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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金本位自动机制观念旨在恢复贸易收支平衡。鉴于前工业时代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较弱，而且创业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用金本位自动机制来解释跨入19世纪时的国际经济关系再恰当不过了。然而在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这种描述变得越来越不准确。进入19世纪，各大金融市场的联系已经变得更加紧密，特别是跨大西洋资本的联合，1857年和1873年美国和欧洲的区域性金融市场危机就各自牵连到其他市场。
欧洲国家大量借贷并转向金汇兑本位制，使得整个货币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此同时，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特别是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在固定汇率的基础上，不仅贸易往来没有汇率风险，而且资本可以在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实现跨境转移。金汇兑本位制内的巨大利率差异使得这种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对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例如，法国在战后每年向债权人支付超过40%的利息。鉴于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还不稳定，债权人通常只愿意接受短期的承诺，因此这种高息的国家债券的到期日往往被限制在几年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债权人想在信贷合同到期时从债务国撤资，可能是因为另一个国家提供的回报更具吸引力，也可能仅仅因为债务国的政治局势似乎不太稳定，那么这将直接影响债务国的黄金储备。当时国际信贷业务的惯例是，外国贷款人要求以黄金或外币的形式支付其资产，以便将其转移到国外。于是外国贷款人所投资的信贷机构从债务国央行获得相应数额的外汇，以付清外国贷款人的债务。
由此可见，外国资本从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撤出就减少了该国可支配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从而减少了该货币的黄金和外汇支持率。这些国家试图实现货币的超额支持，进一步扩大了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对黄金的需求。然而，如果撤出的资本量过大，黄金支持率就会降到规定的基准以下，例如在德国，这个基准是现金流通量的40%（包括外汇），在法国是35%。这些国家倘若无法在短期内扩大其黄金储备量，比如通过向国外借贷，那就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恢复其100%的黄金支持率——减少国内的货币供应，使因为外资撤走而减少的黄金及外汇储备重新达到相应货币供应的百分比要求。这种有针对性的货币供应消减政策后来被称为“通货紧缩政策”。
通货紧缩政策对国内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减少导致国内物价下跌。出于金本位自动机制的信念，这正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因为较低的价格本应增加各国出口商品的销售额，并在国内增加对本国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又因为这些商品现在比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便宜，这样一来就会节省外汇，创造出新的经济平衡。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以来再次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般的物价下降并不一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特别是几个国家同时试图通过国内通缩政策重新建立其国际竞争力。与期望中推动出口产业复苏相反，这个时期的通缩政策部分地对国内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物价下跌导致公司营业额下降，裁员增加，进一步减少了税收收入，并且无法再偿还外国贷款。
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方法是放弃货币的金平价。通过这一举措可以立刻消除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压力，降低货币的对外价值（即货币相对于其他金本位货币贬值）。这样一来，该国的出口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会更便宜。同时，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会上涨。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进口的国家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此外，由于国家对外的旧有债务仍按旧汇率计算，依赖金本位制的国家的外债将因为这一举措而增加。为了清偿相同数量的黄金负债，这些国家必须花费自己更多的货币。所以说，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体现的众多优点以外，金本位制度也有其明显的缺点，而且到全球经济危机时便凸显了出来。
最初影响金本位制度的并不是危机本身，而是1928年和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这里，股票价值在几个月内就翻了一番，于是在美国购买股票成为全球范围内极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许多资产所有者从其他国家撤出资金，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机。随着短期债券到期，世界各地过度负债的国家发现想要延长还债期限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资本被转移，对一些国家的黄金储备造成了压力。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然而，除了少数例外，从其他国家撤出的资本随着股市的崩溃有增无减：一方面是因为需要这些外国资产来弥补美国股市崩盘造成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其他周边国家不再被视为安全的投资选择。
