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二十年代”的危机源头

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记忆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经济世界似乎是一个天堂般的存在：

伦敦人可以在床上喝着早茶的时候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任何数量的各种产品，并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它们被立即送到自己家门口。他可以在没有护照和其他手续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立即获得前往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廉价便利的交通设施，将他的仆人派到邻近的银行网点购买满足他所需数量的贵金属，然后在不了解某异地的宗教、语言或习俗的情况下前往那里，口袋里只需要揣着钱，而且只要有一点点不顺利，他就会非常惊讶并且认为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稳定的和持久的，就算改变也只会是变得更好；在他看来，任何偏差都是荒谬的、令人愤慨的和不必要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计划、种族和文化的竞争、垄断、贸易限制和排斥，这些都在这个天堂里扮演蛇的角色，只不过是他读的日报中的谈论，似乎对商业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没有任何影响，而商业和经济的国际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凯恩斯的这些话是在批评英国商人太天真，忽视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同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指出，这样一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状态绝不会自动重新出现，而是只有通过分裂的欧洲各大国家付出巨大的共同努力才能恢复。各国在《凡尔赛条约》谈判中追求的强权政策却威胁到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凯恩斯作为谈判代表愤然地离开了谈判桌并成为《凡尔赛条约》及赔偿条款的批评者的原因，这在德国民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也许对于南美和中国的商人，以及德国和俄罗斯的商人来说，世界经济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能也没有像凯恩斯在英国上层阶级那里观察到的那样宛若天堂。但正如英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或至少深深动摇了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贸易流向发生了改变，全球产能过剩的情况在许多经济部门加剧，这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在全球范围内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就像一辆摇摇欲坠、急需维修的破旧汽车。

当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经济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害以及哪里需要修复，显得相当不明朗。关于国际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系统数据都是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才有的。与此同时，许多政治行动者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的信念基本上没有动摇。凯恩斯在他的论文中正是批评了这种态度。他认为，尽管许多经济部门出现复苏迹象，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但世界经济的特点仍然存在许多危机源头，这些病灶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蔓延，引发成片的“火灾”。

最初，世界经济面临的明显挑战，首先是许多未解决的政治利益冲突，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太平洋地区，这些冲突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剧。众所周知，这与法德之间的“世仇”有关，这种仇恨不仅仅在德国的右翼保守阵营中被保留下来。除了条约中很少涉及利益分歧的“凡尔赛体系”之外，“华盛顿体系”也在太平洋地区造成了类似的不稳定的悬殊力量，很难遏制住日本的大国野心。自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通过一系列的领土扩张和野心勃勃的舰队建设计划（投资了高达43%的国家预算），日本已成为英国的、但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严峻竞争对手，它宣称在太平洋拥有统治权。1921年的《五国条约》终止了舰队军备竞赛，同年缔结的《九国条约》旨在保障正在面临巨大危机的中国的不可侵犯性，但收效甚微。这些政治权力的明争暗斗后来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妨碍了可以迅速控制危机所必需的国际合作，虽然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的成立以及20世纪20年代举行的各种世界经济和政治会议勉强地掩饰了这些矛盾。

另一个危机源头是战争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多个行业的巨大产能过剩。首先影响到的是全球农业，这可能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由于交战国限制其农业生产，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面积相应地有所扩大。在战争结束时，德国农业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就像其他交战国一样，它们至少有一部分消费是通过额外的粮食进口来补偿的，但由于盟军封锁了北海，即使在战争结束几年后，能顺利进口到德国的粮食量依然很少。只有英国在战争期间实现了粮食产量增长。受益者首先是几个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即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它们的小麦种植面积增加了30%。

随着欧洲恢复国内农业生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农产品出口价格的逐步下跌，这使所有国家的农业基本上都陷入了一场长期危机。甚至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农产品价格就已经下跌了30%，这对那些建立在农产品出口上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国家影响最为严重。澳大利亚的年度总经济收入的14%来自羊毛出口，巴西超过10%的收入来自咖啡出口，而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为了通过出口收益为国内工业化提供资金而出口了太多的小麦，以至于让国内人口挨饿。由于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所以它们试图通过促进国家出口来保持其出口收入不变，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全球生产过剩。许多农产品价格螺旋式下跌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了（见附录表9）。

