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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当纽约股市的泡沫破灭时，一开始几乎没有观察者预料到，一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会爆发，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甚至世界政治的面貌。相反，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波正常的经济衰退，只是因为投机泡沫的破灭而被触发并加深了严重程度。这一事件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骤然终结了所谓的“黄金二十年代”，还因为股民跳窗自杀的新闻画面而令人触目惊心。但经济衰退的规模似乎是有限的，尤其是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1930年是世界各国经济困难的一年。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和德国，总体经济产出下降了至少5%，失业率上升，一些产业的情况极其糟糕，比如农业。不过，农业已经对逆境习以为常——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它一直受到结构性问题（产能过高、产品价格低）的折磨，它本身的重要性就好像完全消失了似的。反之，其他国家比如法国或英国，在1930年几乎还没有察觉到这场危机，苏联和日本也只受到了轻微的影响，就连在法西斯政府压迫下开展了激进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意大利似乎也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受到影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世界各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不是恐慌，更多的是遵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执政。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活动，以应对财政收入日益萎缩的局面，除此之外，他们只是等待危机自行消除。当然，采取这种观望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问题的根源来自由金本位制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它本来就不允许政府采取更主动的行动。
到了1931年初，这一策略似乎成功了。无论是从国家经济政策上来判断还是观察许多私营企业的情况，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危机基本上已经过去，不久就会出现新的复苏。然而，接下来几个月国际金融和货币危机的急剧升级让这些希望变得毫无根据。脆弱的国际货币秩序体系、战争赔偿或者说跨国债务的复杂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金融和资本流动失衡，加上曾经的战争反对者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了1931年夏天欧洲中央银行、金融部门以及金本位制事实上的崩溃。这些事情的发生又引发了一场保护主义的竞赛，其结果就是，世界贸易进一步急剧萎缩。由于货币、金融以及世界货币体系和世界贸易的崩溃，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指标数据随之急剧恶化——此前表现一直良好的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也被卷入了漩涡，只有苏联似乎在这场经济灾难中毫发无损。
不断升级的全球农业危机随之也对阿根廷、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这些国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全球经济中心转移中获利。因此，在1931-1932年的冬天，危机达到了顶点，其悲惨的表现是跌破纪录的失业率——1932年2月，德国官方公布有600万人失业，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纳入官方统计的人群。英国官方统计有285万人失业，美国有1200万人流落街头。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现实，即使那些仍有工作的人也往往是打短工、薪资下降，而且国家为失业者提供的福利支出也大幅减少。大规模的苦难在许多欧洲国家蔓延，并波及美国的乡村地区。
至此，政治体系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此前尚未引发较大争议的自由经济政策看起来已无法应付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因此，1932年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灾难年，而且从这时起人们动摇了对自由经济政策的信仰，实际上也就是对政府议会行动能力产生了怀疑。几乎全世界的政府都陷入批判声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段时期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并不是个例外，只能算是最突出的例子——国家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类似的反议会和反自由主义运动在其他国家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奥地利和东南欧地区，但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尝试了“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有独裁者上台执政。对于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反议会的，目前仍存有争议，但罗斯福在“新政”中寻求一种新的、直接的、动员人民大众的政治风格，以获得足够的动力绕过看起来烦琐甚至无实际行动能力的议会程序来克服危机。只有英国、荷兰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对来说没有受到这种诱惑。然而，讽刺的是，除了纳粹军备经济的特例以外，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后最终取得的经济成果并不比所谓的失败的自由主义更好。
尽管1932年至1933年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上升相对缓慢，缺乏经济动力。这是因为此时全世界尚且没有新的货币秩序取代在危机中被打破的金本位制的地位。世界经济仍然深陷国家之间孤立的贸易政策和关税壁垒的泥沼中，世界贸易进一步萎缩。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很高，仅德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1936年至1937年间实现了充分就业，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也表明这场重大危机已经过去（见附录中的表5和表10）。
但德国经济为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1933年以后，纳粹政府不仅延续了前几届政府试图刺激经济的努力，而且通过扩大军备和战备措施大幅强化了这些尝试，最终导致了一场军备繁荣。虽然这个举措迅速改善了国内的经济形势，但并非长久之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经济的利用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人们仅受益于更长的工作时间，工资却仍停留在危机时的水平。物资供应也没有改善，而且，随着自给自足政策的实施，许多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被完全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导致物资供应情况日益恶化。因此，德国也没法置身事外——全球经济危机直到1939年才结束，要改变唯有战争，但这种改变却是剧烈的。