由于全球对原材料和食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一些南美洲国家自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出口繁荣，而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压力。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见附录中的表9），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下降，使它们越来越难以偿还外债以及购买进口商品，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南美洲的全部黄金储备在1928年底仍接近10亿美元，而两年后已经减少至略高于这个数字的一半。最后，这些国家退出了金本位制。阿根廷和乌拉圭在1929年底率先作出相应的决定，巴西、智利、巴拉圭、委内瑞拉和秘鲁在20世纪30年代紧随其后，其他一些国家也主动让本国货币贬值，甚至包括一些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一场致命的动荡由此引发。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有一夜之间贬值的风险，外国投资者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以大幅折价的汇率兑换回在该国的储蓄，他们会损失惨重。仅仅是对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效仿贬值的担忧，就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典金本位制中，这种短期的黄金外流仍然可以通过黄金盈余国的慷慨贷款来对冲。然而在战间期逐渐显现的危机中，此类贷款变得稀缺，因此货币危机不断升级。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德国多次面临大量的黄金和外汇流失情况。就德国而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流失都被归因于纳粹党的成功掌权吓跑了外国债权人。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德国国内投资者的资本外逃量超过外国资本的撤出量。相反，法国却自1928年以来从德国、英国甚至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流入黄金，得以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黄金储备，占现金流通量的65%以上。直至1933年，法国积累的货币黄金数量已增长到相当可观的3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黄金储备的形成是通过法国国家银行的政策实现的，在该政策的指导下，积累的外汇库存兑换成了黄金。在这一局势的鼎盛时期，法国国家银行每周通过纽约的银行将价值2500万美元的英镑存款兑换成黄金，从而给英镑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1931年春季，欧洲银行业的危机加重了货币体系的紧张局面，欧洲的大银行也因资本流动而部分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在通胀期后积累的自有资产太少，资本撤离将它们推向了无力支付的边缘，此外还存在管理失误，以及一些银行家的欺诈行为。奥地利最大的综合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倒闭引发了德、奥银行业的连锁反应。一些较小的银行和法兰克福综合保险公司的破产，最终导致不来梅的北德羊毛纺纱集团公司（NordwolleAG）破产，而达纳特银行（Danat-Bank）持有该集团公司的大量股份。1931年7月，德国五大银行之一的达纳特银行也濒临破产，让德国政府面临必须立即进行干预的局面。
1931年5月和6月从德国转移的资本急剧增加，这导致德国货币的黄金支持率降至法定的基准40%以下，银行业的危机加重了资本转移的趋势。为了确保有足够的外汇支付手段用于进口急需的货物，德国政府最终在同年7月实行所谓的“外汇管制”。根据这一措施，将本国货币（德国马克）兑换成外币（外汇）或黄金须经国家当局（外汇管理处）批准。此后，德国货币不能再自由兑换成外币，尽管它在名义上仍然是一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这导致德国马克对外国人而言降低了价值——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投资机会，他们却无法轻易地将投资于德国的金融资源再次转换为外国资产。这样，德国引入外汇管制实际上相当于让德国马克贬值。
德国的这一紧急措施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及其货币产生了影响，其中英国面临着更大的黄金流失的压力，尤其是因为上文提到过法国国家银行实施的外汇兑换黄金的行为。投资者们试图将他们在伦敦持有的货币兑换成黄金，这缘于他们对货币稳定的信心因多次贬值而动摇。与此同时，法国拥有充沛的黄金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许多黄金持有者而言，法国看起来是远远更值得信赖的金融中心，因此发生了上述的资本转移。
最后，英国在1931年9月决定暂停黄金兑换，以阻止黄金外流，并使其货币相对于金本位制国家来说大幅贬值。这一举措让英国的出口产品几乎一夜之间在国际市场上重获竞争力。此外，一些英联邦国家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决定将其货币与英镑挂钩，即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使其货币与英镑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这就在金本位制之外形成了一个以英镑为核心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中，对外贸易和资本交易相对简单且风险低，但缺点就是与其他货币区的联系日益减少。
就在英国通过这些措施成功摆脱了国内价格下跌、企业倒闭和失业率上升的恶性循环，并相对轻松地度过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黄金投机集中出现在美国。美国极端糟糕的经济形势和不稳定的银行体系导致资本从美国撤出，并转移到法国或其他的金本位制国家（瑞士、荷兰等）。仅在德国实行外汇管制四个月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就下降了12%。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在1932-1933年愈演愈烈，政府越来越有可能实施大幅度的政策干预，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撤出。1932年11月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上任后就立即在1933年3月废除了美元的黄金兑换义务，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并让美元相对于黄金大幅贬值。之前1盎司黄金价值20.67美元，从1935年开始需要35美元才能购买1盎司黄金，相当于美元对黄金贬值了约41%。
