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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17年，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the Persian Great King Dareios Ⅰ）率大军西征，平定帝国的西部疆域。在这之前，一场席卷波斯帝国的动荡刚刚平息，皇帝和皇位正统继承人相继身故，大流士便在这个权力真空期登基。他自称出身于皇室分支，也许确有其事，但在法理上他的继承权站不住脚，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武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通过战争来说服众人接受其统治。他大肆挞伐，肃清了帝国中心和东部的所有潜在对手后，又把目光转向了西部，意图通过进一步的征服来巩固自己的继承权。扩张帝国疆域，尤其是向东收服印度，向西大举征伐，不仅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也为他赢得了执政合法性。
除了西部，大流士还将视线转向北部，因为在黑海（the Black Sea）以北游荡的斯基泰人（Skythians）同样构成了潜在威胁。以他之前与中亚其他游牧民族交战的经验来看，斯基泰人无论是在血缘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与中亚的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同样表现出难以平息的敌对态度。为了抑制斯基泰人可能的侵扰，大流士计划攻入其家园，捣毁其住所、牲畜和生存资源。他并没打算占领他们的土地，因为以他对这些游牧民的了解，一旦己方军队接近，他们就会望风而逃，跑得无影无踪，等军队撤回后再卷土重来。因此，这次军事行动的核心在于打击而非征服。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对他们迎头一击，将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因为他能对他们痛击一次，便可再二再三。
而在出征斯基泰部落的途中，可以顺带解决小亚细亚（Asia M inor）西部、沿海城邦和爱琴海各岛屿（the Aegean islands）的管理问题，这些区域虽然此前已被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King Kyros，又作Cyrus the Great）征服，但尚未被施以全面管理。大流士在爱琴海沿岸的萨摩斯岛和莱斯沃斯岛（Lesbos）的行动进展顺利。当时波斯倾向于扶持本地出身的僭主（tyrant）
管理这些希腊城邦，拜占庭城也不例外，由一位名为阿里斯顿（A riston）的僭主控制。大流士要求这些僭主协助其对斯基泰（Skythia）的征战，不过由于这些僭主麾下以步兵，尤其是重装步兵为主，并不适合远征深入如今乌克兰地区的斯基泰草原。相反，大流士更急需这些希腊城邦的水手和船只，用以运送军队，此外还需要希腊工程师，很可能还有希腊工人，因为要靠他们修建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the Danube River）的桥梁。
大流士一世对斯基泰人进行征战，很可能还意在攻占色雷斯，这是西征的首个必经战略要地。历史资料显示，大流士的军队曾向欧洲内陆挺进了一段距离，并至少遭到了色雷斯盖塔（the Getai）部落
的强烈抵抗。之后大流士继续西行收服马其顿，马其顿国王拱手而降。大流士顺利在爱琴海北岸建立了数个波斯据点，包括多里斯库斯（Doriskos）
。
斯基泰人的领土位于欧洲大陆深处，所以大流士必须先渡过连通着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欧洲，继而穿越黑海以西的广袤土地，其间要经过色雷斯地区。在此之前，大流士需确保其军队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条水道连通赫勒斯滂（the Hellespont）
，最终汇入爱琴海与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海峡两侧迦克墩和拜占庭城邦的僭主也像马其顿和其他城邦的僭主一样，早已被大流士收服。在波斯军队抵达之前，他们专门修建了一座桥梁，横跨海峡连通两城北端，这座桥由一位名叫曼德罗斯（Mandrokles的萨摩斯建筑师设计建造。后来大流士曾将拜占庭城的僭主阿里斯顿和其他僭主带到多瑙河渡口，此举表明他已完全掌控拜占庭城。而迦克墩的僭主没有被带走，可能就是为了留下守卫这座桥。除了这座桥，大流士还下令曼德罗斯在多瑙河上建了另一座桥——一座由船只组成的浮桥。大流士曾从爱琴海沿岸各希腊城邦征召船只，一方面是为建造浮桥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运送军队和补给，不过大多数队伍还是经由陆路进入色雷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曾记录，这些聚集在多瑙河浮桥上的僭主曾争论是否要摧毁它，以此将波斯军队困在多瑙河以北。这一说法受到质疑，因为首个提出者米太亚德（M iltiades）是克森尼索（Chersonese）城邦的僭主，后来在雅典因通波斯被指控叛国，他很可能只是用这套说辞为自己辩护。当然，僭主们很可能有过摧毁浮桥的念头，只不过他们还需要借助波斯人的扶持来维护统治，而大流士也需要通过这些僭主来控制希腊城邦，因而最终并未付诸行动。
