浦东、闸北居民区，在炮火的猛烈袭击下，房屋尽毁，火光冲天，黎民百姓深陷炼狱，不少妇女、儿童悲惨地死去。
（3）民众的抗日活动，包括演剧、演唱等一系列的救亡文化活动，以及设立庇护所收容难民，工人组织抢救等。
影片主体由两部分构成，实景拍摄的镜头主要是上海的救亡运动、“八百壮士”抗敌等。各战区的影像以及“台儿庄大捷”“平型关大捷”的镜头是许、吴两人赴港搜集而来的影像资料。在影片结尾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起。
影片完成后，两人邀请友人观摩并提出意见，修改后经周剑云送审。但是，不久便收到了通知：该片由于“宣传共产党、表扬八路军”未能通过审查。更不幸的是，影片遭到扣留，甚至“底片、负片一起销毁了”。毋庸置疑，纪录片《中国万岁》是许幸之创作生命当中的荣耀，也是无可挽回的遗憾，成为中国电影历史的荣耀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