对于当时正在筹备中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来说，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犹如投放了一枚炸弹。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摒弃“以邻为壑”的政策，各个国家自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和关税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危机转嫁给国际社会以保全国内经济。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银行业危机对美国的沉重打击，美国现在已经无法冒着外汇储备进一步流失的风险继续坚持金本位制。
随着美国这一决定的落实，整个世界从1933年初开始分裂成了四个货币区。多个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实际上贸易回归到了物物交换的形式。在这一体系下，商品进行直接交换，在没有国际公认的可交易货币的情况下，货物价值被记入账户。例如，德国出口商从国内结算机构以本国货币的形式收到出口商品的销售款。然后，不同国家的清算所（或结算所）定期（通常每月）就彼此的头寸达成一致，结算盈余，为此完全可以再次使用黄金或者其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处于这个东南欧和中欧结算系统中心地位的是施行纳粹制度的德国，在外汇储备几乎已经耗尽后，它在1933年中期进一步加强了外汇管制。此外，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也在1931年引入了外汇管制制度，一年后罗马尼亚也效仿。土耳其也在对外贸易中采用了这种对外汇储备的官方控制——尽管不同于其他国家，土耳其之前没有引入金本位制，但由于它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所以可以将其归为“外汇管理区”。
英国是“英镑区”的核心。除了英国殖民地和大多数“自治领”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以外，属于英镑区的还有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后来又增加了泰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爱沙尼亚。1936年后，拉脱维亚、伊朗和南非联盟也加入了英镑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与英镑挂钩，但英镑本身无法兑换成黄金。加拿大则决定将本国货币同时与美元和英镑挂钩，因此在英镑区和美元区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地带（曾短暂地出现在美国的贸易区，直到美元贬值）。
最终，一个缩小后的金本位区继续存在，法国以其庞大的黄金储备构成这个货币区的中心。瑞士、比利时、荷兰及其印尼殖民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没有放弃黄金的可兑换性，并与法国及其殖民地一起组成了这个金本位区。由于英镑区国家和后来的美元区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金本位区国家不得不与这些竞争对手出口商品的大幅降价作斗争。例如，至1934年3月，阿根廷和日本的货币相对于原始的金平价和留在金本位区国家的货币贬值了64%，而英国的货币则贬值了38%。除了金本位制瓦解后的这四个货币体系之外，中国的银本位是另一种重要的货币体系，但它不具有货币及贸易区的特征。苏联则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及贸易制度。尽管苏联在1936年才正式放弃金本位制，但它早在1926年就已经禁止卢布兑换外币，从而使整个经济与世界市场脱钩。
这些政策意义上的货币区的形成，使得这些货币区之间的贸易还有国际资本流动变得相当困难。全球贸易总额在这一时期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但这应归咎于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
由于罗斯福政府的严厉措施（即禁止私人持有超过少量的黄金和强制性交换义务），1933年美国的黄金流失稳定了下来。与此相反，法国的黄金持有量面临压力，因为它现在是唯一能够用持有的外汇换取黄金的国家。其他国家货币的贬值消除了法国商品的价格优势，英国和后来美国的经济复苏使得将资本从法国转移出去变得有吸引力。由于国内局势的不稳定，法国也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且出于对金本位自动机制逻辑的信仰，法国的回应方式是实施限制性的国内通缩政策。1934年意大利转向外汇管制，次年比利时禁止兑换黄金，在此之后，法国以及后来的荷兰、瑞士和波兰最终于1936年9月成为最后一批放弃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金本位的最后“堡垒”随之倒塌，各国货币对黄金贬值，并纷纷试图加入现有的货币区。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社会就对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的货币制度缺陷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升级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和科学研究。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重新规划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议程中，各国一致认为再次引入金本位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各国代表在会议上讨论了各种替代方案和保障机制，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以金本位为导向的货币秩序，其中美元作为唯一一种可以兑换黄金的“锚定货币”延续了金本位的传统，所有其他货币都固定其汇率与美元挂钩。各国不再依靠本国的黄金或外汇储备，而是将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存放在1947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了这一笔外汇储备就有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这样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避免资本收支不平衡。因此，很大一部分国家（东方货币区国家大部分没有加入该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采用固定汇率的原则，将其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当然，因为吸取了战间期的教训，国际法的许多条款已经完善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因为其他问题而失败。