全球经济危机让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踏空”。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疏忽渎职、经济理论的不成熟等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不幸的条件，还符合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经济发展本身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尽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观念已经广受抨击，但大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仍然坚信这一点，至少在危机爆发时是如此。这一观念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更具长期性的理念——经济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具有内在的均衡发展倾向。这一理念几乎构成了现在资本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信条——正是基于这一信条，资本主义才得以成功抵制了国家主导、高度管控的经济模式。
18世纪是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经济语义形成的鞍点时期，虽然一个国家是强大的，但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不一定清晰、合理和高效。在古代欧洲，经济更像是一块拼布，由不同的元素交织而成，偶尔会有自由市场和自由城市，但大量的经济活动其实被束缚住，一部分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
这些限制很少单纯基于经济层面考虑，相反，它们往往混杂着地方和区域的利益、贵族特权、道德规范、社会专属权力和纯粹的无知。这些因素通过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开展的活动勉强维持一团和气，当然也一起承担相应的结果——经济表现起伏不定，天气和气候变化引发灾难，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极不稳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难地维持在勉强生存的水平。因此，在18世纪，到处都是对传统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大部分地区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禁令和戒律、特权政策，以及早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的警察条例或出口禁令等令人费解的规定的批判声。
然而，旧秩序的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谴责政府行动缺乏合理性，其中最著名的批评者来自法国重农学派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阵营——他们将所谓的混乱重商主义与秩序井然的经济世界进行对比，认为后者根据理性规则在运行，所以应该避免“旧制度”的阻碍。这些源自对当前状况不满的对立构思，绝不是日渐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宣传词，无论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Quesnay）还是亚当·斯密（AdamSmith）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做到充分的思考。相反，他们认为，在一个遵循理性原则的经济体中（正如启蒙运动所理解的那样），随着经济运行不断地重建平衡，效率也会显著提高。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发展受到的干扰似乎是不合理行为导致的，又或者是气候和天气波动等不可预测的影响因素造成的。在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现的时期，这是一种极其合理的想法，因为反复发生的危机确实大多是农作物歉收、战争或荒谬的经济法规造成的。就此而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是他所处时代“不合理”世界的万花筒。
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种思想：只有当经济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时，世界才会和谐。它可以看作启蒙运动的一个副产品，自此成了经济思想和自由经济理论的永久组成部分。按照这种观点，正如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StuartMill）所说：经济发展运行过程里的干扰（我们习惯称之为“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但这不是经济本身的表现形式，而是意外事件或错误的政治干预导致的后果。这种和谐或平衡的观念认为经济平衡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古典经济理论对此甚至相当怀疑，尤其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由于可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有限，工人的状况很难持续改善。但从经济的运行方式来说，人们并不接受这一论点。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对这一点做出了激进的表述：出于社会原因，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的瘫痪。因此，应该拒绝这种干预。
然而，19世纪新兴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并非如此。经济进程显然在波动，伴随着总体产出下降、销售困难、价格下跌和失业率上升等情况的经济危机并不罕见。相反，至少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起伏的规律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将这些现象系统化的观察者是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医生克莱门特·朱格拉（ClementJuglar），此外他还相信自己可以算出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固定时间节律。后来的经济历史研究也发现了大约为期八年的增长周期或者说衰退周期。虽然在20世纪的进程中，这种周期的长度有波动，但是朱格拉的假设至今仍被证明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不是整齐划一的，也并非只受外部波动的影响，而是以增长、繁荣、衰退和萧条的循环往复为特征。事实上，自18世纪末以来，“危机”一词已经被广泛用于描述经济衰退和萧条阶段。
不过，朱格拉不是首位提出经济周期性发展理论即“危机理论”的人。这件事首先是由卡尔·马克思（KarlMarx）完成的，至少他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基石。他的关于经济学的作品最初只是零散地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直到密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辅助他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反复出现的周期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表现。在经济增长期间，所有资本家都会扩大资本投入和生产，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这样的趋势就会刺激经济发展，直到可能增加的生产量遭遇有限或至少增长较慢的需求。当资本家难以实现生产剩余价值的时候，价格战就开始了，最终一部分资本家因无法获得和以前一样的剩余价值而破产。资本投入和生产量下降到一定阶段，足够的购买力需求会再次出现，于是这一循环过程又重新开始。