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全球生产过剩。例如，钢铁业在战争期间因为军工领域的扩张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战后它在几个国家同时转型为民用品生产。除了钢铁行业以外，汽车制造业（在德国以外）和航空工业也有所扩大。此外，交战国的供应不足引发了进口替代过程，特别是在化学和染料行业，还有电气工程和制药行业。不仅仅是在德国和美国，受到困扰的工业部门试图通过垄断战略来降低产能，但收效甚微。对于曾经是工业化驱动力的英国纺织业来说，日本的崛起使其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英国出口商在太平洋市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最后一个危机源头是赔款问题，这是凯恩斯一开始就提到的，也是他主要批评的对象。这里讲的并不是1921年伦敦最后通牒中确定的1320亿马克赔偿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实际负担，当然，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相当于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并且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由于在后续的付款方式谈判中，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被视为一种执行抵押，专家们将实际债务总额定为约500亿马克，并允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期支付。现在的经济历史学家可以证明，实际有效的赔款并没有对德国经济构成严重的负担，甚至最终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当时的人无从得知这一点。他们以为德国必须在20世纪20年代的有限经济产出和受限的外贸条件下接受无法承受的外债，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减轻这笔债务。

凯恩斯在对赔偿要求的正面攻击中强调更多的，并且后来确实成为世界经济负担的，不是赔款要求的数额，而是德国支付这些赔款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共和国受到严重的外贸限制，使其几乎不可能实现贸易顺差。德国在国外的私人财产（尤其是商船），以及专利和商标权，很大一部分在战争期间被没收或被征用，因此德国也无法实现任何可观的外国资本收入。因此，履行赔款的唯一途径是在国外借款。鉴于德国有着巨大的工业潜力，这些贷款也慷慨地发放给了德国政府和私营部门。

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产生了一种充满矛盾且危机四伏的国际货币循环，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经典描述中将其描述为“债务旋转木马”：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向美国债权人借贷来满足战胜国的赔款要求。然而，德国获得的资金又从法国和英国回流到了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也为了购买军火在美国大量借贷。这一债务循环大大推动了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泡沫，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危机源头。然而，由于与另一个危机源头——金本位制的重建相结合，国际“债务旋转木马”升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为了能够简化赔款和相互之间的信贷支付关系，各国必须尽可能避免它们的货币之间的价值波动。在主要经济学家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普遍看法中，没有比所谓的“金本位”更合适的工具了。金本位的重建在现代经济中，货币的使用既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货币要成为支付手段，必须满足许多条件。最重要的是，它的价值必须稳定，才能在日常交易中被接受。因此，工业化前的社会使用稀有贵金属来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定。这种稀有性确保了可用的货币金属总量不会急剧增加。如果它的增长速度不超过商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就能确保价格稳定。然而，工业化国家自19世纪末以来不再使用金币本身作为支付手段，而是使用所谓的金本位货币。由金属硬币、纸币和电子货币组成的货币总量与中央银行以金条形式管理的国家黄金储备之间的比例被法定。在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每一张额外投入货币流通的英镑纸币必须从英格兰银行实际获取三分之一等值的黄金。通过这种方式，工业化国家确保了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值稳定性，也确保了货币对于采用同一制度的所有其他货币的价值稳定性。因为通过让英镑与黄金具有固定汇率，也就是在英镑和所有其他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的货币之间形成了固定汇率。如果德国的一个金马克相当于大约三分之一克的黄金（精确值：0.358克），而1英镑相当于大约8克黄金（精确值：7.98克），那么1英镑相当于大约24马克（精确值：7.98：0.358=22.29）。