最终多瑙河上的浮桥还是安然未损，为波斯人运送军队和补给提供了便利，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那座桥的命运却未在史料中留下只言片语。无论如何，这两座桥最终都不会留存，战事结束后都将不复存在。在大流士所立的众多纪念性石柱中，其中一个就刻有他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举，这根石柱最终被迁至拜占庭城，成为阿耳忒弥斯（Artem is）祭坛的一部分，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桥可能已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被彻底摧毁，也许“拆除”才是最恰当的描述，因为组成浮桥的船只并没有就此遗弃。
大流士回程时，经塞斯托斯（Sestos）穿过赫勒斯滂抵达亚洲的阿拜多斯（Abydos），
此时博斯普鲁斯海峡发生了一些骚乱。当时大流士任命欧塔涅斯（Otanes）为“海岸地区”——赫勒斯滂弗里吉亚（Hellespontine Phrygia）行省
——的新总督。在欧塔涅斯治下，拜占庭和迦克墩城邦爆发了反抗，不过被他迅速镇压，其他如安坦德鲁斯（Antandros）、伊姆罗兹岛（Imbros）和利姆诺斯岛（Lemnos）的叛乱也迅速被压制，其中只有利姆诺斯岛进行了激烈抵抗。所以大流士选择这一非常规路线回程，主要是因为接下来他要赶往萨第斯（Sardis），穿越赫勒斯滂路程最短，而非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发生的小骚乱。
显然，大流士率军返回亚洲后，拜占庭和迦克墩城邦的僭主也就恢复了统治权，当然前提是他们未煽动、参与当时的反波斯起义。反叛者无疑都受到了波斯的严惩，波斯已将这些希腊城邦牢牢控制在手中。在波斯人看来，局面已尽在掌控，这些希腊城邦已掀不起什么风浪。至于色雷斯地区，则由波斯将军迈加比佐斯领军戍守。他曾断言迦克墩城当初的建立者眼盲心瞎，因为海峡对面的拜占庭城才更得天独厚。如此评价也说明当时拜占庭城的顺从与平静，不曾反抗波斯的控制。
这种平静维持了不到11年。公元前499年，小亚细亚附近爆发了反抗波斯统治的爱奥尼亚（Ionia）起义
，起义军占领并焚烧了萨第斯，这一行为激怒了波斯人。爱奥尼亚起义军被波斯镇压，但叛乱仍在蔓延。曾在斯基泰战役中为波斯贡献舰队的希腊城邦再次集结了一支舰队，只不过这一次，舰队是用来扩大尚未受叛乱影响的地区的反抗行动，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处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拜占庭被说服加入反抗，这对拜占庭来说可能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从地理上看，拜占庭远离叛乱地区，且波斯人的征服和统治让他们心有余悸。不过最终拜占庭还是加入了起义大军。如果当时拜占庭的僭主还是阿里斯顿的话，很难说他是何下场。
很快，拜占庭成为前米利都（M ilesian）僭主希斯提亚埃乌斯（Histiaios）
的据点，他被米利都人民驱逐后，选择加入爱奥尼亚起义并反抗波斯。他从莱斯沃斯岛征集了八艘三列桨座战船（trireme）
，以拜占庭为基地，截击自黑海驶来的商船，征收通行费。希斯提亚埃乌斯的身份很难界定——海盗？私掠者？爱国义士？还是合法的税收代理人？这些标签各自带有不同的道德评判，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拜占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
八艘三列桨座战船意味着他的队伍不过几百人，如果希斯提亚埃乌斯的活动没有得到拜占庭人首肯，这样一支队伍就很容易被驱逐。因此，即使希斯提亚埃乌斯的行为不是拜占庭人心之所向，至少也得到了默许，这大概是因为其所得部分通行费转交给了拜占庭，另外他的士兵在城内消费对拜占庭也是利好。因此，拜占庭人至少是他的同谋。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拜占庭亲自派船参与这场劫掠，也许是因为当时其海军力量有限。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可能是波斯人禁止其发展海上军力，也可能是僭主阿里斯顿的授意，因为他显然深知水手们对民主的向往，任由他们组织起来将会对他构成威胁。希斯提亚埃乌斯的行径终为拜占庭招致大祸。波斯人收复爱奥尼亚后，迅速平息了起义的最后余烬。希斯提亚埃乌斯乘船逃回爱琴海，继续对抗波斯，以明其志。然而，他终究未能抵挡住强大的波斯，最后被捕并被处决。波斯大军最终强行进入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对其施以猛烈的攻击，两城居民撤离并逃到黑海北部沿岸的墨森布里亚（Mesambria），由此可以看出拜占庭居民对波斯人由衷的恐惧，也暴露了他们对未来的绝望。墨森布里亚后来被视为拜占庭人的新定居点，但考古挖掘表明，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色雷斯城镇，且早已融入大量的希腊人口。被波斯人占领后，拜占庭和迦克墩已不复往昔繁荣，但因其战略位置重要，波斯很可能派驻了军队，以确保对这一关键水道的控制。
