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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2017年，那年的北京雨下得很少。正因其少，也格外思念下雨的时节。当时随手翻开清代笔记《坚瓠续集》以消暑，恰好看到这么一段文字：“雨金、雨粟、雨稻、雨米、雨麦、雨黑黍、雨红豆、雨鱼、雨枣、雨灰、雨尘、雨沙、雨土、雨毛、雨血，史书所载。异矣！”
现代科学基本上已经证明，所谓的粮食雨、银子雨什么的大都是龙卷风导致的，尤其是“雨鱼”，在古代非常多见。如《汉书》鸿嘉四年（前17年），雨鱼于信都，长五寸；《唐书》元和十四年（1819年）二月昼，有鱼陨于郓州；《述异记》，雍州雨鱼，长八寸许；《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六月，大都雨鱼，长尺许，人皆取食之；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二十三日，山东德州雨鱼三日……
古人对此，其实也有正确的认识：“楚王府后有长春寺，绕以澄湖，湖与外河通，寺前莲台忽龙起，莲叶间雨如倾，鱼皆乘水上升，从云中散落，百里内家家获鱼。”
这一段文字很有科学依据，因为其对龙卷风导致的“雨鱼”现象说得具体而生动。
至于雨尘、雨沙、雨土，搁到今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沙尘暴，不过“血雨”嘛，这个就要好好说道说道了！
从古到今，中国人对上天一直抱有至诚的敬畏。无论“天人合一”，还是“天象示警”，都包含着通过天道来预测和矫正人道之意。如果说流星雨、日食、火星跑到北极星边上等天文事件，都能让钦天监紧张不已，那么一场突如其来的“血雨”无疑更会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
《古本竹书纪年·五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意思是下血雨是三苗将亡的征兆。而《夜航船》中亦有“元顺帝二年正月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的记载。由于这一段记载没头没尾，若是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了，恐怕不明就里。事实上，元顺帝正是被明军攻破大都、退出中原的“亡国之君”。所以，这场血雨也可以看作上天对刚刚登上帝位的他的某种警告。
对于血雨的启示作用，《万历野获编》说得清楚明白：“北地冬春间，每遇天际昏暗，日曈曈无光，谓之红沙天。”意思是如果出现这种红沙天，那就预示着边陲必有大战，而且会有“败军陷将之事”。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以“萨尔浒之战”期间的一段轶事举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萨尔浒展开战略决战，没想到明军最高统帅杨镐轻浮且无能。万历皇帝任命他之后，他便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他竟把自己的作战方略写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路出师……某人率大兵若干，从某路出云云”，而且还自我吹嘘说要“成师而出，尽贼而还”。当时后金派出大量探子，对明朝构成了搜集效率奇高的情报网，因此杨镐的奏折很快就摆到了努尔哈赤面前，所以“盖兵未授甲，而敌已尽知其情，严备久矣”！
这一天，家住京城的沈德符被好友马时良邀去家中饮酒。沈德符出发的时间是“未申间”（下午三四点钟）。走到半路，突然下起雨来。恐怖的是，那雨点“沾衣履尽作血色”！沈德符一口气跑到马时良的家中，见沈满身血点，两个人一时间都不知所措。正惊讶间，天色突然黑了下来，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孔，马时良赶紧吩咐掌灯。这时，外面的大街上嘈乱起来，坊巷里的地痞无赖，也趁着突然降临的黑暗，开始抢掠行人和店家的衣食财物，吓得男女老少惊叫奔逃，地上只剩一片狼藉。
“凡十余刻，天渐明朗”，马时良让仆人灭掉烛火，这才摆上酒菜，跟沈德符边吃边聊这古怪的血雨，但终不明就里。
“不五日而丧败报至。”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全胜而告终：主帅杨镐扬扬得意的“四路出师”，在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打击下，逐一被歼灭或溃逃。随即，杨镐被下狱，并于崇祯二年（1629年）遭处决。沈德符一算，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京城血雨，“正辽左出师之日也”，成了兵败萨尔浒的先兆。
除了上面提到的兵、凶、战、危这四种征兆之外，血雨往往还是某一案件中有大批犯人被正法的征兆。
在明代学者王锜所著笔记《寓圃杂记》和明代著名作家余象斗所著《皇明诸司公案》中
，分别详细地记录了明成化年间轰动一时的大案“妖人王臣案”。
王臣，自幼为南京某公侯府家人，“工于邪术，白日书符咒水，能盗人什物”。据说他有一个木头箱子，“中有二木人，长尺余，能自相抵触坐作，进退听其指挥”。此外，他还擅长表演一种魔术，即将他人之物扔到水里，过一会儿再从自己的袖子里拿出，每次表演后，都会引起围观者一片惊呼——这种人基本上就跟耍蛇的大师王林一路货色。但是，王臣又非常好色，凡是他看上的女人，就用法术迷奸之，不知残害了多少良家妇女。