按照惯例，各国货币对黄金的价值比例是固定的，19世纪以来，国际固定汇率体系逐步形成，最终为英国绅士们享受凯恩斯所描述的充足、快捷的国际商品供应提供了货币政策背景。德国在德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出售了储备的白银，开始储备黄金，这使得它能够在1871年和1873年的两项货币法案中引入金本位货币。

这件事在其他国家引发了连锁反应，它们同样也逐渐引入金本位货币：1879年的美国、19世纪80年代期间的法国和“拉丁铸币联盟”国家，后来还有一些南美国家。俄罗斯和日本于1897年引入，印度自1898年起采用金本位货币，而中国和其他少数国家则继续保留银本位。

金本位制建立后，不仅消除了不同货币之间无法预测的汇率波动，由此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计划安全性，从而促进了贸易往来，还被认为有能力“自动”消除贸易失衡。在19世纪末的经济学理论中，人们经常谈论“金本位自动机制”，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及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思想。按照19世纪的普遍观念，当一个国家持久地从另一个国家购买商品，而不能相应地提供可供交换的商品时，“金本位自动机制”就开始起效。例如，德国在19世纪从英国买入的商品（机械、钢铁、煤炭）比出口到英国的商品更多，这样的贸易逆差导致黄金从德国流入英国，因为英国卖家对德国马克不感兴趣。这样，德国渐渐无力支付劳务费，也无力购买商品。然而，由于德国的黄金储备减少，货币供应量也不得不减少，以恢复黄金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原始比例。这样一来，国内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国内商品供应量也就减少了。根据另一种经济理论“货币数量理论”，这样就导致了德国国内价格水平相应地下降。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商品通过“金本位自动机制”应该变得更便宜，而外国的商品则应该变得更昂贵。这使得进口英国商品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而对德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此，根据“金本位自动机制”理论，贸易失衡会通过相应的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而重归平衡。

许多当时的货币专家对金本位制的运作方式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将在19世纪末的经济繁荣和贸易的“全球化”全部归因到这种固定汇率制度的转变。即使在今天，一些经济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世界贸易的增长至少有20%得益于金本位制度。这种对“金本位自动机制”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一个事实，即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视为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通用工具而被重新引入。然而，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一再指出，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鼎盛时期，金本位制既没有“自动”运行也没有顺利运行，而是依赖于一些有利的环境条件。

首先，19世纪90年代在南非新发现的黄金是金本位制建立的重要先决条件。如果经济通过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强劲增长，那么货币供应以及国际上可供应的黄金量也必须能够强劲增长，以确保繁荣。其次，只有当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金本位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各国积累的黄金储备量大幅度超过了法律为它们规定的黄金支持，那么这些黄金将在系统的其他地方发挥作用，这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中出现过。例如，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将其黄金国库扩大到了货币量的65%。然而，并没有出现危机的局面，因为全球黄金储备量总的来说比较大并且分布良好。再次，在传统的金本位制度中，英格兰银行对其他国家央行和整个银行体系总体上具有某种先导和示范的作用。它的利息和贷款决定被视为指导框架，英镑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在国外几乎享有无限的信任。最后，金本位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理论上应有的对国家债务的约束作用。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里，金本位国家的国家债务在增加。因此，事实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理论上的“金本位自动机制”在19世纪末的实践是不可证实的，至少这一时期的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不能归因于金本位制。然而，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许多经济政治家，尤其是许多经济专家当时都坚信金本位制有效调节经济平衡的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各国中断了“金本位自动机制”，试图尽可能防止黄金储备量外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正式取消国内货币的黄金支持。在战争期间的国际军火交易中，黄金量每次都重新按照军火相应的等值商量，以至于实际产生了汇率波动。例如，如果一个商人想在这个系统中从美国（在1917年之前中立）购买商品，他首先要获得美元，而他必须为此花费的马克（或黄金）数量每天都会因为波动而变化。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汇率波动也还在严重影响着国际贸易，而在欧洲，无数次的政治冲突和各种战争已然造成供应短缺，让原本就已经够艰难的国际贸易雪上加霜。