金本位作为战间期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技术基础，是否引发或至少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各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济历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就认为金本位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真正放大器。在他们看来，这一货币政策必然会减少国内货币的供应量，大大加剧国内的经济危机，进而通过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经济体，延缓了经济复苏。反之，在英国等相对较早就放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这场危机的程度就比美国等国要轻得多。这一指控首先将矛头指向当时的经济决策者们，认为他们缺乏远见和洞察力，几乎盲目地坚持一个在1931年就已经无法单纯在技术上调节经济难题的国际货币制度：为了帮助那些黄金外流严重的国家，当时就已经需要76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按照旧的金平价），超过了黄金持有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法国）的储备总和。1931年前后所有金本位国家的黄金库存总共刚刚超过110亿美元。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人指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基于在了解宏观经济背景和更多的货币政策备选方案后才采用的标准来评判当时参与者的行为，因为这些后来的理解毕竟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更准确的统计，通过在此之后的讨论才使得如此复杂的经济行动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经济决策者们还无法获得像货币供应量和资本收支平衡表这样的宏观经济数据，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行动指导，即使具备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和干预意愿也无济于事。早些时候，艾肯格林和特明就已经批判道，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为了某些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捍卫金本位制，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和实业家以及法国的出口行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在德国，布吕宁（Brüning）的通货紧缩政策单方面将危机的负担强加给了失业者和大多数实际收入缩减的就业者。
显而易见，金本位制本身并非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只是通过在许多国家迅速传递这一冲击加深了危机的程度。世界经济和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与金本位制无关。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农业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时所指出的，价格下降无疑是由于出现了“真正的”生产过剩，而非货币限制所致。因此，艾肯格林和特明主要鉴于美国的情况提出了建议，即尽早地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这是否真的能防止或者哪怕只是缓解世界经济危机（如果实施的话），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在脱离金本位制之后，英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仍在持续下降，这一点并没有因国家货币供应量在此期间的增加而有多大改变。在这场经济历史争论中出现的所有论点，都是在重大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冲突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有时的确带有“教条主义”（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解释）。因此，全球经济危机这一主题在近现代经济学发展中一直具有核心重要性，但这并不一定有助于理解历史事件：在经济理论上，对事实的解释几乎总是极具争议。
今天，对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货币政策的经济历史学研究认为，货币制度的“自动机制”并没有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刚刚发现和理解这种“机制”的存在时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正如金本位并非危机起因一样，货币政策调整也不太可能及时地阻止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然而，作为一种通过连锁反应将某国经济危机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的传播机制，金本位制度确实起到了加剧危机的作用。货币体系的全球一体化与许多地方深刻的政治分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多国协调的经济政策干预变得几乎不可能，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国家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因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除了解决许多技术细节外）有一个首要目标：即使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国际合作也不能停止，也绝不能回归到经济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