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多样化的影像抗战宣传

一、抗战歌曲的影像传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历经从无声到有声的变革，声音元素的融入建立了新的视听关系，且发挥着抒发情感、创造时空、表现心理等多重功能，使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表现力大为增强。中国有声电影诞生以来，便面临着家国破碎的现实危机，动员民众抗日、救亡民族便成为其最初的、也是必然的使命，于是，一批经过影像传播的电影歌曲流传开来，激励国人奋勇抗敌，很多歌曲在当代仍广为传唱，引领人们穿越时空回到浴血奋战的抗战历史现场，又将其精神珍存于当下。

论及抗战电影歌曲，不能回避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电通影片公司。“电通”由司徒逸民、龚毓珂、马德建创办，这家公司前身是经营“三友式”录音放音设备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先进的录音技术背景。改组成制片公司后，“电通”吸纳了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吴印咸、陈波儿等一批进步影人。由于该公司有着有声技术设备与人才，成为当时有声电影技术最为成熟的一家电影机构，其“三友式”录音设备曾为《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等多部影片录音，为抗战电影歌曲提供了必要的录音技术支持。

“电通”公司出品的影片《风云儿女》《桃李劫》中歌曲佳作频出，《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都堪称经典，特别是聂耳作词、田汉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曲调，可以使我们从消极的生活中急进，萎靡的陷阱里奋起，在民族危机的当前，却是一种激励的兴奋剂。”无论在“冒着敌人的炮火”的战场，抑或新生的70余年和平岁月，它生生不息地在国人中传递鼓舞人心、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动人力量。

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的《铁蹄下的歌女》，则将底层女性的凄楚、流离命运与家国破碎的现实关联，“以辗转漂流的阿凤王人美唱来，最使人感动了”。“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的漂流/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歌女以“商女”自喻，明知国之将亡却不得不“到处哀歌”，宛如一曲女性悲歌。

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之主题歌《毕业歌》则青春洋溢，充满青年救国的斗志与热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正如该片摄影师吴蔚云的评价：“打头一句就唱出了当时爱国者的心声。一部有声电影和一支歌，在当时就好像射向敌人营垒的炮弹，使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惊惶失措。”

联华公司出品、孙瑜执导的电影《大路》中，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开路先锋》和孙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大路歌》亦铿锵有力，颇具气势。《开路先锋》歌词极具感染力，令人热血沸腾：“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我们，我们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轰！轰！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联华交响曲》是一部集锦片，电影歌曲《我们的家乡》出自导演贺孟斧编导的《月下小景》，影片中的“月”与歌曲中的“家乡”形成表意系统。《我们的家乡》由贺孟斧请著名音乐家沙梅作曲配音，百代公司灌片发售。歌曲通过对富饶故乡的温情描绘，反衬出强遭掳掠的悲愤，进而传递守护故乡、与敌抗争的讯息——“忍！那（哪）儿会有下场！”以重复的形式强调“五年”，是抗战爆发以来国人的集体创伤记忆。简单的歌词易被民众理解与传播，作曲“音调悲壮激昂，歌词尤正气磅礴，发人深省，实为今日我国音乐界不可多得之作”。另一首同是沙梅所作之《打回东北去》，与《我们的家乡》相似，将对国家的保卫，投注于守卫家园的战斗中——“打回东北去！打回东北去！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无耻的奴才们！”

大体来看，这一时期以抗战为内容的电影歌曲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斗志昂扬的情绪、“进行曲速度”演唱的动员民众抗日的歌曲。如影片《春到人间》插曲，孙瑜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新的中国》：“快快起来同胞们，起来齐为祖国战争！敌人铁蹄踏遍国境，杀我同胞夺我城……不杀敌人誓不生！”又如电影《生死同心》主题曲，贺绿汀填词的《新中华进行曲》：“我中华英勇的男儿，快快起来，起来，一齐上前线，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已不能再忍受这横暴的摧残！”田汉作词的《青年进行曲》：“挺战！中国的青年！……向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另一类则以悲壮的情感调动民众爱国情绪。如《十字街头》插曲，刘雪庵词曲的《思故乡》：“我不忘记我最可爱的故乡，我不忘记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唱雄壮的歌曲，我要写悲愤的词句，我不怕强权，不怕暴力，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值得指出的是，《思故乡》这首歌因为其演唱画面中有东北领土的地图，在送审时被国民党的电影检查机构强令从当中删除。

此时，电影音乐也同抗战文艺的追求一样，通俗易懂，利于民众传唱，富于鲜明的时代性与感召力。

二、“万氏卡通”的抗战情怀

“随着电影艺术飞跃地发展进步的过程上，‘卡通’（Cartoon，画片电影）的出现更整个地完成这艺术上科学上以及其他种种部门上的任务，这已是近来被确认了的事实了。”动画电影早期在中国被称为“活动图画”“墨水画片”“卡通影片”“图画影片”等。1923年，驻华英美烟公司电影部滑稽影片部主任杨左匋（Cyrus S.Young）制作动画短片《暂停》与《过年》，开启了中国动画电影制片的历史。根据研究者殷福军的考证，这位在影史中并不常被提及的杨先生，成为第一位进入迪士尼的华人电影师。杨左匋生于1897年，系江苏吴江人。1919年他与颜文梁等人在苏州组织了“美术画赛会”，后进入驻华英美烟公司电影部。这位中国动画电影开创者一生传奇、动荡，还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舅舅。费先生曾提及：“我有十几个舅舅，其中一个留学后，在美国的好莱坞画动画片，是中国第一个动画片专家，叫杨左匋。”