这就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马克思认为这一过程会越来越严峻，也就是说，资本的有机构成（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使得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利润率下降，危机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最终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因其内部矛盾而走向灭亡。
然而，这种崩溃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尽管马克思在1857年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一直殷切地期盼着它的到来。1848年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确实存在问题，但随后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增长让之前取得的所有经济成果都显得黯然失色。马克思显然完全低估了技术变革的影响，尽管他的设想对于某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整个过程又重新开始。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能保持创新，马克思的危机机制就只能算是描述了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即使是面对1873年至1895年这段卷土重来的艰难岁月，几位主要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均衡发展的内在趋势的乐观态度也没有改变。
而现在，随着所谓的边际主义转变，人们坚信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证明这一点，当然，前提是永远得实事求是地处理经济问题。
1895年至1914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出现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它让人们更加坚信，危机是资本主义幼年时期的一种疾病，发达的以及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这种困扰。仍然存在的干扰和波动被归咎于错误的政策，尤其是来自中央银行制造的大量麻烦的利率政策。但总的来说，人们相信这些现象是可控的，尤其是因为一再发生的经济波动甚至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它们最终就像是一场净化危机，从经济上来看达到了披沙拣金的效果。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乐观的局面是否会动摇不得而知。虽然战争及其后果并没有摧毁世界经济的节奏，但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危机对社会影响的规模开始让人不安，在这种背景之下，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在此之前人们对经济危机进程的固有认知。除了造成实际的糟糕经济局面之外，它还让当时的主流经济思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而且它还让人们有了这样的印象：正是这种经济会自动回归均衡的“错误”想法加深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并延长了其持续时间。
这次危机因此成了一场政治事件——为政府提供了政策指导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甚至称大萧条为国民经济学的“圣杯”，对它的理解使我们有机会理解宏观经济背景，从而制定有效的政治战略。虽然伯南克并非出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的学派，但凯恩斯这位经济学思想的“大师”应该会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伯南克的观点。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证明了凯恩斯的一般理论的正确性。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凯恩斯的作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暴跌或可怕的失业数字一样源于危机。因为按照凯恩斯在危机期间的阐述，这次危机的程度恰恰表明经济不会如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自动恢复到均衡状态，却可能会出现加重失衡的情况，例如劳动力市场上出现高失业率。凯恩斯认为，一般的均衡理论不足以解释清楚经济的变化，应当补充不平衡及重建均衡状态的理论。凯恩斯的这一观点于1936年向公众发表并掀起轩然大波。
凯恩斯将危机的程度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并没有像自由市场均衡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自动进行投资和消费。面对糟糕的预期，企业和消费者都捂紧了钱包，导致生产要素利用率过低、失业率上升和未来预期的进一步恶化。就此而言，基于自由市场理论传统的国家政策是通过节制和调整国家行动以适应不断减少的财政收入来应对危机，最终必定会加剧危机。凯恩斯认为，国家应该在危机中广泛采取干预政策，以弥补市场参与者的“失败”，直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开始，这时国家才可以减少干涉。
这一观点并非没有争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安娜·J.施瓦茨（AnnaJ.Schwartz）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作为凯恩斯思想的竞争者，他们认为危机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国家经济政策的普遍失误，不如说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败。美联储在金本位框架内的紧缩政策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危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种新的经济理论的范式转变也与对全球经济危机各种相互矛盾的诠释密切相关，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一点。
传统自由主义中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旧模式随着凯恩斯在危机理论方面的工作的开展而成为过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主义立场当然也是如此。国家的经济政策行动或者说各国央行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制度已经失去了清白，它们显然在经济危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也和国家或央行相关。但是，如果仅仅依据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就认为通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就能与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刀两断，那是一种谬误。即使在传统自由主义中，也有人呼吁重新开始。虽然直到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才成为经济学特定变体的概括性术语，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概念的含义已经变得清晰。
20世纪20年代末的德国已经有声音强烈反对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以及相应的国家经济政策。这种声音认为，经济的“托拉斯化”（通过卡特尔和寡头垄断）、市场力量的削弱以及由利益集团把持的议会的无作为导致了市场的全面失灵。因此，关键是通过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国家来恢复正常运作的市场秩序（奥尔多自由主义），并在必要时顶住来自市场参与者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的压力来维持这个秩序。只有在一个稳固的市场秩序框架内，“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规则才能发挥其恢复平衡的作用。