此外还有其他问题。战争期间，世界黄金储备量被大幅度重新分配。到了1923年，美国拥有价值38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量，相当于全球黄金储备量的44%，因此全球货币黄金储备量处于相当不平衡的状态。如果欧洲国家想重新引入金本位制，它们就不得不从美国购买黄金。然而，它们同时还欠美国的债务，尤其是英国，在战争期间向美国借了大量贷款。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务也使得它们难以重新引入金本位制，因为引入金本位制相当于让黄金储备量从本来现有黄金储备量就不足以恢复黄金支持的国家流走。为了不让自己国家的黄金储备量进一步流失，英国和法国将其对美国的战争债务捆绑在《凡尔赛条约》中德国所承担的赔款支付上，“债务旋转木马”由此产生。

因此，在经济决策者和货币专家看来，通过强制性政策快速引入金本位制似乎是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仓促行事是不可取的。各国在19世纪慢慢地、逐步地过渡到了金本位制，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用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实际贸易关系的自身货币与金价的比值作指导。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还非常不明朗。由于战争的发生和资本投机的存在，各国货币对应的黄金价值没有多大意义。因此，经济决策者以“战前黄金平价”为指导，“战前黄金平价”也就是其国家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对于黄金或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然而，黄金价值不再与实际的经济实力分布相对应——例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济实力被显著削弱。如果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基于战前黄金平价确定一种货币的黄金价值，而不考虑经济变化，就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该货币的黄金价值被高估，那么该国向国外出口的商品就会非常昂贵，很容易被外国的竞争对手压制。后果就是，该国的出口量下降（从而该国积累外汇的能力也下降）。

尽管当时的专家们都很清楚这些问题和风险，在1922年4月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28个与会国还是达成了尽快重新引入金本位制的意见。由于引入金本位制所需的全球黄金储备量不足，部分的国家黄金储备也可以外币的形式持有，即外国的金本位货币。

黄金支持的目的主要是补偿贸易收支失衡，所以货币专家认为，这种补偿也可以采取外汇支付的形式实现，前提是这种外币在国外被普遍接受（如英镑和美元）。然而，这一原则的采用，使新的“金汇兑本位制”陷入更容易受到可能发生的国家货币危机（正如后来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发生的那样）或投机资本流动影响的局面。

不过，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一开始就妨碍了国际社会重新引入金本位制。同时，德国货币的混乱还使“债务旋转木马”停止了旋转。德国的债权人开始积极努力稳定德国货币，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以美国调解人、银行家查尔斯·盖茨·道威斯（CharlesG.Dawes）的名字命名，它不仅通过用美国贷款作为过桥资金达成了赔款问题的新规定，从而结束了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区的占领，与此同时，这个计划也开启了德国回归金本位制的道路。这一决定于1924年8月以《德国银行法》和《德国货币法》的形式通过，因为不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德意志银行现在被置于一个“总理事会”的监督之下，理事会有一半成员由外国金融及货币专家组成，将来它还会任命德意志银行行长，从而影响德国的货币政策。此外，《德国行法》规定，新货币（德国马克）必须以40%的黄金支持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为支撑。

道威斯计划让德国货币稳定下来，为更多国家重新引入金本位制创造了前提条件。经过激烈讨论，英国在道威斯计划实施仅一年后也引入了金汇兑本位制。这一举措在国内备受争议，因为一些行业受益于低于美元且波动较大的英镑汇率。因此，恢复金本位在英国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恢复原来的黄金平价，从而恢复与美元的兑换关系（1英镑=4.86美元）牵涉到国家声誉。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这一方案可谓是充满热情，以致让凯恩斯在他的文章《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凯恩斯看来，英镑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中被高估了10%，因此英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与美国相比也高出相同的比例。这样一来，原本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的英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例如，在阿根廷，英国产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乎占所有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产品仅占15%。恢复金本位制两年后，阿根廷从美国进口的份额上升到四分之一，而从英国进口的份额则下降到19%。因此，恢复金本位制削弱了英国经济在外贸中产生顺差的能力，从而无力偿还大量的外国贷款。