本书在论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城）历史上数次围城之战时，难免会涉及一些难以定论的历史事件，比如，公元前513年和前493年的战事。已知拜占庭在这两次战争中并未被围困，但城池最终都被敌人占领。公元前513年，欧塔涅斯确实攻击并占领了拜占庭和迦克墩，但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对这次战事的记述中只强调了利姆诺斯岛居民的抵抗，由此可以推断拜占庭和迦克墩并不曾反抗波斯，或即使抵抗过，也没有持续多久，也就是尚未达到围城的程度便已投降。而在公元前493年的战事中更是完全未作抵抗，居民在预见了即将面对的局面后弃城而逃。所以这两次到底算不算是围城？如果有更多的信息佐证，欧塔涅斯的那次攻击或许勉强能称得上，但公元前493年的战事却不是围城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拜占庭在公元前478年再一次沦陷。15年前拜占庭居民逃离时，腓尼基的船员曾占领并焚毁这座城市，可能部分地区得以留存或得到重建，足以让波斯人将其作为军事要塞使用。直到公元前479年希腊城邦与波斯之间的普拉提亚战役（the Battle of Plataia）
爆发，驻守于此的波斯将军阿尔塔巴左斯（A rtabazos）带军撤退后，拜占庭的最新状况才再次为外界所知。阿尔塔巴左斯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的所为颇有争议，其部分部队在维奥蒂亚（Boiotia）遭到满腔仇恨的希腊人屠戮，而他自己则带领残兵北逃。在穿越色萨利（Thessaly）和色雷斯地区时，由于希腊海军已控制赫勒斯滂，他只能掉头从拜占庭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迦克墩。离开拜占庭时他很可能加强了驻军，因为深知波斯帝国无法接受在希腊的失败。之后希腊舰队从赫勒斯滂开往拜占庭，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阿尔塔巴左斯的部队相遇，因为此时这些波斯士兵无疑也像曾经的希腊人一样，满怀复仇厮杀的渴望。事实上，一支小型波斯部队在塞斯托斯和多里斯库斯坚守了一段时间。最终，波斯驻军留守在拜占庭，就像曾经的希斯提亚埃乌斯一样，不仅对黑海至希腊各地的贸易通道构成持续威胁，更为致命的是，影响了希腊的粮食安全。于是，希腊船员在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的指挥下围攻了拜占庭。这次围攻持续的时间不得而知，最终波斯人被驱逐，拜占庭被希腊掌控。这便是有据可考的第一次围城战，尽管具体细节难以考证。
希腊联军在帕萨尼亚斯的领导下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大获全胜，联军的战船一半由雅典提供，另一半则来自斯巴达和其他希腊城邦。不过，胜利后的政治走向，大大超出帕萨尼亚斯所料。他的强硬指挥方式激起联军的不满，他们劝说雅典人阿里斯蒂德（A risteides）接替帕萨尼亚斯进行指挥。阿里斯蒂德婉拒了这一提议，但联军的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以至于对帕萨尼亚斯的战船发起威胁，已实质上构成政变。据说，联军甚至冲撞了他的战船，联军舰队濒于分崩离析。最终，帕萨尼亚斯被召回斯巴达，随他一同返回的，可能包括所有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地区的舰船。被召回的原因部分是他的傲慢，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斯巴达人坚持认为，作为反抗波斯的主力，他们有权指挥其他城邦，这显然并未得到盟友认同。帕萨尼亚斯被召回后，雅典接手指挥权继续征战，其指挥官阿里斯蒂德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召集所有尚未离开的船长在自己的战船上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时舰队正停泊在拜占庭附近。这次会议为战时联盟的持续奠定了基础，且确立了阿里斯蒂德的领导。这一战时联盟后来演变成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
，进而发展为雅典帝国。