然而，这些理论出于两个原因仅在特定条件下才适用于观察历史。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规范性。研究者选择何种“理论取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失败的国家经济政策，不充分的货币政策，或者是对市场秩序的批评。其中，由于结构的权力集中导致市场失灵，尤其是不能恢复平衡。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理论假设都可以找到经验证据，它们也许能够恰当地描述某个特定的方面或局部情况，却无法解释或者说无故忽视其他方面或整体情况。
尽管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或奥尔多自由主义这些危机理论和解释是有帮助的，并长期在影响经济史的辩论中有着重要地位（见第四章），但它们无法完全解释危机的历史背景。
除此之外，尽管这些理论对一场确实非同寻常的危机作出了反应，但它们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只能用这场危机来解释。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在大萧条之后，人们必须以与以前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经济。如果说大萧条让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模式看起来很“荒诞”，那么国家对经济采取行动的前提也因这场危机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人们认为如果采取正确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严重的危机在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正是这种近乎创世主般的要求，使得随后的每一次严重危机都成为一种主流经济理论的范式。无论如何，自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经济萧条时常带来经济学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那些理论最终本身成为危机的产物——想要尽力解释清楚的观察对象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将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学思想的变革纳入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描述和解释中，而不是将其划分为脱离历史事件的、对危机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解释，可能会开启一种更自由的视角。虽然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作为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危机理论的代表出现，但我们在他的文章中找到了应用这种视角的一些思路：他认为危机不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灾难，而是资本主义结构变革的形式。因此他（在这一点上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不需要提出更好的经济政策理论，将每一次危机视为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现象和特殊的历史事件即可。
经济危机具有双重特征（类似于与之密切对应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阶段），它们是资本主义进程的规律性振荡的表现，同时其具体形成总是呈现为一种具体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用一个概念去概括。
对熊彼特来说，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几个不同的、相互重叠的周期在它们的低谷汇合的结果，他通过累积效应解释了这次崩溃的特殊规模。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理论相反，也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并没有从均衡理论假设出发，他认为均衡是理解经济关系的合理理论构想，但不足以描述经济的变革。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均衡充其量会偶然地或短期内存在，而持续变化和不断波动才是常态。
如果将熊彼特在1939年出版的作品《商业周期循环论》中对大萧条的解释与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进行比较，《商业周期循环论》简直就是一篇沉思录。熊彼特不相信国家经济政策会影响经济周期。因此，与同时代的凯恩斯不同，他刻意避免给出实际的建议。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危机后的几年里，凯恩斯的文章可谓是受到了全世界经济学学生的追捧，而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的广泛论述充其量只是被好心提起——全世界都想要解决方案，而熊彼特没能提供。
但熊彼特对经济周期性渐进观点的坚持为我们从历史角度理解这次危机提供了重要思路。根据他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必然会产生萧条，正如熊彼特使用的一个著名短语所表达的，萧条阶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见解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同样随着每次危机周期性出现的系统批评的局限性，也让人们对“我们最终会对经济以及如何操纵经济有足够的了解，以至于能够避免未来的危机”这一观点开始持根本性的怀疑态度。此外，熊彼特的理论也使我们有可能弄清楚这样一个历史观察的视角：根据他的观点，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回答1929年之后为什么会发生危机这个问题，而在于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贫困、饥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和发达世界经济关系解体的危机。
与此同时，熊彼特对国家影响周期性变化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也让人开始反思在危机中寻找“罪魁祸首”到底有没有意义。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引发的言论将危机的起因问题激化为罪责问题：谁在危机中失败了？谁对经济现实视而不见？谁更了解情况？应该听谁的？因此，除了是否可以用错误的经济政策来解释危机这个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当时确实存在错误的决策，也不否认基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本可以找到更负责任的或“更好”的政策方案）之外，这种评估似乎完全不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时的行动者们只能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认知水平下采取行动。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场危机的特殊因素引发了一个重新思考和调整经济思维的过程，然后才导致了人们对当时的行动者的做法的彻底否定。然而，从历史角度观察的时候，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当时不知道世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因为他们身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