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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是陌路上逢人，问他：“谁是中国最早的生意人？”差不多的回答会是“范蠡”。我们知道，范蠡是《吴越春秋》中最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从楚国辗转到越国为大夫，和文种辅佐勾践，让越国由败亡之势走向强盛，打败了诸侯霸主吴王夫差。然后他又功成身退，载西施而泛五湖，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了“陶朱公”。说起“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话头，人们脑子里电光石火一碰，就会想起他的名字。
范的密友叫文种。他们二位都是从南阳走出去的，在吴国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波。
那么如果换了文种来问范“孰为商祖”，商祖是谁呢？总不会是你吧？范蠡会说“是王亥”。再问王亥何方人？范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商丘人。那国也叫商国。那里人叫商人，那地儿就叫商，王亥是商祖……”这样的历史沿革，就未必人人都知道了。
到底是先有商国还是先有商事呢？这个话问得有点哲味了，“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禅定”之思，然后用禅机来回答。
人类一切种族的起始，都是从神话开始的吧。商人的始祖是“玄鸟”，所谓“玄鸟生商”的故事发生在四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帝喾的妃子简狄在河里沐浴，吃了一枚燕子卵，由此怀孕，生下了契。契辅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为司徒。契生昭明，继而相土，再为昌若，又传曹圉，再继而冥，冥的儿子就叫王亥。《诗经》里《商颂·玄鸟》讲的就是这个家族的起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的本义就是黑色，燕子就是黑色。很可能的“原始事件”是：简狄洗澡，明媚的河面上燕子掠水嬉戏，碰巧她又即时怀孕，因而有了这样一大篇美丽浪漫的历史故事。如果你有兴味走进现代的商丘，在市区最繁华、最有神采的地方，可以见到两尊巨大的雕塑，一尊是“商”字形的大鼎；另一尊是火焰捧着玄鸟卵，上头顶着地球，再上头是马踏飞燕，凌空而起的英姿，都是通红的火焰蒸腾而上的样子。商丘城本来就阔朗大气，装点这样的图腾，看上去真让人有刺激得兴奋的神韵。
商人行商并不始于王亥。然而到了王亥时，商人的商丘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当时中原的商品交换，主要是靠马来拉车。但是马这东西在中原不好养，主要来自西域。马老了，马的品种退化了，生意交往就做不得。王亥的主要贡献是驯牛拉车，把牛鼻子穿透来指挥牛，速度虽然比不上马，但力气、任劳似乎比马还好一点。他解决了“运输困难问题”，革命性地提高了商品的运输能力——这恐怕是他被称为商人之祖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必须用肩来挑担走乡串户，突然用上了大车拉货穿疆越域，那效率变化是不消说的。这么着，诸侯国与国，此部落与彼部落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就广泛开展了。王亥的牛车队拉着物品周游列国，人们远远看见这个壮观的队伍，就会破门穿巷而出，高兴地喊：“商人来了，商人来了！”
这是什么效应？实在说这样的交流，在原始的封建板块式生活中是大文化的交流。买卖双方的交易，绝不单纯是货物和金钱，也是信息的传递，商国先进的生产方法由此得以传播和张扬，别的诸侯国的生产方法也可迅速流入商国，增进了各国的友好关系，加速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广泛区域的民众生活水平，也传播了各国人民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成果。
牛是一种不易驯服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去似乎牛很老实，那是王亥驯服了它四千年后的结果。即使如此，你想如牧童那样坐在牛背上吹笛子？恐怕要好好练练。你想不牵牛鼻子让它拉套，恐怕也是妄想。王亥的“服牛”贡献了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王亥的这个发明，从《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楚辞》《吕氏春秋》《管子》这些皇皇书史中不绝铭写。
但是，王亥的知名度是不够的，和范蠡差了去。其实范是“圣”，王则是“神祖”，一般人是不明了的。那原因仅仅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是“重农轻商”的治国理念，“士农工商”，商人列四民之末。“渔樵耕读”很雅，“琴棋书画”更雅，雅事言不及商。范蠡的知名度高，不是因为他会挣钱能经商，而是他在《吴越春秋》中那一段辉煌的“政治履历”。我见资料，旧时商号过年时门前张联“世人且莫贱商贾，范蠡曾为越大夫”，每读至此，总是一破颜。我一向心里想，商人是柜台上数钱，雅人是被窝里数钱，区分不过尔尔。琴棋书画事了，不信你空着肚子喝西北风？贾宝玉是然，林黛玉是然。
今年六月，正是热得流火的季节，我商丘的朋友再约我去“看看”他们的华商文化广场，我来这里瞻仰了。五六层楼高的王亥铜像矗立在广场核心，几万块写着不同书法品类的“商”字方砖嵌满了广场，中间一条通道，则是中国历朝历代传用的钱的图形。跨进广场可见两枚六米多高的魏国“安阳”铜铸大“布币”，商和钱的气氛充盈了整个广场。2006 年国际华商文化节就在这里召开，数千名怀乡的海外巨商在这里风云际会。王亥，怀抱竹简，安详微步，沉着地看着他所创造的无底灿烂。
钱，绝不意味着铜臭，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泉”，是滋润万物生灵的“源”，是生命张力的“流”，是文明发华的催化剂。
原载 2007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