不久，受害者联合起来告到县里。张知县痛恨王臣以邪术害民，拍案而起：“左道不除，终为乱化！”旋即把王臣拿至县堂，“酷加捶鞭，以至折伤足胫”。张知县本来要判处王臣死刑，谁知张知县突然被钦取进京，升为巡城御史。王臣这才趁着官员交接的间隙，用钱贿赂新任知县，捡回一条命。但从此走路就一瘸一拐的，多了个“王瘸子”的外号。
王臣凭着几手杂耍本事，到处宣扬自己是得道真神，结果还真有人信。信的这人名叫王敬，是明宪宗宠信的宦官，王敬“闻王臣有妖术，即唤至门下，喜其同姓，置之左右，以便所私”。不久之后，王敬还向朱见深推荐王臣。朱见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看王臣的魔术，觉得十分奇妙，“即命为锦衣卫千户，同王敬奉旨采药于湖湘、江浙、苏松等处”。
说是采药，其实就是搜刮民财。“采药所到一处，博天子威灵，仗一人荣宠，纵肆横暴，凌轹外官，索属省奇珍贵物，官民悉力奉承，甚受其害。及至苏州，又命工人熔银为元宝，至二千余锭，以充私箧。凡江南奇玩精绝之物，遭二人检括殆尽”——《寓圃杂记》的记载比较详细，书中告诉我们，所谓的“江南奇玩精绝之物”具体包括书画、器玩、道释像典等。
由于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再怎么搜刮，老百姓也是敢怒不敢言。偏偏南京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王恕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正直官员。他听说了王敬和王臣一路上的斑斑劣迹，十分生气：“这两个孽宦、妖囚，圣上命汝二人本为采药而来，非征求而至，如何辄敢假公济私，方命虐民如此？若不奏除，则荼毒无已，民心必至激变。”于是，他先将两人抓进大牢，然后再上奏宪宗，说明缘由。偏巧那个已经被升为巡城御史的张知县听说了这件事，也是痛恨至极，便对幕僚说：我过去当县令时，就知道王臣是个奸盗百端的恶棍，没想到我升职来京，让他逃过死刑，这回断不能饶他！“仍将以前所犯过恶，逐一开写，奏上一本。”宪宗见自己派出的使臣，不仅荼毒地方，还败坏自己名声，十分恼火。“即时颁下圣旨，差锦衣卫校尉，带三般法典，径至苏湖”，将王敬和王臣及其随从的一班流氓无赖，上了囚械，索拿进京。
这中间还有个小细节。据《寓圃杂记》所记：抓捕王臣时，为了防止他在被捕后使用妖术脱逃，锦衣卫先是扒光了他的衣服，然后“遍以狗血涂之，复囊以狗皮以破其术”。当天，正好是大暑。这么一折腾，王臣可遭老罪了，押解到京后第三天，就被斩首示众。
那么，王臣和血雨的关系呢？别急，请您往下看。
明末学者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浙江按察使侣钟向朝廷汇报了一件奇事。绍兴山阴县县民杨广与他的佣工夏全驾着一条小船去找自己的好友夏珪喝酒。恰巧夏珪不在家，杨广就在门口站着等待。这时，突然下起一阵疾雨，像万千利箭一般，“射着全脚及门壁”。杨广有些吃惊，因为天上既无乌云也无大风，何以突下大雨呢？等他定睛细看之时，不禁毛骨悚然！因为那些雨点竟全都是鲜血！血雨之大，瞬间在台阶下积累了约尺把高的血泊！
杨广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敢再等夏珪了，跳上船便催促夏全赶紧开船！可是那血雨仿佛是跟他有仇似的，追着他下。坐在船里的杨广没有办法，只好“以蓑笠置船上”。即便如此也被血雨打湿，“亦有红色如血”。杨广逃回家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惊魂甫定，壮着胆子到船上去看，“见船中凝血斗余”。
在张怡的眼中，这阵突如其来的妖雨，恰是王臣及其同党伏诛的征兆。“是后妖人王臣依附貂珰，所至骚扰，诸以左道进者，如李孜省、继晓、梁芳之徒，滥窃宠幸。已而，王臣枭市，孜省等相继伏诛，盖其应也。”
在《玉光剑气集》里，还记载过一桩和血雨有关的事情。嘉靖年间，浙江慈溪灌浦一地有户姓郑的人家。一个人早晨起床，在室内徘徊，忽然觉得房顶漏雨了，一滴滴打在皮肤上，连忙点起油灯查看，发现竟是“血也”！鲜红的血滴将他的衣服染成了红色，而墙壁也像在血泊中泡过一样遍布红色。他又惊又怕，夺门而出，然后看到了更加恐怖的景象：茫茫四野已经被血雨笼罩……
“未几，有倭奴陷县之变”——原来这一番血雨乃是倭寇攻破县城大肆杀掠的征兆啊！
不过从科学的角度讲，血雨其实是一种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像前面《万历野获编》中所言，很多血雨仅仅是“红沙天”，也就是由褐色沙砾和尘埃为主体的沙尘暴。还有一些是风暴卷起的受伤动物流出的血。此前据媒体报道：西班牙萨莫拉地区下过一场很大的血雨，研究人员将血雨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了雨生红球藻颗粒，这种绿色的淡水藻类在面对化学应力的时候会变成红色。总而言之，血雨并不是什么征兆，就像所有的“天象示警”一样，都是彻彻底底的穿凿附会之言，不过，倘若仰起头时心怀忐忑，低下头时心存善念，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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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汲水的井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