法国恢复金本位制的过程更加艰难，虽然没有像德国那样最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但金本位制的恢复仍困难重重。原因是许多出口行业受益于法郎对外币的持续贬值，这使法国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可以挤占外国商品的市场份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美元价值5.45法郎，而1924年美元与法郎的汇率已经是1∶15。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中，1英镑相当于25法郎。然而，1925年英镑按照战前的黄金平价与黄金重新挂钩时，法郎却在1926年之前相对于战前的黄金平价贬值了80%，最终在1928年以124法郎兑1英镑（也就是25法郎兑换1美元）的比例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制。1805年引入的“芽月法郎”（FrancGerminal）相当于0.29克纯金，而1926年发行的“彭加勒法郎”（FrancPoincaré）则定为0.058克的纯金含量。这样的大幅贬值有利于法国的出口行业，并由法国总理雷蒙·彭加勒（RaymondPoincaré）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实施。“彭加勒法郎”价值被低估的负担则转由市场份额输给法国出口商的那些国家的出口行业来承担。相对应，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就积累了大量盈余资本，最初以外汇的形式持有，自1928年以来越来越多地兑换成黄金。这些兑换行为又给那些不得不交出黄金的国家带来了负担，尤其是英国，后来还有美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货币动荡期间，法国更是受到了从德国、英国和美国撤离资本的“黄金雪崩”的严重冲击。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即20世纪20年代中期，金汇兑本位制作为一种全球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它从一开始就比战前的金本位制更加不稳定，至少有三个核心的、令人担忧的结构性缺陷，当时但凡敏锐一些的观察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第一，美国拥有大量的全球可用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是需要这些黄金来重建其货币的黄金支持的欧洲国家的债权人。第二，最初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折中方案，使整个体系极易受到核心外汇的汇率波动或个别货币退出固定汇率体系的影响。第三，出于国家声望的考虑，欧洲国家无法冷静理智地确定其货币对应的黄金价值。自战争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本应反映在重新评估的汇率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第四，除了这些设计缺陷之外，政治对抗和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让它的实施更加艰难。如果说英格兰银行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鼓励其他国家合作，那么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就缺乏这种权威，而且国家的特殊利益给本已不稳定的货币制度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英格兰银行已经失去了在中央银行“交响乐团”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下降，还因为英国对美国负债累累以及它的黄金储备量流失。此外，伦敦在战前曾经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各种金融交易中心的金融城市，现在它的竞争对手有巴黎尤其是纽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4年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调节责任落在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四大中央银行的肩上，并以相应机构的四位负责人为代表：蒙塔古·诺尔曼（Montagu Norman）（法国）、埃米尔·莫罗（EmileMoreau）（英国）、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Schacht）（德国）。

战间期的金汇兑本位制主要由四个核心国家的行为决定，而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这一事实也使得这一体系变得不稳定。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引入了金本位制度，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废弃，它们与同样还坚持金本位制的美国加强了贸易往来。其他国家最初面临着稳定国内货币的任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在部分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恢复了金本位制，主要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的形式。日本在1929年恢复金本位制，当时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开始。除了德国以外，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爱沙尼亚也只能通过货币重估来实现货币的稳定。

各个国家选择的金本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很少是纯金本位制度，主要是金汇兑本位制，以黄金和可兑换黄金的国际主导货币（特别是英镑和美元）的储备作为本国货币的支撑。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随后也被用于支持性购买来稳定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的汇率。早在1926年，已经有39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固定汇率，其中17个国家在欧洲。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金汇兑本位制已经扩展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关于一些国家为了实施这种货币制度而强制执行的经济政策调整措施是否成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至今仍有争议（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深入讨论）。然而，毫无疑问，金本位制度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即使是为数不多的仍坚持银本位的国家（如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最终也因为金本位制度的崩溃而被卷入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 lfnHng7H0DCBWrIhYlZgAvj6zpWeLMKQcYhSigswdAdfVv2n5u2v6t1FoMSxLp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