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传

我一生没有过自己，是社会操纵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一九二九年，我生于河南西峡县的山窝里。说起家庭，一肚子恨。父母没给我过一天幸福，给了说不完的灾难。家里有十二亩岗地坡地，自己没种，全租给了别人。从小没吃过盐（我们那里缺盐），没吃过白馍。冬天没穿过棉靴，没穿过袜子，烂袄子里面没套过内衣，里面只有呼呼冷风乱钻。老俩口把节余下来的钱都去买了那几片永远结不出几棵果的山坡地。结果土改时划了个地主，小地主。小地主和大地主的不同在于大和小，把小和大两个字扣了，地主俩字一样，不像干部，分成多少级，拿不同的钱，地主不分等级，一律平等，享受一样的待遇。哪怕只出租一分地，也是剥削。这政策公平合理，我服。

我上过小学，后来考上了国立一中简师，上了一年，日本鬼子打到了西峡，我就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了陕西城固。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光荣了，流浪日子苦是苦饿是饿，总算没当亡国奴，没对“皇军”低过头。后来简师毕业了，当兵，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修飞机场，修路，担石头，锻炼了几年，思想上很革命了。

一九五三年，我得了肺结核，住了几个月医院就转业回家了，叫带病回乡复员军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找了个老婆，一个勺子两个碗，小日子倒也自在。常常和老婆一同上山割草，玩滚石头，看着石头从山上横冲直撞滚到山下，一阵开心大笑。自在是因为有钱，复员费加医疗费有将近一千块钱。现在一千块钱不算什么，当时可了不起，一角钱买十二个鸡蛋，够吃几辈子；一块瓦六厘钱，够盖几道院子。这时年轻，不知道日子艰难，再加上是个团员，觉悟觉到天上了，村里修水利没有钱，我就捐了八百块钱。捐钱的时候很天真，没一点点邪念，想着为人民死都可以何说几个钱。上级也叫我很光荣了一番，还叫我当了人民代表，我也以为自己很革命了。没想到“文化革命”中为这一捐没少挨斗挨打，人们说，乔典运不憨不傻，不知道有钱自己花着美气，为啥自己不花要捐？有啥阴谋诡计？可疑得合情合理，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连自己也觉着捐得奇怪，当时是不是发高烧烧迷糊了？这是后话不说了。钱捐给公家了，自己成了个穷光蛋，又有病做不了重活，生活便没有着落。想去教个小学，就去找教育科，在饭场里，当着众多人的面，科长把我训了一顿说：你这个人咋这么不道德，自己患肺结核，还想把肺结核传染给下一代！这话很伤感情，但气过了想想也真有道理。没了出路又没了钱，生活越来越难了，白天没盐吃，夜里没油点灯，再加上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肺结核比现在的癌症还怕人，好像和谁说句话就会把死亡带给人家。捐钱的荣光劲亲热劲没影了，人们见了我就远远躲开。我很孤独，每天躺到麦地埂上晒太阳，浑身本来就瘫软，太阳一晒更软得像团海绵，不死不活地躺着。常常想到死，死不主动找我，又没勇气自杀，就和死了一样地活着。悲观极了就看闲书，没什么书好看，只有一本从部队里带回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哪一句打动了我，我就萌发了写东西的念头。我这个人一身缺点，只有一点长处，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没文化，上简师时跑老日，从河南跑到陕西，说上学还不如说是逃难准确，大字不识几个。开始学写作，没想过当作家，也没听说过“作家”这两个字，只知道有学问的人才写文章，自己没学问不敢冒充秀才。有了这点自知之明，就没敢写什么长篇，也没想过一鸣惊人。开始只写民歌，四句四句的。这时已经一贫如洗，混得不像个人样了，没纸没笔没墨水，找邻居家学生娃的旧练习簿翻个身当稿纸，一个鸡蛋换个沾水笔尖外加一包蓝墨粉，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也算命好，《河南文艺》发了我四句民歌，还寄了三元钱稿费。当时，我的大女儿才生下十五天，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找草药扎旱针，百扎不愈，才到人世上又要离开人世了，有了这三块钱，抱到街上打了一支盘尼西林，也就是现在的青霉素，她才得活下来。

这四句民歌给我指出了生路，我就努力读书，拼命写稿。写了一段民歌又学着写寓言，几百字一篇，最长一千多字。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写稿的人大概更少，我沾了这个光，也算投机投准了。到了一九五五年，我开始学写小说，也侥幸发表了。这时一心扑在学习写作上，把肺结核忘了，忘了也就好了，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正当我热爱生活时，生活又抛弃了我。一九五六年春，我积极投身于合作化高潮，写了小说《送地》，在《长江文艺》发了个头题，获得了好评。武汉作家协会给我寄了张入会申请表，叫我填填再让乡里盖个章，我就是作家协会会员了。乡里说作家协会也是个革命组织，贫下中农都没参加，为啥叫个地主参加？不给盖章不说，还写信通知作协不准再发我的稿子。我又走到了绝路上，亏得当时年轻有几分胆量，我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北京，告了一年，上级开了恩说，我是复员军人青年团员，才又准我写稿。不久，六亿人民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我也跑着进去了，写卫星写大办钢铁，在浮夸风中自己也积极扇风，只是自己的这把扇子很小罢了。从天堂回到地上以后，我还是写小说，写了篇《石家新史》，恰逢什么“大连黑会”事发，我又成了宣扬“中间人物”的靶子，乱箭齐发，为河南文艺界渡过这一关献出了自己。批了一阵，总算有惊无险，平安着陆，我又写了个中篇《贫农代表》，河南人民出版社给出了单行本，珠江电影制片厂看中了，叫去改电影剧本。改好还没拍，“文革”来了。《贫农代表》有一句形容词，说两个人吵架吵得天昏地暗。革委会主任说，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说天昏地暗可见狼子野心。我便摇身一变成了“大人物”，说我比约翰逊还约翰逊，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比蒋介石还蒋介石，集全地球“帝修反”头子于一身，我一生没伟大过可伟大了一回。一天几斗，每次下来身上都鲜血淋漓，血染风采了好多年。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也披了福跟着解放了。我又拿起了笔杆写小说，一九七九年去北京参加了文代会，参加了中国作协，一九八〇年又去文学讲习所学了一期。写了几十年，这时候才多少知道了一点文学是什么。一九八五年，调到县文联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很有点精神焕发。前后写了些短篇小说，如《村魂》《满票》《问天》《多了一笑》《无字碑》等等，得过不少奖，也多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说不错，可惜赶上了出书难的年月，山里人少交往，出不了集子。不过也挺感激这个时代，就凭我这个草木之人，大家选我当了省作协副主席，被评为省优秀专家，还享受了政府特殊津贴，想想也就心满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群众中间，有几次调省里当专业作家的机会，我都一一谢绝了。我认为生活是一本很厚很厚的书，生活里有文学，文学里有技巧。自己文化素质太差，比学问比不过任何一个作家，只好用生活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了。我天天读生活这本厚书，看准了从生活中抄一篇，可叹心有余力不足，常常抄得不好。回头一算，写稿写够四十年了。四十年能写多少东西啊，可是写的东西少得可怜，真有点汗颜。年轻少壮时想写不叫写，可叫写时又年老多病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过，黄昏总还不是天黑，在天黑之前抓紧再写两年吧。

原载《新生界》1994年第1期 XMVvElmcTFiyvUwIqIbbBYs1/vhK21HsULSZDwAYCuJUpRKvnt0iYRv1F/RPH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