拜占庭最终收回自治权，可以推测，那些在墨森布里亚避难、归心似箭的拜占庭人终得以回归故土，并开始重建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帕萨尼亚斯孤身一人重返拜占庭。他悄无声息地离开斯巴达，返回这片既见证了他辉煌胜利也铭记了他深刻耻辱的旧地，并受到拜占庭人的热烈欢迎。他在拜占庭是何身份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绝非僭主，可能主要是通过支持或影响当地的统治势力来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非直接统治。他在外交上活跃，与达斯基利昂（Dasky leion）
的波斯总督以及色雷斯人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这些行为后来被视为与波斯勾结，但很多细节众说纷纭，或许除了帕萨尼亚斯本人，没人了解全部真相。不过，就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足以让人对他的行为和动机产生怀疑。拜占庭人接受并容忍他，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加入提洛同盟的不情愿。拜占庭起初并未加入该同盟，即便后来加入，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参与。显而易见的是，帕萨尼亚斯不论是不是“投靠波斯者”（Medizer），
都在拜占庭生活了七年，时间大约从公元前477年持续到前471年，或前476年至前470年。并未见有针对他暴虐之行的控诉，由此可以推断他在拜占庭甚是和顺，得以波澜不惊地推进其外交策略。不过，不难推测，他与波斯的交往——不论是出于阴谋、外交，还是友谊——终为人所知，并且很可能被添油加醋，广泛传播，最终被疑为叛国。拜占庭人可能了解并接受他的所作所为，但对雅典及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而言，则不然。当时提洛同盟仍在与波斯人交战，帕萨尼亚斯在拜占庭与敌人的交往被揭露后，终使得雅典将军客蒙（Kimon）前往马尔马拉海，将其逐出。
为迫使帕萨尼亚斯离开拜占庭，希腊人不得不对拜占庭进行围攻，由此可以看出，帕萨尼亚斯获得了拜占庭当局（可能是寡头政体）的支持，以及市民的广泛拥护。至于希腊人的围攻持续了多久，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围攻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帕萨尼亚斯后来逃至特洛阿德（Troad）的科洛奈（Kolonai）小镇寻求庇护，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依旧形迹可疑。
这段历史表明拜占庭虽不曾给提洛同盟制造麻烦，但对加入其中也心有不甘，直至经历了围城和帕萨尼亚斯的撤离，才勉强加入同盟。可以推测，在一段时间内，拜占庭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城市的重建工作中。拜占庭必须重新确立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发展贸易体系，为此必须壮大自己的海军实力。拜占庭曾两次被雅典人主导的军队攻占，这种屈辱的经历可能与波斯的强行占领一样，给拜占庭人留下了深刻创伤。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作为墨伽拉曾经的殖民地，从语言和种族上看属于多利安人（Dorian）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雅典人，则属于爱奥尼亚人。这两大希腊族群之间历来剑拔弩张。因此，拜占庭人对于雅典人的到来以及成为其主导的同盟的一员，并没有太多的热情与向往。
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拜占庭城两次被攻占、两次受围困，拜占庭人历经国破城毁、流离失所。其中一次围困令城邦沦陷，另一次则迫使其驱逐了一位外来领导者。这四次来攻均由水路发起——波斯人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雅典人则是经由马尔马拉海。波斯人的进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雅典人造成的破坏虽相对较小，但也不遑多让。这一连串战事的源头其实都是波斯帝国，其向西扩张引发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和对抗。即便是最后一次战事，表面看似乎是希腊内部纷争，实际上也是帕萨尼亚斯与波斯人包括波斯皇帝暗通款曲引发的后果。
在这一系列战事中，拜占庭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棋子，虽然这一点在第四次围攻中不那么明显。头两次被围，拜占庭人不战而降，甚至弃城而逃，远离故土。第三次围攻中他们击退了波斯人。第四次围攻，拜占庭人屈从了攻城方希腊人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算是战败。上述种种绝非心甘情愿。但不论如何，这一系列战事为拜占庭随后5个世纪的地缘关系定下了基调：作为一个夹在大国势力中的小城邦，它在外交上必须见机行事，才能避免反复被蹂躏。