黄文农、梅雪俦、秦立凡、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等第一批中国电影动画师，制作了《顽皮星君》《一封书信寄回来》《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大闹画室》等动画短片，将中国动画电影进一步引入观众视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动画电影在娱乐之外的其他作用，提议将之应用为一种“活动教材”。伴随步步紧逼的战火，“卡通”电影亦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万氏兄弟便是跃身其中的探索者。

1932年，“联华”向万古蟾抛出橄榄枝，委托万氏制作宣传抗日的卡通片，因此，诞生了由朱石麟编剧的《同胞速醒》《精诚团结》两片。《同胞速醒》情节是，一只沉睡中的雄狮，被日军狂轰滥炸的袭击惊醒，顷刻之间化身工、农、商、学、兵。该片以动画夸张的艺术形式，直观表现出日寇对中国国土与主权的侵犯，以及对中国各阶层觉醒的强烈呼吁。万古蟾先生回忆道：“从《同胞速醒》到《骆驼献舞》（有声）则使中国早期动画片带上了鲜明的教育性和战斗性，起了振聋发聩的宣传和号召作用。”

翌年，万古蟾为明星影片公司卡通科制作了《狗侦探》《抵抗》《飞来祸》《龟兔赛跑》《骆驼献舞》《国货年》《血钱》《漏洞》《新潮》《民族痛史》《航空救国》《新生活运动》（有声）等卡通片。其中多含有教育意义，正如《闲话卡通》一文中，万籁鸣、万古蟾两兄弟的愿望，“映在银幕上，卡通嬉皮笑脸的在观众面前，作着种种轻松活泼的表情动作，倘使能博得观众几分钟的笑声以外，再发生一点教育的效果，那就是我们意外的收获了”。《民族痛史》《航空救国》两片则颇为明确地表现出抗战意识。

《民族痛史》获得内政、教育两部的奖。这部卡通片把中国自有史以来，多次异族侵略版图的变化进行了动态呈现：“近年更行危殆，非人人兴起，以实践总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遗嘱不可。”影片动员民众抗日的意图异常明确，“对于这部卡通短片我们相信，每个有热血的青年，在它演映出来，一定会受到非常的刺激，而不禁地暴跳起来”。据称，还因“那画图富于唤起民族觉醒的场合太多”，在重庆闹出一场风波来。在某公务机关假座戏园开演影戏正片之外，放映该片之后，“马上就引起某国领事馆的注意，认为那种影片的出映，有破坏邦交作用，以要挟的口吻关照戏院里不得再演”，由于戏院的强硬态度，风波不了了之。《航空救国》采用卡通与真人表演结合的方式，由汤杰导演，张石川女公子张敏玉出演。主人公是一位小画家，所绘的“中华民国地图”既成，贴在墙壁上，命卡通守之。忽然，“有鹰自空中下窥，见图之东北隅，肥沃可爱，于是化出无数飞机，将东北隅偷割以去”。小画家醒来之后，一筹莫展，“然收复之念未息”，看见报纸“航空救国”的广告，“即出扑满以为之创，并画成无数之扑满，从各个扑满中飞出无数之飞机，向鹰方攻击，夺还东北隅，以恢复中华民国之版图”。

1936年，万氏兄弟制作了有声卡通片《购机祝寿》，影片由郑小秋导演，张敏玉主演。电影表现孩子们对国家的热爱，并融入对各种飞机的介绍。1936年9月，上海市曾以政府名义招待电影界，会商购机祝寿运动，万古蟾到会列席。1937年，“万氏卡通”出品了新片《合力抵抗》，这部影片用“老鹰捉小鸡”的寓言，借助隐喻的手法呼吁国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之下，团结一致抵御外辱。“说明小鸡们虽是弱小禽类，但也只要大家齐心，能将各个的力量集中起来；那么，老鹰虽极凶狠，也就仅足御侮，可免受欺了。”

在1936年前后，万氏作品《新生活运动》《国货年》，显然是对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国货运动”的响应，不应回避。一方面其包含着抗战动员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彼时万氏作品已在国民政府文艺统制的国家话语体系当中。

由此可见，在30年代中期，万氏兄弟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动画电影从“画面生动活泼，滑稽可喜，且又充满极好的趣料，出以诙谐情调”的单纯娱乐形式，到开始发挥教育功能，响应国家话语的转变过程。此为动画电影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标语卡通”进一步成为一种电影抗战形式、担当宣传使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